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单车

摘 要：影片《北京单车》反映了初入社会的年轻一代在真实生活面前所感受到的残酷与压抑，在这层残酷与压抑背后，透露出的是他们在这个理想主义退潮的单向度社会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

影片中，“北京”与“单车”这两个意象构成了单向度社会及其抑制性需要的象征，主人公身处其间并利用它打破身份尴尬，营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他们尝试的最终失败指明，单向度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蜕变为人与物的关系，在这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映射的其实是人之自我的丧失。

关键词：单向度；自我；社会身份；身份认同；《北京单车》《十七岁的单车》是王小帅导演在世纪初拍摄的影片，剧中讲述了两个少年——小贵和小坚——围绕同一部单车所发生的一连串故事。

正如影片标题所宣示的那样，“十七岁”成为导演给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刻意施加的身份标识。

循着这个思路，众多电影研究者也将这部电影视为国产青春片的代表作之一。

[①]浑噩茫然的生活状态，初入社会的人生阶段，一方面仍着迷于游戏新潮哥们情义，一方面却已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身份转型而焦虑。

《十七岁的单车》以贴合现实生活的真实气息，呈现出年轻世代充满压抑与躁动的心理世界景象。

这是许多研究者早已关注到的电影镜头，但在这些镜头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叙事内涵存在。

在该电影的英文译名“北京单车”(Beijing Bicycle)中，这种叙事指向被表现得尤为明显。

单车“十七岁”拥有者的身份不再被视作影片所着重突出的部分，青春人物的叙事前景直接被消隐在“北京”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故事都只是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小注脚。

在这部影片中，频繁出现这样一个镜头：居住在城中村的小贵在老旧杂乱的院子里透过残破的墙洞窥探不远处摩天大厦内居民的日常生活。

这构成了一个关于城市边缘人向往城市内部生活方式，不断向城市寻求身份认同的隐喻。

“北京”与“单车”，一个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一个是最为日常、最为普及的代步工具，当这两者被影片联结到一起，显现出来的是孤独的命运个体在现代都市景观中的身份焦虑状态。

一、社会身份的尴尬境地在《北京单车》这部影片中，导演王小帅将叙事镜头的视角放置在一个类似城乡接合部的边缘地带。

在这里，城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因为地缘上的紧密联系而有所缓和，恰恰相反，城市与乡村在此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共生状态。

摩天大厦与自然村落相互毗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城市原住民混杂而居，因身份、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群体差异使得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人，有着与其他地方相比更为紧张的关于社会身份的认同困境。

这种社会身份认同困境首先体现在剧中的次要人物——保姆红琴——身上。

与《北京单车》里的两位主人公相比，红琴在该剧中占据的戏份很少，甚至在影片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但导演仍要在这个角色上花费一番功夫，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她作为一个初入城市、无所凭借的“他者”与两位主人公所形成的影像对照。

与小贵与小坚相比，红琴是真正意义上的“飘零者”，虽然她也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扎根的强烈愿望，但她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仅仅限于在雇主家中做保姆以及偷偷穿用雇主的漂亮衣物。

当她穿着雇主的衣服出现在小贵和他同乡面前的时候，她是他们眼中的“城市人”；但当她回到雇主家中，则又变回雇主眼中的“外地人”“乡下人”。

两相无依、模棱两可的生活状态造就了她尴尬的社会身份。

以至于，当小贵骑车撞伤红琴后，从昏迷中醒来的红琴最先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反倒是从雇主家偷穿出来的裙子和丝袜。

这是红琴对其自身紧张脆弱的社会关系做出的下意识反射。

在她发现裙子和丝袜被彻底撕破后表现出来的丧气懊恼，以及之后被雇主母女抓现行时流露出来的身份暴露后的无地自容，则反映出红琴的社会身份与其涂口红、穿名贵衣服甚至开轿车的美好愿望之间不相称而产生的尴尬关系。

社会身份与美好愿景之间的不相称，这是社会身份在这个环境中遭遇的第一层尴尬。

红琴代表了第一批来到城市，富于幻想的新兴移民。

和她相比，小贵的姿态则显得较为实际。

与红琴采取的偷主人家衣服去卖这样投机取巧的做法不同，小贵勤恳踏实，任劳任怨，试图依靠自己的辛勤工作在这个大城市站稳一角。

但这并不因此改变他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身份，由身份差异带来的社会尴尬处境依然存在。

从影片一开始，作为北京这个城市的外来者，小贵就先遭遇了一次来自这个城市规范的外表规整。

为了尽快融入这个社会，获得这个社会人员的认同，小贵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变自己身上的农村形象。

“关键你不能让人家看出你是个外地人来”，在这一点上，小贵同红琴，甚至和他的同乡都是一样的。

然而，外表的改变并不能由此完成心理认知上的迅速转型，对已经身处现代化都市的小贵来说，无论是从刷牙到衣着，还是从出行到交际，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虽然小贵在新鲜事物面前尽力保持着自己的镇定，但那四处探看的好奇眼光仍然出卖了他。

而当小贵自以为已经能够从容应对这个城市时，洗浴中心的“被洗澡”事件又一次跳出来提醒着他与这座城市之间的隔膜。

在洗浴中心里，小贵在服务员面前之所以所表现出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样子，一方面是他胆怯与腼腆的农村性格的体现，但更多的是因为他在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外乡人”身份，想要在未知事物面前强装出一种“见过世面”的姿态。

这种心态非但没有消除小贵与“城里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反倒暴露和加深了其社会身份与北京这个社会环境之间的不谐适状态与尴尬境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红琴与小贵所竭力追求的，其实就是像小坚这样子的生活：虽然日子有时会捉襟见肘，但无论如何都还拥有一种作为“城里人”的体面和骄傲。

但即使是作为“城里人”身份长大的小坚，他也同小贵、红琴一样面临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困境。

与他们的社会经历相比，小坚社会身份的尴尬更多的是来自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压力。

