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原载《虹膜》）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

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

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

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

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

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

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

当然可以。

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

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

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

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

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

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

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

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

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

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

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

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

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

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

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

’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

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

’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回复一下评论前几那位除了骂人就拉黑封评论的人：安妮拍这个，说明这部电影主要就是经验性的电影，你却要偏偏执着于戈达尔本身对于电影或者政治上的建构性，来讥讽别人没有拍出你心中的戈达尔。

你心中的戈达尔是历史的还是经验的还是符号的？

既然瞧不起这个编剧的表达方式又干嘛引用别人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显得你很高深？

她能说出这话你说不出来说明还是要比你强一点，你凭借自身想象所构筑的戈达尔形象，不比别人在日日夜夜与当时事件的时刻接触下所感受到的高贵。

金庸写的是小说，照你这么说是不是金庸的小说笔下所有人都要跟戈达尔一样不能改编了，而且人家金庸是东邪西毒编剧我又没有喷：这个电影好得真烂，完全破坏了东邪西毒的伟大形象！

P.S.戈达尔在68年五月风暴后的业界形象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想搞完美化的毛主义，一方面中方不买他票，而且走向了极端，跟当时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批评的综合走向格格不入，具体怎么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东风》这本书。

@比耶侯以及，戏仿不等于嘲笑。

随意

文 ／賴勇衡《高達：革命性改變》（Le Redoutable） 的導演米修．哈薩拿維斯（Michel Hazanavicius）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他並不對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着迷，其實並非想拍一齣有關高達的電影。

[1]Godard is not GOD-ard，高達並非高達雲端的電影之神。

[2]不論他多有才華和抱負，都只是個普通人。

這把一個享負盛名的大導演、無數影迷的偶像拉下神壇的想法，成了一齣喜劇的好題材。

《革命性改變》改編自高達第二任妻子安妮．維雅嬋絲基（Anne Wiazemsky）的自傳《一年之後》（Un an après），講述1967-68年間高達在藝術及政治上轉型的困境，以及他和維雅嬋絲基的愛情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一）這電影不是為高達而拍，維雅嬋絲基才是電影的中心，她主導了叙事觀點；或（二）影片裡的高達沉溺於自己的政治和藝術事業難題，對妻子和朋友變得冷酷無情，哈薩拿維斯正是要對這個「以高達為中心的高達」保持批判的距離，並從中產生笑話。

《革命性改變》跟哈薩拿維斯叫好叫座的前作《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同是有關電影的電影，男主角一樣要面對時代轉變及電影藝術轉型期的困頓。

電影風格表面看來大相逕庭，《革》彩色有聲的，反覆利用間離效果；《星》黑白無聲，大部份篇幅都是默片，最後迎接有聲歌舞片的興起。

事實上，兩者的手法相似，是導演賣弄小聰明的方程式：故事談及哪個時期及哪個類型的電影，便利用那個時期及那個類型的電影語言來戲仿。

哈薩拿維斯拍這些「關於電影的電影」，目標觀眾顯然是藝術電影或電影節圈子的小眾市場。

沒有看過高達作品的觀眾看《革命性改變》，大概只會看到一個不懂愛人、被慣壞了的大孩子，不會看出導演借用或戲仿高達當時期的電影風格，趣味會大打折扣。

對於高達的忠實影迷來說，面對導演把年近九十仍銳意實驗創新的電影藝術家「當佢死咗咁嚟拍」，感到不是味兒──尤其當他們看到高達試圖（為情？

）自殺的虛構情節 [繼續閱讀......]

我对本片的理解是，导演想从戈达尔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角度，用略黑色喜剧的手法来表现一个天才在革命浪潮中寻求突破自我的挣扎以及对艺术的探索的传记故事。

而种种看似滑稽的自相矛盾无所适从则是在这种探索中必然要经历的，毕竟他是在开拓而不是走别人走过的路。

最后的孤立和性格的转变是在探索中迷失的悲剧性副产物。

然而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其实不只在于他实现过什么完成过什么，更在于他敢于突破、敢于探索、敢于在众人的嘲讽中仍然坚持坚信自己的观点、敢于否定自己杀死自己，即使最后可能没有成功。

