小伟

电影《小伟》截止发稿前，累计票房79万。

导演在微博上亲自送票。

前几天，看到了一部私人很喜欢的电影《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

上一次这么私密的喜爱，还是看韩国的电影《蜂鸟》，在院线，是《过春天》。

当然能从技术挑很多瑕疵，但内心就是实实在在被击中，觉得怎么有人拍的这么准确，把自己的情感体验表现出来。

尤其是去年父亲患癌(如今已痊愈)，自己也在广东念书的背景下，更加对电影感同身受。

母亲的瞒骗、儿子的受困、父亲的自尊与幽默，还有迷离恍惚的青春期急促的脚步，一笔一划都落在感情的羁绊，使自己还没看完就为导演叫好，怎么能拍得这么准确、这么厉害！

可是，这部电影却不到一百万的票房，在我所处的城市，它一天只有两场排片，一场不过七八个人看。

它就要下映了，所以我想吆喝一声，大家快去看，在广东长大的，更值得看，因为当你走出影院，你可能一瞬之间，分不清电影和真实的距离。

坐在影院外回想，我的喜欢肯定是有私人情感的加分的，但作为一部新人长片，导演的才华绝对不该只是50万票房的冷落。

导演把电影分为三段式，一家三口，每个人名作为一段，慕伶，一鸣，伟明，押韵回转，三段结合，正应了电影的英文名 All About Ing。

电影前两段堪称惊艳，岭南的地理风貌、城市景观，结合连脏话都用得精准的粤语方言，使得电影有自己潮湿黏腻、沉静克制，又蕴含着朴野和市井气息的美学风格，这正是广东的神韵所在。

摄影机在导演手上好似幽灵，从医院里的手持摄影，到一家三口的日常交流，再到莽撞少年的后山奔走，情感的精确建立在亲切可感的细节，笨拙与执拗，谎言中的真话，都结结实实地成为落在记忆上的光斑。

自然还有不足。

比如伟明段超现实部分的违和、三位主演皆为香港人，虽努力避免，仍偶有流露的港味和广州味的微小错位，后半部分表达、致敬倾向过多，而导致的沉浸式体验被打破，但作为新人导演，黄梓对摄影惊人的感受力，对叙事、结构和美学风格的讲究，已经使他超凡脱众，即便现实里看起来朴实、普通，但只要摄影机在他手上，他就是整条街最靓的仔。

所以，还没看的朋友，趁电影还没下线，快去看吧。

提起国内新人文艺片，大家常说《路边野餐》《春江水暖》，我觉得，这部《慕伶，一鸣，伟明》倒是一点都不差。

正文：受困与挣脱：家庭叙事中的广东书写——以《小伟》《过春天》《隐秘的角落》为例电影《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取材自导演真实的家庭经历，以父亲罹患肝癌为由头，书写了父、母、子三者的隐秘心境。

影片的三段落结构恰好以人名为视角线索，一家三口，慕伶，一鸣，伟明，每个人的视角逐次进阶，从生死、青春，再到对乡愁的回望。

《小伟》是一部家庭为叙事核心的电影，实则借助家庭阐发了作者对存在本身的思索。

有趣的是，在近年来院线和网剧上热议的广东叙事中，家庭都是被叙事者重点关照的地方，从《过春天》里深圳女儿与香港父亲的隔窗对望，到《隐秘的角落》少年朱朝阳所经历的压抑家庭，再到看似与家庭无关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其实书写了一位压抑、变态乃至精神分裂的丈夫（城建委主任唐奕杰，张颂文饰演）和他与妻子的紧张关系。

潮湿、隐秘、幽微而疏离的家庭关系，成为广东叙事中常见的美学风格，借以匹配广东的城市景观、地理风貌和方言俚语所共同组成的空间氛围，换句话说，电影作者对家庭的描写，既与作者自身的经历（如《小伟》）、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如《隐秘的角落》）、广东日常的家庭生态有关，也跟整部电影的美学建设有关。

在日益凸显地方性审美、强调作为一种风格存在的地方（比如时下流行的东北书写）成为影视剧潮流的背景下，书写广东的作者也不谋而合地在美学上建构起广东风格，它取材于现实，但也是高度景观化的艺术表现，所以我们会看到：城中村、废弃渔船、潮湿海岛、亚热带和热带植被，乃至朴野市井、暧昧迷离的语言成了广东电影的常态，借助对家庭叙事的对比，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为权力结构和情感容器的家庭，也是家庭背后，作为一种乡愁存在的广东。

《小伟》：一家三口都在各自的困局中在《小伟》《过春天》《隐秘的角落》三部电影中，《小伟》聚焦的是广州中产家庭的日常经验。

电影中一家三口生活在省城广州的宽敞住宅，借由老师之口，观众也能得知，一鸣的家庭不说阔绰，至少在小康之上。

否则他的家庭不会有财力送他去加州大学读书，也不会在父亲伟明罹患肝癌之后，整个家庭依然不至于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但经济并不是《小伟》关注的重点，电影的叙事其实有意淡化了阶层区别，而是用更亲近普通人的镜头语言，呈现出多数广东年轻人真实可感的家庭和青春记忆。

导演黄梓用地理地貌、城市景观和极具方言感觉的对话搭建了一个克制内敛的情感系统，摄影机在他手上好似幽灵，从医院里的手持摄影，到一家三口的日常交流，再到莽撞少年的后山奔走、父亲寻根之旅的肃穆幽深，电影中家庭情感的精确建立在亲切可感的细节，比如叙事中偶尔旁逸斜出的部分：医院电梯里有人抱怨果篮不实惠，水果又贵，患癌病人也不适合吃，镜头一转，病房里伟明的妹妹和妹夫就给伟明送了一个果篮。

又比如说在主线叙事里：当母亲和一鸣瞒骗父亲的病情，在他深夜咳血时谎称他只是咳了一点时，谎言背后的无奈，结结实实地打在观众情感的软肋。

《小伟》的家庭叙事由两重构成。

一重是慕伶、一鸣、伟明这一家三口，另一重是伟明和他隐秘的家庭记忆。

在前一重叙事中，导演淡化了电影的苦难色彩，而是赋予了镜头平和含蓄的质感，同时用富有生活化的语言增加了电影的趣味。

父亲患癌，一家三口都在各自的困局中。

摆在父亲面前的是病痛之困，知道自己即将死亡而无法改变。

摆在母亲面前的是爱情和家庭之困。

坐看爱人离去，自己在后半生与谁相依？

又如何在家庭与个人情感间求得平衡？

摆在儿子面前的则是青春之困，少年获得了去美国念书的机会，渴望逃离沉重，却又不舍羁绊，小小孩童思考自己如何应对人生的重负。

三重困局，归咎于情感之困、命运之困，可以说，《小伟》之所以承载了这么多，是因为他是导演给自己的一份阶段性人生答卷。

而在《小伟》的第三部分伟明篇，借助父亲的寻根之旅，观众看到了另一层家庭关系，那就是从偏僻海岛奔赴省城，却因此与父辈渐行渐远的伟明—父母这一对家庭关系。

黄梓用超现实的蒙太奇处理，让少年伟明的记忆与一鸣（伟明之子）的视角交织，形成了一种时空交错、两代人面临同一难题的观感。

昔日是伟明从海岛来到更大的广州，如今是一鸣准备去往更宽广的世界，两种逃离，殊途同归，可这真的是生活的唯一解法吗？

通过影片最后一鸣的选择，导演其实提供了自己的回应。

《隐秘的角落》：晦暗家庭里的权力结构如果说《小伟》家庭叙事的落脚点是省城经验，那么拍摄选址在湛江的《隐秘的角落》，则提供了广东小镇的新的况味。

湛江在广东属于三线城市（一线是广州、深圳，二线是东莞、珠海等泛珠三角地区城市），《隐秘的角落》虽没有明指湛江，但该剧的生活叙事明显取材于湛江的风土人情。

与《小伟》不同，犹如一曲南方恐怖童谣的《隐秘的角落》抵达了家庭更压抑、挣扎乃至仇恨的暗流，它的落位点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把桌子掀开，让见不得人的脏东西都摆给看官看。

《隐秘的角落》注意到了家庭的权力结构和它与社会结构的联系，但它与脸谱化的反父权电影又不同，它揭示出作为父权发言人角色的既可能是父亲，也可以是母亲，也即是说，现实中性别关系和权力关系其实是互相渗透、需要具体对待的，而笼统的父亲即父权叙事其实无法解释广东家庭的部分问题，尽管在粤西、潮汕等地，男尊女卑、父权崇拜的氛围仍然如狂暴的雨水席卷在大地上，但落实到现实中，一些参与到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在压抑和反压抑中也会扮演父权的角色，可她仍然是悲剧性的，受到整个父权社会的伦理和文化所桎梏的，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隐秘的角落》的主角一家三口（朱朝阳、周春红、朱永平（周春红前夫）都被困在一种受虐似的氛围中。

在《隐秘的角落》中，主人公朱朝阳和张东升的互文也值得注意。

某种意义上，此二人互为镜像，朱朝阳就是小时候的张东升，张东升就是长大了的朱朝阳。

张东升喝瓶子里的水要一口气喝完，因为小时候，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总是逼他快点喝完牛奶。

朱朝阳暗暗喜欢能让他温暖的普普，所以长大后，他渴望拥有一个像普普这样的女儿。

他们都拥有缜密的头脑、专注的意志力，喜欢数学，参透笛卡尔的童话与现实，也同样，他们出生在一个极度压抑的原生家庭，目睹长辈以爱之名行恶之事，于是恶之花在黑暗地谷熊熊燃烧，谎言和背叛成了他们脱不掉的面具。

《隐秘的角落》呈现了一种恐怖而压抑的家庭乃至亲戚间的伦理关系。

该剧的镜头语言铺陈了很多细节来制造令人毛骨悚然的体验。

例如在该剧第一集末尾，张东升约岳父岳母去爬山，到亭阁间隙，张东升向岳父询问摄影技巧，问了一句:“我还有机会吗？

”岳父以为，他说的是与女儿的事，也即“我和您的女儿还有机会吗”？

此时，妻子正与张东升闹离婚，而妻子的父母显然在自己女儿这边。

岳父母皱下眉头，劝东升放下执念，暗示他与自家女儿缘分已尽，但东升本想问的，其实是“在摄影进步上还有机会吗”。

在这种话语误会中，东升明白了岳父母的态度，并决定杀死岳父母。

导演在这里展现了自己对光线和声音运用的能力，从自然光到阴影加深，面部特写，从舒缓的镜头到步步加快，再到频繁正反打，烘托张东升压抑、焦虑、愤怒的情绪，此时响起的如同心脏跳动般的音效，结合秦昊演出的平静又压抑的面部表情，达到了一种耳朵嗡嗡响、仿佛水流漫灌迅速要将人淹没的感觉，很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状态。

当朱朝阳被母亲逼着喝下热牛奶的时候，观众能感受到他处在极度压抑的控制型家庭里。

朱朝阳的母亲是一个专制型母亲兼抑郁型母亲，在心理学里面，有的家长被称作专制型家长和抑郁型家长，朱朝阳的母亲两个都具备了，第一个是她对儿子孩子有极强的掌控欲，第二个是她经常会表演成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就是说这事情都是你爸造成的，我都是受害的，我那么委屈把你带大了，你怎么就不懂感恩呢？

剧中有一个情节暗示：朱朝阳的母亲周春红逼迫朱永平签下离婚协议书，但在周春红的叙述里，就变成了朱永平主动要离婚，导致他们母子只能在别处生活。

我们从这个例子能够发现，朱朝阳生活在一个被掌控和压抑的家庭里面，他埋藏了很多想要宣泄的情绪，同时他渴望得到友谊。

然而，《隐秘的角落》对家庭的表现并非没有缺憾。

在《隐秘的角落》里面，演员在给出他的痛苦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依靠外部的权力关系或者是社会怎么运转导致了他走向悲剧，而是靠自己来酝酿出压抑的情绪，从而表现给观众看。

比如他会通过自己的服装打扮来表现出压抑，或者通过拨橘子、被逼迫喝牛奶等等表现形式来表现压抑，但是个体这时候只处于家庭或者婚姻内部的关系中，他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随之被淡化。

