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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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1943-1977)/肌肉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于1943年5月6日出生于慕尼黑。

他是历史学家兼档案保管员 Berndt Phillipp Baader 博士和 Anneliese Hermine “Nina”(Kröcher)的独生子。

安德烈亚斯由母亲、姑妈和祖母抚养长大。

Phillipp Baader 曾在德国国防军(1935-1945纳粹武装)服役，1945年在俄罗斯前线被俘，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加入红军派之前，巴德尔是一名高中辍学生，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人。

他是RAF少数没有上过大学的成员之一。

20 岁时，巴德尔从慕尼黑搬到西柏林，据称是为了接受艺术教育。

他当过建筑工人，也曾是一个不得志的小报记者。

巴德尔曾参与1962年的施瓦宾格暴乱(位于慕尼黑北部，波西米亚主义区域，1962年6月21 日晚，两名警察试图阻止五名年轻吉他手在马蒂乌斯街和利奥波德街的拐角处(所属Martiusstraße街区 以自然学家Carl Friedrich Philipp von Martius卡尔·冯·马蒂乌斯 1794-1868 命名)演奏音乐，导致大约4 万人发生街头骚乱)。

据他母亲说，他从警察的行动中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出了问题”。

记者布茨·彼得斯认为，1962 年夏天慕尼黑发生的这次事件“对这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冲击”。

Stammheim死亡之夜后，巴德尔、迈因霍夫、恩斯林和拉斯佩的大脑，被送往图宾根大学神经研究所进行研究。

迈因霍夫的大脑中含有疤痕组织，被认为是1962年手术切除良性肿瘤所致，可能会影响她的行为。

其他人大脑的研究结果尚不清楚。

巴德尔还被制作了死亡面具(death mask)

1.Generation: Andreas Baader (Schlüsselfigur)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le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1934-1976)/笔杆子迈因霍夫1934年出生于奥尔登堡。

她的父亲维尔纳·迈因霍夫是耶拿博物馆的馆长，1940年因癌症去世，她的母亲不得不收留寄宿生雷娜特·里梅克(Renate Riemeck 1920-2003)来赚钱。

1946年，耶拿因雅尔塔协议被苏联占领，全家搬回奥尔登堡。

迈因霍夫的母亲英格博格·迈因霍夫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她开始当老师，1949年因癌症去世。

里梅克成为迈因霍夫和她姐姐温克的监护人。

1952年，迈因霍夫在韦尔堡的一所学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

随后，她在马尔堡学习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德语，并在那里参与了改良运动。

1957年，她转学到明斯特大学，在那里结识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 1925-1985)，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SPD的大学分支 直到1961年SPD将SDS所有成员开除出党1966年SPD与CDU(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中右 默克尔为其成员) 联合执政 议会中90%议席属于这两个党 缺少明显的反对力量 SDS此时活跃 如影片开头1967年抗议伊朗国王的活动 1968年为学生活动顶峰 其成员达到2500人 之后其影响下降 直到1970年解散 1988年重建并无影响力 德国总理施密德也曾是该组织成员(1961年之前) 2007年左翼党Die Linke的学生分支继承了其名号)，并参加了反对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1876-1967 CDU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政府提出的德国联邦国防军重新武装并纳入核武器的抗议活动。

1959 年，迈因霍夫加入了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 (KPD)，后来开始在《坚定》杂志(konkret: 最初是克劳斯·雷纳·罗尔(Klaus Rainer Röhl 1928-2021)于 1957年创办的一本月刊杂志，该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具有左翼政治影响力。

由于罗尔反对德国的左翼恐怖主义(他的前妻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积极参与其中)，该杂志于1973年解散。

Hermann Ludwig Gremliza(1940-2019)于1974年创办同名月刊 现在影响力大不如前 被认为是极左)工作，直到1964年，该杂志一直得到东德政府的秘密资助。

《坚定》受到学生活动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阅读，作为1962年至1964年《坚定》的主编，迈因霍夫得以从知名记者和作家那里获得稿件。

1962年，迈因霍夫接受了手术切除良性脑瘤；1976年的尸检显示，肿瘤残留和手术疤痕组织挤压了她的杏仁核。

另，死因成谜。

Red Army Faction (RAF) terrorist Ulrike Meinhof on 16 June 1972. Photograph: AP [the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theguardian/2012/j

[Columnism - Ulrike Meinhof](https://libcom.org/article/columnism-ulrike-meinhof)古德伦·恩斯林 Gudrun Ensslin (1940-1977)/谋划者 清教家庭虚伪道德禁锢之下的反弹恩斯林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长大，是七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她的父亲赫尔穆特·恩斯林是福音派教会(新教)的牧师。

恩斯林曾是一个行为端正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喜欢和新教女童子军一起工作，并从事教区工作，例如组织圣经学习。

在她的家庭中，经常讨论世界中的社会不公，据说她对西德和整个世界的社会问题很敏感。

十八岁时，恩斯林在美国呆了一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沃伦上高中。

195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

回国后，她完成了中学教育的剩余要求。

和她的伴侣伯恩沃德·维斯珀(Bernward Vesper 1938-1971 在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的精神科自杀)以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霍斯特·马勒等红军派的其他成员一样，恩斯林的考试成绩优异，并获得了德国国家学术基金会的奖学金。

她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教育学、英语研究和德语研究。

也是在1962年 2月，恩斯林遇到了维斯珀。

在图宾根，恩斯林和维斯珀与另外两名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研讨会，并开始新文学工作室的小本经营出版业务。

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反对核武器的诗集，其中收录了所有德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以及双语版杰拉尔多·迪亚戈(1896-1987)诗歌。

1963年至1964年，恩斯林获得了小学教师文凭。

1964年夏天，两人搬到了西柏林，在那里恩斯林开始撰写有关汉斯·亨尼·雅恩(1894-1959 剧作家 小说家 双性恋 管风琴制造者)的论文。

1965年，古德伦的妹妹约翰娜嫁给了冈特·马施克(Subversive Aktion 1943-2022 年轻时逃离德国兵役 之后加入古巴革命军 因“反革命活动”被驱离哈瓦那 返回德国因逃脱兵役服刑一年 出狱后成为《法兰克福汇报》(中右)记者 因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 德国法官 政治思想家 纳粹党员)讣告争议离开 开始研究反革命理论 为包括《青年自由周报》(Junge Freiheit 1986- 保守右)在内的报刊撰文)，当时马施克是一位革命马克思主义诗人，也是国际情境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IS/SI: 1957-1972 反消费社会 左翼 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 1931-1994) 《景观社会》鲍德里亚) 颠覆行动(Subversive Aktion: 1963-1966 发起人1962年被SI驱逐)的成员，鲁迪·杜施克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马施克后来成为保守派反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也是卡尔·施密特作品的解读者。

同年晚些时候，古德伦和伯恩沃德订婚。

两人都是民主左翼的活跃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DP)工作，收入颇丰。

他们一起抗议新安全法、越南战争、同盟国武器展，并争取示威权。

维斯珀忽视了学业，如饥似渴地读书，并于1966年与一群朋友一起出版了一系列严肃而重要的小册子和平装书《伏尔泰手册》(Voltaire-Flugschriften 1967-1971)。

1967年5月，恩斯林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菲利克斯·恩斯林(Felix Ensslin 1967- 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 策展人 剧作家 导演)。

1967年7月或8月，恩斯林遇到了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两人很快开始了一段恋情。

巴德尔于1963年来到柏林，以逃避慕尼黑司法系统，也是为了避免被征兵。

巴德尔在青少年拘留中心(少管所)和监狱之间来来回回，很快成了恩斯林生命中的男人。

1968年2月，恩斯林通过电话与维斯帕分手，告诉他在菲利克斯出生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

这段时间的一件作品是恩斯林参与拍摄的实验电影《订阅》。

1.Generation: Gudrun Ensslin (Baader-Gefährtin)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

Andreas Baader - seen here with Gudrun Ensslin - was imprisoned after a trial in 1968 but then managed to escape [BBC](https://www.bbc.com/n霍斯特·马勒 Horst Mahler (1936-)/以法脱罪 德国前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他曾是一名极左翼激进分子，也是红军派的创始成员，后来成为毛主义者，之后转向新纳粹主义。

2000年至2003年间，他是德国极右翼国家民主党(NPD:1963- )的成员。

自2003年以来，他多次被判犯有煽动民众仇恨(Volksverhetzun: incitement to hatred)和否认大屠杀罪，服刑时间长达十二年。

2017年4月，马勒被判再次入狱三年半，18日，他逃离德国，希望避免执行判决。

他试图在匈牙利获得政治庇护，但遭到拒绝，7月被遣返回德国，继而被捕并被关进监狱继续服刑，2020年10月被释放。

马勒于出生于西里西亚的海瑙(波兰)，父亲是牙医。

1945年2月，随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家逃离即将来临的红军，前往萨勒河畔瑙姆堡。

