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1942年旱灾，幸福如我们是无法设想的，更可况动荡年代中的人与当下我们之间除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共性几乎没有一丝一毫所谓的传承关系。

断层如此，用何种方式将银幕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拉近，我觉得是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最重要的课题。

很显然，冯氏电影的求变求稳心态在片中被不遗余力的贯彻到底：我虽然从开场第一处出现“牲口”二字台词的时候就清楚的意识到本片只属于冯小刚一人，并且此后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不断被细处那痞性十足的方言和若干小讽刺提醒，得到的却是一个放弃了京味故事，放弃了焦点煽情，放弃了刻意拼接巧合等等的宏大叙事，哪怕并不圆润，却已然足够。

本片是以记录性的事件还原为出发点并从真实走访素材提炼线头的故事片，这是串联这个沉重主题大量分支的一种捷径，就像谷子地和元妮的存在能带出拥有足够故事性的《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选择了诸多角色兼顾的群像关照，并且没有一次火力集中的煽情。

东家老范，长工瞎鹿，瞎鹿的老婆花枝，光棍栓柱，战时法庭庭长老马，杂务缠身的蒋介石、时任河南省委主席的李培基，执拗采访旱灾蝗灾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等，全生态的网罗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各色人物。

几个主要角色的鲜活感也没有因多线头叙事稍欠的掌控力而失色，这是冯氏电影第一次如此专注于主体人群的描绘，而不是突出重点刻意关照。

无论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面对旱灾蝗灾饥饿这同一难题时可能面临怎样的选择与应对措施，这在片中因角色各异而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

《一九四二》给了每个角一种极力还原事实（真实人物）和无限贴近史实（虚构角色）的定位，于是让故事片和纪录片共存的交叉剪辑就像没有了体温一般，冷峻而坚硬。

我无法辨识影片用了几条主线，但仅仅蒋介石、李培基等人的官场戏，一方面对蒋介石将河南灾情置若罔闻的事实采取中立，另一方面又把基层干部的贪腐给小心翼翼的揭了开来，战时的动荡也给了大灾更多的人为消极因素；以东家老范这个线索性人物为中心的逃荒人群则节外生枝了记者白修德和传教士安西满、外加官如芝麻的老马等人，频发的黑色幽默让普通人真正成了角色多元化最好的依托。

两个多小时里，属于战时社会两个极端的人群形成的两条基线交织，尽可能完整的展现了饥荒下的众生态。

但终究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故事涉及的残忍只寥寥几处（片中可致高昂民族情绪的杀戮场景的确摄魂夺魄并且不在少数），更惨淡的真相早被时间掩埋，《一九四二》肩负的也不在谁是谁非，也许在还原中提炼一种以史为鉴的心态，影片才会有可能的积极意义。

后半段电影里，死亡比前半部更为密集的出现。

在战时法庭被吊销、神父安西满质疑上帝之爱之后，让失序与失信的情绪蔓延在每一处死亡里清晰的浮现。

于是再怎么安置黑色幽默，影片始终都往最深的绝望里走。

银幕上是灰到极致的惨烈，银幕下的你会作何反应？

其参考价值颇值得玩味。

假如观众在看完本片后默默离场，事后对片中的各大情绪制高点品头论足，那么是电影的成功还是观者的悲哀？

幸好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豁然了。

当老东家在旱灾后期逆人流而上只为了死的离家近一些时，他遇到了同样落单的小女孩。

喊一声爷爷就牵手并行的结局是温和的，即便无法化解前面百分之九十的冰冷绝望，那也是影片创作者的宽容心和传统性的最佳体现《一九四二》不见大段落的抒情，不见北方人口中的市井，在内地电影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冯小刚以只属于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工整的完成了本片。

没有以常见红色电影的方式呈现出积极向上主旋律，而是以尽可能冷静的旁观心态把历史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给银幕下的观众看。

收效如何我无从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1942年的那场饥荒在妖娆富庶的二十一世纪，被很多人知道了。

于历史于当下，都是一种联系着生死的祭奠，只是有什么值得祭奠，大约要因人而异。

简单说几句。

冯小刚拍过一些好电影，冯氏喜剧在中国的走俏，他本人能成为票房冠军级别的导演，有以下原因：一、不挑战体制，细分市场，迎合观众；二、美工出身的冯小刚基本功扎实，比较适合导小人物、喜剧题材的影片；三、与华谊的合作比较成功，互相支撑，相互成全。

