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

看《隐入尘烟》，想着以旁观苦难，来安抚闷热烦躁的心情。

看着多少有些感触，底层、苦难，难以挣脱的困境，逆来顺受的坚韧。

以此联想到近期的《抓住稻草的野兽们》，同样是讲述社会底层的悲欢，角度与情感却多有不同。

随着故事开始朝着“光明”的方向行进，内在逻辑出现矛盾，导演的意图也模糊起来。

「野兽们」以流行的链条结构，用一大包现金串联起蛇蝎腹黑女、负债受虐主妇、非法滞留者、失势黑帮头目等角色的曲折故事，悬念精巧、张力饱满，其中的部分角色，被导演赋予了底层地位与促狭处境。

但镜头和语气保持着中立，不煽情，不夸大，只呈现面对困境和诱惑时的人性。

反观「隐入尘烟」，静默、沉郁地叙述苦难，两位几乎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悲惨低落的角色，开始一段看似无望却引发感慨的婚姻生活。

起初是些微的音乐感伤抒怀，从男人独自制作土坯开始，便开始进入了生活困苦与人性乐观之间的对比，狂风、暴雨、欺辱、驱赶，都成为背景，衬托细微处的苦中作乐，社会弃儿的相依为命。

苦难没有激发出人性中的暗黑贪欲，而是彰显出小人物的坚韧、乐观和悲天悯人（保护麦苗与蝌蚪，抽血时为乡亲请命）。

而且这份苦难没有反转，对城市楼房的不适，女人溺水而死，苦难继续，坚韧继续，观者除了内心的伤感悲悯，兴许还应有避开厄运的庆幸？

我自然明白经济水平决定的现实生活图景，也理解两部影片在类型上的差异。

但终究难以接受「隐入尘烟」叙述苦难的方式。

对于真实生活的底层弱者，呈现坚韧有何意义？

苦中作乐有何意义？

美化苦难、引人悲悯有何意义？

难道不是该平视他们的生活，理解彼此命运的差异，同时竭尽所能地避免苦难来得更有价值？

连续很多年的除夕之夜，我们在春晚上看见赵本山和他的同伴，不停扮演着引人发笑的角色，其中有骗子、智障、寡妇、农民、残疾人，直到某一天我们再也笑不出来，因为我们开始明白，嘲笑弱者是可耻的，旁观、怜悯和呈现他们也并不伟大。

拿着苦难中的乐观坚韧来抒情，不过是一次次揭开他们尚未痊愈的伤疤，让大众通过旁观这些遥远的生活，再次获得表演伪善及隐秘满足的机会。

「隐入尘烟」同样带有如此的企图，无论导演会以怎样的表达为自己开脱，他都难以洗清嫌疑。

就像之前那位“感谢苦难”的女生引发争议，我们更深地理解了苦难与文明，我们不愿再以围观弱者的方式表达同情，换来虚幻的满足。

但愿这是最后一部美化苦难的国产电影。

苦难就是苦难，可以通过镜头客观记录（《算命》《麦收》），可以通过现实路径去救助，却无需加以虚构来渲染。

人性深处的贪嗔痴念，人类共通的卑微无奈，困境之下的乐观积极，这才是虚构艺术最应该呈现的主题。

技巧和产业层面的差异都可以处理，但从初心发愿开始，越发文明现代的我们就别偏离了方向。

我一直认为我做的工作就是在日常中提炼电影，然后在电影中去还原日常的工作。

写作剧本、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呈现生活和总结生活的过程，如何感知和捕捉日常中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过程。

2020年2月份，我陪海清老师随着电影的男主演去地里干活体验生活，我在田埂边的树桩修改剧本，看到眼前躺在田埂上休息的海清老师和在远处播撒种子的农人，瞬间让我对电影和种子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农民在把种子撒进地里，在日复一日的全情陪伴中收获粮食，而电影剧本中的每一个字就像农民撒进地里的种子，它们最终在镜头中结出果来。

以下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在不同阶段感知到的一些诗意瞬间。

用笔播撒下去的那些 散落的语言都在镜头中结出果来

流云踩着墙头躲进门窗的褶皱里探听风的消息

吸饱了水的土在烈日中 升起一座座屋厦

春天破土而出的麦苗并不知道等待它们的是 夏季的镰刀

敲掉底的酒瓶卧在屋檐每有风经过它就以口哨的形式通知我

沦为景观的麦子在城市里收割游人的目光

刚到村口的疯子充满爱意地看着围向他的十个孩子其中九个向他丢来土块只有一个在他碗里放了馒头

上映当日清晨才买着票，之前已经尝试了两次网上购票，均未成功，本已准备放弃，没想到今早在购物车里惊现“tickets available”，于是欣喜下单。

看完电影发现其入围影展也并非全然因为某种过时的异国主义，因此更为欣喜。

我心下是想把这种意外的欣快和贵英对有铁在婚后陡生的欣赏相提并论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一类事。

联想到前几日有影评人在某综艺里说，中国没有好的爱情电影。

不太确定对方眼里的好的爱情电影好在何处，但《隐入尘烟》在我心中是好的爱情电影——它并不见得对爱情发生时的戏剧性有所捕捉，但它的确将爱情发生前后的细节和盘托出，且给爱情以根系，将其融进扎实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当中。

诚如评论所言，男主角自带光芒：他勤劳，能在一上午倒腾出一圈圈的泥砖；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爱护他的妻子，能细心地替她洗走麸质过敏带来的皮炎，用大衣罩住她的臀部，顾及她的尊严。

女主角在同乡人看来是无用的，甚至是可笑且配不上别人对她好的，因她年纪不小，走路不利索，有病有残疾，干不好农活；她仿佛是个只需要，也只能被照顾的人，因她欠缺一些基本的生理能动性。

但是，我们很难忘了，是贵英的手——一双平日里颤抖着的，但在有铁看来可以十分灵活的手——摩挲了那些启发了有铁生活哲思的植物。

这种麦芽、麦芒、麦粒或是杂草同女性形象的搭配是带着些许过去情调的，让人不由地想起第五代导演八九十年代镜头中田野里的女性面孔，或是贾平凹、路遥、莫言书里的人和事。

然而，贵英不是一类为父系社会延续作出牺牲的魅力女性角色（甚至可以说，她完全缺乏九儿、翠巧、菊豆、秋菊、上官等人物的基础要素：可被物化的年轻女性身份、生育的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男性凝视）；同时，她清苦惨淡的人物背景从来都只是通过台词被带出，绝无被视觉剥削的可能。