虽然，观众据此可以夸赞演员的表现力，但是该剧对社会空间的构建、对权力关系的探讨依然是浅尝辄止的。

此外，该剧虽然意识到了女性受困于父权文化的复杂处境，但在呈现具体角色时，受困于主要视角（朱朝阳和张东升皆为男性），该剧对王瑶（片中以朱永平情人的角色出现）这样的女性角色的呈现仍有一丝男性凝视。

如果从普通观众的视角带入，王瑶似乎是一个招人烦的角色，但这是由于《隐秘的角落》是从朱朝阳的视角出发的，创作者虽然没有明面上包庇朱朝阳，但该剧的视听语言就是让人倾向于同情朱朝阳，而在朱朝阳的视角里面，王瑶是让让他的父亲出轨的角色，她充当了一个水性杨花或者说欲女的典型，这种描写在中国的男性向作品里面非常普遍。

《过春天》：广东少女视角的家庭回望《小伟》和《隐秘的角落》都是男性视角为主的家庭书写，与之相对，《过春天》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女性视角，借助少女佩佩的城市穿梭和青春回望，女性在家庭叙事中不再是配角或者男性凝视的对象，而是成为情感发生的主体、，却又在疏离和迷惘的游走中处于一种渴望挣脱、又似乎无法抽身的矛盾境地。

影片的主角佩佩出身在离异家庭，父亲是香港土著，二婚后有了自己的美满家庭，母亲则是深圳浪女，在麻将和男人间浑噩度日。

佩佩成长在这样的原生家庭里，比常人更多了一分对孤独和疏离的洞察。

她渴望关爱，却不擅主动开口，她像一只蜂鸟飞翔在深港之间，到头来浪漫易逝，孤独仍是人生的常态。

《过春天》触摸到了现代家庭的另一重难题。

那就是压抑和控制型家庭的另一边，父母的分开和淡漠也会对后代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佩佩年少时感受到的不是父权的压制，而是个人主义文化下亲密共同体的缺失与重建之困难。

当人人高呼自由，自我乃至自恋在社会中成为主流，谁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亲密共同体的建立如何成为可能？

在今天，激进的人会跳出家庭，接受独自一人的宿命，但对更广泛的人们来说，如何在爱情和婚姻等关系中维系亲密共同体，给予子女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仍是考验这一世代是否能打破藩篱、拥抱彼此的人生难题。

佩佩的处境其实是现代社会造成的孤独。

影片有一幕生动地诠释了佩佩与父辈的关系——他们隔着玻璃窗，窗内的人有说有笑，窗外的人孤独站立，当窗内的人看着窗外的人，他们除了无言还能做什么？

《过春天》处处是玻璃的隐喻，直指影片中香港这座玻璃之城的情感本质：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每个人却都很疏离。

只可惜，《过春天》虽然意识到家庭破碎、个体孤独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处理地并不够深刻，而需要观众结合其他资料作出补白。

《过春天》里的广东是以深圳和香港作为主要城市景观，而这两座城市正是现代社会资本文化鼎盛一时的产物。

从屹立在东方岸边的那一天起，香港作为丰饶资本神话的一部分，就注定是欲望之都和造梦之都。

但这座梦幻的天堂，同时也弥散着罪恶与虚无。

《旺角卡门》与《无间道》为我们展现了香港黑道社会的枪火淋漓，《阿飞正传》和《重庆森林》则指出了繁华城市内部的漂泊无依。

更有《玻璃之城》《春光乍泄》等作，呈现港人面对回归时的复杂情绪。

而在近些年，随着阶层壁垒的上升与陆港来往的深化，反映香港底层及陆港穿行者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如《一念无明》《踏血寻梅》乃至《过春天》，影片无不在逼仄的空间里做文章，将人物的残酷处境置于香港的灯火璀璨，用激烈决绝的方式表达对现实壁垒的愤怒。

《过春天》的情绪是建立在空间之中的，从水箱中的鲨鱼到奔走深港两地的水客，电影无处不是空间的隐喻。

当年轻的阿豪站在山顶上大喊：“I’m the king of Hong Kong！

”他现实里只是大排档里的打工仔。

当佩佩渴望着香港能下一场雪，她透过玻璃看到的是可望不可即的距离。

影片最感人的一出戏毫无疑问是佩佩和阿豪的互绑手机，在逼仄的空间和暗红灯光的渲染下，佩佩和阿豪这两只囚禁的鸟，做着他们最后一次高飞的梦，那一句干完这票就建厂的玩笑，如同佩佩盼望去看雪的乌托邦式梦想，梦醒之后是破碎一场。

在香港电影《一念无明》中，阿东和父亲黄大海居住在只有两步大小的笼房（以铁丝网围住的床位寓所，指一个单位内有十二或以上租户，并共享厨房、厕所。

这些住在笼子里人被称为“笼民”），阿东小时候常记得母亲说的一句话：“你要懂事，要往上流动，不读书怎能往上流动。

”而在《踏血寻梅》中，春夏饰演的佳梅苦于无经济收入，绝望之下走上援交道路。

与这两部电影不谋而合，通过佩佩的视角，《过春天》同样为我们展现了那个“看不见的香港”，电影中那些走私犯罪的勾当，就在压抑、黑暗的空间内上演，当佩佩第一次被阿豪领上狭窄破旧的楼道时，她就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但那股赚钱的冲动，还是催促她快步跟上。

这里生活的大多是无依无靠的底层，既有走私倒卖的小喽啰，也有辛苦经营小店铺的摊贩，他们受制于学历、经济实力和家庭背景，年纪轻轻就被主流社会抛弃，阴暗压抑的空间，就是影片中典型的阶层符码。

《过春天》也侧面呈现了上流人的生活。

借助佩佩的闺蜜阿Jo的讲述，我们看到了她家富丽堂皇的居室，蔚蓝色的游泳池、养鲨鱼的水箱、非常宽敞的空间，还有用不完的衣服，和阿豪等人所在的空间截然不同。

但有趣的是，这两类人分享的都是资本社会的逐利逻辑，都在道德越界的边缘摆动，当阿豪等人为了赚钱走私物品时，上流人则通过他们的财富和关系为儿女铺平名校之路，警察最终抓捕了花姐的团队，可那些上流阶层更隐秘的不道德行为，却没有执法者去约束，这是资本社会的讽刺之处，也是阿豪这样的年轻人对现实无奈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过春天》中，深圳作为香港的对立面存在，它安静、宽敞，与香港的聒噪、局促形成鲜明对立，佩佩深夜还在空间充足的家中就寝，早上就要踏入拥挤的地铁，而后奔赴潮热紊乱的香港。

导演在处理这两个空间时用了夸张的手法，她通过镜头和声效的处理（呈现香港的镜头节奏更快，声效更压迫，与深圳有关的则偏向舒缓），放大了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差异。

但深圳也和香港一起，共同搭建了人物与资本快速流动的空间，没有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关卡设定，以及两地在物价、消费与生活上的巨大不同，《过春天》最大的叙事悬念就无法建立，叙事的紧张感也无从谈起。

所谓过春天，即走私过海关，是走水客往来港深的行话。

过春天可逃税，是不折不扣的逐利行为，这个浪漫的字面及其真实含义，在令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人更理解港人对物质的复杂态度。

导演对物欲并不是一昧批判的，而是承认了物欲对港人的重要作用，香港很少纯粹的东西，大部分事物和关系都建立在物欲上，对物质的渴求填补了他们的空虚，也让他们对未来有了更更多期盼，在《过春天》中，物质的符号不只是那一座座高楼大厦，还有被缠绕在男女腰间的苹果手机、去往东京的机票，连最极致的浪漫也勾连着对金钱的渴求，这才是《过春天》对现实的敏感所在，香港人的浪漫总是深入现实的，他们要的不是空中楼阁似的浪漫，而是在庸俗的金钱土壤中开出一朵花来，不是俗气的俗气，浪漫的归浪漫，最浪漫的事就在俗气中。

而在香港式的浪漫中，流动与紧张也总是相伴相随。

王家卫就是精通此道的高手，从《阿飞正传》到《花样年华》，他把流动与紧张的分寸拿捏地恰到好处。

小小空间里阿飞旁若无人的独舞，是夹缝中求自我。

窄窄过道中婀娜的旗袍，是女人在变乱中保有自己的尊严。

到了《过春天》，镜头随时跟着主角佩佩的步伐流动着。

从天台上青春肆意的挥舞手臂，到投身走私后在深港两地穿梭，影片的叙事节奏一点点剧烈，终于到大雨瓢泼时升入高潮，佩佩就像那条水箱中的鲨鱼，始终都在游动中，一刻不想被禁锢，这个人物的个性本身就是影片最大的流动性，而她所在的都市与她所做的危险的事，则是紧张的源动力。

《过春天》通过巨大的流动性表现出佩佩的无根感。

她是香港人，却从小随母亲搬到深圳，过上了去香港上学、回深圳休憩的漂泊生活。

她的家宽敞，可父亲不在，母亲沉迷麻将，这个家本质上是空壳。

她好不容易在走私团队中找到亲密对象和归属感，结果团队头目花姐只是利用她，亲密对象阿豪也在被捕后与她走散，佩佩的身后是许多“跨境学童”的身份缺失，他们不被香港土著接纳，却也不属于地地道道的深圳人，而他们流连的这两座城市，本就是身份困惑严重的城市，一个在殖民改造与一国两制中身份暧昧，一个则是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缺乏深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佩佩“过春天”，实是她找寻认同感的过程。

而这种失根的怅然，在高度商品化的都市中被加剧。

香港是一个可以使一切东西都成为商品的城市，亲情、友情、爱情，随时都处在被商品化的边缘。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商品化的逻辑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于是，人们打算他人也充满了价值的算计，佩佩的母亲把自己变为满足男性凝视的商品，通过取悦男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生活，佩佩的父亲则依附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中，他是一个血汗工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

佩佩自己，却因为弱势的出身而时常被人看不起，以至于她的闺蜜翻脸时对她恶语相向，讥讽她“你们全家都是鸡”。

早在王家卫的电影中，香港社会的失根痛苦就被描述。

《阿飞正传》里，阿飞从小与生母分别，无根的孤独感深深缠绕着他，他一度寻求埋头于寻欢作乐来排解，但发现无济于事。

他要寻找生母，又无功而返，最后还客死他乡，成为一个“失根”的象征。

电影里，“无脚鸟”的意象被反复提及，王家卫借旭仔之口道：“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重庆森林》中，“爱无能”成为都市青年在疲惫生活中的无可奈何，他们孤独，这份孤独无法完全通过性、金钱、喧嚣来消化，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被迫孤独，还是喜欢孤独，只是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状态，只有在对消逝之物的追忆中，他们才能重拾一点生活的余温。

看死君：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没几天，但已经很少有谁提起那份获奖名单了，更多的是被文章马伊琍离婚、海清的“女演员宣言”等获奖影片之外的新闻所淹没；以及这两天被更为广泛讨论的“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又不得不让人想到这几年同样力捧青年导演的金马奖的举步维艰。

近十年来，中国电影似乎从没有像今年一样被集体唱衰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好电影诞生。

当真正的好电影出现时，我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更何况，在这青年导演队伍日益壮大的当下，每年从FIRST等影展向电影市场输送的年轻血液中，也都不乏年度黑马之作。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便是荣获了本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的作品，黄梓导演的《慕伶，一鸣，伟明》。

作为今年影展的四部惊人首作之一，本片在众多参赛片中显得有些特别，它看似只是一部司空见惯的家庭电影，却在其中埋藏着太多的“宝藏”，拥有非常大的解读空间。

命脉相连的一家三口的日常琐事，面对沉甸甸的生死命题的半梦半醒，以及逃离现实和回归自我的相互拉扯。

关于家庭，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关于告别，影片《慕伶，一鸣，伟明》就像是一支悲喜交织的奏鸣曲，暗涌出独特的生命体验。

正如片名所呈现的那样，影片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一家三口各自不同的人生，并最终拧成一个绳结。