不到一年后，他们先搬到德绍，1949年，马勒的父亲——一个狂热的纳粹和反犹主义者——自杀之后，搬到西柏林。

马勒于1955年在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然后受到德国国家卓越奖学金的支持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法律。

他加入了图林根协会，一个右翼学生联合会，但不久后成为左翼SDS的成员。

1964年他在柏林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

1966年，他在欧洲人权法院成功地辩护了一个案件。

Horst Mahler im Zellentrakt der Berliner Haftanstalt Tegel am 28.3.1979 / dpa [Cicero: magazin fur politische kultur](https://www.cicero.de/鲁迪·杜奇克 Rudi Dutschke (1940-1979)/煽动者杜奇克出生于勃兰登堡州卢肯瓦尔德附近的舍讷费尔德(努特-乌尔施特罗姆塔尔) ，是一名邮政职员的第四个儿子。

他在东德长大并接受教育，1958年获得高中文凭，并成为一名工业销售员学徒。

1956年，他加入了当权政府领导的自由德国青年团，立志成为一名十项全能运动员。

然而，他也参与了在东德被勉强容忍的新教青年组织。

杜奇克承认宗教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将宗教“对人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神奇解释”“融入”了他后来的政治工作中。

正是在这种脱离党和国家认可结构的宗教环境中，杜契克拒绝在国家人民军中义务服役，并鼓励其他人同样抵制征兵。

他放弃了自己选择的体育新闻专业，于1960年10 月开始定期越境进入西柏林，就读于柏林滕珀尔霍夫的阿斯卡尼斯中学。

凭借新的高中毕业证书，他在阿克塞尔·斯普林格旗下的小报《图片报》找到了一份工作。

1961年8月10日，即“铁丝网星期日”(开始修建柏林墙)限制措施出台以封锁通往西方的通道的三天前，杜奇克在马林费尔德临时营地登记为难民。

8月14日，杜奇克和一些朋友试图用绳子拆除后来成为“柏林墙”的部分墙体，并在上面撒传单。

这是他第一次政治行动。

杜奇克就读于西柏林自由大学。

这所新学校成立于1948年，由一群学生从东柏林共产党控制的洪堡大学中脱离出来，其章程规定学生代表的程度在德国其他地方是前所未有的。

但在杜奇克和他的同学看来，“民主”的教职员工和市政府官员似乎背弃了学生共同决策的模式。

杜契克对西方新机构的民主资质的怀疑态度，在理查德·洛文塔尔和克劳斯·梅施卡特指导下学习社会学、人种学、哲学和历史时得到了加强。

1973年，他终于获得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自由大学，他参与了德国研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项目，比较了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1967年，SDS成员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 1940-1967)在西柏林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学生抗议浪潮席卷了大学和各大城市。

施普林格出版社遭到袭击，印刷和发行业务中断。

在汉诺威匆忙召开的大学代表大会上，社会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德国当代重要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指责杜奇克的“唯意志论”类似于“左翼法西斯主义”。

他认为杜奇克的蓄意骚乱是为了揭露国家隐藏的力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德国当时并没有革命形势。

他说，杜奇克是在将其他学生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1968年4月11日 杜奇克被约瑟夫·巴赫曼(Josef Erwin Bachmann 1944-1970 出生于萨克森州福格特兰地区赖兴巴赫 在东德长大 家庭环境很艰苦 1956 年 他和母亲离开东德前往西德 定居在下萨克森州的派纳 他被认为是一名穷学生 开始通过一系列入室盗窃来维持生活 他经常搬家 多次换工作 1966 年 他因在法国犯下的入室盗窃罪被判有罪 1968年 巴赫曼搬到慕尼黑寻找工作 他听说了马丁·路德·金被刺的消息 这促使他刺杀了杜奇克 在这次谋杀中 杜契克的大脑受损 不得不重新学习说话 杜契克得知巴赫曼曾试图自杀 于是开始与巴赫曼通过一系列信件进行交流 在这次信件往来中 杜契克说自杀是懦夫行为 巴赫曼为他对杜契克的所作所为道歉 1970年巴赫曼用塑料袋窒息自杀)枪击。

杜契克活了下来，但袭击使他患上了失语症、脑损伤、记忆丧失、癫痫发作和其他一些健康问题。

1969年1月至3月期间，杜奇克夫妇在都柏林郊外做客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 1917-2008 爱尔兰政治人物) 。

奥布莱恩在刚果危机期间曾为联合国服务，因批评美国在越南和国内镇压黑豹党的政策而闻名。

在他们逗留期间，鲁迪和格雷琴·杜奇克(Gretchen Dutschke-Klotz 1942- 其妻 /杜奇克不赞同性自由 选择家庭 这似乎与他反对恐怖活动之间有某种联系/)的律师霍斯特·马勒拜访了他们，马勒曾试图说服他们支持他的地下活动，即后来的红军派(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但没有成功。

随着国内学生运动的分裂和激进化，杜奇克夫妇考虑留在爱尔兰，但于1969年3月中旬返回英国， 英国提出条件，要求鲁迪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1971年初，英国内政部认为他违反了承诺，裁定他与来自德国、以色列、约旦、智利和美国的访客的会面“远远超出了正常的社交活动”。

在下议院关于杜奇克被驱逐出境问题的辩论中，当时反对党工党对此表示抗议，执政的保守党议员称杜奇克是“马尔库塞教授的信徒，马尔库塞教授是城市游击队的守护神，他要摧毁我们珍视的社会”。

奥胡斯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社会学的职位，杜奇克夫妇搬到了丹麦。

杜契克于 1978年11月在西柏林组织并领导了巴赫罗团结大会。

1979 年他在浴缸中癫痫发作并溺水身亡。

霍尔格·梅因斯 Holger Klaus Meins (1941-1974)/至死被利用的殉道者霍尔格·梅因斯是德国柏林电影学院电影摄像学生，他在1970年代初加入了红军派，并在狱中绝食致死。

梅因斯是RAF的重要成员，并被视为领军人物。

他积极参与该组织的秘密活动，例如聘请金属雕塑师设计手榴弹外壳和炸弹模具，以便放入女装，给人一种怀孕的印象，并告诉雕塑师这是一个电影项目的道具。

1972年6月1日，梅因斯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以及扬-卡尔·拉斯佩前往法兰克福的一个仓库检查他们存放炸药的地方。

警方在当地居民提供线索后一直在监视车库。

梅因斯和巴德尔进入车库后立即被包围。

警察封锁了车库的出口，并从后窗向车库发射了催泪弹。

巴德尔将催泪弹扔了出去。

僵持没过多久，巴德尔臀部中弹，梅因斯不久后投降，三人全部被捕。

在狱中，梅因斯和其他RAF囚犯发起了几次绝食抗议，以抗议他们的监禁条件。

绝食抗议进入第七周时，来自全国各地“反酷刑委员会”的32名活动人士占领了位于汉堡的国际特赦组织总部，抗议监狱条件。

警察将这些人驱离，但没有记录任何个人信息。

很久以后才清楚，大约一半的活动人士后来加入了RAF，其中包括后来因拒捕被GSG9枪击致死的沃尔夫冈·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 1953-1993)。

1.Generation: Holger Meins (Mitläufer) [BR](https://www.br.de/br-fernsehen/sendungen/kontrovers/raf-terroristen-baader-meinhof-komplex-100.

[Starbuck -Holger Meins: A documantary film by / Ein Dokumentarfilm von Gerd Conradt, Hartmut Jahn](https://www.hartmut-jahn.de/feature-leng扬-卡尔·拉斯佩 Jan-Carl Raspe (1944-1977)/效力者 不完整家庭所导致不完全成长的普遍存在拉斯佩出生于蒂罗尔州塞费尔德(当时的德国，现奥地利)。

他被认为性格温和，但与他人交流有困难。

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拉斯佩和他的两个姐姐由母亲和两个姑姑抚养长大。

虽然住在东柏林，但1961年柏林墙在建时，他去了西柏林，和叔叔姑姑住在一起。

1967年他参与创立第二公社(Kommune II)，并于1970年加入了红军派。

1984 年RAF成立了“扬·拉斯佩突击队”，以声援和纪念他。

突击队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停在上阿默高镇的北约学校前。

北约统合参谋部的干部在那里接受培训。

这辆车被发现，炸弹被拆除。

佩特拉·舍尔姆 Petra Schelm (1950-1971)/年轻的牺牲品佩特拉·舍尔姆在西柏林长大，曾是一名理发师。

她开始与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Manfred Grashof 1946-, 曾参与银行抢劫，1972年被捕，1977年因枪击警察致死被判终身监禁，1988年获赦免，1987年开始在柏林Grips剧院工作，被聘为技术员，2005年在热门剧中扮演警察)交往，两人一起住在夏洛滕堡的布莱布特鲁斯大街。