每当镜头给予这些植物和手顺光或逆光的特写时，我们便能换上贵英的眼睛，去抽象地欣赏植物的脆弱、坚韧及多变，也顺势揭开了贵英人生态度的冰山一角。

这种对植物以及动物的怜爱，乃至从中生发出的活的信念，是有铁和贵英二人关系的基石。

两人不止一次在动植物面前或独自或同时展现出对他者生命的动容。

爱情从渺无生机的沙漠开始，而再到沙漠时又结束；在这之间，田野、庭院和炕共同构成了生命萌芽和被呵护的三处地点。

也就是说，常见的北方农牧环境构成了爱滋长的语境，这在当代城市居民大写“农村之恶”的当下显得突兀，但于情于理绝无生硬。

从打孔纸箱中钻出的，用来孵化小鸡的白炽灯光，与贵英在村口等有铁时，手里抓着的手电筒的光仿佛是同源共流。

这种细腻流淌的爱不是冠冕堂皇的仁者之爱，而是夹着对使用价值的珍视——比如那条来自田里小溪的烤鱼，那只被称为“贱骨头”的拉车锄地驴；又比如贵英和有铁的爱情，一种建立在双方承诺相互依存后，所需经济基础之上的爱情。

正是因为物质的逐渐丰厚之于二人关系的重要性，当贵英走了后，或许很难有人相信有铁会同片尾字幕所述的那样，住进那间令他无助到掩面退走的公寓。

卖尽所收粮食，还清所欠款项（甚至包括十个和邻居借的鸡蛋）的决绝，其背后表态的纯粹，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允许记忆随年龄岁数增长、生活环境变化而消退的样子。

有铁躺下后，逆光里草编驴的杂草须子在一场滑动变焦中达成了一种奇异的隽永。

此后，新房的一把推倒虽为残忍，但已经摧毁不了什么了。

生时烂漫，去后最好能同那台纸糊彩电一道，顺势化作烂漫尘烟。

《隐入尘烟》我完全看进去了，并且非常被打动。

两个多小时，我随着李睿珺的镜头，一起缓慢凝视有铁和贵英在西北农村里日复一日的劳作，他们如何沉默地相濡以沫，他们的身体如何在土地上渐渐衰老。

我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的经验，但我斗胆觉得，《隐入尘烟》对于西北农村生活的描绘足够真实，并因为真实而充满力量。

（海清曾在采访里说，他们在当地扎根了十个月，种的庄稼收成还挺好）这可能是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中，仅有的两部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角的影片之一（另一部是金熊奖得主《阿尔卡拉斯》，而其他影片几乎都以城市资产阶级为主角）。

我觉得《隐入尘烟》跟《阿尔卡拉斯》一样真实、诗意和感人。

李睿珺不同寻常地使用了Slow Cinema的电影语言，令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观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去理解（某种遥远的现实），并沉思其中。

这样一部看似平淡甚至无聊的电影，其实骨子里是「激进」的——选择了「反剧情」「反英雄」的设计，缓慢的运镜，不受关注的主角，而创造出一种「反消费」的影像。

很多时候，在那些缓慢的、冗长的长镜头里，你会感到时间彻底凝固，成为一块琥珀。

永恒如一日，而一日如永恒。

在缓慢甚至凝滞的电影叙事里，时间本身凸显出来，成为一种主题。

如德勒兹在他的著作《时间-影像》中所言，“……观者的问题就变成了‘此刻的画面里究竟有什么可看？

’而不是惯常的‘下一个画面会发生什么？

’角色的处境及状态不再通过情感变化而演变为行为…而是凸显这种影像里的状态本身的重要性。

”这也是为什么，观看《隐入尘烟》时会联想到Slow Cinema的大师——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想到他的《都灵之马》。

当然影片也有不足，政治隐喻的部分总让我感觉是导演想学贾科长但又用力过猛，符号化的呈现方式打破了原有的沉静的影像美学，尽管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对影片的表达或许也是必要的。

不难想象，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后很难大卖，口碑大概也会两极分化，但我觉得李睿珺能拍这么一部片子，已经是个很勇敢的导演。

值得落幕时掌声雷动。

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电影。

记者：csh编辑：莲子心本文首发于《NOWNESS》今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李睿珺执导的《隐入尘烟》成为了时隔多年第一部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长片。

本片原定于2月25日公映，如今由春到夏，它在几经波折后将于明天与观众们见面。

早前，我们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采访了《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与配乐裴曼·雅茨达尼安（Peyman Yazdanian）。

对于终于能够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们来说，这两位创作者的感悟，或许可以成为重要的参照。

由于环境所限，裴曼先生只能通过视频与我们对谈。

这也应和着这次访谈、乃至影片创作的核心因素之一——“穿越隔阂”。

李睿珺再度与伊朗音乐家合作，而柏林的观众也在那两个多小时之中，穿越了半个地球，抵达了中国的乡村。

当然，对于《隐入尘烟》的两位主角来说，他们穿越的东西要更为深刻。

电影中的男人名叫马有铁（武仁林饰），女人名叫曹贵英（海清饰）。

前者活在贫寒的尘土中，后者则有被人耻笑的隐疾。

但他们仍拥有彼此：他们一同在农田里劳作，一同度过日常的时光，甚至一同建造自己的家——字面意义的建造。

他们拥有自己的世外桃源，只属于他们两个人。

他们顶着村民们嫌恶的目光，还有垂涎土地的富商，保护着这片隐秘的世界。

我们看到了黄土、麦垛，以及联结农民身体与土地的劳作，它们一同构成了《隐入尘烟》里的主要景色。

它呈现了宏观的现实，但它的目光也投向了某些属于微观生活的诗意时刻。

这也是李睿珺导演一直以来通过《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影片诠释的东西，他与裴曼先生的再次合作，也将这些诠释延展到了音乐的领域。

在最初释出的海报与剧照中，农民、土地、劳作这些元素堆叠，让这部电影陷入“消费苦难”“过时的乡土叙事”“迎合电影节”的争议中。

但从两人的访谈中能看出，他们想探讨的是最普世的土地经验与生命体验。

巧合的是，在今年的柏林主竞赛中，世界各地的导演都在讨论乡村，获得金熊奖的《阿尔卡拉斯》同样讲述了一个农户的故事。

或许这些创作者都在这些远离钢铁森林的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影可能性。

李睿珺与裴曼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创作语境，但他们共享着某些对于艺术与土地的感受。

在下文的访谈中，他们谈及了大地、“诗电影”、深刻影响自身的文学，当然还有广义的艺术形态。

我们会看到一些会心的默契，也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分歧。

NN：《隐入尘烟》是一部关于土地的电影。

人与自然、土地的关系是影片非常重要的主题，两位可否谈谈自己对于这种关系的看法？

LRJ：我觉得任何国度的任何人，对于土地的依存都是相似的。

特别对来自乡村的人来说，他们与土地的连接感可能更强烈一些，因为农民的经济来源全是来自于这片土地。

城市里的人可能觉得好像与土地没有很直接的关联，但反过来一想，我们居住的楼房，其实一样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当然，土地的包容感也很重要，比如说电影里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是被抛弃的孤独个体，但土地仍然会接纳他们，不会用异样的眼光去区别对待。

土地对所有人，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不管犯过错误还是没犯过，土地都对你一视同仁，你依然可以在这里耕种、生产、收获。