影片给小坚准备的出场镜头径直是他与同学们在一起玩车的场景，紧接着呈现的便是他们对小坚单车的赞许，就连小坚的爱慕对象潇潇也是在他有了单车之后才和小坚开始接触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镜头所未展现的故事初始，没有单车的小坚很大可能上是处在一种被忽视、被排斥的边缘位置的。

在小坚和那一群互相交好的玩伴们中间，他们的地位关系并不平等。

重组家庭结构以及家境的拮据，使得他必须以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在同年龄层的人中获得认可。

但是令人哀伤的是，无论是他出钱请他的同学们去游戏机厅，还是从二手市场买来一部单车，始终摆脱不掉同伴对他的身份正当性的质疑。

影片中他的同伴随口一句“偷车”的玩笑就能激怒小坚，即是他敏感卑弱心理的明证。

在小坚身上，即便他拥有正当合理的社会身份，但也很难获得他所在群体的承认，这里面展现出来的社会身份与整个社会认同之间的嫌隙，是社会身份所面临的第三层尴尬。

二、单向度社会下的身份认同在电影《北京单车》的镜头下，小贵与小坚所处的北京社会已经初具“单向度”的特征。

正如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单向度社会内部，从前社会所具有的显著的阶级差异性逐渐淡去，“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相同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②]原有的具有明显身份标识性的物件因为流水线的出现而成为大众流行与普及的消费商品，因而从外表上去对人进行社会身份的辨别已经不再准确。

这也是红琴、小贵乃至小坚着迷于衣物与单车的理路之所在，一旦他们能从外表上缩小与“城里人”的差距，他们即有可能获得来自城市的身份认同。

这种“以貌取人”的单向度趋向在影片一开始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电影呈现给观众的第一个镜头即是快递公司的应聘现场，一群从农村来到北京的年轻打工者在面试官面前陈述自己的履历。

但在这幕场景中，面试官的面孔始终隐藏在其冷漠甚至带有点的嘲讽的声音背后。

而在接下来的录用宣讲中，公司老板所说的“给你们洗澡和理发，为的是改变你们的形象，让你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能代表我们公司融入这个社会”则进一步指明，他们的社会身份是由这座城市赋予的，其所暗示的是一种单一的城市认同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小贵们从外表上实现了身份差别的平等化，他们骨子里与“城里人”的身份差距仍旧存在。

这就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他们所面临的关于社会身份的尴尬处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单车》这部影片实际上围绕着单车讲述了两个17岁的少年在北京这个大都市中打破身份尴尬，寻找身份认同的故事。

在这里，影片中的“单车”就不仅是一种代步工具，而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语码，寓指个体要进入到社会层面所赖以维系的生产资料与生存需要。

为建构起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小贵与小坚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作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小贵信奉的是那种最原始、最质朴的生存哲学，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奋踏实地工作，就可以在北京这座现代都市中站稳脚跟。

在实际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快递公司提供的工作和单车为小贵在北京立足创造了优越的物质便利，小贵对单车爱惜有加的态度，不仅是出于农村孩子对贵重物品的珍视，更是因为单车承载了他扎根北京，获取这个城市认同的心理期待。

因而，在小贵的眼里，“单车”与“北京”并不是两种独立的存在，而是一组具有相同所指意义的能指符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单车失窃之后，面对既丢了单车又丢了工作的处境，小贵想到的不是重新更换一份工作，而是十分“轴”地想要找到被偷的单车以重回快递公司。

找回单车即意味着找回留在北京的权利正当性，在这个层面上，小贵整个“寻车”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象征。

与小贵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相比，小坚的生活处境并不那么艰难，他的“城里人”身份为他融洽地与这个城市相处提供了保证。

但是小坚与小贵相同之处在于，拮据的家庭状况与重组家庭这样的家庭结构使得小坚要在他的圈层中营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这过程中，“单车”同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影片中，小坚对“单车”有着超出常人的追求与迷恋，在偷家里的钱买来单车后，小坚经常在深夜偷偷跑出去练车。

这不仅仅是家庭对他诉求长期压抑的结果，还在于“单车”对小坚所构成的意义。

从影片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小坚并不一定需要单车来作为他上下学的代步工具，因而小坚对单车的需要更多的来自于心理层面的虚荣，而非实际的需求。

小坚需要凭借“单车”来获得同伴们的身份认同。

一方面，单车成为小坚和他朋友们之间一个共同的话题，只有拥有单车，小坚才有可能更好地融入他们那个大集体中去；另一方面，“单车”也充当了他追求潇潇的恋爱工具，甚至可以说，“单车”对于小坚的意义在这方面更为重要。

在小坚的生活环境中，潇潇因其优越的家境处于社交圈层的最高位置，比起那些男性同伴的认同，小坚更希望获得潇潇的认可。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知道潇潇结识新男友后，小坚毅然决然放弃了他所心心念念的单车。

对于小贵和小坚两人而言，“单车”的意义不再仅仅限于纯粹物质性的交通工具，它还构成了他们适应“北京”这个单向度社会并在其中找寻身份认同的生存方式。

社会身份的尴尬处境，推动剧中的两位主人公想方设法同城市的主流群体达成一致，他们对“单车”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规训的结果。

这种规训使得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的渴求，继而借助他们对社会身份的追求，在他们身上施加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要求，甚至达成对他们个人的需要和愿望的支配。

[③]小贵与小坚对单车的需要更近于一种抑制性的需要，其需要本身及对这种需要的满足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是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三、身份破裂与自我的丧失《北京单车》这部影片给观众呈现的结局并不光明。

在一次胡同巷尾的追逐打斗中，小贵与小坚两人所共同拥有的单车被一伙社会流氓砸烂，他们两个人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结尾所展示出来的充满血腥、残酷与暴力的场景，暗示着他们两人原初的尴尬、模糊社会身份的破裂，以及他们在北京这座城市寻找身份认同的失败。

在小贵、小坚和红琴的心中，身份认同的获得就是要使自己变得同城市主流群体一样。

为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所做出的实际行动，要么是依靠一份工作挣取薪资以完成阶层的流动，要么就是获取某种身份标识——例如单车、名贵衣物——以得到同伴的认可。