但是，冯小刚的短板是非常明显的：无力驾控厚重题材，更无力掌控恢弘的大场面。

冯小刚本人和华谊公司对这个短板都是心知肚明的。

也正是这个心结，才让冯小刚下定决心拍据称是准备了18年的《一九四二》。

作为投资方的华谊公司，头牌导演要玩一次深沉，玩一次厚重，玩一次恢弘，哪有不鼎力支持的道理。

冯小刚冯导和华谊公司的头脑们当然会考虑其中的风险。

但他们可能是认定，在这个扭曲的中国电影市场，某些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为他们尝到过烂片也可以挣钱的甜头。

比如《非诚勿扰2》，比如《唐山大地震》，明星云集，场面热闹，可硬生生地把《非诚勿扰2》拍成了晚节不保的王朔的生死告别演说，也硬生生把《唐山大地震》拍成了让人恶心的剧情片。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会获得不错的票房，但最大的收获却是让冯小刚原形毕露了。

还是好好地拍自己的冯氏喜剧吧，虽然永远拍不到卓别林那种与现实丝丝入扣的境界，但你还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喜剧导演。

想玩恢弘和厚重，来生吧。

冯小刚的喜剧商业电影，一直很受大家的欢迎，导演总想向大家证明些什么，除了能拍好喜剧电影还能拍大片。

在张导和陈导这样中国大师级的导演拍起了武侠电影时，冯导也拿出了《夜宴》，不过很可惜观众们并不怎么买账。

冯导痛下决心，老子除了拍喜剧片还能拍大片于是就有了《集结号》，虽然《集结号》算得上一部上佳之作，不过离张导的《红高梁》陈导的《霸王别姬》还是有些差距。

一度冯导放下了拍大片的想法重新回到了喜剧商业电影上，又获得了不少的票房，冯导又操弄起了《唐山大地震》剧情还好，就是片名起大了，依然改不了冯导的平日拍片的习惯，商业性广告的插入。

听说拍《一九四二》是冯导多年的梦想，冯导也是新片发布会上反复强调拍此片的艰辛，或多或少想再次向大家证明，老子也能拍出感人至深的经典佳作。

电影开始时范地主家抢粮一事，我想这会冯导有了，不过，我高兴的太早了，接着又失望了，一个关于1942年河南受灾后的故事，被弄的支离破碎。

《一九四二》中众明星粉墨场，让我仿佛回到了《建国大业》，明星扎堆上春晚表忠心，此时明星们是表与冯导的关系多么的铁。

《一九四二》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在逃荒路上的生离死别。

另一条是国民政府，处理河南灾情难民的态度。

正是这两条线索让电影情绪一直被抽离，观众们刚准备好了大把眼泪去同情灾民时，很快的又抽离到国民政府的冷漠中。

还有一些人物总让人很难完整投入到《一九四二》哀伤的情绪中。

像李雪健的李主席一脸苦大仇深忧国忧民的表情一直向我们提醒新中国的《焦裕禄》是个好干部。

陈道明的蒋委员长像每一部主旋律大片委员长一样无法救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只能退守台湾宝岛了。

至于张涵予小安牧师挺二的一角色开始看着挺有戏的，后来怎么就没了，你这打酱油打的也随性了。

当然，还是要感谢三位影帝的演出，表演没有问题，问题是电影人物对电影并没有加分。

或许冯导太想把电影弄得有些国际范，还请来了布洛迪和蒂姆·罗宾斯俩位好莱坞影帝助阵，这两位的加入是不是冯导正向张导喊话，你的《金陵十三钗》只请了一位好莱坞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演牧师，现在我请的可是俩儿，一个演牧师一个演战地记者。

林永健同志在广大河南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就请不要上演大力金刚丸搞笑小品了，没太多意思。

如果把两个半小时的《一九四二》剪成一个半小时张国力版的《活着》，地主老范如同小说《活着》中的富贵送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将会更好看些，电影节情也更紧凑些。

必须承认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的逃荒经历赚走了我的眼泪，正当我大把的眼泪都准备好了时，电影配乐迟迟不来，这是闹什么啊，冯导。

其实，有时感人的好电影并不要拍得那么宏大，观众也不想去了解那些所谓的高层黑幕真相云云，这年头所谓的高层真相总那么的官方，我只想被一个小老百姓的故事感动。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

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

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

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

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

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

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

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

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

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

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

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

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

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

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

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

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

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

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

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

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

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

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

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

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

”

看冯小刚为《温故一九四二》写的序，提到他屡次想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却屡次被毙。