PM：这其实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问题。

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与特定的国家或民族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来自地球，我们与土地彼此依附。

这无论在伊朗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

每个国家，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农民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伊朗很多农民面对的问题是缺乏水源或是其他农业问题，但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和中国人一样。

这其实就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

NN：这确实是一个外延很广的议题，但这部影片本身是一部非常本土化的中国影片，您与李睿珺导演合作的契机是什么？

PM：（笑）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挺好的朋友，《隐入尘烟》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

我记得，最先开始是一位制片人朋友（方励先生）邀请我去看一部很美的电影——就是李睿珺执导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就像是亲兄弟一样。

接着，我们开始交流电影和音乐，讨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容。

我记得他给我写过一封非常漂亮的信，现在还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他还送给了我一支中式长笛，我记得它叫做沙……LRJ：对，箫。

PM：……是的，箫。

那是友谊的标志。

和他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们俩很能理解彼此，像是有一种深刻的联结。

LRJ：当时方励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之后，我其实有一些担忧，因为我担心一位国外的作曲家不能理解这种本土化的电影。

于是方励就让我听一下娄烨的《颐和园》里的音乐，我一听就被击中了。

这是一部属于特定年代、情感复杂的影片，即便是一位中国的作曲家也很难拿捏，但是裴曼先生拿捏得非常准确，于是我便信服了。

后来才有了衣服和箫的故事。

NN：裴曼先生觉得箫这种乐器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PM：嗯……作为一位音乐家，我喜欢所有的乐器，对画家来说，他们都像是某种独特的颜料。

不过，笛子这种乐器，不管是印度的、伊朗的还是中国的长笛，我认为都是非常独特的，至少在伊朗哲学中如此。

伊朗有一种以著名诗人鲁米命名的笛子，在这位诗人看来，如果你可以像笛子一样变得“空无”，你就可以让生命通过这种“空（Emptiness）”来显现。

如果你可以清空自身，在吹奏笛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宇宙在自己的体内流动，整个宇宙也可以通过你得到呈现。

对我来说，长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不仅是作为音乐家，也是作为生命。

NN：的确是非常深刻的意象，两位的合作经历也很有趣。

可以详细聊聊两位的合作模式吗？

LRJ：因为我不懂英语，所以我们会分别把整个电影的时间线画出来，然后按自己的理解标识不同的段落、某个段落的主题，之后我们会去对各自的主题划分，结果我们发现每次画的时间线有90%都是一致的。

我总开玩笑说，虽然我们合作的这些影片，裴曼你没有参与前期的拍摄和创作，但总感觉这个剧本好像是咱俩一起写的、一起拍的。

所以到了后期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总会有这种默契存在。

PM：在配乐的时候，我会非常精确地观看全片。

我会试着“吃掉”每一帧画面、每一种概念、每一个镜头。

然后我会整理心中记下的一切，与之共度几天的时光……这是一个过程，这也是我训练思维的方式。

所以选择配乐的主题、配乐的时机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决定。

当我和电影导演合作的时候，我关注的是电影而不是音乐，音乐对我来说是流淌出来的自然语言。

我们会根据配乐的时机达成共识，假设我们不想要音乐的时候，那个段落其实也呈现了某种音乐——“沉默”的音乐。

何时保持沉默和何时呈现音乐一样重要。

LRJ：是的，在一些很关键的场景，反而是不需要音乐的。

比如有时候两个主角安静表演的时候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可能在他们转身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起音乐。

我们一直秉持着“不要煽情”的态度，所以不呈现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减法的时候。

NN：谈及沉默，自然声与器乐的平衡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包括这部影片里这种技巧也很重要。

PM：将风声、水声与音乐结合起来确实很有趣。

在这点上，我总是听从自己的直觉，聆听那些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的声音。

比如刚开场下雪的时候，雪带来了某种沉默，它意味着故事的开始，所以我试着用一些吉他声去撩拨它，就像是某种雪花，这是对于寂静的反衬。

有时音乐是叙事，有时它是一种对话。

其实音乐家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平衡。

就像我说话时，你会保持沉默；而你说话时，我也会保持沉默，如果两人都在说话，就显得吵闹了。

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一个人去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从来不戴耳机，我觉得去登山、去公园时用耳机是非常荒谬的。

当其他人在发言的时候，你怎能掩住耳朵呢？

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更愿意听自然的声音。

NN：很有意思。

做电影配乐其实是多重的对话，既是与自然对话，也是与故事对话。

对于导演来说，拍摄影片也是一种与文本对话的方式，想必原创文本与《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这样的改编作品应该很不同。

LRJ：是的，那是苏童老师的作品。

其实文学改编的话，就像是你在看到那部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在讲你想要表达的故事，只是这故事一直潜藏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如同是你的一部分记忆，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解除封锁的过程。

那个故事和《老驴头》其实很像，都与地域有关，都在探讨衰老与死亡，以及面对精神世界的问题。

NN：其实《隐入尘烟》也有类似的主题。

LRJ：就像自然里的生命一样，衰老和死亡也是我们的日常。

只是对于农民来说，衰老和死亡更为切身，农民其实每天就是在土地里种植生命、收割生命，可以说每年都在和死亡打交道，他们也是见证最多死亡的人。

NN：关于电影和音乐的对话，裴曼先生可以聊聊这两种语言的特性吗？

PM：简而言之，我觉得电影与音乐的相似之处是故事，两者都可以是叙事性的。

但电影故事的语言或许可以翻译，但音乐的语言难以翻译。

或许你可以给音乐填词，但有了歌词，它可能就不是纯粹的音乐了，而是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结合。

总而言之，音乐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学”。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配乐家，你就得非常精确、恰当地去理解电影，才能与电影这种形式合作。

而不仅仅是从你的某张专辑里选择一首歌放到电影里。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应该使用“沉默”的音乐，因为在这种时刻，我需要强调影像之美。

NN：您谈及了音乐与电影的叙事性、文学性，您曾合作过的阿巴斯的影片一直被冠以“诗电影”知名，您怎么看待这一概念？

PM：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概念的。

比如《隐入尘烟》其实也是一部“诗电影”，这是我看过的最浪漫的电影之一。

诗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整部影片没有在直接表达“我爱你”“我为你而死”等等，但你知道爱就在那里。

那种简单和微妙的方式令人震惊，也极富诗意。

其实阿巴斯的影片也是如此，我们谈论的是电影中的诗意，不一定要在电影里念诗才叫诗电影。

LRJ：我记得当时海清老师要去体验生活，我就带着她到我姨夫的地里面去，和他们一起播种。

后来她做了一会儿就靠在旁边休息，而我在修改剧本，我就看到她靠在树桩上睡着了，而远处有人播种、施肥。

我看着这样的场景，我就会觉得其实电影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这些诗意的、美妙的时刻都是非常自然的。

其实所有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都是你作为创作者展现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

NN：有哪些文学作品对两位有比较深刻的影响吗？

LRJ：我很喜欢阿巴斯的诗集《一只狼在放哨》，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一遍阿巴斯导演。