电影里最后"杀死"戈达尔的并不是导演或者这部电影，而是戈达尔自己，这其实是最令人敬畏的地方。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部严肃但非典型的致敬片，而不是一部哗众取宠只知吐槽挖苦的讽刺喜剧。

革命从来不是抽象的东西，但艺术却是高度概括性的存在。

艺术家真的能逃过政治化的命运吗？

或者说政治化后的艺术是不是只能成为一种propaganda？

看完Le Redoutable，我不禁想起这个话题。

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在这部影片里，则成了一切的始与终。

“不选择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化的态度，”电影中的戈达尔如是说，一语击中要害。

要么选择政治，要么选择电影，要么用创作取代革命，要么用革命取代创作，这在如今是多么可笑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巴黎，甚至世界，却是那么强有力的表达。

无论合理与否，那是一种态势，一种急于改变一切的热忱。

每个人都被卷入，没有局外人，要么左脚穿鞋，要么右脚穿鞋，可最终我们渴望的或许不过是赤脚。

我喜欢这个关于革命的比喻，幽默，顽皮又不过分傲慢。

戈达尔个人艺术生命的转折点是以一种大多数艺术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要使艺术成为真正革命性的东西，不为任何阶层说话，不代表任何一派，因此他才那么欣赏发动运动的学生身上的那股子年轻的热情。

“值得赞美的是学生运动，是运动，不是学生，”这句话由戈达尔说出来，恰如其分。

最终他自己杀死了那个从前的戈达尔，却忠于了自己，虽然这个站在“敬畏者”号上的自己显得尖酸、刻薄、冷漠而且愚蠢。

但是深彻地了解自己的愚蠢难道不是一种智慧吗？

然而，戈达尔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的阶级身份却是他无法抗拒的，在那个凡事都需要划分阵营的年代，你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你的生活不是拍电影，没有人会为你念旁白，被误解似乎是正当的，也应该习以为常，电影中每次戈达尔眼镜摔碎都是他在革命中尴尬身份的暗示。

他所热爱的学生们鄙视他，觉得他是敌人，而戈达尔自己既无法认同以前自己所属的那个肤浅愚昧傲慢无知的中产阶层，却也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为何物，他成了被孤立的人，成了那个真正“赤脚”的人。

他的革命注定不同寻常，因为他即背离了原先的群体，也无法适应新的集体。

他终究还是一个浮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罢了。

他把自己置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后退。

这样的身份尴尬性似乎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最容易形成的状态，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多多少少都有与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戈达尔相似的地方。

而我们也都知道，戈达尔对自己艺术的改造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种改造是杜绝私欲的，要求人成为一个圣人，去关切那些苦难中的人民，人民不获救，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享乐，更不容许逃避和自我麻痹。

回想中国当时的现实，所谓权力斗争不过存在于权力内部，而那些无数被鼓动的人，则更多的是相信了、迷醉在了这个“成为一个真正高尚的、不愚昧肤浅、不自私自利的人”理想里。

戈达尔在寻求摆脱一种对主流政治的媚俗的同时，却被另一种激进的构想吸引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有的人敢于以行动呼应他们内心真实信仰的更好的可能，有些人却也因此备受伤害，但更多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结果是这场革命忽视了人性的幽微之处，忽视了绝对民主带来的暴力和对知识的践踏，但它行进过程中的生命力和抗争精神，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的反叛者的勇气却值得敬畏。

这也便是影片最后一幕戈达尔拍摄《东风》所表达的观点。

无论是艺术还是社会，在“敬畏者”号上，便意味着永远执着于改变和挑战现有的格局，为了更好。

这是出于好的意图和正当的目的，无论事实证明它是对是错，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能掩埋运动本身所揭示的东西。

而当我们回到艺术本身，或许摆脱政治性是可能的，因为惠特曼、T.S.艾略特、庞德，甚至艾伦·金斯堡都这样做了，用纯自由的文本，不让语境代替语境。

但是他们本身却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中，即使政治不认同他们，他们也无法回避，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读Le Redoutable中的戈达尔。