这种以改变自身来适应社会、与社会趋同的身份认同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达到融入社会的目的，但其反应出的是一种单向度的思维程式。

通过自我调整，甚至是自我模仿的社会认同模式，单向度的身份认同使“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达成“直接的一致化”，[④]其最终导致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人之主体独立性的丧失。

因而，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指向的不是社会体系的接纳，而是人之自我身份的确立。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贵与小坚寻找身份认同的努力在最后之所以走向了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两人一味地追求社会身份而舍弃了对自我身份的经营。

这在两人对单车的态度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影片中，小贵在刚进入快递公司上班时，就对公司派发的单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与其他员工按部就班地取件、送件的工作流程形成对照，电影镜头给小贵用以计算日子的“正”字来了个特写。

这既说明小贵对这份新工作满怀激情与进取心，同时也透露他对单车那种强烈的占有欲。

当小贵兴高采烈地拿着记录本找到公司会计，想要如约领走自己的单车时，会计对他的无理克扣仿佛浇了小贵一头凉水。

而就在第二天，小贵在取件的过程中单车意外丢失。

即将属于自己的单车就这样化为泡影，这对小贵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在这里，导演给小贵设置了一个性格上的转变，以失车事件为分界，原先开朗阳光的他渐渐失去了话语，此后的台词也只剩下几声简单反复的嘀咕以及愤怒的叫喊。

丢了车的小贵整天在北京各处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某一天，小贵终于找到了他的单车，为此他抱着单车在公司门前躺了一宿，直至公司员工与老板上班才将他叫醒。

小贵对单车的迷恋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甚至颠倒了他和单车之间的关系，为了单车他可以不吃不睡，仿佛单车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也为后来小贵拿起砖头拍向小流氓的脑袋提供了合理性。

在小贵看来，小流氓砸的不仅是他的单车，还是他在这个城市的立足根基。

这种态度变化的趋势在小坚的身上同样有所体现。

一直以来，小坚就想要一部属于自己的单车，其渴望程度并不亚于小贵。

在他的父亲屡次食言之后，小坚偷偷拿走了父亲的500元钱，从二手市场上给自己买了一辆单车。

上文已经指出，“单车”对于小贵与小坚二人具有相同的意义，即凭借单车带来的身份标识以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影片中，小坚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的。

小坚的同学兼玩伴们在他有了单车之后便很快地将小坚容纳进了玩车的圈子中去，就连他喜欢的潇潇也开始接近他，并给他以“你的车挺好的”这样的肯定。

但到后来，小坚对单车的在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在小坚与潇潇在公园约会时，得知单车下落的小贵闻讯前来并且推走了单车。

这对小坚来说是一次作出抉择的机会：到底是选择身边人的认同，还是抓住给他带来身份认同的单车不放？

令人遗憾的是，小坚选择了后者。

他不仅将潇潇抛在一边而去追逐小贵，还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因为单车同潇潇和他的玩伴们发生口角和争斗，继而失去了之前好不容易才营建起来的身份认同。

小贵与小坚对“单车”的过分偏重，表露出他们在追求身份认同时对其外在所有物的依赖，也即在营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们过于强调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社会身份，从而忽视了对自我存在的关注。

在小贵和小坚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将社会“外部的”认同标准移置为自己“内部的”认知准则，[⑤]这是一个被社会规范所潜化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原本正常的社交关系蜕变为人与物的异化关系，异化主体被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在这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最终所映射的是人之自我的丧失。

参考文献：[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2]刘佳人.社会边缘性的影像写真——电影《十七岁单车》中符号与身份认同探讨[A]吴俊，夏德靠编,文化论丛 第1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3]熊仁国、张银柱.《十七岁的单车》：影视作品中对农村与城市差异的符号化表达[J].电影评介，2016(14).[4]孔朝蓬.成长的蜕变——论当代中国电影的成长主题[J].文艺争鸣,2007(7).[5]Jian Xu. Representing rural migrants in the city: experimentalism in Wang Xiaoshuai’s So Close to Paradise and Beijing Bicycle[J].Screen,2005,Vol.46, 433-450. [①] 例如孔朝蓬的《成长的蜕变——论当代中国电影的成长主题》（《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和胡清、蔡海波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青春电影思考》（《电影文学》2010年第20期），在这两篇论文中，《十七岁的单车》成为反映一代人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所经受的愕然状态的青春影像。

[②]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③]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④]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0.[⑤]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0.

一、周迅终日在窗边无所事事，频繁更换新装。

b周迅浓妆艳抹并且穿着不适合自己的高档高跟鞋去换酱油。

c周迅在小卖部里焦急寻找遗失的东西。

一中年妇女和一女孩从停在小卖部外的跑车上走下来，女孩指着周迅对妈妈说：“妈，我没说错吧？

”周迅作惶恐状，急忙冲出去接过妇女手中的网袋，歪着头急急离去。

推断：周迅其实不过是某富豪家的保姆。

虽然周迅在此片中出场不过四次，而且极为短暂，但是此人物堪称神来之笔（对导演而言）。

王小帅究竟担心绝大多数观众不能领会此意，最后还是用对话把这一事实说出来了。

从作品的完整性来看，其实只要后来小贵在墙缝里不再看到周迅就可以点到即止了。

二、小坚独自在天台上品尝失去心爱单车和与父亲隔阂的痛苦。

此时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妹妹走上阳台，用朗诵腔说了以下的话：“你爸爸和我妈妈都说其实你没有错，那车是你买的，不是偷的。

”推断：小坚现在的母亲并非自己亲生母亲，妹妹也是由其带来（这一事实只是通过父亲在之前说过一句：“两家人合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可知）。

