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小小的我》没想到起了一个大早去看了小小的我，两个多小时，代入了刘春和一家，哭了半程。

如果说破地狱是五星推荐，那小我在我这里是4颗星。

缺失的一颗星在于剧本整体的部分缺陷，比如春和初恋女孩那条线的描述有点鸡肋尴尬，一部分在呈现上一部分在女演员的演出上。

周雨彤的脸真的很适合大荧幕，但是演技还不够，特别对比之下出戏，我理解的是刘春和作为脑瘫患者，导演想要表达“特殊人群”的“正常需求”，但是拍的很扁平和MV化，特别出戏。

去除这一块，剪辑再紧凑点，这部电影真的还不错，以下是我的个人理解：导演的表达是春和作为脑瘫患者这种被定义的特殊人群在普通生活中从被标签—真实被看见的，而我延展的是弱势群体的被看见。

脑瘫-被看见看完电影，我回家就查询了脑瘫这一病症，脑瘫，全称脑性瘫痪，是一种常见于婴幼儿时期的脑部疾病，以下是关于它的详细介绍：脑瘫是指从受孕开始至婴儿期，由于非进行性脑损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是由出生前中后的各种因素导致的，临床有运动障碍，姿势异常，以及其他伴随症状。

这也就解释了电影里，刘春和智力正常，但是有姿势异常，行动障碍，甚至吞咽障碍等临床表现。

电影里，咖啡馆老板聘请春和，教他做咖啡，慢慢学会工作。

后续那一幕记者采访时，员工在旁边蛐蛐，老板聘请残疾人是为了税收减免，宣传噱头。

但如果这一举动放到整个社会，让一个个人，一个小组织贡献自己，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但如果可以有一定的税收减免，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小企业去加入，这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的特殊群体参与到社会结构中，基数大了就一定会被看见被理解，也才能够持续下去。

我相信这部电影会极大的科普这个病症，扭转大家对脑瘫的偏见。

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母亲-被看见陈露，不会用力，所以生出了脑瘫的儿子。

电影里，春和问陈露，生我这样的是谁？

（大意）春和只看到了自己的痛苦，自己受到的异样的眼光和压力。

而陈露呢？

她的不解，她的害怕又有谁看见呢？

她也是第一次当母亲，而这一次迎来了现实意义的特殊人群。

我记得以前看香港电视剧，都有产妇要去生产训练，学习如何用力生小孩，意义在于此吧。

而外婆初为人母的时候离家赚钱，离开女儿15年，回来时带着赚来的钱，以及满心的愧疚，所以和陈露斗嘴的时候几乎是不回嘴。

但是陈露从来不知道，当外婆在外脖子被架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奶粉钱，而落下了病根，导致脖子不能吹风。

这映射了电影开头外婆回家带了一箱子的纱巾，表面是美丽女人的智慧，实际上是为了遮伤疤，遮住自己对女儿的愧疚。

所以曾经那个不会当母亲的母亲学会了当外婆。

外婆的故事解开了春和母子的心结，结尾春和让外婆多出去走走，不要总是为了他。

是的，他知道外婆那一盒子车票不是去旅游，是为自己求医。

所以结局春和让外婆去追寻自己的的自由，外婆取下了围巾，也和自己的内疚心结和解。

老年人-被看见春和写投诉建议书，最后被公交集团采纳请到听证会。

一种典型的媒体PR，米面油的奖励，多么的讽刺。

春和的发言是，是被看见，不是被应该去看见的人看见，而是被同样需要被看见的老年人看见。

同样的脱节于社会，只能自娱自乐，甚至被盯上变成诈骗的对象。

结局彩蛋，合唱团和春和一起，激情洋溢的表扬了她们被骗后无法表演的节目，每一个老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技能，她们曾经在台上也是光芒四射，现在，她们只是跟不上社会发展而已。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特殊人群，弱势人群。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想被看见，都需要被看见。

按照惯例，每年开年都会认认真真地写一篇影评。

《小小的我》很值得。

电影的叙述节奏，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外婆”细水长流的表演，四字哥的突破，都值得大书特书，不过书得人太多了，我也没有赘述的欲望了。

单就电影里四个意象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意象一，骷髅骨架。

很特别的一个安排，为什么刘春和从小到大的床边陪伴之物，会是一副森森然的骨架？

结合春和最大的宿命羁绊——他的病症——就能理解了。

伴随他一生的残缺，使春和的四肢和躯干无法伸直和自如运用，他渴望拥有健康人的健康关节和骨骼，做梦都想。

所以在他眼里，那副骨架不但不恐惧，反而是那么漂亮，那么完美的事物。

意象二，外婆的丝巾。

用电影里外婆的解释，她喜欢丝巾是因为丝巾比衣服换起来便利，可以每天带来新鲜感。

这也可以视作外婆追求自由，对一成不变生活本能抗拒的写照。

但是从后面的剧情可以得知，丝巾裹着的，其实是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伤疤的背后，是她拼命要从歹徒手里夺回的给女儿的嫁妆钱，是她原本想要回归家庭的计划的破灭，是她对不可修复的母女关系的内疚与忏悔。

所以她用看似每天都可以不重样其实款式严重趋同的丝巾，裹住了伤疤，也裹住了真正的自己，然后把所有的爱和理解，补偿式地给了春和（鉴于母亲因为缺爱而造成的冷漠疏离的性格，春和当然也是那段破碎的母女关系的受害者。

）这份爱对春和来说，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但春和也很清楚，他要堂堂地活着，就不能一直依赖外婆筑起的这层厚厚的保护壳。

所以在片尾，春和解开了外婆的丝巾，也解开了外婆的心结，也是在告诉外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走。

意象三，鼓和鼓里的松果。

鼓的意象一直以来是激昂的，催人奋进给人力量的。

但是命运的苦难，光靠共情和怜悯，是消弭不了的。

正如春和的生活中，其实遇到的更多的是善意，赤裸裸的歧视和慢待并不多见，但是那些善意，是谨小慎微的，是基于同情的，是建立在把春和当作异类的前提之上的，是我们认为的关心和爱护，正如妈妈的保护，正如咖啡店老板“赐予”的工作机会，正如雅雅试图去给予春和的所谓爱情……这些“给予”其实就有点像善人的“嗟来之食”，出发点好像是出于对所谓弱者的帮助，但这份帮助的立场是居高临下的，可能比赤裸裸的歧视更加伤人。