片中还有几个亮点值得提及。

戈达尔、安妮一行人乘车从康城返回巴黎途中的争吵配上欢乐的背景音乐，讽刺效果一流，戈达尔在革命中身份的尴尬性再次凸显。

而戈达尔回到巴黎后，突然的反色调的处理和背景中不断卡顿在最后几个音的肖邦夜曲，则像是一场冰冷的自我透视，使狂热瞬间冻结沉淀，效果类似于自我审视。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

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

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

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

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

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

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

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

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

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

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

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

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

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

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

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

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

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

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

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

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

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

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

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

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

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

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

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

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一个crazy-deadpan comedy-biopic导演让-吕克·戈达尔。

妄自尊大的人欣赏的让-吕克·戈达尔在他最高傲的,第二职业阶段停止制作有趣,任性和充满创意的电影，而是成为马克思的学徒——这对《敬畏》是沉重打击。

戈达尔本人称这部由艺术家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执导的喜剧传记片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尽管哈扎纳维希乌斯(大部分)忠实于戈达尔曾经的女演员妻子安妮·维泽姆斯基撰写的一本广受好评、充满智慧的回忆录中的第一手证词。

当你拍《中国姑娘》和《东风》这样的电影时，你失去的就是幽默。

在那里，维泽姆斯基是一个苍白而有趣的屏幕存在，就像斯塔西·马汀的“漂亮娃娃”一样，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

作为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孙女，在《敬畏》的早期场景中，她被讽刺地说成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导演的花瓶配偶。

她丈夫的浮夸被路易斯·加雷尔用尖锐的技巧描绘了出来。

这位法国演员(《梦想家》、《炎炎夏日》)把戈达尔塑造成一个口齿伶俐的绅士，这让他在艺术浮夸的人群中失去了个人声望。

这个戈达尔太像了:标志性的有色眼镜,几乎秃顶的头发,加上嗜好崇高事业得人仰马翻。

他总是在演示或混战中破坏他的既定风格。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闹剧装置会让杰瑞·刘易斯的粉丝高兴，戈达尔仍然是他的粉丝。

显然没有。

)规格问题只是个小问题。

还有一些严肃有趣的场景，米歇尔在其中找回了他在《艺术家》中表现出来的电影幸福(在他把它遗失在饱受批评的巴尔干战争史诗《搜寻》之前)。

戈达尔在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做出了极为激进的壮举，在此之后，一场多人在车里争吵的戏堪称瑰宝。

导演和妻子赤裸裸地走在公寓里，猛烈抨击电影中毫无理由的裸体，他们之间的对话二重唱也是如此。

我不想剧透这部电影诙谐的标题，还有那句名言“这就是在《敬畏》上的生活”，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米歇尔以原生态风格见长。

这部电影有一种既沉着、飘忽又面无表情的气势。

这是非常早期的戈达尔式风格:甚至是风格的反复无常和政治正确的瘟疫时刻的疯狂偷窥。

史黛西·马丁不止一次出现在镜头中，让我们想起戈达尔在《蔑视》中对芭铎的著名媚眼。

也许会有更多关于戈达尔、他的电影和他的激进主义的严肃电影问世。

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看到它们。

戈达尔太认真了，我们还没听够吗?现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啧啧”，这部电影从未失去对戈达尔现实的把握，即使为了滑稽的变化而动摇戈达尔的角色。

有时——在影片最精彩的时刻——加瑞尔就像巴斯特·基顿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挣扎求生。

目睹这位法国电影中短暂的魔法师将他的下一个时刻，或者下半个世纪，投入到煽动性的电影制作中，这是令人心酸的，甚至是痛苦的，仿佛整个世界都想看一个聪明的小丑，不明智地变成了乖戾的李尔王。

By：Nigel Andrews

怎样能看懂本片？

近年来，有多部名导的传记片，有拍希区柯克的有拍爱森斯坦森的但评分都不怎么高，都在四五分左右。

唯独这一部戈达尔的片子杀出重围逃出了各路影评人和挑剔观众的慧眼达到了7.0分。

不得不说实至名归。

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领军人物，与他同时代的有特吕弗、让·雷诺这些大师；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戈达尔当年成名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那时候他就拍出了《精疲力尽》、《狂人皮埃尔》、《蔑视》这样轰动影坛的作品。