他的作品令我想起中国人所说的“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就是用极简的方式诠释复杂的东西。

国内的文学作品可能像是苏童老师的作品，我会觉得他的创作超越了文学语言的描述，画面感很强烈，对我来说，我的大脑会迅速变成一个转换器，把它们转化成影像。

PM：我喜欢诗歌，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诗集了。

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家是一位叫做苏赫拉布·塞佩赫里（Sohrab Sepehri）的伊朗诗人，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曾旅居日本，非常能够体认日本的哲学与佛教理念。

所以，他的诗歌都非常简单、非常贴近自然。

他的作品述及了极简的精神与“空”的境界，不知何故，这位诗人对我和阿巴斯都有很深的影响。

阿巴斯的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和我的专辑《遥远之地的回声》都源于他的诗歌。

NN：两位可最后谈谈这部影片的影像、音乐风格与主题的关系吗？

影片的景别变化、间隙构图（aperture framing，即画框中的画框）与音乐节奏的结合非常有趣。

LRJ：构图方面，其实他们在人群里的时候，我们永远是把他们放在人群的角落或是深处，因为他们是边缘的，被大家忽略的个体。

他们逐渐靠近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情感关系的递进，镜头越来越近，会有近景和特写，给他们独处的机会。

至于你看到的画框中的画框，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延展，就像土地、声音和配乐一样，为你的画面提供了另一种空间，扩展了情绪的另一种维度。

这种构图其实常常和土地有关系，它呈现了土地的包容性。

PM：这部影片的音乐风格要展现的主题，可以是“纯爱”“良善”，当然还有“接纳”，这是男主角最重要的特质。

“接纳”就是“让一切留在那里”，我认为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隐秘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个能够接纳一切的男人，最后却无法接纳爱人的逝去。

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带着这样的问题在创作。

LRJ：这部影片里最后的主题其实就是，（人们）是否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问题。

对于男主角来说，他是遇到了这位女性之后，他才唤醒了爱的能力，才意识到自己能够选择。

这种改变也呈现在他对生命的态度之中，因为这部影片里一直有一种圆形的结构，从土变成砖，砖变成房子，再回到土；麦粒变成麦苗，被收割再变回麦粒；鸡蛋变成小鸡，变成大鸡，再回到鸡蛋；从冬天回到冬天，从生到死。

这是一种生命的结构，一种无始无终的结构，所以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他认为这可能是另外的一种开始。

看《隐入尘烟》我从头哭到尾，哭湿了手帕，用完了纸巾。

哭到哽咽，哽咽到让前排回头看我。

中国的农民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个没有家庭，没有双亲奉养，没有后代继承的农民，有把子力气，不至于饿死，在城市，那得多洒脱。

但他丝毫没有潇洒的样子，处处被人瞧不起，只能与驴为伴。

一年劳作也留不下几个钱。

穷就受气，受气也不争，得用了也不知道要好处，还不想欠别人。

而他们又太容易满足了，只要有土地，有时间，有种子，有个知心人，他们就会有希望，有盼头，有未来。

但这些希望和安稳也太容易夺走了，一场病，一场意外，一次别离，都足以把人压垮。

看着两个苦命人走到一起，看他们养驴，养鸡，养猪；看他们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看他们运泥，晒砖，起房；最后，看他孤零零还地主，还羊倌，还鸡蛋。

他清清白白的来，清清白白的走，就像那泥砖盖的房子，到最后也不过归于尘土了。

但他们多彩的生活不该被隐去。

他们的生活不逊于城里人，却在如今的作品中失声了。

当养小鸡的纸箱中透出光亮，当地上泥砖像被列队检阅，当屋顶的风瓶吹出“最好听的声响”，当从瓦砾中捧出燕子巢，当从泥水中捉到小鱼，当在车灯的间隙中冲洗，当哗啦啦的塑料纸把大雨映衬成舞台，这些光景不灵动吗？

不诗意吗？

不美吗？

他们承受的苦难不应被隐去。

被吸血，被嫌弃，被打骂，被侮辱，被利用，当一个人努力去生活，却被挤到了边缘，被时代抛下，被潮流粉碎、碾作尘埃，但这不是他们的选择。

得利的人不可以无动于衷。

他们的结局不应被隐去。

一个农民什么时候会放走自己的驴，会饿死自己的猪，会不要自己辛苦盖起来的新房，会在大白天躺在床上盯着亡妻留下的草尖？

他的结局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为什么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我鄙视所有给导演施压写最后一句话的人，真想问一句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当然，这部戏有不足。

海清的存在有点别扭，有些对话过于扭捏，但是现在展现庄稼地四时变化、农民劳作的作品真的太稀缺了，有诚意、有表达、有风格之作更难得。

我为所有有机会去看但没有在大银幕观看的人感到遗憾。

6000多字长文解读《隐入尘烟》《隐入尘烟》已经以豆瓣8.4分的评分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的最高分。

电影票房在好口碑的助力下不断攀升。

虽然是近年来欧洲三大电影节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但作为一部文艺片，《隐入尘烟》一开始的市场境遇很糟糕，排片在1%-2%之间徘徊，首日票房只有30多万，票务平台的预测总票房仅有200万。

随后，导演李睿珺呼吁增加排片，一众电影自媒体自来水安利，大量迷影观众以及城市中产走进电影院，票房逆跌，当前票房突破1200万，最终会向2000万冲刺。

目之所及关于《隐入尘烟》的评介，几乎都是褒扬。

毫无疑问，《隐入尘烟》是我们在内地大银幕上能够看到的最好的那一类电影。

“最好”包含的一个前提是，得以公映。

对于导演李睿珺来说，作为一名城市中产（譬如导演喜欢在咖啡馆里写剧本），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通过电影让农民的境遇被看见。

因此，在带有批评倾向的拙文里，我们想要“交流”的对象并非导演，而是这部电影的目标受众——城市中产。

这是一部拍给中产“观看”的农民电影，如果他们只看到电影最表层的叙事远远不够。

否则，他们为电影的“动情”只会流于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怜悯，无法转化为任何实际性的作为。

《隐入尘烟》中，海清是唯一的职业演员本文将从三组关键词展开。

“苦情与悲剧”：《隐入尘烟》是一部底层农民遭遇巨大伦理不幸的苦情戏，而非个体对抗结构性不公的悲剧。

“忍耐与驯顺”：土地给予主人公巨大的慰藉，让他们得以忍耐生命中的任何苦难，但“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忍耐，也让他们成为驯顺无声的白纸，命运任由他人涂抹。

“中产与农民”：虽然这是一部农民电影，但它的目标受众并非农民，而是城市中产，电影也有浓浓的中产趣味，中产观看时止于旁观的怜悯远远不够，更不应该满足于“认同”电影所传递出的生存价值观。