看似是彼此分割的不同视角，追根溯源之下，却都殊途同归。

那条缠绕在母亲、儿子与父亲之间的隐形纽带，赋予了这个生命共同体既温柔又悲伤的因子。

或许，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共同宿命。

影片第一章节以母亲幕伶的视角展开。

跟随着手持镜头，慕伶只身去学校寻找儿子，貌合神离的母子关系仅寥寥片语便凸显出来。

而在得知丈夫已身患肝癌晚期时，她的内心更是承受着如排山倒海般的痛苦。

作为家庭主妇，她不得不维持平静的假象，而不让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真相。

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一鸣，把学校当作一个巨大的失乐园。

与同学偷偷躲在厕所吸烟，上课期间爬墙逃学，还有对母亲的疏远隔阂。

身处青春期的他，总是冒险又不甘。

他一边对出国留学充满着向往，一边却不忍心抛下病重的父亲。

复杂的家庭情感时不时地将他拉扯进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乌托邦梦境。

似乎唯有在那里，他才没有这样的烦恼。

第三章节中，父亲伟明的视角更耐人寻味。

虽然是触及死亡这样一个让人避而远之的话题，但这个故事中，导演以超现实角度将死亡化为一种绵软的生命形式。

梦境与现实彼此交错，灵魂和肉身相互叠加。

伟明的意识脱离于肉体，回到了故土，见到了已故的老母亲。

而幕伶、一鸣和伟明在最后的无人村落和回家的火车上，达成了情感上的共鸣。

之前所有的埋怨、不解与厌烦，都随着那一趟回乡之旅悄然化解。

专访《幕伶，一鸣，伟明》导演黄梓采访 | 看死君看死君：导演好，这部电影的片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吗？

黄梓：对，这个片名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了，甚至可以说是先有这个片名，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创作。

电影分了三个人名、三个段落，每个段落都以其中一个人作为主观视角展开故事，片名就是一家三口，里面三个人的名字慕伶、一鸣、伟明，分别对应的就是妈妈、儿子、爸爸。

看死君：我发现电影的英文名叫《All About ING》，关于ING，除了对应三位主角名字的拼音后缀，还有什么用意？

黄梓：是的，ING其实就是取谐音，就是ING，同时ING在英文里面有现在进行时的意思，我想表达一种当下的感觉。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离开现在当下的感觉。

当你回忆过往的时候，其实历历在目的感觉也是一种当下的感觉。

看死君：这三个人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黄梓：其实是取决于“伟明”这个名字，因为我爸爸的名字里面就有“伟”这个字，而我爸爸姐妹的名字里都有“明”这个字，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字组合成了“伟明”，其实就是我当下的一个偏好。

至于“一鸣”这个名字，我一直都挺喜欢的，我喜欢“一”这个字。

而“慕伶”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慕”这个字。

看死君：作为长片处女作，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黄梓：其实影片的故事多多少少有我个人的印迹，是根据我的成长经历和生命体验去编写的一个故事。

虽然很多剧情其实是编的，但是里面的人物原形其实就是我和我家人。

看死君：所以，您自身的经历投射在影片中的占比还挺重的。

黄梓：是的，我爸爸确实生病了，我也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其实我爸爸生病是在前几年，那时候我刚刚留学回来，待在家里耗了一两年没啥事干，忽然间我爸就被查出病情。

我当时的心里感受就是特别想离开，因为太压抑了，每天发生的种种，让我不知道爸爸的病情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所以我就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

包括我高中时期的状态，我跟父母的关系，我当时也是非常渴望逃离，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城市，去到很远的地方。

看死君：所以一鸣这个角色，也是您个人的缩影。

黄梓：是，其实我就是把生命中两个比较困惑的阶段，交叉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现在电影里面一鸣准备要出国，但同时他又遇到了爸爸生病的情况，面临着亲情的羁绊。

他到底是选择出国，还是留在家里。

黄梓导演看死君：影片开头通过电视屏幕出“慕伶，一鸣，伟明”这个片名的方式很巧妙，可以谈谈这个构想吗？

黄梓：其实我想做成一家人在一个休闲的下午，母亲给父亲染头发，儿子本来看着电视，看着看着睡着了，躺在沙发上；他们没有哪个人是在认真看电视。

出现的一些镜头其实并没有很清晰地带出这三个人的样子，包括母亲给父亲染头发，我都没有给他们一个正脸。

而他们的真正容貌展现其实是在电视屏幕里面，他们开着摩托车，但整体还是模糊的。

看死君：影片中有三个章节，前面两章都是按慕伶和一鸣的视角来叙事；但第三章却没有完全按伟明视角，为什么？

黄梓：我觉得他们整个家庭关系的走向，虽然三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状态，但他们需要面对的都是爸爸生病的事情，而他们可能有各自面对的一个方式，他们也没有去跟另外两方一起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的沟通，达成一个和解。

从一开始他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还是偏独立的，或者说他们的关系本来便有一点疏离。

所以到了爸爸段落，虽然一开始也是他独自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慢慢地到后面，尤其是他们离开了广州，到了爸爸以前出生、成长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是有在情感上面找到一些联结点，所以那个视角并没有特别地只是专注于其中一个人。

看死君：为何会在第三章节加入梦境与现实相结合的场景？

黄梓：这个处理方式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戏剧冲突特别强的东西，我不想只通过他们面对客观困境的方式去表现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不想简单地以事件或者剧情来塑造他们的关系以及角色。

我想在最后这部分，通过建构空间的关系，加入一些虚无的情感的连接。

父子之间的情感最终在岛上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们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有效对话。

他们分别进入无人村，见到了以前的老房子，但是他们看到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爸爸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回忆的一个重现。

弥留之际，他开始有一些意识的投射，让他看到了一些与现实中不一样的东西，包括老房子里面还住着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哥哥。

那是他的一种意念的传递。

儿子一开始进入无人村其实是最写实的，然后我用了一个平行剪辑的手法。

其实那个老房子跟无人村里的其他房子一样，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会让我们意识到爸爸看到的其实是他的某种想象。

但是当儿子追寻着缝纫机的声音进入到一个老房子之后，里面又有一个中年女人，她在用缝纫机做衣服。

她的穿着打扮是一个当地农村妇女的样子，还跟他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方言。

但是，那些对话其实是他带着爸爸的意识，在跟母亲进行对话；也就重现了他爸爸和他奶奶当年的对话。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时空融合到了一起，由于儿子在当下也遇到选择出国还是留下的问题。

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有点像爸爸当年跟奶奶的一个关系。

看死君：影片的剪辑非常出彩，尤其是超现实部分，能否谈谈剪辑方面的构想？

黄梓：确实我们这部分花了很多时间，想着怎么把它剪好，担心在虚实处理的环节上很容易让人觉得有割裂感或者是有点太刻意。

现在影片中的最终呈现是我跟剪辑师都觉得比较满意的结果了。

因为我们又去补拍了很多，这其中有很多层次的叠加，原有的素材确实没办法支撑起我们想要的那种状态。

看死君：影片结尾处，幕伶和一鸣在收拾伟明的遗物，然后手持的镜头晃动着离开，这是以父亲伟明的视角吗？

黄梓：我自己也是这么理解，但是可能有些人有别的解读，我当时创作的想法就是想要有一个父亲的视角去做一次告别。

可以理解成父亲以一个灵魂的形式存在，他的意识还存在于这屋子里面，但是母子并不知道。

她们把父亲的衣服收拾好然后丢掉，是一个要继续生活的态度，父亲看到这一切后，就慢慢地离开了这个家，作为一种告别的方式。

看死君：再说一下最后这个镜头吧，从渐渐过爆到变成一个全白的画面，为何这么处理？

黄梓：这场戏其实是在现场临时想到的。

他是一个主观的视角，他看到的世界就会有一个转换，因为他可能要离开，离开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可能去到另外一个维度的感觉。

所以我想用曝光的手法，类似父亲的视角去表达不一样的细节。

作者| 想成为猫；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采访| 看死君；转载请注明出处

虽然故事背景在广州, 可是整个sound scape/城市景观/地貌与我所在城市差不多, 永远嘈杂的施工声/交通声, 山的公园, 面色凝重的匆匆行人, 狭窄的居室, 日落时昏暗的阳台, 所以尽管生命体验重合度不高, 仍然让我感到亲近. 摄影上有非常多的思考, 失焦的开头前中段缺乏的曝光最后的过曝/为了突出阴影, 无补光或者弱补光的人脸特写/医院里鬼魂般的兼顾不上的燥点长镜头/超现实小岛的俯视大远景. 虽然伟明的段落有超现实的部分, 不过整体的调子都是现实主义的, 所以当一些运镜和打光设计感很强时, 还是会有镜头的在场感, 比如空境之后还慢摇一两秒, 转移观众的视角焦点去堆满药瓶的茶几, 还有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用光影做成frame来突出视觉信息, 不过我也完全不讨厌就是了. 我还喜欢晾晒这个元素, 里面有很多晾晒的镜头, 隔壁老奶奶的看护在他们逃学时撑上的晾衣杆/小岛上被大风摇拽的被单/正在滴水的衣物/晾衣服都有一个自己的特写长镜头/最后母子的抽烟会话也在几排晾衣杆前进行.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也许只是生活感的塑造也不一定. 不过于我来说, 衣服里的水被太阳和大风蒸干, 亦是一种挣脱的象征(对应了伟明离开小岛, 一鸣想要离开中国, 慕伶想要离开这个困境), 尤其在南方城市里, 潮湿的感觉几乎永远没办法摆脱. 伟明也常常拖着身体坐在阳台的独椅上, 太阳落山都不舍得离开. 而且悬挂着的衣物好似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仅保存了人曾经的记忆和痕迹.超了短评字数限制才转到长评, 有幸看了柳州唯一的点映场, 观影体验很好, 还哭了几次, 很是被导演和制片团队的真挚所感动, 很多细节也许不是太准确, 可是还是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能够脱离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想表达的东西，不止步于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是很重要的。

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而损害了作品的完成度。

」——钱艺妮

2019年，有一部华语影片在第13届FIRST青年影展上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被评论为“让人惊艳的处女作”；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它又入围了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的角逐。

这部电影便是去年华语独立电影的黑马《慕伶，一鸣，伟明》（2019）。

它也让年轻的导演王梓与其背后的团队，一下跃入了大众视野。

cinewoo 特此邀请到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制片人钱艺妮，听她分享了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与作为一名独立制片人的心得。

图 | 《慕伶，一鸣，伟明》（2019）海报入行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Q：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制片这一行，又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钱艺妮：我本科其实学的是法律，跟电影和艺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毕业之后也在律所和四大事务所工作过，但是感觉有一段时间比较迷茫，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有了一个机会，北京有一个栗宪庭电影学校，我就来了北京，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在北京呆了到现在有5年了。

从冬春影业开始做电影制片的工作，后来去了英皇电影，去年开始做独立的制片人，然后做了我们《慕伶，一鸣，伟明》的项目，包括还有周子阳导演的新片《乌海》（2020）的制片人。

图 | 《乌海》（2020）海报当时是在冬春的时候是也是刚刚转行，开始接触电影制片。

之前更多是作为一个观影的影迷，从观赏的角度去认识电影。

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之后，就从电影制作者、创作者的角度去接触电影，就不太一样。

在冬春的时候，（我）在中山影院做了周子阳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老兽》，还有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以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这些）大概是在冬春的时候几个比较重要的文艺片。

图 | 《老兽》（2017）海报

图 | 《大象席地而坐》（2018）海报

图 | 《地久天长》（2019）海报幕后因为电影聚到一起Q：所以您虽然对于制片这条路是半路出家，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经验。

您能不能聊一聊初次见到《慕伶，一鸣，伟明》这部电影，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您这次和黄梓导演之间的合作？

钱艺妮：我当时看到我们片子的成片初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有两点：一是，它确实很动人。

你能够看到导演在这个片子里面倾注了特别深沉的对家庭血浓于血的那种情感。

虽然他表现得很克制，但是那种情感的力量，我觉得在青年导演里面是非常的难得的。

讲爸爸的生病了之后，他又选择了用一家三口，三个人个体的视角去讲这三个人各自的情感和成长，还是展现了通常我们会赋予人的一些身份标签背后他们个人的内心状态。

我觉得这种作者性也是很难得的。

以及，我觉得非常惊喜，在第一部长片处女作中，他能够在电影个人电影语言上掌控力这么强。

我觉得他将来的在电影上的路，可能性会很大。

图 | 《慕伶，一鸣，伟明》（2019）黄梓可能也跟你们有提到，当时在前期拍摄当中，他家里人在各方面，资金、拍摄、制片上的帮助特别大。

在家里人的帮助下，他能够完成这一部处女作。

他是在广州拍的，然后他来了北京。

他的剪辑、调色师、我们后来的出品方，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个制片人赵晋，他和他的公司，都是因为导演和这部片子聚在一起。

可能黄梓导演他不太善于言辞，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通过他的电影来跟我们交流，跟观众交流，他在电影里表达了很多东西。