就像被一面鼓包起来的松果，它没有了自己沐浴阳光雨露的机会，也没有了在暴风雨中历练的机会，永远没办法从果实长成参天大树。

这些帮助这些爱，是会把人“蒙在鼓里”的。

意象四，一个荷包蛋。

这是一个一闪而过的意象，在春和接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后，很奇怪，他给自己煎了一个蛋。

为什么这么表达？

因为蛋在任何文明的寓意里，都是生命的象征，都有卵生的崇拜，东方有清明立蛋，端午挂蛋，西方有复活节彩蛋。

从封闭的犹如混沌的蛋壳里突破而出，那是新生，那是重生，就如春和在不断与命运抗争，又多次碰壁甚至绝望时，那张录取通知书，赋予春和的，犹如重生般的意义。

虽然从蛋里孵化而出，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磨难，结局也未必如人所愿，但生命之所以是生命，先要生，义无反顾地去生，命不由人，人生也不需要认命。

所以，春和这个形象，是有革新和颠覆的，所谓的不幸人生，不是用来卖惨的，也不是用来激励正常人的，那只是属于刘春和自己的一份经历，我们为他流泪，不是因为心疼，而是心生共鸣，为美好而伟大的心灵共鸣。

我想起了我常和学生讲起的，那位在小区里练步的脑瘫少年，我想起了为自己脑瘫的孙子学习钻研小儿推拿的老师前辈，我想起了那位在地坛用轮椅丈量生命的巨人。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也许很多人没有想到，在中国，约有600万脑瘫患者。

然而，这一庞大群体的声音和身影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从生活自理到社会融入，都有艰辛与不易。

《小小的我》就像一束光照进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

电影聚焦患有脑瘫的20岁青年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在一个夏天里的生活。

刘春和在社会上的遭遇，就像他所说的：“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

搭乘公交车时，刘春和给抱着孩子的母亲让座，当车辆突然急刹车时，由于身体控制能力较差，刘春和不慎摔倒在地上。

周围乘客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有同情也有厌烦，司机甚至责备说：身体残疾就尽量少出来走动。

这是一种把脑瘫患者视为负担的目光。

刘春和到培训机构面试，他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童言无忌的孩子们并不理解这个“老师”为何讲话是这样的，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担心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效果，未能接纳春和。

这是排斥和犹疑地目光。

外婆（林晓杰 饰）想给春和一点信心，也想让春和有点事做，极力邀请春和加入他们的老年乐团，成为一名鼓手。

这起初遭到乐团其他成员的反对，一位阿姨认为刘春和根本无法胜任，因为脑瘫就是傻子。

性格直爽泼辣的外婆直接跟对方“干架”。

将脑瘫视为“傻子”，这是偏见和歧视的目光。

刘春和来到一家咖啡馆应聘。

店长看到他摇晃的步伐、不太协调的动作和不是那么清晰的表达，打算拒绝。

店长说，他们店要的只是个普通人，刘春和说：他只是个记忆不错的普通人。

刘春和以为自己是凭借努力获得工作机会，但咖啡馆老板或许是想着雇佣残疾人可以减免税收，还可以给咖啡店做公益宣传。

店员们背地里仍嘀咕议论着刘春和。

这是利用的目光。

如果说这些目光来自对脑瘫群体的隔膜和不了解，那么最刺痛刘春和的“厌恶”的目光，却来自刘春和的母亲陈露（蒋勤勤 饰）。

但其实，母亲怎么会厌恶刘春和呢？

她对刘春和的疏离、严厉甚至苛刻，并非厌恶，而是一种混合了无奈、痛苦、自责以及对命运不甘心的心灰意冷。

陈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要照顾患有脑瘫的儿子，要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潜在的社会歧视。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她身心俱疲，逐渐积累起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尽管她爱着刘春和，但在某些时候，外界施加的压力间接影响到她对待儿子的方式。

每个母亲都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拥有美好的未来，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让这一切变得遥远。

这让陈露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如果当初没有生下刘春和，刘春和就不必经历这一切，她也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但同时，她也明白这样的想法是自私且不公平的。

这难以言喻的矛盾状态，让她在面对刘春和时总有距离感。

编剧游晓颖提到，在创作过程中，她避免将母亲塑造成一个无可挑剔的形象，而是试图呈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人物。

陈露一方面想要给予刘春和关爱和支持、希望刘春和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自身困境所带来的阴影。

这是女性编剧的细腻之处，深入洞察女性在母职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将母爱的伟大与母职的困境融为一体，观众既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也能体会到女性在母职中所承受的压力。

虽然电影揭示了刘春和生活里的种种挑战，但没有丝毫的悲情、苦情，因为镜头始终是平视的。

平视的目光，意味着电影没有将刘春和视为一个需要怜悯或同情的对象，而是将他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个体。

镜头没有刻意放大他的苦难，也没有回避他的困境，而是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记录他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他参加老人乐团时，镜头展示的是刘春和对音乐的热情，以及他与老年人成为忘年交；当他在培训机构面试时，我们看到的是他克服身体上的不便，勇敢地站在讲台上讲解知识；在咖啡馆应聘为了争取机会，镜头捕捉到他不放弃的精神，用大声报菜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些情节让观众清晰意识到，刘春和虽然有着跟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但他同样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并且在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展现出非凡的决心和毅力。

难得的是，电影也平视了刘春和的情欲。

《小小的我》并没有因为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而回避他作为正常二十岁成年男性应有的情欲，而是以一种坦诚、自然的方式将这一部分融入故事叙述之中。

刘春和与雅雅（周雨彤 饰）相处的过程中流露出的羞涩与期待，以及两人之间偶尔擦出的火花，都是青春期少男少女间常见的情怀，让观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刘春和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所经历的情感波动。

这突破了刻板印象中对残疾人士情感需求的忽视或遮掩，也体现了电影对人性完整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刘春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正如诗人穆旦所言：“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要求特殊的待遇或怜悯，而只是希望被当作普通人对待。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这是对生命尊严的颂歌，也是对普通人生活价值的深刻诠释。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

请以平视的目光去看待每个生命个体，请以热烈的态度去投入每段普通的人生。

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小小的我，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被温柔以待。