小坚偷了给妹妹上学的钱去买了一辆二手车，妹妹和妹妹的母亲首先不会持正面态度。

父亲则因多次失约于小坚（一直因经济原因没有给小坚买心仪已久的单车）而愧疚于心，不忍继续责备小坚。

父亲希望可以安抚受伤的小坚，而作为家长，对这样一事件不能够直接出面表示安抚态度，所以派妹妹出面。

妹妹因为小坚偷了自己上学的钱而怀恨在心，但是父命难违，故而心不甘情不愿地例行公事般地向小坚说了这样一番话。

如今提及所谓“第六代”和随之而来的若干人名片名的时候，从欧罗巴骄傲运回的各异的奖杯，与在票房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烈的境遇，可以同时被人们想起；而号称同情苦难或关注新锐的人们于此找到的共鸣，和所谓呼唤真实或找寻希望的人们对其提出的质疑，也显得同样有力。

而这里想要提及的人名无疑属于这一行列——王小帅；片名也同样如此——《十七岁的单车》。

可能都是太陈旧的话题。

想起第一次看本片，不知算不算幸运，大抵是十七岁光景。

后来，生活的轨迹转移至北京，再看时，才注意到原来英文版的片名便舍弃了年岁的限定——《BEI JING BICYCLE》；解禁后重获新生，中文版也一同变作了《北京单车》。

而立交桥、红绿灯、穿梭的人流、模糊可见“北京”字样的标牌，很多似曾相识的景致，不得不让人出离于最初看片子时执着的对所谓“残酷青春”的关注，而把目光落于城市本身。

很多人提及影片，对其是否深受《偷自行车的人》一片影响这点不置可否，而一些人的态度是，至少安东•里奇找寻自行车的经过是“向外”折射战后意大利的社会现状的，而小贵小坚和旁的人们则“向内”展现了两个男孩成长的心灵历程。

但毕竟导演也有游离于年岁和地域之间的表达，年轻的创痛背后，一定还有一种从城市内核奔涌而出，波及每个人的力量震动着我们。

钱钟书关于“冲进来”与“走出去”的“围城”理论为太多人熟知。

而当我们抛开各种奇妙的比喻，言及城市实体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钱老的话在这里要略作修改。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这并非撕开口子向内钻那般容易，入城证暂住证等等这些都只是最浅显的表征。

丝丝相扣的融入终究不同于简单机械的混同，而更多怀揣梦想而来的人们，之于城市，更像油和水的混合，而没有糖与水的相溶。

但“城里的人想走进去”却不尽然。

自然今天叫嚷着返璞归真的大有人在，冲破世俗也罢，重返自然也罢，很多终究是现世中忙碌而疲惫的人们闲暇时的幻想。

《甲方乙方》中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尤老板，到底是低估了清汤寡面的日子，即便“走出去”的人也大都是想回归的。

这么说来，城里有挣扎在边缘的劳苦大众，也有疲命于顶层的俊杰精英；前者终究难以出离苦难，是生活之不幸；后者间或幻想远离尘世，是内心之无奈。

因此，不想就“第六代”们对故去生活的珍藏和对真实自我的表达妄加评点，也不想过多言及所谓青春破碎与错位的沉重话题，更想说说和单车一样穿梭于城市又隐没于城市的人们灰色或暖色的记忆。

林立的高楼和奔涌的车流中，究竟有多少并不属于它的个体，还是从根本上说，我们在这一点上都一样的无奈呢？

“向心”与“离心”——“外来人”与“边缘人”同住的杂货铺主对着小贵的单车连呼啧啧，这实在是份如意的差事；豪华的大堂，绚丽的灯光，惹得人晕头转向的旋转门，还有让人“撒不出尿”的厕所音乐，似乎用“天堂”形容也不为过；时装、口红、高跟鞋，独处时的冷艳、走路时的高傲，即使是自己虚构的，红琴到底靠着保姆的身份，沾染了主人的荣光。

片断交织，依稀让我们看到了所谓“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所谓“外来人”“向心”的理由。

这些外来的人们，一方面，很多事，他们不在意。

从影片伊始应聘快递员的农民工接受审讯般的问话，到最终小贵扛着破烂的单车穿过瞬间停滞的人流，他们所处的生活层面和旁人观望的眼光一直无多少改变。

卑微也罢，被漠视也罢，遭鄙夷也罢，这也应当是现实中外来人口于都市的生存常态。

但这种境遇并不妨碍他们于此留存并尽力挣扎攀升，更不妨碍更多外围的人对城内生活的渴望。

丢车误事被开除以后，小贵留着泪求经理收留。

我们毫无理由怀疑眼泪的真诚。

而如果把这种真诚放大，大抵可观望到他们渴求被整个城市包容的执著。

另一方面，更多事，他们不懂得。

最简单的例子，城市生活的太多物件，只是物件罢了，只是符号罢了。

譬如发给快递员的自行车，不管被经理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也只是种工具。

但小贵不明白业务本身比工具重要得多。

都市化浪潮迸发的巨大的吸引力，也伴随着大量“欲望化物象”，小贵和同行的人们，只能选择“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作为“依身现代都市空间的欲望附着物” 。

最初的闯入源于欲望的驱使，但日后的环境，终究没有给他们寻到移植欲望的沃土。

“向心”的姿态，这样建构于他们对城市的全部理解上。

而他们的秉性又过于单纯，正如这种理解本身的单纯一样。

影片中出自不同人之口形容小贵的那个“轴”字，应该是最精辟的注解。

生性固执，但找不准执著的对象，所以无端为一部单车找寻；甘于沉默，但误会总是接踵而来，所以丢车、所以被拘、所以挨打。

影片开头，经理以慈善家的姿态告诉一群已洗过澡、理过发、齐整干净的快递员：“从明天起，你们就是这个城市的‘骆驼祥子’了……”祥子，这个被很多北京人拿来自比的形象，最初是这般呈现于老舍笔端的：“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自私的，堕落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这大抵就是这群“向心”的人们的不幸。