有一次领导的批复是：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这个句式常见于各种规劝人做出明智选择，告诫人不要误入歧途的情境：为什么放着XXX不做，非要去XXX？

苦口婆心，为人规划，替人选择。

可有人谈风月自然有人讲苦难。

为什么大家要做一样的事？

大家都在拍光明，所以你就不能拍黑暗。

这是什么逻辑？

有人批评情节除了苦还是苦，却不知电影在总局要求下，加上比较积极的结尾；有人批评冯小刚爱找老外崇洋媚外，却不知总局还要求电影不能让老外对救灾起到太大的帮助作用；有人希望镜头不要太过血腥，却不知总局也不愿看见淋漓的鲜血。

可我能感到，整个电影是沉下心来做的好作品，那种厚重和踏实远非插科打诨小温情可比。

七宗罪这样的电影里的血腥残酷总有种有夸张耸目，扒开伤口放在你眼前看的感觉。

而真正的残酷，是不需要特写不需要音效的纪实。

这个，一九四二做到了。

蒋介石坐在车里，幽幽的说：有时候，我特别怀念北伐时期。

一呼百应，所向披靡！

那时候，我没有负担，尽可以和百姓站在一起。

凡事成功易而守功难，推翻易而建设难。

灾难的发生即是天灾，更是人祸。

历史的发生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电影里借蒋之口一句话点到为止，明白之人自会唏嘘不已。

观看电影【一九四二】首映礼，600平米巨屏，效果震撼。

令人动容的是，主创与编剧对于该篇的诠释，张国立几度哽咽，认为这是“真相的坚守”，冯小刚认为这是18年的“梦想”，王中军则认为这是对于观众的“信心”；刘震云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的“良心”。

冯小刚现场感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刘震云，现场掌声雷动呼应。

感动是感动，回来路上，1942 让冯小刚干了，1960 谁来干！

1960的饥荒的死亡人数是1942的10倍多！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

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

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

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

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

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

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

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时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赈款之谜　　讨论这一年的冬天究竟有多冷也许无关宏旨，但讨论有多少人处于严重的饥馑状态中却是必要的。

根据李文海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描述：　　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县中，就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

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146万，其中非赈不活的约200万人。

　　 二张回到重庆后，中央对河南赈灾的态度开始有了些改变，拨了两亿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

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运往灾区。

很遗憾，就当时而言，灾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非这些钞票。

　　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

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

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运到邻省河南。

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

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早在1942年的夏天，河南各地的物价就发生了巨变。

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1倍，每市斗由40元涨至80余元。

镇平，一个靠近黄泛区的县城，8月份小麦就涨到140元，大米更高达200元。

入秋以后，各地的粮价则扶摇直上，洛阳的小麦高达1600元，树叶在霜降之前比较便宜，但也要一元一升。

到了12月，各地的灾民已经断绝了吃粮的念头。

　　那么2亿元法币究竟有什么作用？

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每斤10元，2亿元法币即使全部买成粮食，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而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 ，共计3.4亿斤，这些粮食如果分给300万灾民，则每人可得110多斤。

　　更要命的是赈款到得很慢，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解到了省政府。

1942年的秋天，面对各种压力，李培基也不得不承认无县不灾的现实。

省政府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因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与陕西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决定前往西安购粮。

西安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卖给购粮委员会，并请求交通部令陇海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可是购粮官员们却利用粮款贩起私货来，直到1943年新麦成熟时，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这一巨大贪污舞弊案后来被《前锋报》所披露。

　　伟大的报道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

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

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

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

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

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

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

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

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

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

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

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

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

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

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

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梅根告诉白修德说：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

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

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

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

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

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该片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

电影的主题是“人”，是千千万万的最广大人民，他们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他们像大地和大海一样默默地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影片结尾，失去了所有亲人的老东家，碰到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老东家认她当了孙女，他们成了亲人——当老东家拉起小女孩的手，沿着山路往故乡走时，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得到了最有力的阐释。