这间公寓被用作无政府主义报纸《Agit 883》(1969-1972)的发行中心。

1970 年，舍尔姆成为RAF的创始成员。

1970年6月，她与布丽吉特·阿斯东克(Brigitte Asdonk 1947-)、汉斯-尤尔根·巴克(Hans-Jürgen Bäcker)、莫妮卡·贝尔贝里希(Monika Berberich 1942- )、格拉斯霍夫和霍斯特·马勒使用假身份前往贝鲁特。

从那里他们前往约旦，参加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LFP)组织基地的城市游击训练。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也在随后加入。

1971年7月15日，舍尔姆与沃纳·霍普(Werner Arthur Hoppe 1949-, 1973年被判十年监禁 1978年脱离RAF 1979年因病重被释放)驾驶一辆偷来的宝马途经汉堡时，试图避开警方的路障，警察追赶并拦下了宝马。

霍普跳下车向警察开枪，随后逃跑，之后被直升机追赶并被逮捕；舍尔姆向警察开枪，被击毙。

舍尔姆被埋葬在西柏林的施潘道公墓。

在她的葬礼上，五十名支持者在她的坟墓上放了一面红旗，后来被警方撤走。

布丽吉特·蒙豪普特 Brigitte Margret Ida Mohnhaupt (1949-)/冷漠残酷的二代目领头人布丽吉特·蒙豪普特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贝格，父亲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

1960年父母离婚后，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她于1967年在布鲁赫萨尔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同年晚些时候进入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学习。

1968年至 1970年，她与罗尔夫·海斯勒(Rolf Gerhard Heißler 1948-2023 父亲是教师 他也是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学生 1971年抢劫银行 1972年被判处六年监禁 1975年“六二运动”成员绑架彼得·洛伦茨(1922-1987)他是被交换的五名人质之一/电影中布丽吉特出狱后对其态度的原因/ 1978年在德国荷兰边境射杀荷兰海关人员 1979年被捕 1982年被判无期 2001年被缓刑释放)结婚。

在慕尼黑期间，她加入了当地的公社活动，并结识了20 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如莱纳·朗汉斯 (Rainer Langhans 1940- 作家 电影人)、弗里茨·特费尔 (Fritz Teufel 1943-2010 第一公社Kommune 1创办人之一) 和乌什·奥伯迈尔 (Uschi Obermaier 1946- 时尚模特)。

1969年，她参加了在慕尼黑美国文化中心(Amerikahaus)举行的抗议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据说她受到了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la 1911-1969 巴西)的《城市游击队手册》影响。

蒙豪普特最初是社会主义病人集体(Sozialistisches Patientenkollektiv SPK 反精神病学 反对医生权威)的成员。

SPK解散后，她与同为成员的伊姆加德·莫勒 (Irmgard Möller 1947-) 一起于1971年左右加入了RAF，并协助组织、后勤和武器采购。

蒙豪普特是“德国之秋”的主要参与者。

1978年在南斯拉夫被捕，后与其他三名RAF成员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他们选择的国家，因为西德拒绝了南斯拉夫提出的引渡他们以换取八名在西德的克罗地亚政治逃犯的提议。

1982年，蒙豪普特与阿德尔海德·舒尔茨(Adelheid Schulz 1955- 护士 被判三个终身监禁 在狱中绝食 因身体健康变差 1998年离开监狱 2002年被赦免 现居法兰克福 身体失能)一起进入法兰克福附近树林中的RAF武器窝点时被抓获，该藏匿处由GSG9(Grenzschutzgruppe 9 第九边防大队 德国反恐特警)人员监视。

蒙豪普特被拘留，并被斯图加特上诉法院判处终身监禁，最低刑期为24年。

2007年，在媒体的广泛争议中，斯图加特上诉法院裁定蒙豪普特获得假释。

于 2007年3月25日被缓刑释放。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to be freed after 24 years in jai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feb/13/germany.kateconnolly)彼得·尤尔根·布克 Peter-Jürgen Boock (1951-)/悔过者中学毕业后，布克开始接受机械师培训，但很快放弃。

布克宣称他父亲是坚定的纳粹分子，此后他便离开父母的家，前往荷兰。

他开始吸食毒品，并因持有毒品而被捕。

此后不久，他试图自杀。

随后几年，他参加戒毒康复计划并住在再教育之家，接触了古德伦·恩斯林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他想加入红军派，但被认为太年轻。

他搬到法兰克福并继续吸毒。

1973年，他与瓦尔特劳德·莱瓦尔德(Waltraud Liewald 也是RAF成员)结婚。

1975年至1976年期间，布克加入RAF。

他前往南也门，在那里接受了恐怖分子训练。

他成为第二代红军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1980年，布克与RAF划清界限。

然而，1981年他在汉堡被捕。

他淡化了自己在RAF中的作用，但因参与庞托和施莱尔谋杀案被判处终身监禁。

1992年，他承认自己全面参与了RAF的某些活动，例如施莱尔谋杀案。

1998年，他出狱，现在弗莱堡附近担任自由撰稿人。

2007年，他指控斯特凡·维斯尼夫斯基(Stefan Wisniewski 1953- 1978年在巴黎被捕后引渡至西德 1981年被判处两个无期徒刑 1999年有条件缓刑后释放 现居科隆)谋杀了齐格弗里德·布巴克克里斯蒂安·克拉尔 Christian Klar (1952-)/教师家庭 拒绝悔过者克里斯蒂安·克拉尔是第二代RAF的领导成员，活跃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

克拉尔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副校长。

他在罗拉赫上学，1972年从埃特林根的一所学校毕业。

之后他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并一度成为青年民主运动的成员。

1973年左右，他与女友Adelheid Schulz(1955-)、Günter Sonnenberg(1954-)和Knut Folkerts(1952-) (他们后来都成为RAF成员)搬到了卡尔斯鲁厄的一间公寓，并于1974年参加了占领汉堡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的活动，抗议关押RAF成员。

1982年，他被关押在布鲁赫萨尔监狱，服刑26年，2008年获释。

RAF遇难者家属和政界人士对此感到愤怒。

汉莎航空181号航班副驾驶尤尔根·维托尔向德国总统发出了一封抗议信，并退还了联邦十字勋章苏珊娜·阿尔布雷希特 Susanne Albrecht (1951-)/天真愚蠢退隐改过阿尔布雷希特是一位成功的海事律师的女儿，童年生活在汉堡一个富裕的郊区。

她在公立学校的适应能力不强，后来被送到霍尔茨明登的一所私立学校。

1971年，她进入汉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

在搬进与卡尔-海因茨·戴尔沃 (Karl-Heinz Dellwo 1952- 参与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人质危机 1977年被捕 被判两个无期徒刑 1995年缓刑出狱 之后多次公开评论他的RAF身份 之后成为纪录片制片人和出版人) 同住的公寓之前，她加入了几个政治团体和一个占屋者团体。

她还开始与一些红军派RAF成员交往，比如伊尔莎·斯塔乔维亚克(Ilse Stachowiak 1954-)，她有时会把自己的身份证件交给他们。

1977年7月，阿尔布雷希特拜访了她姐姐的教父尤尔根·蓬托(Jürgen Ponto 1923-1977)，他是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长，她的家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她称他为“尤尔根叔叔”。

布里吉特·蒙豪普特和克里斯蒂安·克拉尔也随她一起去。

他们试图绑架蓬托，但在他反抗后被蒙豪普特和克拉尔开枪打死。

蓬托被谋杀后，阿尔布雷希特签署了一份公报，内容如下：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些在第三世界发动战争、毁灭全体人民的人，在自己家里遭遇暴力时，却会惊呆。

1978年至1979年间，阿尔布雷希特前往也门，在巴勒斯坦训练营接受游击战训练。

1979年6月，阿尔布雷希特与沃纳·洛策和罗尔夫·克莱门斯·瓦格纳一起，试图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的汽车附近引爆炸药，暗杀他。

不过，这次暗杀失败了，由于炸弹爆炸得太晚，黑格没有受伤。

1980年，阿尔布雷希特逃往民主德国，在那里她受到史塔西的保护，并被赋予了新的身份。

此后在东德，阿尔布雷希特以英格丽德·耶格尔 (Ingrid Jäger)的名字担任英语翻译，并嫁给了一位科学家，育有一子。

他们都不知道她的过去。

她住在克滕(Köthen)，但 1986 年，西德电视台播出有关RAF的报道时她被认出，促使她搬到了柏林。

德国统一后，她被发现以“贝克尔”的名字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1990年在自己的公寓前被捕，这是十天内八次逮捕行动中的第一次。

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判处她十二年监禁。

她于1996年服刑一半后获得假释。

此后一直以化名在不来梅的一所小学担任移民儿童的德语老师。

彼得·霍曼 Peter Homann (1936-2023)/脱险者 并协助未成年人脱险彼得·霍曼是一名记者，也是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朋友。