图 | 钱艺妮（左）与导演黄梓（右）Q：我们听闻当时有一些补拍的内容。

您可以聊一聊怎么样产生想要补拍一些内容的念头吗？

或者说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进行这样的拍摄呢？

钱艺妮：主要还是创作上的原因。

他其实初剪是自己剪的。

后来的剪辑师刘新竹也是《春江水暖》、《老兽》的剪辑师。

她进来了之后，他们开始聊剪辑上面的一些想法，发现有一些地方还是缺一些东西，才能够建立起跟观众在情感上的共鸣，所以决定去补拍。

其实18年、19年这两年，影片都有当时的版本。

最早已经有国际A类电影节，想要邀请这个片子去竞赛和展映，但是他（黄梓）对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婉拒了。

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片子完成度上做到最好，再去拿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他对创作上的要求还挺高的。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您可以分享一下这部电影以后的一些规划吗？

还会想去参加更多的电影节吗？

钱艺妮：我们接下来国际电影节方面会去澳门国际影展，也会去莫斯科电影节。

我们也是计划今年下半年能够有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上院线，跟大家见面，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大银幕上面看到这个片子。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初衷创作需要抵达人的内心Q：您已经担任过很多部电影的制片了，从一位制片人的角度去看，您最看重的新导演哪一个方面？

或者您最看重他们哪一种特质？

钱艺妮：我觉得不光是新导演，作为导演，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是对于创作的态度。

他的创作的初衷应该是很真挚的，这样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抵达人的内心。

这一点对所有的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才是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想说什么样的故事、想表达的主题、社会性，包括他的导演能力，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那个核心是最重要的基础。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所以这次黄梓导演也是因为这种诚挚的创作态度，很快吸引了您是吗？

钱艺妮：没错，我觉得他一个这几个方面平衡得比较好的一个青年导演。

虽然他的故事源自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一些原型，但是他又能够跳脱出来，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再去把它作为一个作品来做。

他能够脱离自己的自身的经历，以创作的方式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这个脱离也是他在这个片子里面完成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光是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里。

有时候（一个导演）不能剥离出来的话，实际上就会带太多的个人的东西，它作为一个作品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完成度了。

图 | 黄梓导演（左）与制片人钱艺妮（右）制片尽其所能实现导演的愿景Q：大家很多时候会看到一部作品往往总是先想到导演，很少会想到制片人，但制片人其实是非常居功至伟的。

您现在也是独立制片人，您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片人，做到哪些事才能更好地帮助导演成就一部作品？

钱艺妮：制片人就是后勤，就是要帮助导演实现他在创作上的想法，需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它主要就是解决问题、实现导演想法的一个岗位。

电影最核心的创作理念肯定是导演的，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制片的工作，确实更多是服务于导演的理念的。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肯定因为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会有一些妥协，或者想一些折中方案。

但总的方向肯定都是为了实现导演在创作上的理念，把电影拍出来。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在您的工作中，您会碰到和导演共同去探讨一些创意内容的情境吗？

钱艺妮：会，因为有时候导演也会问大家。

比方说，导演也会综合听取主创、团队里的大家具体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因为有时候导演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可能自己是清楚的，但是也需要听一下外面人的感受，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抵达旁人。

所以大家会一起探讨某一个创作上的话题。

图 |《慕伶，一鸣，伟明》（2019）Q：您之前自己也执导过短片，对您来说，导演和制片人在您自己的经验看来，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钱艺妮：那个是学生作业的时候拍过的一个短片，所以不是太成熟。

导演思维肯定跟制片思维完全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是相悖的。

导演是基于创作，是很敏感的，但制片有时候相反，是要去方方面面处理事务性的事情，所以思维方式和创作的思维方式是相悖的。

就好像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赏者看电影，和作为一个创作者去解读电影里的构成元素、拍摄机位，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做电影做艺术评论和做艺术创作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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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想起这部电影，我可能会先想起它的海报，那是一个镜头中的场景，山谷里密布的槌果滕占据整个画面，肆意而隐秘。

一个男孩在画面的左下角，小小的身影独自走入这无人之境，寻找另一只丢失的鞋。

鞋也许不是一定要找到的，但他需要一个理由，走进这原本不在他人生规划之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对于成人，是无法直面的荒芜庞杂，对于少年，却是一处巨大而陌生的迷宫。

海报上，两个水墨手写体大字：小伟。

片中无一主角名叫“小伟”，片尾写着：“献给我总写错他名字的父亲，小韦”。

导演将“韦”写成“伟”，误加的单人旁，也许是对父亲未完成的陪伴。

这一个人，是曾经的他，也是影片中的一鸣。

这部电影就像是导演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写着理解，写着遗憾，写着爱。

三线叙述，细节饱满，节奏从容。

慕伶身上能够让人共情的地方很多，在丈夫面前她是坚强的(修改病历、选红色的脸盆接吐出的血），在孩子面前她是真实的("是不是你也希望我像隔壁的奶奶一样再也不回来了？

"以及重压下食的那口烟)，当她的丈夫和孩子在酒店那晚给她留下一片黑暗的时候，她又平静地站进了星空下的另一片黑暗里。

她的这一段人生，光明是丈夫和孩子带给她的，如果有一天同时没有了他们，她也会试着去面对。

一鸣，一个经常沉默的高中生，在面对自己的朋友的时候才变得开朗，在父亲笑的时候才会跟着一起笑，他对着他喜欢的女生喊：“反正每个人说的和心里想得也不一样，为什么要说呢？

”他回避内心的真实感受，只在他一个人的时候，会走到那片幽闭的山谷里，会一个人穿过马路跑到女孩的身边，会在街区的高低巷子独自飞奔。

他既要独自面对无法自洽的内心，还要面对生死离别的境况。

突如其来的成长始于对着父亲读他的录取信，因为病重的父亲，他动摇了自己的梦想。

从浙江回来之后，一句淡淡的“我打算参加高考”，是他面对母亲的坚定，这让他能在抉择中的不断反刍他疼痛的成长。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慢热的人，不需要有人告诉他怎么做，他们只需凭借自己的决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就能消化一路走来的困惑。

这个家庭，在经历了父亲的病逝之后，这间曾堆满杂物的房间，焕然一新，透过窗帘的橙色阳光，那件父亲从未穿过却印在一鸣心里的黄色恤衫，都暖在母亲的心里。

如果没有伟明那段如梦似幻的返乡之旅，可能这部电影就停留在对真实世界的美好剪辑里了。

伟明是个体面的男人，从他一丝不苟的西装和进口于慕尼黑的药，就知道他从没有放弃生之希望。

但在烧干了锅的那一天，他开始拒绝吃药，他只想用最后的时间，回到他的来处。

在回忆的世界里，他见到了母亲、哥哥、还有那个孩子（也许是童年时的自己），那是他抱有亏欠的家人，母亲给他端来一碗粥，哥哥在桌边微笑地注视着他，带他走上山头，找那一方渔网构成的安息之地。

可能伟明的父亲，就死于捕鱼，死在伟明戛然而止的童年。

伟明在少年时就逃离了那个没有父亲的家，来到遥远的广州，可能再也没有回去过。

而一鸣，在知道他的父亲身患绝症的时候，在那晚酒店的楼道里，在伟明说出留学的钱都给你留着的时候，一鸣却选择留下，留在他不知如何自处的青春期，留在母亲盼顾归家的眼神里。

伟明因为破碎而逃离，一鸣因为破碎而柔韧。

父子之间，完成了一个心愿的闭环。

影片中有三处场景的处理，我很喜欢： 出院以后，一家人坐车在广州的巷道里穿行，伟明主导发言，旁人尴尬附和。

车窗上一直有树的的倒影，将车里人的表情隐蔽于阴影之上，车忽到终点，树影簌地消失，一车人木然的表情瞬间赤裸在镜头前。

一鸣拿到录取通知书，飞快跑向家里，他的背后，是慢慢踱步上楼的邻家阿婆。

她再次离家出走，而没有人发现她。

这是真正的孤独，在电影里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上演着不忍细想的现实故事。

一鸣来到父亲的祖屋，听到踩缝纫机的声音，暖黄的光晕中，他也看到他的妈妈，告诉他自己去热一碗粥。

区别在于，给伟明端来一碗粥的母亲走了，而一鸣的母亲，还能看着他们父子在列车上玩闹。

伟明看见的是母亲的过去，一鸣看见的是母亲的未来，他要身处在这样的未来里。

整部电影的光影会根据情节而发生变化，逆光的希望、自然光的陈述、场景光的内心独白，都非常自然，让人看到导演对每一个场景的共情。

生活本来就有坎坷，但内心里，永远会有一盏灯，为照亮你的容颜而存在。

导筒专访《小伟》导演黄梓2019年，青年导演黄梓带着取材自他个人经历的长片处女作亮相国内外众多电影节展，这部当时还叫《慕伶，一鸣，伟明》的作品片如其名，从一家三口中三位成员各为叙述主体，展开了三段合而为一的沉稳凝练的日常故事，来自广东的黄梓自筹经费完成这部家庭自传式作品，用朴素而不失韵味的影调缓缓道出属于他人生过往的困境，抉择与坚守。

《小伟》将于今天在全国院线公映，这也是2021年首部上映的获奖艺术片。

「导筒」带来《小伟》导演黄梓专访，走进这位新导演自我解剖，自我沉淀的独有创作历程。

《小伟》导演: 黄梓编剧: 黄梓主演: 彭杏英 / 薛立贤 / 高翰文 / 郭尔君 / 钟雨伦类型: 剧情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语言: 汉语普通话 / 粤语上映日期: 2021-01-22(中国大陆)片长: 108分钟又名:《 慕伶，一鸣，伟明 》《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讲述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

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被阴霾笼罩，妈妈慕伶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的体谅。

儿子一鸣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

他知道母亲不易，却不愿表现过多关心。

父亲伟明则在迷雾之中暗自做出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选择。

影片荣誉：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发展中电影计划 最佳导演第16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万达WIP Lab电影计划大奖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 评委会大奖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亚洲新人奖 最佳影片（提名）第4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BRICS单元（提名）第4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 新秀竞赛单元（提名）

黄梓大三开始拍摄短片，本科毕业后考入纽约大学艺术学院，进修电影制作课程，研究生一年级即决定休学。

他在学校创作的短片《彼岸》入选法国昂热电影节、北京独立影像展等影展。

其首部长片 《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

导演黄梓于2018年10月平遥国际电影节WIP单元获得发展中项目最佳导演荣誉。

采访正文导筒：最初是怎么接触到并喜爱上电影的？

对职业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吗？

黄梓：我接触电影其实比较晚，我不是从小看电影看到大的那种人，包括高中我也不怎么看电影，但大学我却选择了电影学，其实在大学伊始我也只是不知道应该选什么专业，所以就随便选一个从来没学过的东西。

真正喜欢电影可能是我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上了一堂课，那堂课需要拍一些影像，从那时候开始我感觉我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些灵感的，跟影像有一些连接。

但真正开始电影其实是再往后的事情，是我开始在同学的渲染下看一些文艺片，包括台湾新电影时期的电影、达内兄弟的电影、贾木许的电影等等。

达内兄弟其实没什么规划，一开始学电影理论，是想以后能够拍广告。

但因为当时学校并没有一个专业叫传媒，或者说教你怎么拍广告。

好在有教电影的，虽然不是教你怎么拍电影，但是学一下理论知识我觉得也不错，所以我就选择了电影学。

导筒：本片的故事是你个人经历改编吗？

聊聊剧本创作的过程。

黄梓：当时是我爸，忽然被查出患病。

在我爸还没真正查出是什么病之前，我已经想拍这个东西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说要做一个长片，但是是有拿起摄影机的，想把爸爸或者说把我的家人、家族的一个状态记录下来，但当时拍的还是一种即时形式。

那会儿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剧情短片（是我离开学校之前拍的一个短片）投了一些影展，包括国内的，有入围。