这部电影在观影过程中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情绪冲击。

一直是展现一种偏见与刻板印象。

一开始的刘春和在课堂试讲课中，男主的行为被突出于一种“异于常人”的状态，甚至小孩的台词中直接用“神经病”来形容他，也没得到培训中心的认可。

紧接着，在公交车上的场景中，刘春和作为一位残障人士主动给带孩子的母亲让座，但整车乘客却没有任何同情之意，甚至连司机都冷漠地表示“这种人就别出来了”。

这种社会氛围的描绘让人感到压抑和不适，这也是违反常理的场景。

在大众社会中，不表态或表露基本善意才是主流，人通常不会在大众场合展现人性之恶。

接下来的场景中，刘春和与老刁进行打鼓比赛。

尽管他完全不具备相关技能，但剧情却以“奇迹”的方式让他成功击败老刁，甚至通过持续熬战直到对方力竭的戏剧效果完成了这段情节的铺展。

这里的设计似乎过于强调戏剧性，反而不具备合理性。

他无法拿着酒杯喝酒，却可以用鼓棒打鼓。

整体要求的技巧、灵巧性很高，有些许失真。

女性人物雅雅也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她与男主青春期的成长展现了“男性成长需要女性帮助”的陈旧观念。

这种表现手法显得落后，甚至带有某种性别偏见。

这个女性角色太工具化。

如果把她当成是男主幻想出来的引导者，一个帮助他度过困境的精神象征，青春期的幻想朋友，倒显得合理。

与此同时，影片对社会冷漠的刻画也显得过于刻意与单一。

虽然影片试图展现社会对“异类”的排斥与不接纳，但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对陌生与不同表现出更多的好奇与包容，而非纯粹的恶意。

种种社会之恶的展现，倒是对应了影片开篇便呈现刘春和写遗嘱的情节，社会、家庭的冷漠与否定使他对生命的绝望。

母亲与姥姥的表现也凸显了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

这种状态延续了20多年，使刘春和一直处于被否定与不被认同的心理困境中。

在咖啡店打工的桥段中，展现了极为熟练的技巧与职业能力，这一情节试图表达他“接近正常人”的能力，但表现方式却显得哗众取宠，缺乏说服力。

而礼物糖果的设计也颇为矛盾——主角的母亲并不爱吃糖，但却将其作为礼物送出，而男主也有吞咽的问题。

仿佛牛轧糖就是某种“毒药”般，母亲与自己总要死一个。

但是电影并没有表现刘春和有阴暗面，没有展现他人性的复杂性。

影片的结局同样令人感到遗憾。

刘春和最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这一希望显得微弱而无力。

因为他本身就有高于本科线的分数，上大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片中刘春和一直在积极的参加康复治疗。

然而，这种表达却传达出一种隐含的偏见：只有通过变得“正常”才能被社会接纳。

事实上，一个人即便有身体或心理上的不同，也理应被社会尊重与包容。

人可以有健全与残缺，无论是何种，都不是人可以选择的，但社会也存在一个他们的位置。

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电影一直是一种向下的基调。

没有展现过多的希望。

过于展现社会对“异类”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但这种刻画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这些偏见。

可能使他们更加惧怕融入社会。

整体来看，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在于呼吁社会包容与多样性，但整体观感真的一般。

我希望的是看到他们眼中世界的精彩，他们有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是他们努力融入社会的表现。

用能力弥补身体的不完美，用善意感化社会的不理解。

《小小的我》应该会是，今年进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幸好，最后一部看的是易烊千玺 的这部他从来不曾辜负这些珍视、这些期待开场不久，我后排的俩中年大姨便交头接耳起来：你发现没有？

他演得是真像这种“像”，让我觉得：真疼啊😭演员是以一个健全的躯体，去演出脑瘫患者的外在特征，于是我时而会边看边晃神：拍戏期间，他会不会形成肌肉记忆？

即使下了戏，手指、肌肉、面部神经会不会依然紧绷着松弛不下来？

于是，主角落在易烊千玺 身上，又多了一重合理性：他一直是锦衣夜行的人，从不招摇、很少主动出现，没有上不完的热搜、也没有发不完的这路透那通稿……所以他才能隐入刘春和 的身体里＆生活中，感受他＆成为他，直到演完，拿结果出来呈现给你看《小小的我》好就好在，没有用或猎奇、或煽情的角度去拍刘春和。

老年合唱团排练都带着他，他敢站上讲台讲“苔花如米小”，敢坐公交，敢去咖啡店应聘、报菜名、说绕口令、做咖啡☕️做牛轧糖，敢在众人面前演讲……而没有动不动就哭在观众前头你以为这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羸弱之躯，可，那手臂是有肌肉线条的，那双手也是写得出灵巧生动的诗行的电影甚至拍了一段“爱の初体验”，让刘春和 大大方方说出了：我是一个 20 岁的正常男性透过天府大道、乐山大道这些地名，通过吃肥肠粉加 1 个“冒节子”的吃法，通过川渝口音，很容易看出来电影是在成都拍的这，同样很妙成都的烟火气息、生活气息，不是所谓北上广深那种，要么精英要么蝼蚁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位置，过自己的生活。

扬名立万功成名就不是目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所以，成都容得下返乡的北漂胡歌(《走走停停》)，也容得下磕磕绊绊而志存高远的、小小的刘春和。

这“小”不是伏低做小，不是把自己看扁了的瑟缩，而是一颗小星星⭐️也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闪一闪亮晶晶，即使身在炼狱、人在社会边缘生存，也可以有远大理想，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于是，这个角色，放在这个故事里，由易烊千玺 演出来，就没有刻意为之的做戏感，而是水到渠成，让一切好的坏的都发生，让刘春和 的命运来到刘春和 的面前

昨晚去看了《小小的我》。

首先得夸一下四字弟弟，他的演技不再有偶像派的漂浮感，好几个片段都让我忘了这是易烊千玺。

虽然上半身的肌肉痕迹还是有表演的功夫，但是无论面部表情还是体态还是情感流露，看得出是下了功夫，也有思考和被导演调教的痕迹。

希望他继续接好片，演好片，未来可期。

我喜欢《小小的我》的细腻，我打算分别写一写。

一、身残心健or身键心残的选择？

我替刘春和惋惜。

身残心健本身就是个莫大悲剧，出生就是原生家庭的巨大变故，成长的过程中，越是发展心灵，身体的残疾就越是让人痛苦。

这和史铁生的从高处跌落的痛苦还不同，他从未享受过奔跑跳跃打车轮这种基本的运动，所以刘春和的梦里充满了对运动的本能奢求。

身残心健带来的是一种抗争，给公交公司的投诉信，在咖啡馆执拗的报菜名证明自己记忆力好，写诗，学习打鼓，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想要基本尊严的象征。

整个社会需要给他们这种尊严，在这个层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自己的有色眼镜，反思自己做的够不够，去包容残障人士，用实际行动为他们带来尊严。