苦情，或悲剧《隐入尘烟》讲述的是2010年前后，甘肃两个底层农民马有铁（武仁林 饰）和曹贵英（海清 饰）一同劳作、相知相守、相濡以沫、共担命运的故事。

马有铁勤恳老实、任劳任怨，但人到中年，他仍然一直被三哥使唤，做牛做马，后来侄子要结婚了，三哥才给他随便安排一门亲事，让他们出去单过（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去）。

曹贵英一直寄居在哥哥家的杂棚，小时候被打残疾，有些佝偻，行动迟缓，失去生育能力，还落下尿失禁的病根。

他们没有做主自己命运的权利，两个最底层的边缘人就这样凑在一块儿生活。

两个人一开始不情不愿结婚他们是被侮辱被损害被欺负的人，是农村社会底层中的底层。

一个年岁渐长，劳动能力在退化，一个身体残疾，还失去生育能力。

外人无所谓看好或看坏他们的婚姻，他们不被在意，外人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去了。

但他们硬是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他们都是良善之人，很快打消对彼此的敌意，马有铁不会因曹贵英尿失禁而欺辱她，而是给她买了大衣以便遮住裤子，不忍她被村人耻笑；他们相互陪伴、相互牵挂，曹贵英在寒夜里等待马有铁归来，怀里的水壶热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一起努力地共建生活，一起种麦子、孵鸡蛋、在大雨中保护泥砖、盖房子；他们也有独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比如鸡窝洞里射出莹莹的光照在曹贵英脸上，他们在各自的手臂用小麦粒印出梅花的印迹，夏夜里他们在屋顶上睡觉马有铁用裤腰带拴着曹贵英……如果厄运没有突然降临，那么这完全就是西北农村版的《爱情神话》，极致贫困下生长出的爱情极致真诚与纯粹。

他们相濡以沫意外猝不及防降临，生病的曹贵英给马有铁送吃食，却晕倒摔入沟渠，等到马有铁去救时已经迟了。

送走曹贵英后，村人安慰马有铁，“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

遇到曹贵英之前，马有铁可以像牛像驴一样过，可遇到曹贵英，当他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滋味，这种像畜生一样活着的日子就显得不可忍受。

电影的结局，马有铁放走驴，卖掉粮食，还掉他亏欠村人的东西……他望着曹贵英的遗像，服用农药自尽。

这是电影暗示的结局，尽管导演用一句字幕“提示”马有铁还活着，但其实他已经跟曹贵英一起走了。

两个最边缘的底层人物，诠释了生死相许的爱情神话。

被“爱无能”所困扰的中产观众们，被这样纯粹的爱情打动，然而却必须提醒，《隐入尘烟》这一灵肉幻灭的结局，复刻的是传统文化里渊源流传的“苦情戏”基因。

苦情戏的叙事套路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人物，以及种种意外苦难；苦情戏里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性，善良坚强的女性不断受难更能体现出“宿命”的无能为力。

苦情戏在中国电影里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民国时期的《孤儿救祖记》《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到1980年代以来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唐山大地震》《亲爱的》，脉络清晰可循。

“这都是命”，是苦情戏的真正内核。

所有的不幸几乎都来自于伦理道德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命”。

“陈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归结为遇人不淑、男人见异思迁；《唐山大地震》《亲爱的》式的故事相当催泪，它归结于伦理困境，好像怎么选都是错的；到了《隐入尘烟》，马有铁、曹贵英前半生所受的苦都没有将他们摧毁，但一个意外的不幸让曹贵英死去，也毁掉马有铁活着的希望。

严格来说，苦情戏不是悲剧。

古希腊意义里的悲剧，悲剧感来自于抗争——对不可战胜的宿命的抗争，哪怕结局相当惨烈，抗争仍然从不止息，它凸显出的是个人的意志与力量，体现的是对所谓“宿命”的从不屈服。

由古希腊的悲剧演化而来，如今更广泛意义上的悲剧是对机制性不公的抗争、对宿命的抗争。

鸡蛋砸向高墙，感慨着“这就是命啊”，这是“苦情戏”；鸡蛋砸向高墙，鸡蛋不屈服于高墙，鸡蛋要在高墙上留下痕迹与控诉，并质问凭什么高墙可以轻易碾碎鸡蛋，这是“悲剧”。

《隐入尘烟》更像是一出苦情戏。

电影中其实在多个时刻，都点到不幸更本质的源头：曹贵英被打到残疾以及失去生育能力，农村女性、尤其是“老弱病残疯”女性的凄惨境遇；曹贵英“被抽血”，无论是具象的还是隐喻的；“被上楼”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根基、失去命脉……但这些并非电影的主体叙事，它们以相当零散的桥段作为补充。

就像农村里一万个曹贵英，或许只有一个马有铁，电影呈现的是这“万里挑一”的美好爱情，它给两个被侮辱的人以美好的希望，然后毁掉了它，刺激观众的泪腺……但我丝毫不想指责李睿珺，他已经做了尽可能大尺度的表达，就像对于马有铁的结局，李睿珺说，“他不能死。

有些时候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

但作为观众，我们必须明白导演的妥协背后苦情戏与悲剧的差距，我们不能满足于因一部苦情戏涕泗横流，“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忍耐，或驯顺土地给了受苦的马有铁与曹贵英极大的慰藉。

电影非常用心地按照四季更替的节奏，拍摄大量他们四季劳作的过程，播种，锄禾，灌溉，施肥，收割，以及丰收的喜悦。

与土地相伴的是他们为了“活着”的其他劳作，他们孵养小鸡，从破壳而出到长成能够下蛋的大母鸡，他们亲自垒泥砖，在平地上盖起他们的楼房……他们对土地充满深爱与敬意，土地回馈他们坚韧强劲的生命力，回馈他们粮食与收获，回馈他们巨大的温暖与慰藉。

他们在田地里劳作观众钦佩于主人公的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也是一种生命力，无论它东南西北风，有土地就拥有一切，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这种“忍耐与活着”的价值观的本质是，生存至上。

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即，让那些哪怕是被损害被侮辱的人，都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中彰显顽强温暖的生命底色，就像孵鸡蛋时那莹莹碎碎的灯光，就像大雨冲散泥砖时无能为力的他们又哭又笑……“忍耐与活着”，历来也为文艺作品所推崇。

电影《芙蓉镇》里，秦书田鼓励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余华在小说《活着》的序言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

他们苦中作乐对于曹贵英之死，导演李睿珺在《人物》的那篇自述里表示，“对贵英这个角色来说，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人，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该有的都有了，她圆满了，她的离开我认为不是遗憾，就是圆满地离开了”。

坦白讲，我很震惊导演这么解读曹贵英的死亡。

李睿珺接着补充，“人的一生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就是这些事，没有别的。

农民的生活，直白来讲，就是在处理生死。

开春养一只猪，年终时杀掉，再养下一只猪。

开春养一波小鸡，养到年终，杀掉招待客人，然后再养。

粮食种下去，有了新的生机，秋天收获，不管今年收成怎样，明年都能再开始。

农民对于生死的理解，有他们的思维方式”。

所以，导演能够理解电影中其他农民对于曹贵英落水时并未施救，“如果你有农村生活经验，就会明白，他们确实是在为老四考虑，现实生活中要照顾这样一个身有疾、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人，是个累赘，一个人的生活反倒更自由”。