1970年5月，迈因霍夫帮助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从警方逃脱后，霍曼与他们一起前往约旦接受游击训练。

在约旦时，霍曼得知其他人怀疑他是叛徒，于是他离开了营地，也离开了这个团体。

回到德国后，霍曼帮助乌尔里克的另一位老朋友斯蒂芬·奥斯特从西西里岛的藏身处救出了迈因霍夫的孩子。

RAF创始成员，在参加约旦训练营后与RAF决裂。

与斯蒂芬·奥斯特(Stefan Aust 1946- 德国记者 1994-2008 担任新闻周刊《明镜》的主编，自 2014 年起担任保守派报纸《世界报》的发行人，并担任该报主编直至 2016年 其1985年所写非虚构畅销书《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即是这部电影的剧本)一起前往西西里岛，把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的孩子(其中之一是Bettina Röhl 1962- 记者 作家 研究和评论她的母亲和RAF)带到他们父亲那里。

1997年，霍曼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卷入了一场争议，他在采访中暗示霍斯特·马勒于1970年在约旦“判处”霍曼死刑(霍曼提前离开训练营避开了这一临头的厄运)。

马勒对他的这个暗示感到非常愤怒。

[Peter Homann im Büro (1988)](https://irmgard-schleier.de/memorial/)

时间：2013-12-04 19:42:38 来源：中华读书报 　　原编者按：从“9•11”开始，国际政治进入了“反恐时代”。

从“冷战”到“反恐”，西方社会的核心议题与关注焦点已然转移。

而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

那么全球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时代有怎样的关系?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究竟为何?如何追溯其来源及其最终的蜕变与堕落?从再现暴力的恐怖主义影片中，我们试图对这一复杂议题作出初步探究。

　　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炎：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出版过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给出一个简史，说现代恐怖主义开端于1968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客机事件。

“国际恐怖主义”或“反恐”的表述第一次进入官方词汇，是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的事件发生后，德、英、美、法相继成立反恐机构，这年便成为恐怖主义史的转折点。

这中间欧、亚、美各国发生大量恐怖事件，直到“9•11”，达到恐怖主义的巅峰——其实1993年已有一起袭击世贸双子塔未遂的爆炸案。

我们当今时代因此被命名为“反恐时代”。

　　为何兰德公司如此定义?现代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暴力或恐怖有何区别?归结下来，自1968年劫机开始，现代恐怖主义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极具表演性、舞台性，追求轰动效应和世界性影响力;二是有鲜明的政治诉求，精心利用舆论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三是袭击的目标不限于本民族或国家边境之内，常为跨国联合行动，不同国籍、肤色的袭击者协同行动，也在本土袭击外国目标。

三项特征最突出的是，媒体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盟友。

暴力恐怖不再以破坏与摧毁为目的，它要求大众媒介的参与，要在媒体聚光的大舞台上表演政治秀。

　　1968年劫机事件已有大批电视媒体跟踪报道，最经典的当属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那年电视已经在西方国家相当普及，但卫星转播奥运却仅有四年的历史。

首次卫星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是在1968年，接着ABC(美国广播公司)计划继续直播下一届慕尼黑奥运会，结果被“法塔赫”下属一极端组织“黑色九月”盯上了。

他们在慕尼黑劫持人质后宣称：征用奥林匹克这个大舞台搞一次亮相，以实现二十多年武装抵抗也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

当时奥委员会很傲慢，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在奥运村宿舍里，他们却决定运动会照常进行。

结果ABC的电视节目上，出现两个不断切换的画面：一边是体育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另一边转播劫持实况——僵持不下的谈判、枪杀人质、恐怖分子转移人质、警察狙击射杀、激烈枪战场面，直至人质全部被炸死。

整个恐怖影像与比赛实况平行直播，就像惊悚“真人秀”或“真实电视”(reality TV)。

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同时观看，巴以冲突从此在大众视野中噩梦般挥之不去。

　　以色列把慕尼黑事件视为“第二次犹太大屠杀”，虽然只有11名运动员罹难，但视觉冲击对心灵的创伤以及在世界各国媒体上的展示效应，足让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以总理发毒誓报复，派“摩萨德”实施“上帝怒火”行动，追杀“黑色九月”首脑们。

很多文学作品、电影围绕这一事件演绎故事。

“9•11”之前，影片如1986年的《基甸之剑》、1977年的《雷霆行动》、1976年的《慕尼黑21小时》，基本上把恐怖事件作为个案处理，渲染其戏剧性、暴力血腥和悬疑紧张。

但“9•11”之后，这类片子的风格、主题变化了。

斯皮尔伯格据《基甸之剑》重拍的《慕尼黑》(2005)、斯通的《世贸中心》(2006)等，都把恐怖主义提升到冷战后西方文明困境的层面，在哲学和伦理意义上寻找根源，似乎要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经典的例子是斯皮尔伯格式的追问，《慕尼黑》一片与原型《基甸之剑》同样是以情报局摩萨德追杀“黑色九月”的故事为主线，但加入许多思辨元素。

在雅典行动一场中，摩萨德与巴勒斯坦组织被安排在同一藏身住所，主人公与巴勒斯坦人彻夜长谈、一夜未眠，辩论巴以冲突的正义性。

双方为捍卫家园以暴易暴、恩怨无休，纠纷始于暴力而终于仇恨，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

片尾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远景镜头，隐喻“9•11”的不可避免。

而冷战时代拍摄的《基甸之剑》，还在思考什么是爱国主义——主人公真诚爱国，却不肯沦为以色列政府的杀人武器，爱国之情与官僚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

同一情节，两片主旨的变化，恰好说明“冷战”与“反恐”两个时代，西方社会核心议题的变化。

　　“9•11”后还有些恐怖主义题材的影片，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

一般我们对“9•11”以来恐怖主义的基本叙事是：沙特人本•拉登参加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联入侵，冷战后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因仇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策划世贸大厦的袭击——经典的文明冲突论。

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2008)、《豺狼卡洛斯》(2010)、《通往浅间山庄之路》(2008)等，却建立了另一种叙事，让人耳目一新：现代恐怖主义肇始于欧洲“68学运”以及学运后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地的左翼政治极端组织，它们与阿拉伯政治激进分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协同作战，一起开启了一个时代。

“五月风暴”是戴老师的研究领域，请戴老师讲。

　　戴锦华：我想先从几个层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作一下回应。

的确，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及其命名的前提因素，是大众传媒时代的莅临。

具体地说便是深入家庭生活“内景”的电视的普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即时、同步的实况报道。

恐怖袭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展演性：以公共事件场所为舞台，以媒体的在场为先决必要条件。

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奥运会举办前夜会突然变成了举办国政府的危机关头：因为这一体育嘉年华已集结起全球媒体。

类似以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成就的“符号学展演”几乎无例外地联系着地缘政治中弱势、无声(或被消声)的社群(和种族)。

劫机、绑架、扣押人质、自杀式袭击等等，与其说是有效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发声行为：借助国际事件舞台和媒体，令世界“记起”他们的存在，进而，“理想”状态下，获知他们的苦境、绝望、愤怒和无助。

　　许多美国学界的朋友告知，“9•11”之后，他们首先必须在课堂上回答学生痛苦的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当教授们开始陈述美国的国际政策与全球暴行，多数学生是如此震惊。

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便不足为奇了。

在此，媒介的角色是双重的：充当着为行动者借重的目击和见证之眼;同时曝光着战后全球政治实践的变化——权力分配份额也是媒体占有份额。

现代政治游戏正转化为媒体事件和“行为艺术”。

　　其次，依照兰德公司的描述，以1968年巴解组织劫机事件为开始的国际恐怖主义年表，似乎是一个针对着西方世界的、外在于西方世界的、自为的邪恶力量。

但一个有趣的平行现象便是，也是在此前后，好莱坞动作片的英雄开始“获得”了一个新的敌手类型：在冷战对头——苏联恶魔和心理变态杀人狂之外，开始出现了异族、异教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

他们丝毫不珍惜或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他们仇恨美国和自由世界;他们会以无辜平民为人质对自由富足的西方世界发动毁灭性攻击。

如果我们以好莱坞片单对照兰德公司编年，很难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甚至难于简单判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

可以说，恐怖袭击，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好莱坞的想象力可以对其注册“发明专利”。

即使说，巴解组织的袭击行动为好莱坞电影工业提供了最初的灵感，那么好莱坞则将其充分地“发扬光大”。

借助恐怖主义想象，好莱坞的动作片、灾难片获得了新的叙事增长点，获得了造型奇观、视觉冲击不断升级的剧情“依据”。

事实上，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

　　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20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以降，是好莱坞电影先在地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

几乎所有国际恐怖袭击，包括(尤其是)“9•11”，都有好莱坞电影在先。

我们可以问，“9•11”之前，世贸双子塔已多少次在好莱坞大片中遭到爆炸、占领?甚至是其最骇人听闻的形式：飞机撞向摩天大楼。

我自己经常谈到一则个人经验：“9•11”袭击发生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目击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直到大厦轰然坍塌。