更多的普通人，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体会身健心残的痛苦。

那包括原生家庭之殇，亲密关系之殇，自卑与超越之殇，孤独与链接之殇等等，并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修复自己的心灵创伤。

于是我们忽视它，埋葬它，封闭它，却又在一次一次的冲突中爆发，刘春和会绝望又疯狂地一颗一颗的吃自己劳动换来的牛轧糖但窒息，他会躲进行李箱里把自己封闭在黑暗里，这个场景和这种情绪精准的击中了我，那个曾经也会封闭也会爆发也会自伤的我，在荧幕前，因为高度的共鸣差点无法呼吸的痛苦。

其实影片给出了解决办法，学会脱壳。

荧幕里春和借助雅雅的手完成了想象中“身体的蜕壳”，现实中我在人生的一轮又一轮痛苦袭来时，夜深人静给自己的心脱壳，看到痛苦，了解原因，扯开盲区造成的枷锁，让这部分痛苦随着被看到，被改变而失去作用。

这个过程真的演绎的非常精准，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二、痛苦的外婆和妈妈和外孙之间的关系 祖孙情是人生中特别真挚的感情。

隔辈亲带着时间的转移，命定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惆怅。

在这个电影中，外婆才是真正喜欢春和的那个人，不清楚她是在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还是她真心喜欢自己这个敏感聪明的幺儿，默默陪伴，用力发声，鼓励和尊重，都和他妈妈的控制忽视愤怒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但我无法讨厌春和的妈妈，这个一辈子也没得到想要的爱的可怜人。

童年被忽视，婚姻也不见得幸福（春和和他爸几乎零沟通），孩子的出生直指她的错误（似乎难产缺氧是脑瘫的相关因素但未必是因果关系），这种打击往往会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信念，她也无法正确看待孩子的残疾，又不能给自己的心脱壳，就只能用错误的方法继续人生，可悲可叹。

祖孙俩就这样被缺位的爸爸，拧巴的妈妈联系到了一起，原生家庭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直面的，但并不意味着无解。

所以其实心理学是最好的脱壳工具，我们通过改变视角，能够找到真正的爱和希望，人生就不会堕入黑洞和深渊。

就像外婆和天台，就像我自己的外婆外公给我塑造的坚定的被爱的印记。

春和长大了，第一件事就是放外婆自由，这是他想要的，也能够给予别人，这就是自爱自尊带来的他爱他尊，特别喜欢这个结尾，祖孙俩已经自由了，希望那个痛哭的妈妈也能和自己和解吧。

三、性的萌发的细腻描述 影片的一大亮点，恰恰是雅雅如同工具人一般的出现消失，伴随着春和性欲爱欲的萌发和消亡的真实写照，我在雅雅头三次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女孩子怎么和工具人一样忽上忽下的，直到幻想中她抱着刘春和撕去他脊背的皮肤时，我才明白雅雅就是春和从男孩到男人的桥，承载他爱欲，衬托他的痛苦，最后不得不放手，泯灭于人群铭记在记忆变成诗的过程的工具而已。

他们注定就是没有结果，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

越早体会这一点，春和的人格才越完整。

对着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吟诵爱欲幻灭的痛苦，和面具沉默戏谑的对望，有着莫名的仪式感。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关于爱欲的巨大黑洞，被各种各样的幻想填满，这是爱的幻想，也是性的成长，最终把我们带向对自我的否定和肯定中，带给我们成熟。

老阿姨还经常做和奇奇怪怪的人的春梦呢，这是一场只关于自我和解的仪式，与他人毫无关系。

导演真的很细腻，拍出了具象化的爱欲，大逆光的唯美和光明，恰如梦境！

四、电影配乐拨动心弦 可能这一年和音乐接触的多了，属于耳朵的弦越发敏感，这部电影的配乐真的精准，细腻烘托情绪。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的组合，或者温情，或压抑，或轻松愉快，或唯美浪漫，恰如其分回荡在心中。

特别的，片尾外婆带着耳机在暗调的家中翩然起舞的时候，整个人和窗户形成了一个大的剪影，军鼓的旋律复刻了《波莱罗舞曲》，那种渐进式的充满希望的鼓点，完美映衬外婆的心情。

喜欢音乐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活的太难，因为音乐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也是蜕壳的一个好工具。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附身亲吻大地，挺身迎接太阳。

春和景明对刘春和来说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开在他自爱自尊的土地上，也默默的治愈更多身健心残的普通人。

电影开头第一镜，特写给到一双畸形的、不自然外翻的脚，它们一步一步艰难而缓慢地拾级而上。

镜头上移，一只内勾的手伸出来，像起重机的机械爪钳住重物那样，刷地从上方垂直降下，一把抓住了过廊的边沿。

紧接着，是主人公一手扶着边儿，一手揣着东西，蹒跚地穿过过廊。

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干什么？

随着能给予答案的时间在空镜中被延宕，这两个接踵而至的疑团，吊起了每一位观众的胃口。

在这段长达35秒钟的跟拍镜头中，一个鲜少出现在常人面前、远离常人日常经验的残疾人——脑瘫患者，以及他身上的悬念，单刀直入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主人公刘春和的登场，虽不比那些激动人心、华丽曼妙的“影史时刻”更富于艺术感染力，却因使一个脑瘫患者和他特殊的体态，在摄影机的聚焦下变得具体可见，而叫人记忆深刻。

身体上的障碍，限制了残疾人的行动能力和活动范围，降低了他们社会参与的范围和频率。

病情较重的残疾人，甚至只能困守在促狭的家屋之中，或容身于腾挪不开的病榻上，日复一日地开展着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孤独而艰难的生活。

残疾人成了社会中很少被看见和了解的一群人，公众投向他们的关切目光，往往被家中厚实的四壁和公共设施中有形或无形的障碍，硬生生地给隔断了。

游离于公共能见度之外的人生轨迹，似乎使这群人的生命形式，成了另一种“薛定谔的猫”：残疾人一天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人们难以想象；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颗能嵌入社会秩序、积极发挥作用的“螺丝钉”，残疾人究竟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人们不了解；在一具具被疾病套上了沉重枷锁的丑陋躯体里，藏着一个个多么不屈而有趣的灵魂，人们更是无从得知……所以，当残疾人刘春和成了电影的主人公，当脑瘫患者的人生境遇和心灵图景，成了大荧幕叙事中当仁不让的重心，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凡响的。