同样，仅仅因为一部车，小坚和父亲反目，与女友短暂相处后分手，跟人争执动粗，被人打得遍体鳞伤连站立的气力也没有。

当然，间或也有单车上耍宝的兴奋，有因车而起的美妙邂逅，有游艺厅的绚丽，有兄弟场的仗义。

但二者凌乱的穿插，还是让人很难在肢解的幸福中舒畅起来。

贾樟柯在谈及《小武》时，提到了“边缘或者中心”的问题，谈到了“边缘人”应该有的命运，谈到“边缘”与“中心”不可割裂的联系 。

所谓“边缘人”的“离心”，终究不是什么主观使然的事情。

欲望的萌动，在都市的光纤下日益膨胀，谁都不可免俗。

但当他们生命本能的释放方式与都市的运转系统发生了微小的抵牾，就会在某一切点上被迅速抛离出去，失散于都市文明的图景之外。

片中有两个细节，一是小坚与父亲冲突后，独自坐在屋顶的天台上。

继母带来的妹妹过来安慰，一个刚考上重点中学的孩子，说话方式机械得如同背书。

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什么。

但不合时宜的近于滑稽的语调，却让人不禁酸楚起来。

就像全家紧巴着的生活开销和凌乱着的日常起居那样，出离了平和安适的生活常态。

但所谓“常态”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二是孩子们飙车、吹牛、斗嘴、打架的地方，是一处施工中的高楼。

他们在未完成的世界里找寻梦想，如同他们在城市的边缘眺望莫名的远方。

城市太大，人群太杂，旁的人们无暇顾及游走于外缘的这一群，于是，放逐有了最完美的借口。

而父辈“离心”的危机也总会沿袭着流传给后来的人们。

小坚妹妹那样考上重点出人头地了，是否真的可以让家族世代摆脱边缘化的危机？

恐怕未必。

当然，正是因为有追寻梦想和逃避放逐的可能，“离心”的这一群还在城墙的包围中游走，还会为未完成的和不可知的生活奔走。

还会有“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现代性承诺”将他们重新吸附到“都市化的欲望黑洞中” 。

这大抵就是这群“离心”的人们的悲哀。

某种意义上说，似乎这两群人相似得很。

“边缘人”无疑也具备“向心”的特征，“外来人”则更有“离心”的理由。

不少人愿意把他们置于同一层面观望，用他们共同表达“都市漂流” 的无奈，或者“突围中心” 的艰难。

但从本质上说，他们的游离与坚守并不能完全等同。

小贵们因为“无知”而受挫，也因为“无知”而兴奋。

初来乍到时的热情转嫁到他们对城市的全部认同上而稍显幼稚单纯，而即便一些时日之后，他们仍旧不会真正读懂最简单现实的某些物质实体之外的整个世界。

快递公司的老总指着北京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色块和线条，命令那群守着单车过活的人们清楚地记住每一处里弄街角。

但纵然能用车轮甚至双脚完整地丈量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仍旧只能接受单纯的幸福或者莫名的惩处。

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在有形与无形的拒绝之后，仍旧固执而快乐地奔跑，向着他们心中最核心的方向。

就像那个杂货摊主从一角窥望落地玻璃后面红琴冷漠而游离的眼光时所说的：“我要住那么好的房子，我就天天喝糖水，红糖水；一天三顿，顿顿吃排骨面。

”说到底，他们是易于满足的一群。

而小坚们在清晰的记忆和清醒的现实面前生活，十几岁的孩子也会悉数指责多少年来大人的屡次食言，而父亲的一记耳光是颜面尽失的恼怒也有难以应答的无奈。

当然年轻的孩子们仍旧只能简单地想象和期待某一时期的幸福，譬如错过初吻的单纯爱情，譬如玩转车轮的潇洒帅气。

但天台上小坚的灰黄苍凉的眼神，几乎可以让我们透过时空延展出父亲神情里的衰老和无奈。

同样，他们对于疼痛和伤害的预感也清楚而麻木。

影片末尾，小坚一块板砖拍向抢走女友的大欢，自然能想到这之后自己不可避免的一顿拳脚。

很像王小帅怀念往事时甚至略有些得意地提及打架拍砖之后平静地等待头破血流的记忆 。

而这一段里，小贵也莫名地跟着受难。

只是他与单车的这次遭遇，大抵是他之前想象不到，之后很长时间里也理解不了的。

就像最终，抱起单车独自行走，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何方。

而这样两个群体，在片中被一辆单车，准确的说是被“偷”拉扯到了一起。

但几次偷窃、失踪和重新追回，却又不尽相同。

对于小坚来说，车不是偷的是在旧货市场买的；钱也不算偷的因为该他买车的钱就当由他支配；而当归他所有的单车不翼而飞，他的权力范围遭到侵犯就理应惩罚那个侵犯者——这一切显得理直气壮。

小贵则截然不同，他认得自己的车，但依靠着一个谁都不能证明与相信的记号；他找到丢失的车骑上就跑，面对他人的责难却只会说一句“这是我的车”；而当小坚的一群仗义兄弟用拳脚教训他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抱着单车嚎啕，即便旁人还算公允地开出以钱换车或者以车换钱的条件也只是摇头——他还是只会固执地沉默。

这种本性上的分别也让我们看到，纵然同徘徊于生活底层，“外来人”们还是会用仰视的目光谨慎地端详，“边缘人”们还是可以用扫视的神情骄傲地观望。

小贵们到底还只会辨识所谓城里城外的分别，就好像一日三餐的红糖水排骨面和鸡尾酒法国餐从本质上来说可以归于一类；而不管施于谁的身上，高跟鞋的响声从远及近就足以让他们神经紧张。

因为他们可以触及城市的下缘却永远不知道上限在何方。

就好像离地几千米的大气层和外太空浩渺的星河在我们看来同属于天空一样。

而小坚们终究可以在“外来人”的无知神情中找寻到安慰。

同样面对一部单车，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弱不经风的小贵面前也可以趾高气扬起来。

他的一个兄弟愤愤地说：“咱从没受过这气。

”很显然，不仅因为事情本身，更因为施事的对象。

施工中的高楼上，一个城里的孩子递给小贵一支烟，并且不无轻蔑地看他呛得说不出半句话来。

但后来，也是一支烟，在阴湿的雨季，被打着伞的大欢用几乎同样的动作和神情塞进了浑身湿透的小坚嘴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种卑微和不幸并无太多分别。