这是残酷的、赤裸裸的“生存至上”、利益至上，死了一条无意义的生命（所谓“累赘”）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主人公一再遭遇巨大的外在不幸时，“生存之上”就体现为摄人心魄的忍耐力、生命力。

只不过，像地母、地父一样接受一切、包容一切的忍耐力，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则意味着抗争精神、自由意志的完全丧失，如同驯顺无声的白纸，任他们在白纸上涂抹篡改，或者揉皱后直接扔进垃圾桶。

导演和评论者都将马有铁、曹贵英称为“失语者”。

在我看来，“失语”不仅仅是指涉主人公在农村中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更指涉他们对于一切涌向他们的伤害的“失语”——他们并不反抗，而是默默接纳与忍受。

对于包办的婚姻，他们没有言语，默默接受安排；马有铁被兄弟欺负，他不怒不嗔，还是一直做着兄弟交待做的事；就连马有铁电影中唯一一次对曹贵英发火，怒骂她是“闲王”，并把她推倒，曹贵英也是畏缩在一旁无声；更典型的是抽血，马有铁是“熊猫血”，一直被要求给村里一名住院的富人输血，马有铁未曾拒绝过……马有铁知道被收割是麦子的宿命，被收割同样是他的宿命，他认了。

换句话说，“忍耐”的另一面是逆来顺受、是“认命”，他们认命了，认为他们就是被使唤的命，认为他们“天生贱骨头”。

马有铁自杀前放走了驴，结果驴不走，马有铁骂了驴一句，“你这头蠢驴子，让人使唤了大半辈子还没使够，放了你也不知道跑”。

这何尝不是马有铁的自喻。

更有意味的是，当马有铁“死了”，他的房屋即将被推倒，那头驴还是跑回来了。

在观众的主流解读里，这是驴与人之间的情深义重，实际上反而更深刻折射出温情底下驴与人“奴性”的根深蒂固，完全不知“自由”为何物。

驯顺的驴，驯顺的人“忍耐——驯顺”构成一体两面，这确实是很多农民所信仰的生存哲学，不必据此批评马有铁、曹贵英。

但中产观众却必须警惕被这种观念所捕获，“活着意味着一切”“忍耐一切苦难”固然可以增强中产抵御风险的内心定力，也会加剧中产“精致利己”的倾向，变得更为“驯顺”、更为“自私”。

中产，或农民截至2021年，中国仍有5亿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有数量庞大的农民，然而，市面上面向农民的影视作品的确少之又少。

就包括《隐入尘烟》这部以农民为主角、讲述农民故事的农村题材电影，目标受众同样不是农民。

票房数据很直观地体现这一切，以7月23日（周六）票房为例，当天《隐入尘烟》总票房151.82万，城市票房149.5万，农村票房2.32万（仅占1.5%），其中一二线城市占到总票房的79%，仅仅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票房就占到总票房的四分之一，而北京的影院开业率大概75%，上海更是有将近一半影院还没开放。

所以，《隐入尘烟》就是一部拍给一二线城市中产“观看”的农民电影。

农民电影，中产观看。

这让人联想到戴锦华教授的一个论述，“今天你说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中产阶层文化。

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除了中产阶层文化，我们看不到别的文化了”。

这话虽有些绝对，但确实是绝大多数能够进入主流视线中进行讨论的文化，都是体现中产趣味的文化。

电影的美学水平很高就连《隐入尘烟》，很难说它没有受到“中产趣味”的影响。

就比如马有铁“出口成章”，他虽然话不多，但关于土地的每一次发言，都像是“哲学家”；再比如电影充满诗意但内外节奏舒缓的摄影、构图和配乐，完全是中产观众所偏爱的高级调调……并且，中产观众欣赏了这部有着中产趣味的电影后，强化的仍然是中产所青睐的情感体系：旁观他人的痛苦，宣泄郁积的情绪，自我感动于怜悯。

旁观弱者的痛苦，首先确证了中产的阶层地位——还好，我们是中产，我们不用受那些罪；宣泄了中产安全的愤怒——机制不公，农民的境遇竟然这么糟糕；满足了中产怜悯后的自我感动——我们能够与他人的苦难共情，我们买票支持，我们看见了农民的困难，我们很博爱、很有责任心。

再加上电影的“苦情戏”本质，以及对“忍耐——驯顺”的接纳与认同，无形中迎合了中产阶层“保守与中庸”“精致利己”“驯顺”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

如同戴锦华所批评的，中产“始终处在社会反叛和召唤威权这样一种张力和悖论状态”，“只有事件令中产切肤，只有再现的方式能触碰中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那个事件才是可感的”。

换句话说，损害中产利益了，中产才可能“社会反叛”，否则中产与机制形成合谋，他们“召唤权威”，以确保秩序的稳定、方便他们好好赚钱；其他社会弱者遭遇什么样的苦难是他们的命数，中产止步于旁观，顶多是呐喊两声。

需要在这里再次强调一次，这些批评并非针对李睿珺和电影本身，因为哪怕李睿珺是以“中产”的立场去拍摄这部电影，但《隐入尘烟》的拍摄本身，就意味着李睿珺超越中产局限，对于农民的苦难他是“可感的”，并有所行动。

我们也不是批评买票的中产——至少他们愿意买票去感受农民的苦难，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认为这部电影里的农民形象在“抹黑中国”，并拒绝观看这部电影。

我们只是想要超越中产趣味的天然局限，探讨一种更可行、更可及的行动方案，让我们对农民的苦难不是止于在电影的“看见”，不是止于豆瓣8.4分，不是止于流泪，不是止于感动与自我感动，不是止于社交媒体上的呼吁排片，而是能够真正帮到他们。

这里我要提及前段时间在主流电视台黄金档播出的两部电视剧，郑晓龙执导、赵丽颖主演的《幸福到万家》，以及根据扶贫攻坚楷模黄文秀真实事迹改编的《大山的女儿》。

如今的电视机愈发成为中老年观众以及农村观众的专属，这两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视剧反而有更多农民观看。

虽然这两部剧不见得受到城市中产观众的喜欢，比如他们无法接受《幸福到万家》的女主角“不离婚”，也不喜欢《大山的女儿》的任务剧色彩；但我们却得承认，它们是能够在正向意义上影响农民、影响农村的影视作品。

比如《幸福到万家》，主线是法治思维进入农村，告诉农民要懂得“要说法”，不要对所有欺负逆来顺受；《大山的女儿》中，受了高等教育的黄文秀反馈家乡，回乡投入扶贫工作，带着乡村走出贫困……在中产趣味里，《隐入尘烟》是要比《幸福到万家》《大山的女儿》艺术上“高级”——中国电影的确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作品；但中产不能囿于趣味，而应该像戴锦华教授说的，“溢出”这个阶层的价值观与趣味，去做一些实际性的工作。