镜头一转，原来，刘春和的目的地是家中楼顶的天台，原来，他预备从天台上跳下去，自杀。

于是，又一个悬念生成了：究竟是什么样彻骨的绝望，什么样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才让他萌生了结束生命、放弃人生的可怕念头？

就是在这个悬念的牵引下，刘春和个人生活的幕布，被徐徐地拉开了……刘春和是个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

在高考结束后的这个暑假，他瞒着要求他复读重考的母亲，一边享受可以放肆游荡的时光，在一项一项事情里穿梭忙碌，一边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悬而未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们都曾年轻过，或是正年轻。

在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在公园、草地，在像石头森林一般高高垒起的楼房、公寓的一个个窗格里，到处跃动着这样昂扬的、洋溢着满满期待的青春心跳：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渴望自立、尊严和爱，为了得到肯定和掌声，一次次努力地挑战和证明自己。

我在刘春和身上隐约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这不仅是因为同为脑瘫患者的我与他，分享着同样坎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历程，更因为他那个在命运摧残下，依然执著地渴求着爱与认可的倔强灵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可避免地是活在了各种身份和关系的网络之中。

除了要满足吃喝拉撒的生理本能，也还有情感和心灵上的需求，还有寻求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的需求。

这些需求，有时是借由自我与亲近之人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和联结来实现的；有时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与公共制度、与在社会中遇见的一般他人，发生真实碰撞和互动的结果。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不论他/她是在家庭中作为子女和孙辈，还是在更广泛的亲密关系中作为朋友和伴侣，抑或是在社会中，作为被集体接纳和认可的一员，只要他/她拥有表达爱的空间，也能如愿收到外界给予的爱的回应，大概就是享有了最幸运的人生了吧？

没有之一。

刘春和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暖心又乐天的外婆有如一泓清冽的泉水，滋养着他干涸的、荆棘丛生的生命。

外婆将他这个“幺儿”捧在手心里养大，她尊重他的每一个决定，对刘春和来说意义重大的每一个时刻，都有外婆如影随形的陪伴和支持。

影片叙事的主线，就是在讲外婆如何与刘春和一个鼻孔出气，祖孙俩默契配合，对他母亲阳奉阴违，暗自结伴东奔西走，充实、快乐地享受夏日时光的故事。

作为一名有着切身经验的脑瘫患者，我认为电影对于残疾人与祖辈亲人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纽带的描摹，是值得称道的。

当看到电影中的外婆一张一张翻阅火车票，追忆自己带着刘春和四处奔波求医（未果）的往昔时，我也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尽管时隔二十多年，在那些已然斑驳、零落的童年记忆里，我却还依稀记得起，六七岁了还被抱在怀里的自己，与当年初老的外公外婆，一次又一次颤巍巍地挤上公交车，听凭车子将病弱、无助的我们仨，带往一个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去谛听命运那无情的判决……我不光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在辍学之后，已经成年的我，也还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衣食起居，全由日渐衰老的他俩一手包办，他们竭力发挥生命的余温，将我的生活照料得周全、妥帖。

当年刚到外婆家住下时，有一天，外公突然一本正经地站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毛爷爷。

他告诉我他有很多很多钞票，而供我吃饭只需花掉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叫我要吃啥、要买啥尽管开口。

还有一回，我去找学生家长讨要拖欠的补课费，家长的脸色不太好看，话里话外抱怨我把课时拖得太长，小孩又累花钱又多。

可那是复习备考阶段，为了让孩子及时完成学习任务，我别无选择。

我由此想到，之前一直是外公替我收的钱，他想必也曾为了我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向人低声下气过吧？

然而，这种事情，即便真的发生过，外公也绝不会让我知道。

尽管我的父母不曾像电影中刘春和的父母那般不负责任，他们不曾狠心地厌恶和疏离自己有病的孩子，也不曾完全缺席我的成长，但，就像电影里“祖孙相伴”的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父母作为肩负着一家老小的中年人，一个家庭里最忙碌、最千头万绪的顶梁柱，他们的确有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必须恪守的生活主线。

这条主线，是不能因为某个家庭成员的特殊需要而轻易更动的。

想当初，父母做出让我待在外公外婆身边的决策，表面上只是为了让我能在中午吃上一口热饭，实际上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祖孙三人，已无须追赶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

在生活节奏上，不再有社会义务的我们，自然就与那个由父母和妹妹组成的高速运转的小家庭脱开了距离。

因为赶不上趟了，我们成了旁逸斜出的弱者，是家庭中难以化解的“熵”，只好自顾自地抱团取暖、相濡以沫，用自己身上微弱的光和热，勉力烛照对方的人生。

所以说，缺席的父母角色，由爱孙心切的（外）祖父母代为充当，这在残疾人的生命经验里，是相当普遍的。

当我们的父母出于种种考量，决定将抚育残疾子女的责任，转嫁到他们年迈的父母身上，其出发点倒也未必就是可恶的。

刘春和的父母正准备要二胎，他于是被安排与外婆同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电影中那种不负责任、冷漠又伪善的父母开脱。

刘春和的父母，是极不称职的。

子女天然应得的舐犊之爱，对于刘春和来说，却是遥远的奢望。

电影中有个令人痛心的“行李箱叙事”。

刘春和喜欢将自己凹扭的身体，折叠进小小的行李箱中，这是因为小时候的他，也曾像躲猫猫一样，故意消失在父母的视线中，让他们找不到他。

他安静地躲进了行李箱，合上盖子，没想到，正是在那个昏暗、狭小的空间里，他听到了父母残忍的心声：他们希望他永远消失，好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一点。

多少年来，刘春和与母亲各怀心事，相互疏远；父亲则干脆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影子”。

于是，当他主动向母亲揭开了自己暗度陈仓的秘密，一场图穷匕见的争执便被引爆了。

随着冲突的焦点，越来越接近彼此心中藏得最深的心结，母子间那些陈年的龃龉与怨怼，终于浮出了水面，汇成一股激流，直向着对方的软肋冲击过去…… 顺带一提，新生儿会得脑瘫纯属意外，并非母亲在生产过程中“使对力”，就可避免不幸的发生。

刘春和将自身的残疾归罪于母亲当年分娩时犯下的错，而母亲亦因无法面对这井绳般的心结，始终拒绝给刘春和过生日，这有点偏离实际。

尽管如此，母亲的确如刘春和所说，将他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般豢养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也不允许他独立生活。