跳跃的主旋律再次响起，我们看到小贵一如既往飞驰于北京的大街上，而浅浅的笑意伴着自信渐渐爬上了他的面容，这几乎是影片中对他仅有的一个仰拍镜头。

同样一辆单车上，和男孩儿爱情一样短暂的舒缓悠长的调子，连同阳光，以及小坚手中挥舞的校服和脸上的表情一道，灿烂得让人心跟着欢愉起来。

这似乎也是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

两个孩子的幸运与不幸，都在单车上找到了联结。

而前者，似乎又被吝啬的导演毫不怜惜地削减了。

因此，很多人在这里找寻到了残酷而错位的青春，并且，更确切地说，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人的记忆，是属于王小帅的主观的真实。

但我也愿意相信，在青春之外，所谓无端地或者平静地受难，该是所有“向心”或“离心”者都回避不及的现实。

片尾，遍体鳞伤的小贵和小坚相视，缓缓起身。

小贵也抄起一块砖砸向了大欢的同伙。

尽管血腥和残酷的镜头让人很不舒服，但到底是个激动人心的瞬间。

没有言语却让我们看到了他沉默之外的冲动。

尽管这一次，理由也不过是被无端砸烂了的单车，他也只是为一个简单的符号选择生活。

朝向阳光而灼伤，背离阳光而冻僵，他们走得小心翼翼，步履艰难。

但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最后找到希望。

一切车流为他们停止，不知是否只是美好的梦想。

“向心”“离心”与“中心”——“底层”与“上流”片中所谓的“中心”指向谁，似乎不很好界定，但至少，浴室里被一群按摩师拉扯着的不见面容的“张先生”，轿车前对把戏揭穿后的红琴冷漠注视着的浓妆华服的母女，还有那个整日训斥人偶然也被人训斥的快递公司老板，等等这些，大概都可以涵纳于其中罢。

不同层面的人们的对话，在影片中被放置在特殊的视觉范围内——尽管这样的模式也因仿照前人的痕迹过重而受责难——这里不想过多评判这一手法本身，而是想谈谈“看”与“被看”之后深藏的不同阶层的真实生活。

首先是底层者对高处的窥望。

小贵和杂货摊主的视线越过矮墙头，在狭小的缝隙间远远地仰视对面高楼落地窗前，冷艳的都市女郎高傲地来回踱步。

但“这种偷窥行为并不适合于劳拉•莫尔维女性主义式的‘视觉快感’批判机制，相反更像是都市仿像消费系统与民间世界一场不期然的欲望共谋。

” 正如前面说的，他们冲进城时怀揣最原初的欲望冲动，而这次窥探显然潜藏着民间世界对都市未来的向往。

当然，乔装后的小保姆在窗前来回走秀与频频出入店铺打酱油并且将高跟鞋弄得踢嗒作响时，无疑也在他人狂热的眼光中找到了一丝高贵身份的假想性满足。

小贵走进一家高档宾馆的大堂，高高的天花板，顶灯锃亮的金属色上，清楚地印着他抬头时的眼神。

似乎在一开始就预示着这种自下而上的仰望与自上而下的俯视的不可避免。

然后是上层人对其余众生的眼光。

几乎每一个这样身份的角色，都只见背影、侧脸甚至单纯的画外音。

我相信他们并非表达的主体，但这应该也是导演心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应当被放置的环境与视角。

影片开头一张张苍老或年轻的脸，面对一个不见面容的严苛冷漠的声音，却都笑脸盈盈，因为这里有他们生存下去的理由；在澡堂晕头转向了半天又被稀里糊涂地带去洗澡，接着小贵面对的是与侧身而立的张经理的草草对话；而抱着翻遍北京城才寻到的单车瘫睡在公司门口，他的姿态和神情也全然暴露在经理等众人诧异而鄙夷的目光下。

民间对都市的张望通常表现为“无伤大雅的戏剧性‘偷窥’”，然而都市对民间的“看”则充满了“怀疑与压迫性力量” 。

说到底，这些也还都是底层民众的悲哀。

而反观那些潇洒于上流的人们，无奈同样难以幸免。

太多人白天生活在华丽的包裹之中，但他们也都只是看客罢了。

浴室前台温婉美丽的女孩儿，大概也不过是个打工挣钱以度日的底层丫头。

面对一串误会后小贵洗了澡却付不了账一事，也只能惶恐地一遍遍重复“可是……你洗了澡就得交钱”。

快递公司的女会计对着小贵等人趾高气扬的潇洒到了老板面前全部化作点头哈腰的奉承。

她所能指点的江山委实有限。

而小保姆红琴，纵然把美艳的外表和冷酷的表情装饰到极致，也改变不了身份的真实。

当幻想被揭穿，她要受到的惩罚同样是无法预计的。

即使是小贵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游走在那些高贵的人群中，也曾经在豪华的宾馆享有过高雅音乐的熏陶，也曾经在昂贵的浴室免费接受了周到的全程服务，但这里到底还有“水与油”和“水与糖”的分别。

还有很多人，算是上流生活中可以尽情指使别人并且主宰自己的主儿，却也要忙不迭地为更高层的若即若离的压力提心吊胆。

将话题回到快递公司的老板身上。

小贵丢车找车却顾不及那份重要的业务，让老板不得不在电话前哈腰赔罪。

那个肥硕的背影这一次看起来远没有之前的霸气豪迈，倒让人跟着酸楚起来。

而后来，他又成了夜闯车场而被当作偷车贼拘留的小贵手中紧握的救命稻草，甩出一句“公司已经与你没有关系了”之后，跳上一辆的士，又给了我们一个无奈的身影。

自然，解除合约而同时没有了连带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情淡漠得让人深感悲哀。

但仔细想想，这些所谓上流的人们，不大都过着这样用契约维系的生活么。

谨严而冰冷的条令有着至高的权力，也同时压抑了人心中最柔软而又脆弱的真诚和怜悯。

这么说似乎太过于悲观。

但在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深处，藏匿着的却是每个人不为旁人所知的悲苦和伤感。

作为背景的一群及其他首先要说的是单车本身。

中国素有“自行车王国”之称，不管今天拥有轿车的人数呈怎样的级数递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行车无疑都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巨大的车流承载着同样庞大的人流缓缓前行，每部车每个人几乎没有分别。