无论是在面向农民的作品中向农民普法、让农民懂得“要说法”，抑或是真正投身到帮扶的事业中。

相较于审美区隔、廉价的怜悯与长吁短叹，中产阶层应该多做一些“实事”。

总而言之，《隐入尘烟》是得以公映的最好的那一类电影，但它是中产趣味、中产观看的农村电影，如若单纯认同电影的价值观只是验证了中产的保守以及中产怜悯的廉价。

无论是囿于客观因素还是囿于导演的思想局限，电影不能道的部分，才是那些真正热爱农村、真正关切农民的中产阶层可以着力去改进地方；哪怕不能做点什么，中产至少可以在自己遭遇困境时，敢于打破苦情、走出驯顺。

中产有他们自身的困境，也不容易，但诚如贾樟柯说的“我和他们来自同一种贫穷，我和他们投入的是同一种不公”，关切他人的痛苦从来都是关切我们自身。

——首发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从2月调档到7月，《隐入尘烟》终于上映，影片最亮眼的标签是入围第72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以及演员海清的突破式表演。

但电影节的认证无助于市场转化，这部很可能是年度前三佳作的中国电影，院线排片占比始终不到1%。

和影片一样沉默的还有导演李睿珺，尽管他有时候会被贴上华语电影届首个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80后导演，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他不像学弟毕赣，凭借一部《路边野餐》技惊四座直接踏进当代中国电影史，他的“甘肃宇宙”也远没有贾樟柯的“山西宇宙”那样生猛有趣。

李睿珺的电影就像是农作物，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要看到最后的收成，你只能等。

54000人评分之后，影片评分从8.2升到8.4，即使不提电影节，对观众而言，《隐入尘烟》也是成功的。

豆瓣评分当然不等于影片的客观艺（学）术价值，作为国内最有公信力的大众评价体系，豆瓣评分代表的只是影片面向观众的可看性和接受度。

而可看性，恰恰是李睿珺目前最需要的。

许多观众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一部农村题材电影中看到了近年来最浪漫的爱情故事，好像《隐入尘烟》才是真正的“爱情神话”。

电影作为生命的刻度西北农村一角，患有疾病、身体残疾且没有生育能力的贵英经人介绍，和一贫如洗的老光棍马老四组成了家庭。

相亲，原本是物质条件的交换，用我有的交换你有的，但到他俩这儿却反过来了，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被平等地安排到一起。

甩掉包袱的家里人热切交流，深感欣慰，二人沉默不语。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故事就此展开。

开场十多分钟，贵英才说了第一句话，让人一度以为海清要挑战无台词表演了。

但实际上无言就是二人的生活常态，从沉默到对话，是相知的第一步。

结婚证上的照片是二人第一次拍“写真”，给父母扫墓是二人第一次“约会”，去城里献血是第一次“旅行”。

接下来的时间里，贵英和老四体验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人聊天谈心，第一次回顾过去的生活，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第一次和爱人一起体会丰收，第一次不愁吃穿，第一次因为生活而由衷欢笑，第一次对未来有了规划和期待。

在创造爱情之前，他们首先创造了生活。

故事的主线，一条是围绕农田展开的春种秋收，一条是围绕住所展开的搬迁和造房，中间穿插几次进城，或给侄子搬家具、申请公寓或给村企老板献血。

土地之上的创造和奔赴县城的牺牲形成对比。

整部影片看下来，最直观的感受是顺畅，即使对农活完全不了解，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大地的时间刻度。

因为影片的所有拍摄都是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来计划和安排的，故事内容跨度10个月，电影实际上也等时拍摄了10个月。

某种意义上说，李睿珺追求的是自然时间的“长镜头”，顺时拍摄不跳不切。

《隐入尘烟》延续了李睿珺作品一贯的镜头风格，非必要不移动。

1.55:1的画幅让观众的感受更接近照片，偏纪录式的、陪伴式的长镜头让叙事更集中。

此外，这一部里画中画的场景也值得留意，景框中的窗框是观看和被看的中介，室内场景所关联的压抑的人际关系也与室外场景的开阔疗愈形成对比。

有人认为这样沉闷的镜头风格多少显得有点“笨拙”，少了几分灵气，但我却觉得，用镜头承载土地的力量恰恰来自这种笨拙。

李睿珺的静和毕赣的动是诗意的一体两面。

同时，这种笨拙大概也和李睿珺的电影观念分不开。

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采访中说，如果能活到70多岁，那么还剩下30多年的时间，如果按3年拍一部算，那还能再拍大概10部电影，这10部电影就是余生的刻度。

与其说他是一个拍电影的人，不如说是一个种电影的人，对他来说，拍电影大概和种地一样，有周期有轮回有时限，电影就是生命的刻度。

西北爱情故事把《隐入尘烟》划归爱情故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影片的意义。

尽管如此，也还是要说，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浪漫爱情故事。

村民把二人当笑话，却没想到他们的生活竟然越过越好，更没想到，毫无用处的“闲王”贵英竟然成了老四的宝。

两人在众人面前宛如哑巴，对彼此却有说不完的话。

说的不是情话，听来却又格外动人。

这正是《隐入尘烟》的独特之处，它没有为了讲一个爱情故事而把农村想象成田园乌托邦，影片从头到尾都在提醒我们，浪漫的不是土地，而是贵英和老四。

准确地说，《隐入尘烟》的浪漫不在于爱的表达，而在于爱的生成，贵英和老四创造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匮乏，感动不过是匮乏的表象。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里说“没有一种爱情是原创的”，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贵英和老四的故事，他们的确在一个不存在爱的空间里，创造了爱。

按照巴迪欧的说法，贵英和老四的相爱是从跃入彼此的处境开始的。

他们看到了彼此被剥夺的过程，更看到了在被剥离了所有社会条件之后“人”的处境能有多么窘迫。

是一无所有成全了他们无法被社会规则计算的共存，他们在一起就必须创造，不断创造。

我们看到的或许是爱，但他们体会到的是行动的快乐，是成为“我们”的快乐。

更重要的是，不因为浪漫，影片就回避了痛苦与沉重。

贵英和老四一生都在被损害与被剥夺中度过，贵英残疾的背后是农村底层女性无处诉说的悲苦，老四被兄长被村民压榨，暗示了礼俗社会在利益冲击之下的退败，他们唯一的反抗不过是更加吃苦，更加耐劳。

就在老四喜悦地盘算着卖了苞谷要给贵英买电视机，再带她去大医院治病的时候，生病的贵英为了给老四送吃的，在桥头晕倒，跌进水渠意外身亡。

被嫌弃的贵英的一生，在幸福来临时戛然而止。

影片的最后一个疑问，是贵英死了之后，老四怎样。

尽管片尾字幕宣布老四在村民的帮助下乔迁新居，到城里和侄子一起过上了新生活。

但更可能的，是在收了粮食还了债放了驴之后，这个叫老四的男人决定去死。

因为从跃入彼此处境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选择了共存。

如果你会被贵英和老四的浪漫感动，那么看到后面就很难不悲伤。

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悲伤，不是声音拉满、镜头推近、演员引导的按头哭，而是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对人生意义的自省。