我有参与到那些电影节里面，我第一次参加电影节遇到了一些年轻的创作者，看到他们拍的一些短片。

当时我也看了一个处女作长片，虽然那长片拍得很糙，但是我觉得拍得特别好，才华满屏的那种，想不到故事是可以那样拍的。

那个片子的导演比我还年轻几岁，20出头，就拍了一个电影的创作。

对我来说非常惊艳，我想追上他的步伐，回家就在想我要拍什么，刚好那会儿我爸生病，所以我就想拍一个家庭片。

其实剧本创作一直都在持续，我觉得做剪辑也是一种剧本创作。

这个剧本正式开写是在2015年，开拍是在2018年年初，这个过程有三年，但也不是三年只做这一件事，可能也做一些别的事情。

但因为还是想拍这个剧本和这个故事，所以中间我又参加创投，接洽业内的一些影视公司和一些资方，也有跟他们达成一些合作意向。

但是这个事情反反复复，因为我的故事没什么商业可能性。

导筒：这个故事中一家三口的名字组成了片名，英文名也叫《all about ING》，也都用在了分段式的小标题中，这个结构是怎样决定的？

黄梓：一开始是先想到了这个名字，才会有了这个结构。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儿子）。

当时还挺多韩国片，是以人名来命名。

我想我拍三个人，如果三个人都同时拍进去，没有太分主次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三个人来命名，就想了这么一个片名。

故事结构的问题，其实是我想尝试的，包括我觉得是符合这个家庭人物关系和他们人物状态的，偏独立的。

他们虽然是天然的绑在了一起，去面对家庭困惑、家庭变故，但是他们那个状态还是偏独立的，他们关系可能一开始还比较偏疏离的。

导筒：影片中的三位主演据说都来自香港，是如何选出他们的？

黄梓：我主要考虑到因为我拍的是粤语片，要么从广东找演员，要么从香港找演员。

广东我找了一些参考，但感觉不是很合适，于是我就考虑香港演员，我会找他们拍的一些学生短片来看。

因为香港影视市场没有像大陆那样，演员随便都可以拍很多片子，香港演员拍片子的机会少一点，所以他们会愿意接一些学生作业来拍。

恰好我有朋友在香港读影视、读电影，我就问朋友要了一些学生作业链接来看，看到一些不错的记下来，最后就觉得片中的这三位演员挺好的，他们表演不使劲（偏生活流）。

尤其是我片子的故事题材本来就已经挺沉重了，如果再在这方面使力，就很容易把这个片子拍得比较滥情，或者说比较苦情。

所以我就要找可以驾驭这个故事里面那种内在的张力，但是又可以收得住的演员。

于是我就去尝试接触他们，去联系他们。

导筒：作为在广州拍摄的内地粤语片，你觉得本片对于广州城市的捕捉会有哪些要求或侧重？

黄梓：也没有说特定去设计什么，因为我拍的东西跟我的生活比较接近，所以我基本上取景都是在我家附近。

我家是住在偏老城区，但不是最老的那个区，所以我想呈现的是在我住的老城区周边我熟悉的环境，是有我成长印记的地方。

这个家庭是属于一个中产家庭。

虽然他住的是一个老城区，但是那个老城区可能在广州最辉煌的年代，其实是一个市中心的位置，只是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城市中心慢慢往新区迁移了，留下了以前的市中心变成了一个老城区，也不是刻意去设定，就按这我熟悉的方向去做。

导筒：影片在城市和最后前往沿海村庄都出现了登山的段落，这其中有没有什么深意？

黄梓：我上学那会我的学校在山脚下，那个中学我读了五年（初中高中）。

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迟到了，从越秀山翻进学校，但我没有翻出去的经历。

我想把类似的这种东西带到电影里面，所以我拍的是白云山。

但我嫁接的其实是那个学校，在山脚下学生翻过学校的围墙，就可以到一座可以登高的山，高处可以俯瞰这个城市的全景。

导筒：本片的手持摄影让人印象深刻，开头结尾也有一次呼应，聊聊摄影方面的设计。

黄梓：片子除了分了三段，其实也分了现实主义部分和超现实主义部分，所以我希望现实主义部分是一种带着情绪的，然后摄影机是可以伴随着人物的动作，伴随着他们的行走，跟着人物的情绪，所以我选择了手持摄影。

超现实部分主要是上岛之后，一家三口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了一个岛，然后进入人文村那会开始的。

那会儿其实整个片子节奏是慢下来的。

我故意选择了一种固定镜头，或者说相对比较稳的一种拍摄方式，就是斯坦尼康尾随，这样的拍摄方式。

那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没有像故事一开始那样子，对我来说没有那么躁动，所以无论是他们的动作，还是他们走路的速率都是放缓的，这也跟这个故事的发展有关系。

因为故事刚开始是一家人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情，毕竟一开始还没查出来爸爸得的是什么病，所以大家有点焦虑，到后来明确了爸爸病情严重的时候，他们会很躁动，没办法平静下来。

非常焦虑，非常压抑，所以我想那会摄影机是动的比较厉害的。

因为我很喜欢达内还有贾木许，所以我有参考他们的一些摄影风格，或者说他们怎么用摄影机摄影运镜，可以跟他们里面的人物状态结合在一起。

吉姆·贾木许导筒：本片的剪辑方面有什么挑战？

出了一些像剪辑分镜的执行的脚本吗？

剪辑方面推进困难吗？

会有焦虑的情绪吗？

黄梓：其实还是剪得挺慢的，我可能先放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刚好撞上了香港haf，我们入选了。

当时我还没正式开始剪，只剪了一些片段投过去给别人看。

我真正开始剪是去完创投之后。

其实我没有画分镜，因为我剧本上面那个画面挺具体的。

我一直看景，片子一直没机会拍，我在看景跟改剧本之间来回不断地重复，其实我知道我写的文字在影像上面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我对这方面非常熟悉了，包括摄影师也陪我看了无数次景。

所以在做剪辑的时候，一开始还是挺顺的。

因为那些画面在开拍之前已经在我脑海里面过了一遍，所以在文本上面我有做一些剪辑的处理，我觉得自己剪辑还挺好的。

第一稿结束我觉得挺顺的，但是整个片子下来，还是觉得有点冗长，这时候才是真正进入到一个剪辑创作里面。

其实一开始只是把拍好的素材剪在一起，尽管看起来是顺的，但是有点冗长，有些地方会有点漏气，之后才开始打磨剪辑。

拍摄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进度永远都是在计划后面，永远都赶不上原来设定拍摄计划。

现场也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制片的问题，可能有些地方我太自信了，我们开拍之前我以为能实现，但是到现场的时候我才发现实现不了，得临场做一些别的尝试，或者说重新去想到底怎么拍好那一场。

焦虑的感觉最强的就开拍之前，其实也算不上开拍之前，而是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是很让我焦虑的。

剧本一直在改是一个不断推翻自己的一个过程。

导筒：拍摄周期大概是多长？

有没有碰到你认为的比较大的困难？

黄梓：第一次是拍了33天，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补拍了两次，但每次都是一两天、两三天，所以我觉得不超过四十天。

我一开始想象比较难拍的是医院的长镜头，因为涉及调度，需要所有人配合，包括空间的转换，我觉得挺难操作、挺难实现的。

但最后把它做出来，感觉也没想象中那么困难。

我们就排练了大概半天，拍了六七条就可以了，整个过程比想象中顺利，主要是因为演员非常专业。

尤其是妈妈表演的感觉很好，她不会太过，也不会因为排练太多或走位太频繁而打乱她的节奏，她天生的表演感觉很好。

反而让我觉得比较难拍的，是三个人翻墙的那场戏。

那个情节是保安把其中一个学生抱住，他们有一个肢体冲突。

而我们一开始想选择的位置是多而野的灌木丛，我很担心会弄伤到演员，但如果不是真拍，就会有那种不放开的感觉，怕拍出来就很假。

我后来还是发现了电影里面发生那段戏的位置，其实是我以前的学校，学校后山有一片这种围墙。

那场戏那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虽然围墙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很有质感。

我们原本没打算用梯子，后来才决定使用，我觉得梯子的设计是有意思的，就像他们三个人之前已经设计好要逃课，而不是那种盲目逃课，去到那地方，尝试徒手翻墙。

虽然梯子爬起来好像挺高的，但是也减低了他们受伤的可能性。

导筒：跟演员沟通顺畅吗？

临场发挥的地方多吗？

黄梓：挺顺畅的，所谓的导戏，其实发生在剧本阶段，我已经在文本阶段把一些细节写的比较清楚，有一些写的不太清楚是我想留一些空间，给演员自己去发挥。

我写的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我一些比较克制的点，我不想它超出了情感的爆发范围，所以演员他们看到我剧本的时候，会觉得剧本有点平，可能跟他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剧本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有一起围读剧本，做一些沟通，做一些调整。

大家都知道我想要的是一种怎样感觉。

小孩在学校的部分很多，因为他们很多碎词，在他们打闹、玩耍的过程中，无论是他们的肢体碰撞，还是肢体碰撞之后给出来的反应，很多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是好的，在我的剧本上面其实没写得那么具体、没写得那么生动。

包括那场爬墙的戏。

他们把梯子举上去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拍之前我没想到会那么有意思的。

拍第一次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在翻墙，就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

他们很多当下的那些台词，那些反应，那些感觉，我觉得特别好，我让他们记住，后面第二、第三次，我们再把它呈现出来。

导筒：你觉得内地的粤语电影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这几年慢慢有更多这个方向的作品出现。

黄梓：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去说某个地方的电影，因为我们只是一些新导演，我没有太了解其他新导演的一些状况。

但是我确实是有一些广东朋友，然后尝试做他们第一个项目，我也有看过一些他们的剧本，觉得特别好的。

但我很难说为什么最近几年会突然间多了一些粤语电影，或者多了一些南方电影，我感觉其实还跟城市发展有关系，因为广州以前经济发展特别好，但是最近十年八年，它已经不算在中国经济特别中心的位置。

因为经济对城市的改变是特别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像《春江水暖》这样的片子，在经济发展之下，城市加快、更新、不断拆迁，让原来在江边生活的那些人，生活上面受到了一些冲击，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所以那边会出现一片类似跟社会题材或跟社会产生关联的作品。

导筒：儿子这个角色，一方面在面对学业的压力，也要承受父亲得癌症的沉重现实，你对这个角色寄托了怎样的思考？

黄梓：在岛上的部分乍看父子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对话，也没有说我们之后应该怎么样，或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因为站在东方人角度其实不太会直说。

我是用了一种比较抽象的处理方式，让父子两人分别都进入了无人村，那个村子就是父亲以前出生、成长的地方。

父亲刚进去的时候看到了无人村已经荒废多年，但当他走到以前自家房子前面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房子还有人住。

他走进去，看到了自己的老母亲，还有自己的哥哥，一下子就把他带到了以前的一个回忆中，或者说他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其实已经带着他个人的一个意识在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回忆也好，梦境也好，意念也好，他进入一个比较虚幻的状态里面。

但是当儿子进入了村子以后，看到以前祖屋，其实祖屋是很破旧不堪的，像废弃多年的房子，跟整个村子的面貌是一样的，都已经被遗弃了。

无论是观众，或者是儿子当下的一个视角，才是这个房子现在呈现的样子，就是爸爸进去看到的那个虚构的空间。

但是当儿子进去房子里，随着缝纫机的声音走进了那个房间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在用缝纫机织衣服，农村妇女一回头，他发现是自己的母亲——慕伶，他母亲跟他说的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儿子这时候其实是携带着父亲的意识，进入到了房间，慕伶此刻也代入成为了爸爸的母亲。

那个场景也是重现了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备要离开广州之前，跟他母亲当年的一个对话。

其实我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让父子之间产生一个共情，因为儿子当下的状态，其实是跟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备要离开那个岛，去大城市打拼的状态是很像的，因为儿子当下也想离开家出国。

导筒：这个影片在内核上面，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自我成长的一个故事？

黄梓：我觉得虽然里面的人物不是百分之百真实，但我把我还有我父母照搬了进去，里面很多人物的塑造其实是我过去30年的一个成长印记。

我遇到的各种人，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对人的了解，塑造的这么一个人物。

包括一鸣，其实有很多我和我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的影子在里面，这不是单纯我一个人。

所以说我看片子的时候，看到了一鸣就是看到了我自己，我看整个片子感觉都是在看我过去。

导筒：之前参加一些创投活动对本片带来了哪些帮助？

黄梓：我觉得最直接的帮助其实是一个认清自己的过程，首先你可能也知道，其实我片子最后还是用家人的钱来拍的，代表我参加这么多创投，其实我都没有找到真正的那种合适的资方，或者说我当时可能也不太成熟，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跟我合作，但是在不断去参加创投，不断去陈述你故事，跟别人说你想法，对方也有一些反馈意见的时候，虽然别人的意见并不是说所有人的意见都对你有用，但是你会在思考他们的意见的同时，你会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好的。