就像快递公司老板对小贵找自行车的想法嗤之以鼻：“像这样的自行车全北京有多少辆，上哪儿找去？

”周遭的人们模糊的脸一闪而过，每个人似乎都不可少，又都可以被轻易忽视。

换言之，即便是前面说到的在影片中被大力渲染的“城外人”“边缘人”或者见不到脸孔的“上层人”，跨上单车，在茫茫人海中，又如何分辨？

今天大都市的文明是太多的人慢慢堆砌起来的，而如今的我们似乎也正学着起码的尊重；但说到底，从这里抽离任何的个体甚至一小部分群体，城墙都不会轻易坍塌。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辆单车上载着一台冰箱，在三个人的撑扶下摇摇晃晃前行。

而最终，车子还是支撑不住巨大的压力翻倒在地。

单车承载着的压力，无疑也是人自身需要面对的。

更多时候，更多人遭遇的，恐怕远不是蹒跚前行和不力跌倒那么简单。

其次是片中的几处声响。

一种无孔不入的力量几乎能让人觉出些畏惧来。

被很多人提及的那片秧歌的锣鼓喧嚣，替代了小贵行车时的节奏，沉沉的机械的鼓点，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着此行可能面临的不幸。

还有一处则易被忽视，小坚回家，从瘦长的胡同挤进拥挤的院落，各家的收音机此起彼伏地响着早新闻、广告、《虎口遐想》的相声段子和有些含混不清的“国粹”唱腔。

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青红》中的第六套广播体操，想起《扁担•姑娘》里关于打击卖淫嫖娼、清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宣传广播。

一切都可被视为当时当地的生活常态的表征。

这种被声音唤起的时代记忆和透露的嘈杂人生，不经意间搭建起了无比现实又无比抽象的生活的重围，意识形态意味十足。

当然，姑且不论这种刻意的表述本身真实还是苍白，至少，我们得以随之思考。

秧歌也罢，广播也罢，这些日常生活中寻常不过的事物在镜头中闪现，却令人陌生而不安。

原来，生活最纯粹和本真的呈现，不仅意味着亲切，也预示着压力的无孔不入。

还有被镜头匆匆扫过的围观的人群。

特别是几次追逃、打斗、争吵，无一例外地配合着周遭的人们猎奇而冷漠的眼光。

小坚追着小贵和车疯跑，直至单车撞上迎面而来的装面粉的大卡车应声倒地；院落门口，恼羞成怒的父亲对着声嘶力竭的儿子，最终小贵木然地上车快速地离开，小坚则在父亲有力的大手拖拽中撕心裂肺地哭喊；还有末了大欢和同伙们追着刚惹祸的小坚和莫名其妙只晓得跟着逃离的小贵，在狭长交错的里弄快速飞过。

旁人或站定，或聚拢，颇有兴致地观望，但没有谁发出哪怕一声劝阻的喊叫。

也许他们习惯了这种无伤大雅的追逐，也许他们甚至喜欢沉闷中偶尔刺激的调料，也许他们心痛张皇但终究无暇顾及别人的生活。

用某种上纲上线的话说，这是所谓“责任感”的缺失。

但细想，这种要求未免苛刻。

不管是世代生活于此，还是新近迁移而来的，或者偶尔暂居此地的，就算穷尽一生，也少有谁能张狂地跳出来说，自己可以观照到整个世界，即便是一座城市也如此。

北京单车，自然我们可以于此读到太多京味十足的生活细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王小帅15岁之后不是来京求学，也许我们今天看到的会是“上海单车”、“深圳单车”等不一样的风景。

如果可以姑且抛开这一道道城市景观渗透的地域文化价值，就一座城市而言，一道围城而言，刚冲进城门内的，或苟活于城墙下的，或奔忙于城市里的，形形色色，怀揣梦想，整日劳作，但又都不可避免的困顿压抑或者麻木。

城市终究无法真正给予人们他们想象中的全部，之于每个人都如此。

因此，恐怕也无法要求它的子民们为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尽心尽责。

换言之，也许我们都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了这方土地而已，爹娘所赐或后天所寻，但假如时间流转，空间变换，也许我们也都能在另一个纬度寻到另一个安生立命之处。

自然的，忙碌与压抑，太多不可得的也同样不可幸免。

这样说似乎太残酷了，好像所有人的生存与城市的生存都变得功利而无望。

事实上，我只是想说，缺失与苦难在任何一个我们所处的都市，甚至城镇、乡村无所不在，之于每个人也都如此。

想要寻求绝对的主宰和融合无疑是徒劳。

不管是城门外、城墙下还是城市中，人们无法也不必要求整个环境的绝对认同和全力包容。

真正需要主宰的，是世界中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参考文献聂伟：《当代都市电影与民间欲望漂流：王小帅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陈磊：《从〈十七岁的单车〉看新生代导演》，《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第10卷第2期凌学东：《梦破碎的地方——电影〈北京单车〉的文化现象分析》，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徐钢著，聂伟译：《“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北京单车〉中的电影现实主义和中国城市景观》，《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洪流：《青春的梦想与错位——王小帅与他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阅读与写作》，2004年08期 《王小帅：刀刻之梦》，《潇洒》，2006年06期

这部片子有人说模仿了那部著名的《偷自行车的人》，我看这纯粹是扯淡。

《十七岁的单车》让人看完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其实是一部描写北京的电影。

里面出现的人物，在北京这个首都的背景下，各自承受着各自的痛苦。

镜头多次出现的胡同，大街上的冷漠人群，高中生们的生活，这些元素的融合，让北京这个城市的表象被王小帅揭开来，想起宁瀛拍摄的“北京三部曲”，故事的背景都是北京这座繁华的都市，描绘的都是个人的命运。