可以说他是个天纵奇才，他的电影不仅能够俘获当时的戛纳电影节评委而且在大众里面也是口口相传，是因为他能够抓住电影的本质。

当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电影理论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此理论的核心无非是欲望的本质是“性和权力”而戈达尔是第一个说电影就是政治的人。

他寄希望于电影的不是刺探人心而是真正的从现实层面影响世界进而改变人。

而本片没有一处是理论的说教，都讲戈达尔那些惊世骇俗甚至常人难以理解的理论和思想融于他实际的生活当中。

片中的戈达尔年龄在36岁到37岁之间，但导演却启用了一个看上去30都不到的演员来饰演而这种落差导致的违和感却在观影过程中慢慢消逝，直至最后让人认可了这一选择，实在是让人佩服。

本片的女主角是模特出道曾在《女性瘾者》中与希亚拉博夫合作有过让人过目难忘的出彩表现，她在片中饰演戈达尔的娇妻安妮，当时安妮只有19岁，她是戈达尔《中国姑娘》中的女主角。

戈达尔说他之前拍的片子都是狗屎。

拍完《中国姑娘》之后戈达尔的电影生涯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前者遭遇了滑铁卢后者他和安妮结了婚，这个小他几乎一倍岁数的青年女郎成了他的妻子。

同时戈达尔也开始关注学生运动，也就是当时法国正在发生的“五月革命”。

有评论人指责他的新片没什么价值而中国方面也说他拍的是部垃圾。

戈达尔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这句话就好像毛泽东亲口对他说的一样。

因此他和安妮取消了去中国旅行的计划。

戈达尔开始频繁的参加学生运动和反对戛纳电影节在电影宫举办，期间他一共摔坏了四副眼镜。

他在学生大会上说：“现在的犹太人就是当年的纳粹”这种毫无逻辑的话引起学生的激愤。

有人骂他的电影是消费品他也不还口，他反而对安妮说自己喜欢这些孩子，他们朝气蓬勃说的一切好像都是对的，即使是错的也没关系。

“我喜欢年轻人，讨厌老人，莫扎特在35岁死是对的，我就快37岁了，我讨厌自己。

”他觉得电影是政治所以他在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也是在做和拍电影一样的事情。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他本人变得越来越讨厌自己而在潜意识里他是想向安妮证明自己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运动”。

但是他唯一像年轻人的地方只是变得像个16岁孩子一样幼稚和任性。

导演却在用婚姻来结构大师。

很显然影片的主线仍然是戈达尔和安妮的婚姻生活，很多的矛盾和思想的碰撞也是从这个基础发出来的。

片中最有创意的一场戏是在一辆行驶的甲壳虫汽车里面六个人(包括安妮和戈达尔和其他四个朋友)的群戏。

而此段的配乐更是亮点，全片的一首配乐还有插曲都是高级别的，给电影增色不少。

而到了最后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高潮竟然是戈达尔因为安妮说不爱他了(意思要离开他)而选择吞噬安眠药自杀。

他当然没有死，但你此时却清晰的看到了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真正痴情，但这只是你的想法，安妮还是和他分开了，因为她觉得这种行为太暴力了。

是不是有点普通小女孩的幼稚？

而戈达尔又不是真的就如同一个小心眼的丈夫一样吃了好多醋，这种处理又再次将我们被人物不羁(不合逻辑)的思想带跑的节奏又拉回到现实之中。

就这样把一个戈达尔这样复杂思想的导演让普通的观众也了解了。

而最后戈达尔的那句话:我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失望了，有些人感觉我背叛了他们，但你知道吗？

最后这一切都不重要，这就是敬畏号上的生活。

简直是点睛之笔。

这部电影可说的太多了，传记片有趣的点都有了，还原历史情境、人物正反勾勒、临摹戈达尔的电影风格和影像变异形式……而调侃戛纳电影节的部分对于70周年来说太应景，根本就是一部献礼片。

看完好希望能看到一部在世中国导演的传记片。

总是打趣一句话，人家的艺术家真是令人羡慕，无论想做什么都是自由的，而现在的我们连想做什么都不知道。

两位beauty路易·加瑞尔和斯塔西·马汀都全裸了，马汀完全照着经典女神的路子去了，无可限量。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

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

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

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分了两次写的分割线～～～～～～《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

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

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

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

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

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

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

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

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

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