这种不能将儿子作为一个“人”来予以尊重和接纳的做法，这种以爱之名的剥夺与控制，又是当代家庭中，多少亲子关系的缩影呢？

这样自私又自卑的母爱，何尝不是一种伪善呢？

当母亲发狠说出“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时，无法更改的血缘，印证了这对相看两厌的母子，纠缠一生的宿命。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母亲之所以如此“冷血”，是因为她也曾是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孤独地成长起来的。

当这个从未受过母亲照顾、陪伴和教导的女孩长大成人，成了母亲，她便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好母亲。

原生家庭的创伤，在潜移默化中，被从上一代传递给了下一代，正如荣格那句名言的通俗化版本说的那样： “未被意识化的过去，终将成为命运。

”与母亲争执过后，痛苦万分的刘春和又提到、甚至尝试了自杀。

他迟迟没能等来母亲的示爱与和解，却等来了母亲的第二个孩子，也等来了生怕妹妹会被他碰伤的母亲，将他用力推开的一瞬……是在这一瞬，刘春和意识到，妹妹的降生彻底剥夺了母亲对他的爱——哪怕是很稀薄的、带着怨恨的母爱，他都不再能拥有了！

此前，母亲还刻意向他隐瞒了怀孕的事实，这使这对关系疏离的母子之间，又添了一层芥蒂。

不过，要说这真就是母亲心虚和自私的明证，倒也不尽然。

当年妈妈怀妹妹时，我己经五岁了，平时住在康复机构，只有周末才回家。

看见妈妈孕吐，我只当她是吃坏了东西。

有一周回到家，忽然发现家里多了个襁褓中的婴儿。

我在惊诧之余，开始吵着要跟刚出生的妹妹一起睡觉。

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确认，妹妹真的“来了”。

回到机构，康复老师逗我说，“妈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要是弟弟就还好，是妹妹，你妈妈就不要你啦！

”我于是一口咬定妈妈生了“弟弟”。

结果，电话一接通，马上穿帮，我的瞎话一时在老师们之间传为笑谈。

残疾的“独生子女”对晚来的弟妹的抗拒，无非是怕本该属于自己的父爱、母爱，会被另一个孩子分走，甚至夺走。

既然这个孩子比自己健康，那么他/她一定会是更讨父母喜欢、更符合他们期待的那一个。

非但老大会这么想，而且父母也知道老大会这么想。

就因为这一层“知道”，使父母在即将拥有另一个孩子的时候，生出了许多顾虑。

这顾虑里，往往就含着他们对残疾老大的“在乎”。

外婆对刘春和说，母亲不告诉他怀孕的事，是因为她“不晓得怎么跟你开口”——这句话，我妈妈也对我说过。

隐瞒的背后，是令刘春和母亲辗转反侧的踟躇与挣扎，是她自觉地站在了儿子的角度上，在替他想问题，在揣度他的感受。

倘若不是有这份无私的爱和真心在，她也就用不着这样投鼠忌器。

正是母亲对刘春和的“不忍”，使她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了。

禅宗有言：“灰烬深处藏火种，人间至冷见真心”，这句话所说的，虽是“佛性不灭、绝处逢生”的觉悟与修行，但假若把它的宗教语境加以延伸，泛化为一种对普遍人性的洞察，也是毫不违和的。

正如我们从“灰烬”与“火种”、“至冷”与“真心”的辩证中感受到的那样，即便无边的冷漠确如灰烬一般覆盖大地，但人心深处的神性微光，依旧会在某些时刻坚韧地保持燃烧，将某个被幽暗侵蚀的角落，轻轻照亮。

如果刘春和的母亲一直是冷漠寡恩的，也就不会有这部叫我泪流满面的电影。

父母子女一场，赤裸裸的不爱或永夜般的疏离，都算不得稀奇。

真正的“难得”，是我的确不够爱你，可当我真的决心放弃你，前去奔赴我更好的人生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头来，顾念那个深陷在无爱的漩涡中、奄奄一息的你——只因为你是我的儿，而我曾用自己的骨血构筑了你！

大家最受触动的是刘春和吞糖那段，母爱、爱情与“社会价值”的全面溃败，拧成一股粗大的麻绳，死死扼住了他命运的咽喉。

有线索表明，刘春和早已死于吞糖的那刻，后面种种岁月静好的救赎全是痴人说梦……而最让我心潮起伏、看一次哭一次的，却是刘春和被抢救过来后，母亲在他病床边的嚎啕与泣诉。

当母亲掏着心窝子，向儿子道出自己当年“不会使力”的心结——“不会使力”不也正是她在母亲这个角色中，时时感到的茫然与无力吗？

——当她痛心疾首地向儿子道歉和忏悔，整部电影的情绪势能终于达到了巅峰。

我痴迷于电影中那些灵魂震颤的瞬间——当角色在自我叩问的微光里徘徊，当真心剖白的涟漪穿透银幕；那不仅是故事的褶皱，更是人性星火在尘埃中彼此辉映的时刻。

你我皆是身披尘垢的凡人，正因如此，每一次挣脱泥沼般“平庸之恶”的挣扎，每一声试图超越人性深渊引力的呐喊，都像暗夜里的萤火，在混沌中刻下了超越宿命的灼灼光痕。

看完《小小的我》，我赞叹易烊千玺的演员素养，也喜欢林晓杰扮演的外婆。

如果林晓杰不拿几个演技奖，那我只能说华语电影节的品味有问题。

就文本层面来看，外婆是影片的精华，有外婆的存在，这个故事才成立。

影片开头，刘春和在天台上写遗嘱，外婆来了，他放弃自杀，谎称去阳台是看天。

此情节在交代关系亲疏，刘春和和母亲的关系紧张，和外婆关系亲密。

两人进房间后，外婆一直在刘春和面前自言自语，说这个家离开她分分钟完蛋，说聪明女人会买很多条纱巾花钱不多想换就换......完蛋是双关语，也在说外婆不来，刘春和自杀就会成为事实。

刘家的家庭氛围不够温馨，但刘春和自杀，确实会击垮这个小家庭。

用大量台词交代塑造人物推进剧情，电视剧的常规打法。

这样处理，也能让观众迅速进入剧情，外婆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安贫乐道的老太太。

要承认，相当多的观众习惯从台词中获取信息。

通常来讲，小孩子才话多，没人听也要自言自语，老年人反而话少。

人老话多，一反小孩子嘴碎老年人寡言的刻板印象。

外婆充满活力，立下与众不同的人设，观众自然高看一眼，相信她能粉碎一切障碍。

有外婆在，刘春和就不会倒下，这是影片在前十分钟就打好的基础。

刘春和最大的生存焦虑是他是个残疾人，却想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他和母亲关系紧张，就是因为母亲一直按照残疾人的标准安排他的生活。