当时一个怪诞的感觉是，在五内俱焚之中我觉得这一场景似曾相识。

这以后，我试图追问这种感觉的由来，结果答案相当简单：来自好莱坞灾难片《独立日》。

其中的外星袭击、轰毁的场景，是极为接近、几乎是同一机位拍摄的画面。

“9•11”也外化了恐怖主义行动作为“符号学展演”和借恐怖行动发声的特征：双子塔作为纽约——金融帝国之都的标志性建筑，本身早已是关于美国和金融资本帝国的符号。

“9•11”之后，没有了双子塔的纽约景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遭阉割的形象。

所以世贸大厦必须也刚刚修复。

　　与兰德公司的年谱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当然并非出自中东、北非或伊斯兰世界的“固有”邪恶，而是残酷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果，是高度内在于美国、多重意义上始作俑于美国的怪胎和癌肿。

因此，“9•11”袭击之后，好莱坞电影工业主体陷于低迷甚至失语。

我曾称之为全方位的“不及物”状态。

始终保持着敏感与自觉的好莱坞工业当然清楚地知道国际恐怖主义与好莱坞的内在互动。

因此，不仅是动作片、灾难片的拍摄陷于停顿，而且其他片种也陷于张口结舌之中。

结果近十年的延宕，好莱坞才开始修复：一边是小心翼翼地去触碰“9•11”创口——《世贸中心》、《战栗航班》(2006)、《特别响，非常近》(2012)……;但另一边，却是十足的健忘症与故态复萌。

《变形金刚3》再开先河：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再度成为袭击的对象。

——这固然是好莱坞自身枯竭的征兆，但也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症候：多情而健忘，拒绝痛定思痛，拒绝反思——因为全部另类实践的可能和空间已遭封闭和否决。

　　王炎：戴老师提到“9•11”后好莱坞的失语，我再补充一点细节。

奥利弗•斯通在“9•11”发生几天后曾作了一个演讲，说如此创伤必须通过电影表达。

斯通对现实极敏感，反应也快，关怀现实政治。

但我觉得五年后他拍的《世贸中心》很无力。

此片纠结于个人心理、家庭伦理以及落难人物在惊恐中产生的宗教幻觉，以再现纽约人的伤痛经验，却回避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避免涉及袭击者的动机。

2012年的影片《特别响，非常近》很精彩，却也同样以回避国际政治的方式，处理纽约人的创伤记忆。

　　有位普林斯顿大学古希腊史的教授曼德尔松，写了篇影评：公元前5世纪，雅典上演一出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就在希波战争中米利都城失陷后两年，剧情是希腊人被波斯人残暴蹂躏，深深刺痛了希腊人。

21年后，波斯战败，雅典又上演一出《波斯人》，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从敌方波斯王薛西斯的角度，伤悼失败的惨痛，同情波斯人。

古雅典人尚可从敌我双向去理解战争的悲剧性，而斯通这位以反思和批判著名的导演，却把敌人小心翼翼地屏蔽了，一心营造正面人物的英雄主义、人道关怀和牺牲奉献。

历史整体被割裂和肢解。

此片委身低就，充当“9•11”五周年的安抚奶嘴，一个轻飘、甜俗、没有历史深度的肥皂剧。

说好莱坞失语，是无力触及悲剧根源，不敢面对现实，也即戴老师常说的“不及物”。

　　戴锦华：兰德公司——准确地说是美国社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想象，勾勒和定位出了一个事实上“异族异教”的邪恶敌人，早在“9•11”之前，已然内在地包含了某种与其说种族主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视点于其中。

因此，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只是迟到的帮闲说;美国高官称阿富汗战争为(基督教)“圣战”也是不慎吐真言。

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近年来《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一系列著名“恐怖分子”传记片的涌现，也无法触及全球恐怖主义及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

　　为此，我更倾向于把《豺狼卡洛斯》(六小时版和两小时版)、《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放到与上述影片相关但不同的脉络中来讨论。

尽管两小时版的《豺狼卡洛斯》看起来近乎动作片，但上述作品不仅是在欧洲艺术电影而非好莱坞工业系统中制作的，而且其文化定位、社会诉求都与制造恐怖主义想象的好莱坞灾难、动作片南辕北辙。

这些真人实事的传记片，事实上揭开了一个被全球反恐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面相，而这或许比种族、文明冲突的意涵更深刻而真切。

《豺狼卡洛斯》或《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所揭开的历史画面，是兰德公司年谱上不可见的所在。

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巴解组织的行动不是或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左翼激进行动。

两部传记片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左翼极端行动派：红色旅、德国红军及日本赤军对其深刻的参与介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激进行动正是追随切•格瓦拉的榜样，投身、尝试开辟游击战场受挫后，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而这些运动最终经历了蜕变和堕落，成为所谓恐怖主义的起源之一。

今日好莱坞的恐怖主义想象和全球反恐意识形态不仅要抹去类似行动曾拥有的政治内涵，而且借重其妖魔化的形态，践行其审判、葬埋革命的社会功能。

因此，我认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定义：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没有革命可能性的年代，人们想象革命的方式。

这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想象而言。

　　当然，如果对照着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反观《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包括《切•格瓦拉》)，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文化症候：类似影片都有着纪录片式的视觉风格，白描单线叙事。

其“客观”展现伴随着历史语境与人物的心理历程的消失。

即使电影作者的初衷是钩沉这些被投入历史忘怀洞的角色，但角色内心呈现的缺席，令今日观众无法对其建立任何同情的理解，遑论认同。

而《慕尼黑》中对以色列摩萨德的恐怖杀手的呈现就大不相同。

它抑或告知，与革命——激进变革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丧失了的，是另类选择与事件的逻辑。

于是，你只能呈现，无法叙述。

　　赵雅茹：如刚才谈到的，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试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左翼运动讲述一个历史脉络。

这些运动为什么会转向激进和暴力?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各种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戴锦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追溯一下二战后的20世纪历史。

类似故事的起点一定要追溯到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秘及同年苏军入侵匈牙利、英美联军武力强占苏伊士运河——出自两大阵营领袖国家的暴行重创了世界。

寻找美苏模式之外的、新的可能性的动能造就了全球60年代。

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还是用詹明信的说法吧：长的60年代(对应着短的20世纪?)始自1959年元旦。

这一天，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带领着三百多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战胜了五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开进了首都哈瓦那。

用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说法，那一时刻，“全世界的左派为之欢呼”。

按照詹明信的定义，60年代终了于1973年9月11日(另一个“9•11”)，那一天，智利陆军元帅在美国CIA的支持和直接资助下，发动军事政变，以十足恐怖主义的形式推翻了民主政权，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

这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是越南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升级：经由电视媒介，一边是美军的越南暴行在美国、欧洲、全世界引发的大规模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战运动;一边是越南战争——一个东南亚小国，不仅挺身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而且令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美军深陷的泥潭——极大地鼓舞了全球的反美、反帝社会力量。

而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切•格瓦拉之死。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率领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与CIA训练并指挥的政府军遭遇，切受伤被俘，9日被杀害在无花果村。

10日全球主要报刊头版刊载了这一消息及玻利维亚军方的陈尸照片。

“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哭泣”。

　　然而，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切•格瓦拉之死却成了60年代全球青年学生主题的反制运动的直接触发点。

1968年，巴黎迸发了“五月风暴”，不仅左翼学生，而且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部分法国思想家、导演、学者都涌上街头，修筑街垒。

运动引发工厂全面罢工、市民罢市加入，一时间几　　乎倒阁。

由法国“五月风暴”到意大利“热秋”，“最后一场欧洲革命”席卷了西欧，并与北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强烈共振。

这场革命骤然引爆，瞬间燎原，然而很快便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下熄灭。

但遭到挫败的左翼学生、学者、艺术家并未因挫败而放弃;继发的浪潮是他们深入工厂、走向乡村，参与并纪录、表现工农的抗争运动，更为激进的，则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战。

然而，随着60年代终结及美军被迫撤离越南，遍地星火的全球抗争渐趋沉寂。

到70年代初、中期，60年代所开启或尝试打开的社会空间与变革可能渐次破碎、封闭。

这便是左翼恐怖行动兴起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今天“阅读”《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必需的历史知识。

　　王炎：阿拉伯世界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2年，纳赛尔在埃及发动政变，两年后掌权，在1956年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取消了英法在埃及的特权，激发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

埃及实行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短时间内带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社会民生迅速改善，阿拉伯世界从埃及道路看到未来的希望。

纳赛尔顺势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构想阿拉伯各国凝聚成一个共和国。

他的魅力激发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革命，反殖、反帝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