你看他好像导演练习生起初是因为没钱拍片，所以李睿珺回家把亲戚们都变成了演员，后来用非职业演员、倒成了他的风格与特点。

在《隐入尘烟》中，海清是唯一一个职业演员，但在10个月的农村生活里，没有村民把她当明星。

李睿珺此前的农村题材作品常常被认为做作，原因之一就在于非职业演员在表演层面还是有所欠缺，这一次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的搭配就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前作的另一个问题则在于主题太直白太单薄，无论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的“土葬”，还是《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的“回家”，留给观众的解读空间都相对较小，从开头就能预想到结尾，好像是把文学直接转译成了电影。

《隐入尘烟》也相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再以明确的行动做主题，观众看到的可以是爱情故事，也可以是失语者的寓言故事，可以解读影片所呈现的，也可以剖析没有提到的。

第二遍看《隐入尘烟》的时候，忽然觉得李睿珺就好像一个勤奋的导演练习生，2006年至今，终于有了一部或许可以走向C位的作品。

那么，就祝他和他的电影能被更多人pick吧。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可以再看看：《美国女孩》：在视角模糊的少女故事里，会吵架不等于好的对手戏跑偏的《门锁》：女性视角的反面教材

和看《人生大事》不同，在电影院看《隐入尘烟》的时候，我一滴眼泪也没掉。

走出来坐在楼下的KFC里面才哭了出来，就连这眼泪也不是汹涌的，而是钝感的苦痛悲凉。

上周写《人生大事》的影评，我说它可以更好但没必要，对于《隐入尘烟》，我想说的是，可以更好且有必要。

吸引我去看的是预告里海清的台词，种麦子的时候，丈夫对她说“你看，你像是把脚印种进地里了”，她说“可不能种进地里，种进地里就哪也去不了了。

”可是就当他们日子一点点变好，许下了一收麦子就进城的诺言，她却离开了，她没有把脚种进泥土，却真的一辈子都留在了这里。

电影其实有余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那种质朴的爱情，妻子落下病根动不动尿裤子，丈夫没房没钱万人嫌，但这样两个被人群抛弃的人，却能彼此真诚地互相扶持，让人感慨。

吵嚷的城市，汹涌的人流，对现代人来说，也许是物欲掩住了发现爱、欣赏爱的目光。

电影很令人动容，可它确实拍得可以更好。

就像热评短片里那句话：这片土地上有更多沉重的隐疾，而这些，不应该被隐入尘烟。

其实城市人们格外应该来看看这部电影，我至今记得我一位同学问我“为什么外卖小哥不能认真读书实现阶级跃迁”时我脸上的震惊和心中的不可置信。

如果她来看看这部电影，看看在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一群人，房子要从晒砖头开始一砖一瓦自己垒起来，一年的好收成只能卖3700还要交1700的种子化肥钱，也许就不会再沉浸在何不食肉糜的人生泡影中。

我们需要见识更深重的苦难，如果无法伸出援手，知情本身就是一种救赎的开端。

隐入尘烟 (2022)8.42022 / 中国大陆 / 剧情 / 李睿珺 / 武仁林 海清

首发公众号：基地看戏今天抽空去看了入围柏林主竞赛的《隐入尘烟》，看完毫无感觉。

作为农村人，个人感觉这部片子所描述的故事太普通，甚至太美化了，很多镜头能感觉到摄影机的存在，让人无法共情。

开头尿失禁女人和中年光棍配对的媒婆上门剧情挺真实，两个人都是无父无母被亲兄弟家庭嫌弃的边缘人，在农村搭伙过日子很正常，这几场戏演员的表演也都很符合角色。

但是配对之后两个人的田园牧歌生活就太假了，一个哲学家男人和一个在窝棚长大的以男人为天的女人，养鸡种地盖房子，过上了小森林里那种四季分明的幸福生活，要是他们能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秋天收获了粮食卖钱买上大彩电享受起来，倒也不失为一部西部农村版小森林，偏偏这位导演最后要给一个悲剧结尾。

无法共情的点在于，电影中这对中年搭伙过日子的夫妻，不可能会有那么深刻的爱情，以至于一个人过世之后另一个人要跟着殉情。

也许现实中会有这样的夫妻，但是导演肯定没有拍出来说服到观众。

另一个无法共情的点在于，一个农活几乎全能，还能自己徒手盖起房子的男人，在村子里也言而有信颇有人缘，不应该是电影中这样穷困潦倒的状态。

导演似乎根本没有花力气去创建这个人物完整的弧光，好像就是凭空天降了一个颇有哲学思想的穷苦农村好男人，拯救了海清所饰演的悲惨女人一样。

其他所有试图通过这对男女的遭遇所显露的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如扶贫资金的不扶贫，新农村建设的粗暴，家族血脉关系的弱化等等，都浅尝则止，浮于表面。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想表达的重点。

但在那场淋湿了土块的暴雨中这对夫妻还能笑出声来，显然是过于浪漫化，也过于有俯视感了。

辛苦了好久的收成要被一场雨摧毁，这种时候只会绝望地痛哭出声，哪里还笑得出来。

导演大概是站在离穷苦人生活三千公里的高处在俯视吧，觉得这里咱也能诗意一下，苦难中也能开出花来。

苦难就是苦难，哪有那么多苦中作乐。

回来刷豆瓣影评，一面倒的五星好评让我怀疑自己的审美，这位瓣友的短评深得我心：

希望导演以后要拍穷人，起码也拍点真正能唤起公众关注的核心，能让观众看完之后好歹对社会对人性有一点反省，而不要搞一部电影就为了让大家看看穷苦人生活生活什么样的，然后发一些诸如“人怎么能这么惨啊？

”这样的似乎颇有优越感的感慨了事。

本片和《活着》比，属实是强行给自己脸上添光了。

看完《活着》，我的感受是，无论生活多惨总能活下去，老天不会给你无法克服的痛苦，人生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看完本片，我的感受是，这是让最惨的人摆拍出幸福感最后死掉赚点吆喝？

表示无语。

https://mp.weixin.qq.com/s/tr_7lPLGS_EjJkkNy-jyDg=======20220831统一回复:原来觉得文艺片受众小是问题，现在发现受众大了更是问题，尤其是被抖音洗脑过的从来不看文艺片的受众。

只希望本片的火爆不要引发后续其他导演们模仿式的创作，这种打着现实主义标签但是脱离现实用工整的套路谄媚观众的手法让人真实地恶心。

20220906:用上海IP说事的全部拉黑，不予回复。

钱是没收钱的，希望片方看在很多只看抖音短片的人为了diss我而花钱看全片的份上打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