导筒：当时在first青年电影展包括其他途径有看到哪些不错的剧情片，向大家推荐一下。

黄梓：在first我提到四部电影，《春江水暖》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这个片子一直有一种气韵贯穿整个片子，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导演，或者不是一般的电影可以做得到的，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这种电影特别难得。

📎导筒专访《春江水暖》导演顾晓刚：从泥泞的沼泽中走出，用影像打开漫漫长卷《鱼乐园》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生猛，因为现在很多电影，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套路，或者说现在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电影，观众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电影，电影就会往那个方向靠，都有点卖弄煽情的感觉。

文艺片这块，我觉得过于在意所谓的电影美学，因为现在网络时代，我们的阅片量很丰富、很大，我们很容易看到世界电影大师的各种片子，会有一种模仿，或者说我们想把这电影弄得很大师，或者说形成某个电影美学的体系在里面。

我觉得《鱼乐园》它没有这样做，它只是把那几个小人物的状态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点特别真，它也没有玩弄任何情感，没有玩三角关系中的那种别扭关系，是看着特别舒服的一点。

《平原上的夏洛克》我觉得它挺厉害的点是它根本就没有使力，你就会被它逗笑，甚至我们被它逗笑的点都不是它设定的一个笑点，我觉得这方面真的就很难得。

📎导筒专访《鱼乐园》导演柴小雨：北京新顽主导筒：未来的创作计划是怎样的？

黄梓：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小伟》这个片子是我的过去，我现在在写的其实是我的现在。

你可以想象是一鸣长大了，到他30岁的时候，他可能在生活中有一种求而不得的状态。

他也拍了一部电影，但他希望电影可以改变他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他的未来走向。

但是这种改变好像对他来说不是真正重要的，这是一部爱情片。

编辑：银河系漫游手册，陈德炜

电影《小伟》将于今日全国公映，感兴趣的朋友尽快走进影院支持！

火车沿着山里的轨道蜿蜒，穿过一个个山洞，光影在车厢里闪烁。

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小的卧铺车厢里，嬉笑打闹，好像世界上的分离与悲伤，都似车窗外倒退的风景般，被抛诸山后。

这是爸爸伟明离开这个家庭之前的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整部电影里最欢乐的场景。

电影名叫《小伟》，但电影里没有人名叫小伟，他们是妈妈慕伶、爸爸伟明和儿子一鸣。

一个平常的广州三口之家——如果不是癌症的突然降临。

那个档期里关于癌症的电影很多，《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缉魂》都有很好的商业反响，但《小伟》改编自导演黄梓的亲身经历，它不只是一个故事，也是一次对遗憾的回望，一声叹息之后的放下。

离开伟明在像一鸣一般大的少年时，只身离开海岛，去广州闯荡。

他有一个哥哥，全家以捕鱼为生。

小时候他和哥哥很亲，岛上伸进海里的那个岬角，是他们经常玩耍的地方。

哥哥喜欢画画，背着画筒、画笔，带着弟弟，爬上那座岬角，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海。

他们俩都想出去，离开海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但家里还有二老要侍奉，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哥哥把出去的机会留给了弟弟，从此一辈子在小岛上大渔。

而伟明在广州打拼，成为了一个城里人。

这是伟明的“前史”，电影里没有交代，只露出了冰山一角，黄梓对我说。

一鸣也想离开。

他正是叛逆的年纪，在学校里不学习，和死党翻墙逃课，他本来打定了主意要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但录取通知书寄到的时候，伟明的肝癌也在加重。

一鸣也面临着选择，是离开一个破碎的家庭，还是留下来。

黄梓在电影里让一鸣留下来，当初他自己的选择却是离开。

他就是那个叛逆少年在现实中的原型。

和家人关系不好，每天吵架，家庭让他觉得压抑，高中没念完，黄梓就去了美国，“是我自己想离开，不是他们逼我走的。

”他后来进入一所美国社区大学，三年后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后再去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在新加坡的分校，学电影制作MFA，但仅仅一年，这所学校就倒闭了。

打包回家的黄梓啃了几年老。

就在这几年里，父亲患上癌症，离开了他，“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写剧本的时候，他会自问。

火车车厢里的那场欢声笑语，是他的一种弥补。

他记得，现实里，他好像从来没有和父亲靠得那么近。

回来广州是一座一不小心就会被藤蔓植物吞噬的城市。

通过电影，像拨开藤蔓一样拨开记忆，黄梓回望了过去的自己和家庭，也拍下了广州的城市肌理。

这座城市和黄梓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没有多想，“演员应该讲粤语”，他说。

“如果当时来广州的是我哥，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伟明在电影里或许也曾这样想过。

不知是否有特别的用意，电影里海岛上的房子，也被藤蔓类的植物层层覆盖，那个海岛有着伟明的记忆，只是海岛上的藤蔓是枯萎的。

学电影出身，但黄梓那时候还不是行业里的人。

去参加创投，公司给出的意见，都很难接受，合作都吹了，“最后是家里阿姨给了钱。

”剧本写了三四年，改了很多稿，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写起来容易煽情。

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又一次面临选择，布拉格电影学院录取了他。

这次他选择留下。

后来他妈一直埋怨他的选择，“如果你去了捷克，他会等你回来。

”她说。

现在的剧本和影像都很克制，三个段落，分别从家里三口人的视角拍。

这是黄梓一开始就想好的，父亲患病的时候，家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慕伶很坚强，一肩扛起了家庭。

一鸣的叛逆在困境中变得更加孤僻。

他代替现实中的导演做出选择，他留了下来，照顾伟明，“我参加高考。

” 一鸣对慕伶说。

伟明比想象中乐观，走之前，他想带着全家回到海岛，看看父母的坟。

海岛荒草丛生，老坟被时间淹没。

到了晚上，海风强劲，旅社里的孤灯狠狠曳荡。

海岛的段落现实中没有，但黄梓就是想要一个这样遥远的岛屿，让伟明回去。

伟明没有找到坟，却恍惚中看到了母亲和哥哥。

母亲为他递上热粥，和一把父亲雕刻的补网梭子。

哥哥带着他重新走向那个岬角，少年与中年的兄弟二人交织在一个镜头之中，如往日重现，却带着时间的歉意。

“我想看到过去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黄梓在海岛上让时间倒流，自己与自己相遇，伟明和伟明对视。

这个岛很远，在舟山嵊泗，岛上很少下雪，但拍摄那天，下起了很大的雪。

沉默十年前，父亲还健在的时候，黄梓发了一条微博，上面写道：“我爸56，如果他能活到80，距离现在还有24年。

我也23了，已经用掉了和老爸相处时间的一半，却还没认真和他说上几句话。

数字怎么这么现实？

”但后来直到他父亲的去世，他也没有和父亲有过任何认真的对话。

他现在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段话，“冥冥之中”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这个家庭和很多中国家庭一样，父子、母子之间的日常，是沉默。

“我十年前的有感而发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沉默。

十年后，他拍的这部电影上映了。

别人问他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他总是说，“为了跟父亲对话。

”他的父亲叫小韦，小时候他总是错写成“小伟”，这个误会，就像是父子隔空对话的一把钥匙。

黄梓话不多，我们的采访经常被沉默隔开。

前年，黄梓和我、还有剧组另外一位演员一起去了塔尔寺。

黄梓是一位上佳的游伴，从不对景点抒发主观的好恶，总是默默地拍照，像电影勘景那样地拍。

他说自己有表达障碍，和亲密家人在一起时尤其如此。

电影里，他可以用影像手段表达一鸣的感受，但在现实里，办法是时间。

他和母亲的关系，不像高中时那么紧张，时间已经抚平绷紧的弦。

他试着改变，“我妈是不可能变的，上年纪的人，所以能改变的其实是我。

”他对我说。

电影末尾，一鸣和慕伶整理着伟明的遗物，母子之间依旧沉默，但那种沉默好像有了一种默契。

电影正片放完，导演加上了几分钟他拍的纪录影像，那是他父亲生病时他拍下的。

一年多前，电影去参加各个电影节的时候，结尾并没有这几分钟的真实影像。

当时他对媒体说，面对着关于父亲的纪录片素材，他没有去碰它们。

现在，至少他可以去碰它们了。

1月22日，《小伟》已于全国上映。

作为一部处女作，影片展现出的精巧技法和细腻情感无不令我们我们动容。

影片讲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爸爸患癌而改变的故事。

妈妈的艰辛与隐忍，儿子的迷茫与抉择，爸爸对故土和亲人的惦念，这种传统中国家庭的含蓄与细腻浓缩在这部影片中。

《小伟》由黄梓导演与父母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黄梓拍这部电影是在寻找一种和爸爸对话的方式，也是在顺着家庭情感纽带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同时，黄梓导演也是在拍广州。

他出生成长在广州，广州的声音成为了他对生活理解的一部分。

在《小伟》的声音创作中，为了营造更为真实、丰富的广州城市氛围，莫非影画声音团队收集、创作了大量广州的声音元素。

影片中广州街道的声音，高架桥的声音，居民区和学校的声音，这些有着浓厚粤地氛围的声音共同营造出丰富的声音空间，仿佛让人置身广州一般。

这些丰富的环境音给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影片幕后声音制作的更多细节，莫非影画采访了导演黄梓和声音指导李丹枫，请他们聊一聊声音创作中的想法和感受。

小伟· 声音创作谈莫非影画：《小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原型是导演在广州的家庭故事，片中广州的环境氛围捕捉地特别精准。

首先想问导演，关于广州，您记忆里独特的声音有哪些？

有哪些声音最终运用在了影片中？

黄梓：我觉得广州比较特别的一个声音是高架桥上发出来的。

广州有很多高架桥，整个城市有一种层层叠叠的感觉，可能有两三层的那种高架桥，它们会缠绕在一起。

每每有车经过那些高架桥时，就会有一些特别的声音。

因为高架桥并不是完全平整的，有一些拼接的位置，同时也有些凹凸不平的位置。

这个声音是我觉得挺有城市特色的。

还有就是不那么特殊，但是对我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城市马路的声音。

我们广州是有那种防盗网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和我妈经常在防盗网上放上小桌子和小板凳，让我坐在防盗网里面写字，我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窗外马路上的声音，所以我对城市的声音和马路的声音都是比较敏感的。

影片第一个镜头，虽然是一个居民楼公共天台的环境，但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带到城市的声音，把一些城市的声音加进去。

有邻里的声音，比如做饭声，小朋友弹钢琴的一些声音，还有马路上公交车靠站、刹车、开门、重新出发的一些声音，我们都在有选择性地放进去。

然后就是城市里面一些人的声音，虽然没有听得那么清楚，但是偶尔会听到一两句粤语。

有一场学校课间的戏，我是单独又让录音师去补录了一场。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学校里面是没有人的。

后来我们做声音后期的时候，我让录音师去到学校把课间的声音录了一遍。

后来我们贴到了片子里面来用，我个人还是觉得特别亲切的。

因为课间的时候，有些学生讲粤语，有些学生讲普通话，其实这个是特别广州的。

而且大部分学生是在讲粤语，就像是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大家的状态。

莫非影画：请问丹枫老师，在声音创作中，您怎样用声音进一步增强这种地域感呢？

广州的声音元素在声音设计中有哪些体现吗？

李丹枫：影片整体是一个城市的氛围，广东话的氛围。

当然是分阶段的，有一鸣家的环境氛围，学校的氛围，医院的氛围和街上的一些环境氛围。

我们希望能让大家感觉到这真的是在广州发生的一个故事，所以也补录了这些环境音，为了能够让广州的氛围更明确。

广州有城铁或者列车会从像高架桥一样的地方经过。

在妈妈和儿子一边走路一边说话，走过高架桥下时，他们两个稍微有一些争执。

我们觉得妈妈跟儿子之间的情绪跟铁道上列车驶过的气氛挺契合的，所以就在这里用上了列车的声音。

黄梓：我觉得我们让这个空间的层次更加丰富的话，也不用执着于一定要百分百还原这个空间里面本来应该有的那些声音。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高架天桥，走过的应该是一些汽车，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用它原来的那种声音，而是替换成列车经过的那种声音，好像从他们头上经过一样。

列车的声音虽然那并不是这个空间真正的声音，但是我觉得特别能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空间。

莫非影画：就像导演所说，影片很注重人物心理空间的营造，有很多主观化的处理，比如妈妈在医院走廊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可以分享一下这里的声音设计上的想法吗？