1967年，美英支持以色列打赢第三次中东战争，泛阿拉伯运动遭到重创，埃及失去在阿拉伯的领导地位，巴勒斯坦解放希望渺茫，巴解组织也转向激进和暴力。

1999年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九月的一天》曾采访慕尼黑绑架案唯一的幸存袭击者杰莫•阿尔•加希(Jamal Al Cgshey)，他回忆当年参与恐怖活动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没有多少伊斯兰宗教情结，而只是将其当作政治事业，这与反恐时代大肆渲染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根本不同。

　　刚才戴老师讲到欧洲“68学运”这条线索，我想提及另外一条线索，即大西洋的另一侧，北美也遥相呼应。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与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出现了“黑豹”这样激进的暴力组织。

不仅是黑人参加，也有白人学生积极参与。

“黑豹”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策划了大量暴力事件，纪录片《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就从白人学生西尔维娅的视角讲述这场革命。

最后，FBI暗杀了“黑豹”领袖，逮捕了许多像西尔维娅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判了重刑。

如今关在关塔那摩的政治犯，大多仍是“黑豹”成员。

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运动以诉求种族平权的面貌出现，没有白人蓝领的支持，也没有欧洲式的工运，特别是与反战抗议纠结在一起，当然还有古巴、拉美在后院策应。

总之，“冷战”时代的北美大陆不像后来的叙述那样歌舞升平。

漫长的60年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各大洲遥相呼应，当今世界主流话语极力淡化这段历史，把反恐局限在针对伊斯兰原教旨的斗争。

我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豺狼卡洛斯》、《通往浅间山庄之路》这样的影片，展示给我们反恐时代的“史前史”，揭开恐怖主义外衣下隐藏的、相去并不久远的一段革命史。

重新叩访被遮蔽的历史　　赵雅茹：2010年的影片《豺狼卡洛斯》展现了国际恐怖组织或左翼激进组织在世界各地串联与合作的历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国家激进组织与欧亚非各国的激进组织有何渊源与异同?　　王炎：《豺狼卡洛斯》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既含类型片元素，有不少谍报片常用的场景跨国穿越的镜头，又似纪录片风格，据真人真事演绎故事，而两片特殊之处是涉及不曾为人关注的历史细节。

大家一般以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暴力事件，有的是西方社会内部矛盾，有的频发于中东地区，彼此不相关联。

但影片告诉我们，分布在欧、亚、美、非各地的激进组织曾联手运作，策划了大量跨区域、跨国界的恐怖活动。

比如《慕尼黑》与《慕尼黑21小时》两片都涉及这样的情节：“黑色九月”绑架以色列运动员时，要求以色列、西德当局释放234名政治犯，里面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德国“红军”和意大利“红色旅”成员。

电影只一带而过，不作解释。

而《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通往浅间山庄之路》等则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欧洲学生如何到叙利亚、约旦接受军事训练，如何参与巴勒斯坦、拉美等激进组织的行动——所以他们视彼此为同道。

“豺狼”卡洛斯是委内瑞拉人，穿梭于东欧、西欧、阿拉伯、拉美之间，在武器装备、资金流转、行动策划上，与各地左翼极端组织协调，还背靠东欧政府和阿拉伯政权的暗中支持。

让人意外的是，《豺狼卡洛斯》中也出现了日本“赤军”的画面，他们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法国、朝鲜、韩国各地行动，曾轰动一时。

这些组织有共同的目标：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侵略战争。

　　影片营造的“世界革命”氛围，与我们当下的世界图景那么不同，恐怖并非中东的特产，也不仅是民间组织参与，冷战博弈中的各国政府也无所不用其极。

六七十年代的民意也与今天不同，如今西方社会谈恐怖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当年的欧洲民意却同情极端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有一场法庭辩论的戏，巴德尔与迈因霍夫在法兰克福法庭上慷慨陈词：我们是针对外国入侵与占领的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声讨，也是对美国粗暴干涉各国事务的反抗。

场上一片喝彩声，主审法官狼狈不堪，连反对儿女参与“学运”的父母也理解了他们的事业。

民调显示，60年代西德左翼运动的呼声很高。

在意大利，大多数人也同情红色旅。

直至1978年总理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意大利公众才转向保守。

　　总之，阿拉伯与欧洲、拉美、非洲左翼运动有相似处：都信奉经典马克思主义，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而战。

如果说阿拉伯激进组织有何特殊之处，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更显反殖民主义色彩，矛头直指以色列占领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像欧洲或日本左翼那么理想主义或有理论追求，但也肯定不是“后冷战”的宗教极端主义。

冷战的大氛围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情绪被压抑在政治热情之下。

所以今天回溯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革命，应该复原当时的历史语境。

　　戴锦华：我们今天讨论恐怖主义电影，或者关于著名的恐怖分子的传记片的时候，我以为，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

作为“极端的年代”，20世纪可以有很多种描述方法，我喜欢的描述方法之一是：20世纪是全球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实践内在矛盾的自我引爆，它使得全球化成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必去感觉的事实。

60年代发生在亚非拉，即第三世界的反殖斗争和独立建国——包括和平途径和暴力革命——是一个全球性的、高度紧密连接、直接互动的过程。

我喜欢说，资本主义自其启动的时刻便是全球性的，或全球化的。

但令其充分显影并外化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形式：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尤其二战令资本主义携带、酿造的暴力达到了极致：不仅是战争暴行而且是纳粹暴行。

　　我很欣赏二战巨人之一丘吉尔的一句话——二战处于胶着之时，他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到底能否战胜法西斯?丘吉尔的答案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法西斯，我担心的只是我们在战胜法西斯的时候已然变成了法西斯。

这一表述，注释了二战的残酷与现代世界的悖论处境：为了战胜法西斯却最终变成了法西斯;或只有变为法西斯，方能战胜法西斯。

二战终结，继发为冷战。

冷战数十年间，局部战争的死亡人数事实上超过了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二战和冷战这种公开的社会暴力，衍生出战后社会抗争的两大脉络：暴力革命的与和平抗争的。

触目惊心的是，和平主义的伟大斗士最后都倒在右翼种族主义者的枪口之下：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甚至列侬，所谓“摇滚——和平游击队”)都死于刺杀;而倡导暴力革命的马尔科姆•X、切•格瓦拉都是在CIA的直接介入下被杀害。

这不仅是70年代极端国际行动的历史背景，也是其历史成因。

　　我们也只能在二战彰显的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讨论冷战与第三世界，讨论70年代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国际位置和象征意义。

一边是“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曝光之后，全球左翼力量再度反思“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或曰列宁主义问题;一边则是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

我们可以将战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一场解殖运动与解殖困境：驱逐殖民主、宗主国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真正确立、捍卫自己的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如果不能改变殖民经济结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建国就是一纸空谈。

因此，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议题再度提出。

类似实践固然不能自外于社会主义阵营，但却事实上游离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欧洲左翼激进行动者与第三世界战场间的直接联动。

这既是我们讨论这批传记片的参数，也是这些影片试图达成的意识形态去魅效果。

　　那个时代，左翼激进组织的行动不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在70年代，他们尚不是被今天的反恐意识形态所勾勒的变态杀人狂或恐怖分子。

他们不是为任何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利益而行动，他们梦想追随切•格瓦拉的足迹，推进全面的国际行动，其选择的依据是寻找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击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找或创造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豺狼卡洛斯》的前段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特征：他生为委内瑞拉人，在苏联接受教育，定居欧洲，却成了一个著名的“巴解组织”的成员。

他的诉求和认同何在?显然，其认同并非“文明冲突论”所描述的宗教认同，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种族身份的认同。

他的认同是，在一个为强国们共谋制造的灾难区域，也是一个国际力量交错冲突的区域，直击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薄弱点。

　　然而，战后世界一个突出的悖论式情境便是：二战、冷战成就了整个世界紧密互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现实;另一边——也是二战的过程和结果——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民族国家成为普遍事实，而不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特权，于是，民族国家的单位、利益与分割阻断着国际联合和国际行动的空间与可能。

作为应对，曾出现泛非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第三世界尝试通过区域化抗争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帝国主义的力量。

由此，第三世界一度成了某种价值客体，两大阵营的争夺对象。

著名的万隆会议倡导“不结盟运动”，强调民族自决，实则却是一次亚非拉国际的大结盟;所有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的激进行动，却必须被纳入某个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的议程中。

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切•格瓦拉的启示。

　　还是回到1967年，当切•格瓦拉被杀害在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英国作家格林曾写道：这是物质主义对奇迹的死刑宣判。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理想的力量所创造的古巴革命的奇迹不再，20世纪的骑士精神随格瓦拉而死亡。

但在我看来，更深刻的悲剧在于，当切•格瓦拉彻底逸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和依托，投身刚果革命，试图在玻利维亚发动游击战，尝试以一己之身撬动世界革命的杠杆之时，他便事实上为各个维护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所抛弃，为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所恐惧和诛杀。