看似关爱，其实对刘春和并不好。

因为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是，不要把他视为残疾人——这样说未免有些绝对，那我修改一下措辞：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是既平等看待，又在需要时给予合理便利和理解。

刘春和的母亲对儿子，给了太多便利和理解，不会平等看待。

外婆的到来，打破了母子之间的僵局。

刘春和不想复读，不想上距离家更近的大学，这些都是对母亲的反抗。

他不断面试工作，本质上也是希望别人不要因为他是残疾人，就剥夺他工作的权利。

不是普通人，但要努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是刘春和对命运的抗争。

在《小小的我》中，能把刘春和当普通人，一个是外婆，一个是雅雅。

外婆爱护刘春和，一个重要原因，她的生命力旺盛，刘春和的残疾，压不垮这段血亲关系迸发的爱。

我喜欢《小小的我》，是因为林晓杰演得真好。

可贵的是，影片没有把付出最多爱的外婆称为外婆。

在文艺作品中，对女性的称呼往往是通过各种关系称呼或者雅称来指代，而不是她的名字。

《小小的我》在结尾交代外婆的姓名陈素群，这是对命名传统的反叛，是性别意识的进步。

名字的出现，是人物从伦理关系走出来的象征，陈素群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外婆。

如果说外婆主打真实，那么雅雅负责梦幻。

雅雅说她是全职女儿，人类学毕业生。

她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这样想，接近刘春和，就是为了观察他。

有确切的目的，行为逻辑坐实，反而不美。

如果不交代雅雅的人类学毕业生的身份，人物空白大，梦幻色彩更浓厚。

刘春和第一次见到雅雅，她正在玩飞盘，飞盘有大量蹦蹦跳跳的动作。

第二次见面时，两人经过一道石桥，雅雅依旧没有改变蹦蹦跳跳的姿势。

这个蹦蹦跳跳的姿态，给雅雅营造小鹿式的欢快。

她的欢快，让刘春和很感动。

在雅雅面前，他可以享受到普通人的待遇：终于有人不会因为我是残疾人而照顾我的感受，不敢蹦不敢跳了。

雅雅和刘春和的对手戏，卫生间的相遇是最打动我的电影场景。

卫生间是排泄场所，而人体的排泄系统和生殖系统关系紧密，两者不仅位置相邻，甚至共用某些结构。

一对相识的男女在这样的场所相遇，多少会尴尬的。

然而，这段戏中用了大量的实焦镜头和虚焦镜头，拍刘春和的实焦，雅雅的就用虚焦，甚至用镜中的形象，明明处在一个空间，却感觉疏离。

对刘春和而言，雅雅就是镜花水月的存在。

灵动，美好，可以交流，一起玩耍，这是雅雅对刘春和的诉求，大家可以做朋友，但不会是男女朋友。

一旦刘春和要牵雅雅的手，雅雅赶紧逃走。

让雅雅迅速消失，是影片在卫生间那段戏就埋好的伏笔。

事实上，像雅雅这样的女子，已经是刘春和能作为朋友的天花板了。

而二十岁的刘春和，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更希望这位朋友成为女朋友。

刘春和可以努力克服一个个困难，他能在咖啡店打工，能考上大学，能改善和家人的关系，但他无法牵心爱女子的手。

刘春和感受到这里面的绝望，于是开始第二次自杀。

雅雅是刘春和的性幻想对象，她不和刘春和谈情说爱，我们能理解。

人类对残疾的厌恶，是刻在人类基因里面的。

进化心理学有个假说，年轻、漂亮是人类能用肉眼观察到的繁殖价值的线索。

男性有喜爱年轻小姑娘，是刻在骨子里的信息。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知道年轻漂亮通常意味着有更高的生育价值。

无论男女，身体的对称性越高，好看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对称意味着身体健康，免疫能力强，和这样的人结婚生子，更容易生育身体健康的下一代。

生存和繁衍是物种最重视的两大课题。

我们是生存和繁衍的受益者，也会尊重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

不装了，摊牌了，看脸即正义。

刘春和能向外界证明他的精神强大，但是，身体残疾给他带来的生育壁垒，他无法突破。

于是，他决定去死。

《小小的我》可以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刘春和吞糖自杀，抢救无效，一个是影片给的结局。

至于要选哪一个，大家见仁见智了。

超级剧透提醒。

不是身残志坚的励志，而是追寻尊严的感动。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演）。

男，20岁。

脑瘫患者，控制肌肉能力受损，日常活动与发音能力受限。

智力超常，高考超一本很多分。

报考了师范大学，立志成为一名教师。

爱文学，爱写诗。

渴望过有尊严的生活。

何为尊严？

尊敬生而平deng的严肃性。

人人都能被公ping公zheng地对待。

春和渴望被平等地对待，渴望被爱，被需要（实现对他人对社会的价值）。

人可以独立地寻求尊严，但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以实现。

被尊重的生命才能过真正有尊严的人生。

预测2025年会获得更多奖像春和与三位女性的关系是影片着重展现的：母亲（蒋勤勤饰演）对生产时造成他缺氧脑瘫深怀愧疚，但无法面对他的残疾的事实。

不支持他上师范大学（因为会有人聘请你做老师吗？

），“强迫”他复读，不尊重春和。

而影片中父亲出场只有三次，台词寥寥，也映射出父爱的缺失。

其实有细节呈现春和会是一位好老师，他博学，虽然吐字比常人艰难，但思维清晰，善于用对方生活中的例子来提问，启发思考（“你衣柜里的衣服都穿过吗？

）。

但社会的现实就是如妈妈说的那样残酷，哪怕你师范毕业，这么多健康人等着，他们为什么会聘你做老师？

外婆（林晓杰饰演）尊重他的选择，陪他去参加培训班的面试，悄悄跟着，去看他去咖啡店应聘，支持他上师范大学，由衷地为他得到咖啡店的工作和获得师范大学录取而高兴（喜极而泣，后来独自在家中夜色里跳舞）。