黄梓：医院那里是一个长镜头，其实也分为了现实和超现实。

现实的部分就是有亲戚来探访，当亲戚走掉之后，剩下爸爸，整个房间的氛围又不一样了。

当外面走廊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镜头跟随着护士来到走廊。

虽然空间没有怎么变化，还是在医院，但是整个故事推进包括整个空间氛围的营造都是有转变的。

再到了电梯间，亲戚走了，儿子问了妈妈一个问题，妈妈扔下一句话就往房间走去。

这时又是另外一种她特别内在的声音，虽然还是同一条走廊，但是好像进入了她的心理空间一样。

把医院里面所有声音放大，同时把那种杂乱的声音拿掉之后，会营造出一种声音，我不知道能不能用空灵去形容。

这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听到的一种声音，可能有时候在我们的梦里面，或者说在我们意识模糊的时候能够听到，这是一种人物心理空间的特别的处理。

当妈妈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从视觉上面来说，或者说从情节上面来说，其实已经跨越了一段时间了，故事已经来到了爸爸准备要出院的那一天。

这时候护士打破了所有的这种心理空间的构建，把她拉回到了现实生活里面。

所以在走廊里面的那种声音的处理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贴合人物状态的，包括完成了一个时空的转换。

李丹枫：对，医院这里的长镜头在整个设计上面是分阶段的，我们希望每个声音都能够明确，这也是黄梓跟我当时聊得最清楚的一点。

他希望妈妈每经过一个房间，每经过一个人，或是每经过护士站等一个个点的时候，都能有声音发出来，这种阶段性的设计其实也能带着妈妈的心理一层一层地递进。

所以我们做了好多设计，设想每个房间里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有的房间里面会有冲马桶的声音，有的房间里面会有护士摇床的声音，有的房间可能是护士走出来的声音。

因为楼道的另一侧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在楼道另一侧也加入了一个人推着医护车从旁边驶过的那种感觉。

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进入到妈妈的心理空间。

莫非影画：就像原片名《慕伶，一鸣，伟明》那样，影片分为了从妈妈、儿子和爸爸的视角出发的三个段落。

在第三段有很强的超现实感，声音也跟前两部分的感受有较大不同。

这里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呢？

三个段落的声音设计有尝试做区分吗？

李丹枫：三个段落从剪辑风格和结构上的区别就挺大的，那整个的声音设计上也是有很大区别，因为我们想体现三个人不同的心境和感受。

妈妈那个段落更多的是一种焦虑和焦急，所以会有我刚刚提到的医院的声音，列车划过的声音，有一点紧张感。

包括她在家的时候，经常会有广播声，这也是广东话的元素。

我们专门收集了很多广东话的新闻节目，在家里一直播放。

这里其实也是想把家庭放在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里面。

总体来讲这些声音都是相对嘈杂，或者说比较让人心情烦躁的元素，这个主要是妈妈慕伶的段落。

一鸣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空间。

我们有时候会强化他的呼吸感，有时候会去做比较意象化或者说主观化的处理，进入到他的内心情境，比如他在寻找那只鞋时就做了这种处理。

伟明的段落最明显的就是超现实。

伟明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伟明在老屋见到了他的妈妈和哥哥，整个空间都是很超现实的。

伟明在船厂不停地寻找时，整个空间是很梦幻的。

声音里有一些金属的元素，风沙静静的，但是你能听得很清楚，还有小孩在船上跑来跑去，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超现实的处理。

整个段落都非常静，我们想营造出一个孤岛的感觉，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是缝纫机。

一鸣隔着一层门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进门后见到了妈妈，所有的这些也都是一个特别主观化的处理，那其实是伟明的一个记忆。

黄梓：对，这里也是希望通过声音来叙事。

缝纫机的声音对于那个空间来说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是一个已经荒废了很久的老房子。

但是当一鸣在这样一个屋子里面忽然听到缝纫机的声音，他尝试找到这种声音，推开房门，见到了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场景。

在一个缝纫机房里面，一个妇人在用缝纫机编织衣服。

当那个妇人回头的时候，他发现是他母亲。

母亲的穿着打扮跟岛上的村民是一样的，母亲跟他说着他听不懂的话，但是他好像又似懂非懂。

母亲跟他讲的那些话，像是一鸣裹挟着爸爸伟明的一个回忆，重新经历了一次爸爸年轻的时候想要离开小岛，去广州之前跟他母亲之间的一个对话。

莫非影画：还有哪些您认为声音设计上的亮点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李丹枫：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伟明的篇章，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在火车之前能够听到刚才说的缝纫机的声音，然后缝纫机的声音慢慢地变成了火车的声音，这时我们看到一家三口正在火车上。

火车是离别或者离去的一个意象化的概念。

在火车里，爸爸不太情愿地吃药时，我们有一个火车从山洞驶过和错车的那种处理。

这些都是有现实基础的意象化处理，这些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在开篇的段落，我们做了很多点声源的设计。

比如说有小孩在练钢琴，有人在做饭，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听收音机看电视，也有很多广东话的氛围。

所有这些声音慢慢地聚焦到风铃声，聚焦到一个家庭，但其实在镜头里你看不到风铃。

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在船厂段落的风声上找到一些灵感，好像是一种过去的事情被风吹散了。

所以在故事的开篇，我们通过风铃声带来一个家庭的印迹，营造一种温馨的感觉。

因为一开始是妈妈在给爸爸染头发，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家庭场景。

这里也是把风铃做了一个意象化的处理。

在最后的结尾，电视上是爸爸和一鸣在讲话，房间里面妈妈和一鸣也在说话，就好像一个时空交错的感受。

然后镜头慢慢地游走到了外面，这时候环境音才加入。

因为之前一鸣的情绪是在对爸爸的思念里，在家庭中。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当镜头慢慢移出去，外面的环境音慢慢地也来了。

这里其实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处理。

黄梓：对，最后一个镜头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处理。

这里拍的是客厅，同时又拍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母子有一个日常的对话，同时客厅电视机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是有爸爸的，是爸爸拿着手机去拍儿子，有这么一个像家庭录像的片段。

在叙事时间线上面，那场戏爸爸已经离开人世了。

但是我特别希望虽然爸爸已经不在家了，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还在，他的影像还在这个家里面。

所以我借用了电视这个媒介，让爸爸出现在了家里面。

之后这个镜头就变成了爸爸的主观镜头，所谓的灵魂视角。

他徐徐地走出房子，走到了公共的大阳台。

当他走出屋子的时候，屋子里妈妈跟儿子的声音慢慢微弱，直到他走到阳台，彻底听不到妈妈和儿子的声音。

这时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同时声音上带了一点城市的声音，马路的声音，也带了一点点小区空间的环境音。

并不嘈杂，而是一种很纯净的声音，一种贴近生活的声音。

就这样完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也预示着爸爸正式跟妈妈和儿子告别。

采访：沈桥编辑：岳景萱

口碑热评电影《小伟》正在上映，没看的朋友请抓紧去影院感受吧！

看《小伟》，是因为身边的电影朋友强烈推荐。

并且在某天下午的百丽宫电影城里面有为成都影迷专门安排的电影档。

在疫情还很严峻的当下，所有导演都在煎熬着。

特别对于新一代刚出炉的导演，花费了很多心力的好作品，都确实被票房低而完全低估了。

这个故事整个发生在广州，演员全体会说好听的广东话，就和现在出现在很多文艺片里面的方言一样，寄托了导演想保留的地域文化和对自己家乡某种情感。

小伟的层次很有意思，前面一些平实的叙事，手持的拍摄，好像都是为了后半段超现实的画面给观众带来的奇妙。

在时间连接上，有很特别的断离，让两个不同空间的时间段连接，产生很奇幻的叙事效果。

主要表现地方在妈妈去让护士开一个假的病历单，然后当她回到病房的时候，正好是儿子给爸爸穿鞋子，准备出院。

而这其中其实已经隔了几天时间了。

在色调上，烘托人物心理状态的灯光也非常细腻，随着不同心理状态，画面色调，灯光与其他灯光的对比也很有画面感。

整片最让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导演在后面制造了一个奇幻的，似回忆似假象的无人小岛。

是父亲无法回去的少年时代，是他远去的家乡，是他当初离开母亲的地方，这里面有他的幻想。

儿子在荒废的墙楼里推开了一扇门，进去后却看见自己母亲老去的模样，母亲正在为他做好去广州的衣服。

关上门后，裁缝衣服的声音却戛然而止，这是他跑进了父亲的回忆里。

电影的结束也非常细腻，几个镜头下，妈妈对面开始坐着之前医院碰见的老同学，她在另外一边喜笑颜开的说话。

回了家的儿子打开电视看电视，突然回头习惯性的一看，然后失落的表情。

最后是母子两个去整理天台的报纸，拿着手上的报纸，因为没人再看而积了很厚的灰尘。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父亲已经去世了一阵子。

导演用这种“不明说”的方式，细腻的讲述了这个很感伤很心痛的事实。

电影最后几帧画面，切换到导演自己的父母，父亲得肺癌，一家人的亲身感受让他拍下了另外一部电影，里面有太多对自己父亲的思念。

这是一部值得细看的好电影，包括里面因为广州地域特色而常有的马路的噪音，高架桥摇晃的声音都是导演和其专业人员花了心血去特意录制的。

2021.1.25，惯于睡到中午的我，破天荒起了个大早。

刚下过雨，地上湿湿的。

爸爸用电瓶车送我去看早场电影。

影院在老城区，我家在新区，穿过南方灰蒙的湿冷冬天，街景越来越旧。

这是一辆在时光里穿行的电瓶车，我在一点一点回到过去。

旧楼一副废弃的样子，记不清影院在哪一层，让电梯在每层都停了一下，每一次开门都是积满灰尘、空空如也。

地下一层——昏暗的光线，褪色的海报——是这里了。

几个闲聊的工作人员，看见我就像看见了鬼。

一个杵着拐杖的女孩，在早晨，来看一部没人看的电影。

检票员怕我行动不便，送我到座位。

电影院的厅都长得差不多，但坐下来，这感觉太强烈了——两年前的冬天，我就在这个厅看了《四个春天》。

那一场有四五个人，这一场仅我一人。

影院硬件设施很差，灯光、屏幕、音响、座位、空调，无一例外令人难受，但我感谢它，在这个十八线小城市《小伟》能放映简直是奇迹。

它比我想象中好得多，《四个春天》没能给我的感觉，它给到了——我想拍家庭录像。

我想有一张三个人的合影。

看完电影，爸爸来接我。

我说，这个导演才26岁就拍出了这么好的处女作。

我爸没搭理我。

没说出口的是——这是他拍给爸爸，跟死去的爸爸对话的电影。

想让你看看，或者，我们一起看。

给父亲的礼物《小伟》最初的名字是《慕伶，一鸣，伟明》。

影片分三部分：慕伶（母亲） 一鸣（儿子） 伟明（父亲），观众分别进入母亲、儿子和父亲的内心，感受三人在癌症阴影进入家庭后的心理变化。

这是导演精心安排的出场顺序——慕伶是第一个得知病情的人，其后是由于父亲的癌症而两难的一鸣，最后是为患者伟明圆梦。

一家三口合力完成了一场叙事接力赛，让每一个置身传统中国家庭的观众看到了自己。

某些时候，《小伟》像一部纪录片。

全片无配乐，突出环境音。

影片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居民楼公共天台，我们把一些城市的声音加了进去。

做饭声、小朋友的钢琴声，还有公交车靠站、刹车、开门的声音……导演成长于广州，对他来说，广州有一个特别的声音——高架桥上的声音。

广州有城铁或者列车会从像高架桥一样的地方经过。

妈妈和儿子在高架桥下时发生了争执。

此时的情绪跟铁道上列车驶过的气氛契合，所以后期就在这里加上了列车的声音。

《小伟》所营造的声音空间，极为精准地捕捉了广州的城市氛围，与原汁原味的广东话、细腻的摄影一起，让银幕前的观众身临其境。

手持长镜头，生活化的表演。

片中用了很多手持，尤其是医院戏，颇具纪实感。

饰演父亲和母亲的是香港独立话剧演员，二位在现实中也是夫妻。

部分配角是导演在现实中的亲友，均为素人。

克制的情感，日常的台词。

面对癌症这么沉重的题材，《小伟》没有渲染苦难，还时不时把观众从情绪里拔出来。

黄梓也没有模仿他喜欢的杨德昌，借角色之口说教。

一鸣和朋友在厕所调侃广播体操处理成了高中生在课间的胡侃。

关于“自由”的那段是中年妇女们吃饭时的八卦。

除了一鸣一句稍显生硬的台词：“说那么清楚干嘛，反正每个人说的都不是心里想的。

”，全片对白都很日常。

影片在正式公映时改名为《小伟》，也加入了彩蛋——黄梓本人的家庭录像。

我们才知道，“小伟”是导演父亲的名字。

这部电影是黄梓一次与离世父亲的对话。

慕伶，一鸣，伟明

在《小伟》还叫《慕伶，一鸣，伟明》的时候，这张手绘海报就告诉了我们电影里有什么：母亲藏起来的医院报告单，病床与海岛，穿校服的孩子……但真正的秘密在细节里：母亲口袋里的甲鱼，儿子课桌抽屉里的球鞋，父亲手中的药瓶。