但是出乎各种利益集团的预料，切之死，却实现了他对自己生命的构想，成就了一个“呼唤前赴后继的榜样”。

然而，许多追随者却在坚持中被国际困境推向了自己信念的反面。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豺狼卡洛斯》里，看到卡洛斯最终的蜕变和堕落，看到他一步一步地从世界革命者蜕变为国际雇佣军，最后的确蜕变为一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恐怖分子;也可以在其他影片中看到欧洲左翼激进行动派如何在腹背受敌、自我背叛中崩解和毁灭。

我以为，这批影片的呈现与记录的意义正在于此。

　　但延伸这一脉络，比如回到《豺狼卡洛斯》一片的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影片序列中去，我们会看到，继《豺狼卡洛斯》之后，他于2012年推出的新作是《五月之后》。

两部影片一外部，一内在，一冷峻，一诗情，但它们却在我们讨论的命题中成为姊妹篇。

这部带有导演自传色彩的影片，将我们再度带回“五月风暴”和60年代的欧洲学运，带回到暗潮汹涌的70年代初年。

我们看到“五月风暴”退潮后，一代不甘失败的年轻人的多项选择和坚持：他们前往工厂、农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M”之一马尔库塞的理论)转向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或毛泽东);或流散向广大的第三世界，投身世界革命的现实与想象，或寻找精神的原乡;或投入革命性的艺术实践——制作揭示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暴行及人民反抗的纪录片，或坚持和梦想对新语言/新世界的创造。

影片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不同于亚当•布鲁克斯(Adam Brooks)《心狂线索》(1999)和贝特鲁奇《戏梦巴黎》(2003)的“五月”画卷，而且与昔日克利斯•马克(Chris Marker)《红在革命蔓延时》(1977)和大岛渚《青春残酷物语》形成了紧密的互文提示。

对于我们的命题，影片不仅给我们补充了一个源头处的背景，而且举重若轻地让我们看到权力机构的极度暴力，看到了行动派“以暴易暴”的“原版”暴力。

我也因此经常推荐一部德国小说《杀心萌动的那一年》。

有趣的是《五月之后》的结局，在经历激进行动、暴力冲突、流亡、劳燕分飞之后，影片结束在主流片厂、一部类型电影的奇观场景的制作中——不仅是有着明确现实诉求的先锋艺术运动最终败给了好莱坞(或好莱坞式)电影，也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新自由主义以洋洋得意的公开暴力粉碎了几乎所有变革实践。

在此前后，国际激进抗争开始向恐怖袭击蜕变。

　　赵雅茹：许多展现恐怖主义的电影，包括前面提到的几部，都以冷战结束、世界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故事的结局。

冷战结束后，国际左翼恐怖组织的命运如何?如何审视后“9•11”时代的恐怖主义叙事?　　王炎：80年代末是左翼恐怖的历史转折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激进组织——日本赤军、德国红军、意大利红色旅等，一起悄然消失。

　　戴锦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也开始解体、谈判、缴枪。

　　王炎：也就是说，随着冷战终结，整个左翼激进运动不复存在。

为什么会如此?《豺狼卡洛斯》提供了影像化的历史再现。

卡洛斯曾一度得到苏联、东德、古巴、东欧以及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支持，无论是资金、武器、秘密通道或安全避难所，都有国家实体做保障。

但随着1991年的到来，他的命运戏剧性地逆转。

片中有场发人深省的戏，叙利亚军方通知卡洛斯：叙政府不得不考虑新形势下的国际新秩序，不能再担恶名收留他了。

卡洛斯被驱除出境，流落伊拉克、约旦等国，但发现世上已无处容身，谁都怕惹麻烦不敢留他。

最后他以为苏丹仍属国际秩序之外的世外桃源，便逃到喀土穆，却没想到苏丹政府也被法国情报局和CIA收买，将他麻醉后送交法国受审。

这段戏根据真实历史拍摄，卡洛斯如今仍关在法国监狱里。

我联想到炒得正热的斯诺登案，设想如果不是普京的铁腕强硬风格，斯诺登恐怕也同样无处藏身。

　　戴锦华：我想补充一部我喜爱的影片——国际知名导演施隆多夫的《打开心门向蓝天》(又名《丽塔的传奇》，2000)，一部以理解和认同的角度呈现前德国红军成员、后来的东德女工丽塔的生命的电影。

我曾深深地被影片的结局震撼：冷战终结，曾为丽塔提供庇护的东德机构在“缴枪”的同时把她出卖给西德警方。

顷刻间孑然一身的丽塔再度武装，驾摩托闯两德边境，被双方边防军击毙在边境线上。

大全景镜头中，风雪弥漫，呼啸的风声中，有零落的《国际歌》的旋律。

　　王炎：冷战两大阵营消失，两极价值对立不再，意识形态支撑的激进运动便无源枯萎。

但恐怖活动并未终结，而以新的面目出现。

曾经暴力的世俗组织如“巴解”、“法塔赫”渐趋温和，90年代初纷纷与以色列媾和。

而与此同时，穆斯林运动如真主党、哈马斯、塔利班、基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等纷纷崛起。

“后冷战”政治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时，原教旨主义便喧嚣尘上，没有超越性意识形态的时代，宗教狂热一定卷土重来，一跃成为时代的强音。

我们看到，当拉登宣布对伊斯兰世界的恶魔美国发动圣战时，小布什的反恐演说也充斥着十字军圣战的修辞。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坚信自己最革命的狱中卡洛斯，在21世纪初竟皈依了伊斯兰教。

今天不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化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愈演愈烈。

亨廷顿基于这样的现实，才给出文明冲突的世界图景。

　　戴老师：的确，冷战后，恐怖主义与反恐首先是为胜利的西方世界填充了意识形态建构所必须的魔鬼，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封闭了所有的反叛、遑论革命的空间和可能。

反恐意识形态与新的“民主/专制”的二项对立式相互补充，名副其实地以恐怖主义之名替换了关于革命的记忆和想象。

但在另一边，如同恐怖片中，对鬼故事的消遣招来沉睡已久的恶鬼;对革命的审判，对社会抗争、社会运动空间的封闭，对国际主义实践可能的否决，也令诸多的社会幽灵获得了借尸还魂的机会。

新世纪的恐怖主义行动，不同于昔日，大都打着极为明确的保守主义民粹旗帜：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或基督教的)、极端民族主义甚或种族主义。

颇为讽刺的是，这些恐怖分子大都与欧美崛起中的极右翼保守势力分享着近似的政治理念。

　　王炎：还有一层，当冷战的阶级叙事——资本主义vs. 社会主义被福山宣布为“历史的终结”时，“恐怖主义”便成了“后冷战”表述敌我的方便标签。

美国最先用它指认敌人——伊拉克、伊朗、古巴、朝鲜都被称作恐怖国家。

而困扰敌国的恐怖主义则被褒扬为“人权斗士”，利比亚、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车臣反政府武装，波黑穆斯林武装都在“为自由而战”。

各国纷纷效仿美国的策略，埃及军政府指责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俄罗斯称车臣武装为恐怖主义等。

“恐怖主义”一词变得意义闪烁，只剩下了否定性的敌意，凸显的是对立与暴力，却滤掉一切政治含义。

　　戴锦华：今天，主流的反恐影片及其携带的意识形态，还抹除了恐怖主义产生的历史。

丧失了历史纵深，我们便无法去认知酿造了类似暴力与破坏的权力暴力和体制性残暴。

　　王炎：“恐怖行为”这个概念，属刑法管辖的刑事犯罪，本来适用于公民个体之间或个人破坏共同体秩序的犯罪，归国内法范畴。

好莱坞当下生产的商业片，一涉及恐怖主义题材，便渲染暴力血腥，施暴主体的虐待狂式心理变态，受害者的无辜无助，基本套用警匪片类型，却从不触及暴力的诉求、国际政治与社会制度性根源等问题。

这是今天的美国文化政治逻辑，美政府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中，希望将国际冲突纳入国内司法管辖，曾数度在其联邦法院，甚至州法院起诉外国政要，大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势，帝国之心昭然若揭。

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抗、政治暴力与阶级意识，统统被塞进刑法范畴之内。

好莱坞生产的影像恐怖主义，不会超出犯罪心理与人性拯救的冗俗框架。

这才凸显了《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通往浅间山庄之路》等片的独到之处，它们揭示了大众传媒复制的恐怖话语的遮蔽，还原出地缘政治间的国家冲突、历史经验与政治暴力的复杂性。

既揭露革命如何蜕变为残暴与丑陋，又追问社会变革的可能与道德诉求的真义，使人们正视司法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困境。