她为他摆生日宴，相信他的能力（邀请他去给老年合唱团打鼓），也相信一个身体健全的女孩可能会爱上春和。

她无法面对的是自己没能养育女儿的愧疚和过去留下的伤痕（脖子上），以及对春和未来的牵挂。

影片开头，外婆行李里带着好多纱巾，就像很多爱拍照的中老年妇女那样。

影片结尾，外婆陪春和把春和爱猫的骨灰撒在江河边，她也解下纱巾，能够坦然面对过去的伤痕，任微风使手中的纱巾飘扬出美丽的弧线。

雅雅（周雨彤饰演）偶遇了春和，对他好奇，欣赏（你拿鼓槌的样子很酷！

这些书你都读过吗？

这是你写的诗吗？

）。

她可以像对待其他普通朋友那样地对待他。

她身体健全，精神空虚，是春和（身体残缺，精神富足）的镜像，也唤起了他的爱欲。

但当春和在排队看展的人群里主动与她牵手，她退缩了。

她借口上厕所离开，从此从他的生命里消失。

好在她离开前在不远处，喊出了“春和”的名字，微笑地互道“再见”，而不是完全的不辞而别。

评论中有很多对她这个角色（也包括演员）的质疑，但她的退缩是可以理解的，也比今后分手要好。

击鼓，追光，欢笑吧，春和影片通过几个片段，展现了春和在寻求尊严的过程中的从社会而来的挫败感：被培训班的孩子们笑，应聘被拒；被咖啡厅录取，是因为可以减税，做了牛轧糖，也被店长拿到节目里宣扬和“消费”；被公交司机羞辱，写了投诉信，受邀去参加“有爱无碍”活动，获赠米面油，却不是因为他的投诉内容，只因为他是残疾人；还有一幕，他步履蹒跚地过马路，画面上不断疾驰而过的汽车那么快，那么猛，在春和的视角看来，在绿灯变红之前过完马路都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啊！

唯有在老年合唱团，从最初的被鄙视，都后来的被接纳，他为他们打鼓，也帮助老人解决使用手机上的困难。

只有在这里，他才获得了尊重，拥有了尊严。

我们的社会离“人人平deng，尊重众生”的理想仍是那么远。

但能有这部影片上映就是一种进步，何其有幸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这样的影片！

感谢主创们为我们呈现的人生与世界作为业余人士，不懂电影专业，却又常常自视清高，用批判地眼光观影。

但我选择怀着一颗温柔宽容的心来看待这一部影片，从四星改为五星。

我看到导演、编剧、和主创们的用心：流水账纪录片式的呈现加上适度的冲突、情节、和前后呼应，不让人感到零散和单调。

清代袁枚《苔》以前读到就特别喜欢，由春和在培训班试讲时讲出来，也特别贴合：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而春和为雅雅写的诗“你是高耸入云的辰星，而我是穿行在孤寂之河的怪人” 起初只有两句，因为诗可以有不同的走向。

雅雅道别后，他独自看展，在金光闪闪的三星堆面具前，吟出了后面的悲凉与绝望。

以前对于四字弟弟只是路人，他主演的电影看的也不多，《少年的你》和《小红花》都没看过，《奇迹笨小孩》里的演绎算是上乘的。

而这次他饰演的脑瘫患者，肢体，语言，和情感，都如此逼真，感人，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奇才。

意识到吃牛轧糖那一幕是长镜头，而长镜头多么难拍，就更加佩服。

他给流量明星带来了尊严，赢得了尊重。

未来更加可期！

在易烊千玺的身上，看到了感受到了他对于演员这一职业的尊重，不只是聚光灯下的名利场和坐拥近亿粉丝的流量，而是专注于表演本身，哪怕角色只是个"小小的我"，哪怕如此卑微又极富挑战的角色。

影片中特写很多，因为主角形象的特殊性，可能带来不适。

但我不认为是导演消费弱势病患群体，或者给主演贴金。

特写是服务于剧情的，并没有跳脱出来。

而想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头也不回地加速走向过于注重颜值，看脸，和表面的东西的道路上，而这对于以脑瘫患者为代表的群体，是多么不公，在观影的第二天也不禁潸然泪下。

而这部电影被认真的创作出来，得以上映，因为易烊千玺的流量，有更多观众看到，哪怕一时不能带来改变，也是一种欣慰，也能带来“有电影真好，我们的世界还没糟糕透顶“的感慨。

春和写信给公交公司投诉。

外婆问：“投诉会有结果吗？

”“写，就是结果！

” 春和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讲讲我觉得的这部电影的缺点，也是这部片子被诟病最多的点，甚至被称“不够女权”，被打成“小登”的一点。

雅雅，也就是周雨彤饰演的人物，她太单薄了，她是全职女儿，可能大学刚毕业，读书不多。

除此之外她并没有被刻画太多，她与春和相处的情节也几乎都以春和为中心。

我为什么会对两人相处的画面感到稍微的别扭，是本质上觉得这么好看的女孩为什么会喜欢和春和相处吗，是觉得春和配不上她吗。

其实并不是，是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展现出互相的理解，在这条线上把重心都聚焦在了对刘春和的理解上，他是个脑瘫患者，但他也是正常的二十岁成年男性，他也渴望爱情，他也有性需求，他也会晨勃。

但是这样，雅雅这个角色其实就完全变成了春和对爱情和性的幻想的化身，是天空中的辰星，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并没有建立起来。

我不是说期待看到传统的爱情关系，我希望看到更深刻更浓的相互理解和情感关系，否则对爱情的幻想就变成意淫。

看东京电影节的采访，有说到雅雅的背景，她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她接近春和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和试探，而当春和真正表达爱意的时候，她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切就逃走了。

我觉得这种补充也是对两人关系很好的刻画，但显然被导演剪掉了。

在春和和其他人的关系上，对外婆和妈妈的刻画就会好很多，可能是导演和编剧对这种关系更加熟悉，更游刃有余。

而雅雅这条线有编剧的问题，有拍摄呈现的问题，也有演员的问题。

导演太爱千玺了，于是这条线的重心不可遏制地偏移，而且当性不是像《好东西》中三四十岁的男女以打趣地方式说出来，而是二十岁的脑瘫患者被不断地用剪辑镜头呈现出幻想，两人的关系就需要进一步的铺垫，否则观众会产生不适感。

至于反感电影里出现性，谈论性，认为“男的始终忘不了那二两肉”，你们到底性压抑到什么程度。

导演在影片里谈论性是大胆的，也是极度小心的，甚至在春和的幻想中都没有实质性的举动，画面也是呈现出美感的。

如果把性别对调一下，女性的脑瘫患者渴望帅气的男性（我们假设她是异性恋），对他有性幻想。

这也不可以被拍出来吗？

再退一步说，一个正常的成年女性对男性有性幻想，也不可以被拍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