他们都有只能独自承担的困境。

《小伟》里的一场戏完美地展现了这一点： 一鸣从信箱里拿出录取通知书，他的出国梦、出逃梦实现了，他开心地跑上楼。

家中，厨房里的母亲正对着一只活甲鱼发愁——她不敢也不会弄死它。

一鸣从屋外进来，浑身的喜悦无处藏，母亲问他乐什么，他搪塞过去。

让他帮忙杀甲鱼，他说“我哪儿会搞这种事。

”他一眼没往厨房看，迫不及待跑去了天台。

母亲放下菜刀，拿起剪刀，还在煎熬着…… 天台，太阳已落山，父亲还在晒太阳的椅子上坐着。

一鸣问：“都没太阳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他没回答。

一鸣捧着通知书，目不转睛。

父亲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学英语。

“学英语就得大声朗读！

不读出来怎么能学好英语？

”一鸣不得已地朗读起了自己的通知书。

父亲听不懂英语。

他平视着前方，不知是在想心事，还是在听儿子朗读。

他艰难地站起来，有些晃，好一会儿才站稳。

儿子沉浸在“读英语”中，直到父亲的背影即将消失在门边，才发觉父亲已离开。

没人知道儿子被录取了。

没人知道父亲为什么太阳落山了还在“晒太阳”。

没人知道一只甲鱼会是一个多大的麻烦。

慕伶，不能承受的日常之轻

丈夫面临绝症，儿子面临抉择，只有慕伶身上缺乏戏剧化元素——作为一个家庭里的女人，她每天需要面对的是繁琐的日常生活，是不能承受的日常之轻。

比如，砧板上的甲鱼。

儿子丢下一句“我哪儿会搞这种事。

”就跑了。

难道她就会吗？

但作为一位得给一家人烧饭的妻子和母亲，她不能不会。

一鸣的烦恼尚可通过跟朋友们逃课爬山来排解，慕伶却只能在昏暗的公共食堂里沉默进食，听身旁的人讨论一个抛家弃子去国外的女人。

那女人说“我前夫妨碍我追求自由。

”讲述者发牢骚：“什么是自由啊？

抛弃了老公和孩子就是自由？

”慕伶在旁边一言不发。

慕伶在医院偶遇以前的男同学，她用手理了理头发，我不知道这个动作仅意味着礼貌，还是暗含情愫。

但男同学对她的意思十分明显，他看见慕伶拿的药，邀请她之后一起吃饭——好像她丈夫铁定会死一样——慕伶拒绝了，这个邀请不尊重她丈夫，也不尊重她。

有人说，影片中母亲的部分太功能性，第三段超现实手法没有真正拍到父亲的心里去。

只有第二段儿子的校园生活拍得好。

还有人说，第三段也应该继续写实。

26岁的黄梓，对为人父母的事知之甚少，更别提对父母二人各自的社会生活了，他们怎样上班？

他们如何跟同龄人交流？

片中甚至没有交代父母的职业，也没有他们在家庭之外的样子。

这是一部半自传电影，导演没有能力走入中年人的内心，也没有这个意愿——他需要作品的真实性，便只能以他的视角展开。

而父亲部分的超现实，是帮父亲圆梦的需要。

黄梓不能拍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也不想违背拍“私影像”的初衷——他刻意避免了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只想聚焦于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们看到的母亲，在学校、医院、家之间来回跑，像一个围着丈夫、儿子打转的保姆。

黄梓与母亲是疏远的，母亲除了父亲的病、儿子的叛逆、厨房的甲鱼，肯定还有其他的心事，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

《小伟》里的“慕伶”部分只能是功能性的，作为叙事的头阵，它也必须起到交代故事背景的作用，所以这一部分的场景大多是医院。

手持长镜头跟着慕伶急促的步伐，穿越昏暗、压抑的医院走廊，窒息人的紧张感溢出屏幕。

形成对比的是慕伶的笑。

她对每一个人笑，一旦无人时忧虑却立刻爬上脸庞。

她隐忍到陪丈夫上厕所时突然哭了，立刻打起呵欠，假装犯困。

伪装得太真，以至于我都拿不准那是困倦的泪，还是悲痛的泪。

慕伶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没有逃离空间的人。

儿子逃往学校后山（他还有机会逃得更远）父亲逃往岛屿、逃入记忆青春期逃课的孩子们那个抛家弃子追求自由的女人出逃无数次最终成功的隔壁老太太……只有母亲没有移动，默默承受一切。

对丈夫、儿子隐瞒，独自承受癌症的事实；在老同学和医护人员面前露出温柔的笑容；与青春期儿子拒绝沟通的态度作斗争；可能会迎来家中仅剩自己一人的孤独局面。

有几次，她忍不住了：丈夫看见报告单上的“肺癌”，她丢了魂似的跑去找护士修改报告单。

面对那只甲鱼，她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第一次将恐惧和脆弱展露无遗。

她对丈夫喊，你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她愤怒地敲儿子的门，怨他不跟自己沟通。

慕伶是传统中式家庭里母亲、妻子形象的典型。

她没那么聪明，但满怀着对丈夫、孩子的爱和责任感。

前者导致家庭内部的沟通始终存在问题，后者将家庭凝聚起来。

平日里丈夫或许是顶梁柱，但在此时，撑起整个家的无疑是她。

一鸣： 跑！

跑！

跑！

《小伟》提供了一个范本：怎么拍青春校园？

看喜欢的人做操，躲厕所抽烟，虚张声势打不起来的架，家长拍打上锁的房门，课堂上的呕吐，不能跟任何人分享的心事……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亲切的校园，没有霸凌，没有堕胎，没有早熟的发言，没有突兀的冲突，一切都像缓缓流淌的溪水，又不缺活力。

最喜欢三个高中生翻墙去学校后山的场景。

导演的中学靠山，可以从学校进山。

我也曾幻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学校。

这世上的大多数的学校都是无聊的，东西南北四个门，每个都有门卫。

并非每所学校都能有一个通道：通往外面的世界，通往未知，通往自由。

我的高中，操场边缘有个秘密通道，通往一家书店的后院，我妈在那工作。

作为一名无趣的好学生，我很少使用这个通道。

某次，被痛经折磨到发狂，我几乎是一路爬着完成了一次逃离。

不论使用与否，通道的存在本身就让人兴奋又安心。

后来，学校搬去了郊区，我们逃掉晚自习，在天台上接吻、看星星、偷玩手机。

高三，天台被封了。

高三，最需要的是情绪出口。

这个微妙的阶段，与父母总有隔阂，与朋友暗地竞争，对自己一知半解，对世界一无所知。

一鸣在普通高三学生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个烦恼，父亲的病。

憧憬逃到国外，如愿被心仪学校录取，在朋友肆无忌惮飞走的时候，一鸣却犹豫不决了。

三个男孩在山顶上聊天、欢笑，只有一鸣怀有心事。

南方的男孩有了心事，不是睡觉就是跑步。

一鸣总是在跑，有一天，女孩问他，你跑什么？

他答：跑步可以散除烟味。

我们为什么要跑步？

我们为什么要抽烟？

老师在课堂上讲阿基米德追龟的故事：阿基米德多久才能追上乌龟？

一鸣跟妈妈说了一个追太阳的故事。

有个人只能在阳光里生活，在夜幕降临前，他总是乘坐飞机去下一个还是白昼的地方，就这样，他追逐着太阳，永远避开了黑夜。

说这个故事时，妈妈第一次抽烟。

撞见儿子抽烟，她没有骂他，而是跟他一起抽起来。

说这个故事时，爸爸已经不在了。

这个故事说完，一鸣告诉妈妈，我不去留学了。

伟明： 家园重返，向死而生

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使然，贯穿整部影片的都是阴、雾、雪，少有晴天。

伟明篇章的开头，伟明独自一人站在大雾中，面前是陆地上的船。

这部分是超现实，所以让我们先回到前两部分。

现实里，伟明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

伟明在医院或逞强或乐观的表现，让很多人看见了自己的父亲。

轻描淡写自己的疾病，用基因里的幽默感逗乐。

邻居问他，最近都没看见你，是不是工作很忙？

他说，最近老是加班。

有一次，爸爸背我上楼，背不动了，在二楼休息。

有人经过：你们没带钥匙吧？

我差点脱口而出：不是…… 爸的反应更快，快速接话：是啊是啊！

不想让人知道我受伤的腿？

不想让人知道他日渐衰弱的体力？

上一辈面对“外人”总是最熟练的撒谎者。

喜欢伟明出院那天车上那场戏。

伟明说了个笑话：医生告诉病人A，你只能活几个月了，结果A一直活得好好儿的。

医生告诉病人B，你只是小感冒，结果B却死了。

为什么？

两份病例发错了。

儿子紧接着分享了报纸的一则报道：男人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怀孕了。

所有人都笑了，父亲笑得最久，笑到停不下来。

我总觉得他在那时就知道自己患癌了，妻子善意的谎言——报告单打错了——怎能骗得过他？

他在荒唐的世界里调侃生命，越恐惧越放声大笑。

嬉笑可以暂时消解恐惧，但该来的躲不掉。

“我刚刚吐的是血吗？

”“那种广告你也信？

王伟明，想不到你也会犯蠢。

”不遵循医嘱自行买的药；冲动时扔到地上的药；到最后已懒得去吞咽的药……父亲手中的药瓶有多重，只有他自己知道。

黄梓也不知道，纵使目睹了父亲病逝的过程，他也不是父亲。

比起写实，写虚更好。

一家三口坐上去嵊山岛的船，这是回乡祭祖之行，也是伟明的时间旅行。

这个不是大雾就是大雪的海岛，是圆梦之地。

多年前，伟明离开这里去广州。

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回来了，在无人村里与母亲、哥哥重逢。

母亲为他盛粥，与他谈话。

在去给亡父扫墓的山路上，伟明一抬头，看见比现在的自己还要年轻的父亲向他招手：“小伟，快跟上”。

一鸣在荒废的旧屋里穿上了奶奶给父亲做的衣服，实现了跟父亲的共情。

我很喜欢《小伟》里超现实的部分，一鸣扔回山上的那只鞋，氛围迷人的魔幻之岛。

但这些只能亲自去影院感受，枯燥的文字无法承载梦境。

归程的车厢里，伟明招呼儿子、妻子像孩子小时候那样，三人挤在一张床上，儿子被挤得贴在墙上，妻子害羞地拒绝，却止不住笑。

这是全片唯一温馨的场景，也是大家对伟明最后的记忆。

一鸣看电视，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沙发，原来属于父亲的地方，已经空了。

母亲平静地收拾父亲的遗物，她让一鸣跟自己一起收拾那叠厚厚的报纸。

一鸣遗传了父亲的幽默，逗趣道：这些真的是灰吗？

我怀疑爸一边看报纸一边吸白粉。

镜头里第一次出现了母子二人同框的笑容。

母亲给一鸣穿上奶奶给父亲做的衬衫，客厅的电视上放着家庭录像——父亲在拍摄儿子尿尿，三人一起骑电动车——这就是片头母亲给父亲染头发时，父亲看得津津有味的录像。

此时，父亲的“幽灵视角”也正看着这一切，他晃晃悠悠地走出屋子，走向天台上那个晒太阳的椅子。

画面由过曝转向全白。

伟明真正地离开了。

谁是追逐太阳的人？

谁是与龟赛跑的阿基里斯？

谁是笑话里拿错了病历的家伙？

何为永恒？

何为不朽？

我们能跑过时间吗？

我们的终点是什么样？

在生命倒计时里，你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