今天提到这些影片，并非讨论电影本体或暴力美学，而是在貌似多元的国际文化生态中，唤醒异质性的历史记忆，质疑价值趋同与思想平面化的消费文化。

　　戴锦华：幸好，这并非今日关乎恐怖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表述的全部。

种种差异性的声音乃至实践已再次浮出水面。

有《天堂此时》、《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等发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精彩的电影言说;有罗伯特•雷德福的《你的同伴》和新锐导演扎尔•巴特曼里(Zal Batmanglij)与“好莱坞才女”布里特•马灵(Brit Marling)联手的《东方》，在好莱坞工业里展现美国内部的“恐怖主义”之另类历史与现实;今年韩国的中等成本热映片《恐怖直播》，似乎也可以名为“恐怖分子是怎样炼成的”——社会不公、阶级压迫议题再度浮现。

稍溢出我们的话题，2005年的《V字仇杀队》不仅表现了别样的社会想象，而且首度将《1984》“老大哥”的独裁政权与大资本暴行联系在一起。

也是这部影片，为全球“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共同的标识和能指。

而今年新版《悲惨世界》的全球热映，则不期然地以一部19世纪的文学名著——而且是它的百老汇音乐剧版，再度提示着对革命与人民的记忆。

　　于是，一边是历史的断裂——革命之后我们并未到达牧歌田园;另一边当世界终于终结了革命的灾难，重返革命之前的岁月，当年，令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剥削、压迫、苦难、不公依旧存在。

但除了绝望，还有对理想的再度呼唤。

20世纪的历史与记忆仍在我们的现实中回声不绝。

以真实事件改编。

历史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与尊严对于极左狂人们来说，根本屁都不如，即使是他们自己的。

看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发现，原来在法国68年之前，德国的学生就已经走上街头了。

影片是根据阿斯特的纪实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讲述了德国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兴衰史。

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的名义进行“革命”。

他们最开始是因为政治主张和诉求没有合法的组织平台，虽然当时的德国也有很多新的左派政党建立，但其性质和目标已经远远区分于原来的德国共产党，于是搞得这些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自己动手。

虽然后来看，他们的城市游击战概念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乐观的，可以扭转当时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政治气氛的观点之上的有效举动。

并且整个过程中，恐怖已经从单纯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是目的本身。

就像他们所扬言的：烧毁一辆汽车是犯罪，烧毁一百辆汽车是政治行动。

而这种政治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恐怖本身的界限已经模棱两可。

确实，整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类似的“革命运动”组织：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法国直接行动，美国天气预报员，日本赤军等等。

而那几年，也根本就是属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爱国愤青、理想主义者、朋克青年、反叛的学生、性自由的人们的。

直至80年代，西方世界又重新进入到强调后物质生活的时期，于是一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反思当时的那段历史，而这种反思，也正是德国人拿手的，而这种拿手的表现，正是影片中的失控和控制并存。

所谓失控，就是从火力指数来看，影片绝对可以被看成一部一级犯罪纪实片，摇滚乐背景也下意识成为了影像中“革命”的催化剂，而这都在成功达成一部犯罪纪实片的基础上，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然，从人物刻画和叙事流畅性上来讲，影片并不十分上乘。

当然这种并不十分注重人物刻画和故事流畅的拍摄效果，可能本身就是导演有意为之的控制所在。

毕竟，一个导演如何在一个传媒右倾的环境中，进行如此的影片创作，并且尽可能的避开民众所谓的担心：关于影片是否会有美化日耳曼恐怖主义的倾向。

于是必须有所控制，尽量中立。

正如导演尤利•埃德尔自己所讲：“影片的目的是使人们更清楚的面对历史现实。

从而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是对影片进行冷静的判断。

”而这种判断的结果，正是一定程度上，淡化人物刻画和叙事的流畅性。

比如影片中拼凑杂烩的大量当时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影片中的几个主人公，如果继续表现他们的“理想和叛逆”也还是有空间的。

正如维基百科讲：“迈因霍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本身专业领域独特思想的知识分子。

”从这一点出发，并同他后来的“革命”行为，本身都还可以继续展开，但是过分的展开本身，就已经不是一种接近中立的立场了。

所以必须有所控制，失控的话，也许会像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一样，在他们逆风而上的同时，最初的梦想也会使他们彻底走向梦想的反面。

想了一下，转了知乎militant氏的回答，内中也包含了对这部电影的评论。。。。。。。。。。。。。。。。。。。。。。。。。。。。。。。。。。。。。。。。。。。。。。。。。。。。。。。。。。。。。。。。。。。。。。。。

https://www.zhihu.com/answer/1144462620

讲的是当年德国青年RAF（Red Army Faction）的历史。

这个片子为人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它的中心思想是：当愤怒可以让一个人为了什么伟大的事业放弃家人和孩子，开始要求周围其他的人也和他作出同样的牺牲，他的对手变成了靶子，而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人的时候，他应该问问自己：他是不是也变成了他所憎恨的敌人。

关在牢笼里的躯体，是不是被自己的内心紧锁了。

紧闭的牢房能让人失去理智，而把这个世界都作为牢房，为了冲破它而活着的人，也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变成别人的牢房。

所以，面对失控的愤怒，多几分警惕。

不光警惕别人，而更要警惕自己。

解放这个世界，不如先解放自己。

有了心灵的彻底解放，穿越那紧闭的四壁就不一定需要杀戮别人。

有意思的是：当年这些德国白人青年所做的恐怖主义活动和现在欧美二代少数族裔的恐怖主义活动看上去如此相近。

同志们举起右手，不要做扎堆儿派。

自说自话派万岁！

德国的《赤军》是名闻遐迩的恐怖组织，看了这部电影，才真正洞悉这个组织的缘起。

同样，源起1969年，一个动荡，而恣肆的年代，当时国内正在文革，而欧洲和美国一样，左派运动风气云涌。

如果准确点说，赤军同样源起那些烈火青春无法自控的青年，理想的恣肆还最终无法控制。

69年是让人回味的年代，理想在闪着光，流于青年人血液中的，是对于强权天生的抗争，是对于纳粹时代无人抗争现象的警醒。

社会从来就在动荡中前行，甚至于对抗，和流血。

青春，值得回味，即使是狂放，反叛，恣肆。

这又是一部耐人品味的电影，我看过导演的前一部《窃听者》，角度迥异，但意味同样深长。

1: Wirft man einen Stein, so ist das eine Strafbare Handlung; werden Tausend Steine geworfen, ist das eine politische Aktion. Zündet man ein Auto an, ist das eine Strafbare Handlung werden Hunderte von Autos angezündet, ist das eine politische Aktion. Protest ist, wenn ich sage :"Das und das passt wir nicht". Widerstand ist, wenn ich dafür sorge, dass das was mir nicht passt, nicht mehr langer geschieht. 2: "Wenn wir von Feind bekämpft werden, dann ist das gut. Denn es ist ein Beweis, das wir zwichen uns denn Feind eine klare Trennungslinie gezogen entgegentritt und uns in den schwärzesten Farben malt, dann ist das noch besser. Denn es zeugt davon, das wir nicht nur eine klare Trennungslinie gezogen haben, sordern dass unsere Arbeit auch glänyende Erfolge gezeitigt hat."--Mao Tse-tung...

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一直觉得外国作者没有悲悯心，竟然能把那段如此残酷麻木的历史一笔带过，这种感觉和我曾经把冷战时期西方世界的动荡变革完全浪漫理想化处理没什么区别了，人们总是以局外人的视角美化别人的伤痛，用宏大的意识形态和主义轻而易举地掩盖了每个具体个体的所思所想。

看了这么多部属于60年代的影片，我再次仔细回想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全世界的统治机构几乎都沦为少数人利益的代名词，年轻人在情欲和理想中优游、在不切实际地梦想过之后被时代推向了迷茫，有的人被迫学会顺从妥协摇身一变成为了追求安稳生活、转而抨击当年自己的中产阶级，有的人因为清醒而幻灭、用暴力对待着无辜者、最终自己也走向毁灭。

那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着伤痛的时代。

我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秉承着让人们生活地更好的初衷如何被世界背叛、走向了坠落的边缘。

我知道社会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不是抽象的人民群体，而是每一个独立的人构成的。

当看到我的同龄人用XX斗争蔑视基本客观的人性、一身戾气高呼XX口号却搞双标时，我想人类社会真是轮回。

我看透了某些宏大价值观的荒谬，我不想被任何意识形态束缚，我只愿每个人都能永有远自由而幸福地活着的权利，而事实告诉现在没有任何制度能做到。

我还是去唱一曲列侬的imagine吧，至少那里面还有最纯粹朴素的爱。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德国电影，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个为了声援被美国侵略的越南，以及被欺辱的巴勒斯坦人民而崛起的一支恐怖主义势力。

虽然他们的理念如此崇高，但采取的措施却是恐怖袭击，以现代的眼光看还是有些过于残暴。

影片从德国的这几个年轻人崛起开始，直到他们被逮捕，被审判，最后自杀的过程。

电影的时间长度太长，又想面面俱到，未免有些流水账以及观赏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