《一九四二》是一部温暖的电影，这部电影没有悲观，而是相信人性的温暖，给人往前行进的力量，哀而不伤。

诗经十五国风，八个在河南，篇幅最多的是《郑风》，郑国就在如今郑州附近，河南中心地带。

孔子以“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

其他国风也有妇人事，比如《秦风·小戎》，说的是女子思念出征的丈夫，但《郑风》多半是未婚女子谈恋爱的过程。

这就不一样了，在孔子看来，女子敢这么大胆求偶，甚至弄到失态，那还了得，就是淫。

卫国在河南东部，不仅有诗歌，音乐也很发达，而且描绘的多半是贵族爱情故事。

孔夫子向来是讲次序的，离经叛道的事儿，下里巴人们做做也就罢了，贵族应该四平八稳，行君子之德彰国家大义，像农妇村汉一样沉溺于情事，忒不稳重，所以有“卫郑之声淫”。

现在中国人看到淫字，基本上立刻想到分子水平，如果不是DNA水平的话。

其实这词儿本来不属于动物生理学的范畴。

淫通霪，是竟日不停的雨水，引申义为缓慢而持久的浸润，感情上的缠绵悱恻。

若用于比附人的生活态度，即为浪漫。

《纵横四海》里发哥对红姑说：你要浪漫，我给你浪漫！

旁边不过是个游泳池，人造的浪漫还是不够有吸引力，所以红姑没嫁他。

真正的浪漫是要有条件的，丰富的自然环境，宽松的人际关系，精神自由随遇而安，才会有浪漫的心态。

经过孔夫子辣手整理，诗经幸存了一些缠绵悱恻的句子。

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皆出自诗经中现在属于河南的地区。

【发春梦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网友欺骗，见光死】：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

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浪漫邂逅的】：有女同行，颜如舜英。

将翱将翔,佩玉将将。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赠花表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姐又不是没人要，想姐就赶紧来！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翻墙偷会】：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嫌姐丑？

分手！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老情人发达，剩女懊悔不已】：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思念总是度日如年】：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再见君子，云胡不喜？

【新婚祝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以今人之见，河南诸国风颇富野趣，女子顺应天性，自由恋爱，婚姻美满，不见得道德低下。

孔子恶语贬抑，当然是为他的政治哲学服务的，三纲之一是男尊女卑。

想想颇有婚外恋嫌疑的孔子见南子事件，他自己说不定还不如这些求爱的女子更有操守，但这并不阻碍儒家在这片土地上领千年风骚。

如今读这些诗句，不仅感觉无比浪漫，而且惊人地发现古代河南的生态非常好。

荇菜是一种浮萍，漂流在河洲里，溱、洧都是河流的名字，桑、荼、蔓草、扶苏、荷华、舜英、桥木、游龙、凫、雁，还有各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鸟。

河南简称豫，就是一个人在牧象。

黄河象早已绝种，人们很难想象，如今一片过度耕植、人口超饱和的河南，曾经是堪比热带雨林的水草丰茂、野物出没的景象，正如你偶尔在某个房地产或化妆品广告上看到这些缠绵悱恻的句子，不会想起这是河南人写的。

至迟到北宋，河南都还相对富庶，罗马贵族生活质量大概比不上汴梁的一个马车夫，欧洲人看待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汴梁，应该和今人看纽约差不多。

从此后就走下坡路，就像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逐渐干涸不见踪迹。

历史荣枯本无常，但这是一次不可逆转的单向衰落，河南也开始逐渐与贫困、落后、灾荒相连，曾经促进过人口繁衍的文化，逐渐显露出世故、势利和残酷的一面。

生态衰落和人际规则的复杂此消彼长，河南从盛产浪漫情诗的地区，成了典型的中国传统“重灾区”，总之，跟浪漫毫无关系了。

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维族、藏族，那是恐惧异类；歧视河南人，则是无法面对自己。

河南人在今天的形象，首先是像1942这样的影像不断暗示和强化的，惊人的贫瘠，伴随贫困的是土里土气，世故狡狯。

对拼命奔赶现代化的人们，这不就是对整个中国过去的印象吗？

在民族复兴已经完成62%、跻身发达国家遥遥在望的时候，人们更迫切地希望与过去切割，不断尖刻地嘲讽河南人以宣示彻底的脱离。

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整个中国还是一个饥馑社会，哪怕已经确信不会再被饿死、被吃掉，稍有落于人后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

社会通过“面子”不断对每个成员施加压力，甚至你的亲人挚爱也不断对你进行规训，以保持与社会的步调一致。

为此我们不断让自己变得坚硬，阉割掉羞涩感、以世故嘴脸对待落后者，为自己寻找不敢享受浪漫的借口，给恻隐之心等一切美德附加理性条件，如临大敌般对待任何让我们放慢脚步的事物。

人们迫切追求的进步无异于逃荒，仿佛不朝前走，掉了队，就要堕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物质上再饱足，也抹不去化入基因的饥馑记忆，和深刻的心灵创伤。

淫风之后，饥荒史将长随。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

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

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

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

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