但是个人即整体，北京又何尝不是一个个体。

所有的人物的喜怒哀乐，发生在这座都市里。

当然，即便电影的背景不在北京，这些故事也都可能发生。

但是你不能让导演再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拍摄这些故事，那段外地小青年背着自行车在夕阳下过马路的镜头，配合荒凉的配乐，不禁让人感到，不管是哪里，不管是哪座城市还是哪个乡村，其实到处都一样，到处都是荒凉的景象。

高圆圆很漂亮，可惜，她在这部片子里面，依旧是一个花瓶。

end

　　前些日子刚看完《17岁的单车》的时候，还憋着劲想写点什么，一忙碌，又是灰飞烟灭。

看的时候总想起《天堂里的孩子》（《小鞋子》），尤其是两人交接自行车的镜头，总让人想起阿里和他妹妹，以及那双破烂的球鞋。

　　 大约寻找应该是这个片子的主题吧。

　　我不知道王小帅究竟有没有留意去学谁，但有一点，我想是比学谁还致命的不足：那就是他在处理现实时，把现实也处理成了概念化的诗意，很多东西看起来似乎有余味，但这种余味好像是经过提炼与总结了的。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能给人在电影之外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经不起提炼的，一旦这种东西有了名状，它就变得很现实，而使人丢掉想象的味道，严重的则会给人被强行灌输的感受，好像成了说教。

而《17岁的单车》正有这样的毛病。

　　比如周迅演的小保姆，比如小店老板的语言，以及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还有速递公司的老板与职员，桑拿浴室的收银员，这些人的设计方式似乎更像是话剧中的人物，他们传达自己感觉的方式，也像是在演话剧。

　　电影和话剧的不同之处，有一点就在于话剧可以将很多内心中的话说出来，可以有大段大段地内心剖白，因为，它的艺术空间是虚拟的，观众跟舞台是有距离的，它允许表演的存在。

而电影则不同，电影最应该消弥的就是表演的东西，一旦电影给了人演得感觉，就说明这部电影戏过了。

　　我觉得，王小帅的不足之处，就是在把握电影时，把戏把握过了。

在《17岁的单车》一片中，他过于强调生活的差异，而且有意去把差异放大，这就使一种对生活与生存的表达，有了戏剧化的成份。

其实，差异应该是一种感受，而不是一种表白，它应该没有痕迹地散布在生活中，让人去感觉，而不是把它摆出来，像一个展品，让人去触摸。

　　《17岁的单车》中的差异就伸手可及。

以东子挨打为例，东子家是由两个离异家庭组织起来的这是一种硬性的差异，东子妹妹考上重点中学要学费与他想买单车之间是软性差异，东子与继母之间不太友好的关系也是软性差异，这些差异的弥和通过东子妹妹的对他的理解来实现，而且这个小女孩又操着朗诵一样的语言，好像是善解人意的小天使，让人看了觉得别扭。

　　 以上例子其实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

用我直接的印象来说，就是王小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贴近还有一段距离，影片当中的日常性的东西太少，概括性抽象性的生活理解太多。

　　 在我看来，影片能够传达诗意与回味固然好，但这两样东西不能以冲淡日常性为代价，因为毕竟这是一部生活题材的片子，它需要扎实的生活根基。

离了这种根基，生活就游离于现实，变成了抒情。

　　根据我的猜测，我觉得，这部片子的问题可能出在剧本的推敲上，剧本在构造时，先把生活抽象化了（就是先把冲突抽出来或总结出来了），然后，再用布景去还原生活，这一概括一还原就使影片变味了。

　　与《17岁的单车》一样，王小帅的其他作品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比如《扁担姑娘》，里面与生活有距离的情节有很多，如高平与阮红之间的爱来得莫如其妙，一次性爱，就能征服一个女人的心。

与黑社会老大苏武比起来，民工高平好像也没有什么能打动阮红的心，但却打动了，让人不大理解。

　　而且，动了“老大”的老婆这样的情节，无论是在港片还是西片当中，都是较司空见惯的构思，而王小帅将之放诸于体现底层生活的电影中，好像让人有点摸不住头脑，难道仅仅是为了故事性？

　　从《扁担姑娘》到《17岁的单车》，可以看出，王小帅是个比较喜欢拿城市化进程说事的导演。

但我觉得，他对于城市还是缺乏很真实的了解，他常常会把城市处理成了一个现代化与虚饰的外壳，或者是上演纯朴和纯洁被毁灭的场地。

　　王小帅常爱告诉我们，底层有爱、有温情、有友谊、有真诚，具体的例子，比如民工爱妓女、民工爱小保姆，但这些东西，放到城市当中的时候，就都毁了。

　　这样的处理方式，用过来用过去，让人觉得这种电影倒成了类型片。

其程式，就是一根民间的、底层的稻草，加上对现代文明、对城市、对体制、对人情的反思与反叛，就构成了影片的核心主题，寻一个故事来，围绕着这个核心主题，编上一编，似乎就成了电影。

　　我的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的感触的确是来自于影片的简单化。

同样，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我觉得，王小帅与贾樟柯的距离，并不在于深刻，就在于对生活的感知上，贾樟柯能够很自如地用生活来表达想法，但王小帅，却没能真得做到。

　　 　　 2003。

3。

18 　　

这部电影， 对我个人而言，是对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及其后果。

剧中所有的人物都不可逃离这样的边界条件：从两个男孩，到小保姆，到其他默默努力，或渴望某种归属的角色， 无不如此。

尽管每个人的境遇各有不同，而其失落，怅惘，迷茫，绝望，却是共通的。

这种对不完美的普通人的深切怜悯，对我们人生存在的“悲”的认识，渗透于大多数王晓帅作品之中：“二弟”，“扁担姑娘”，“青红”，无不如此。

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电影中，最接近小津安二郎或成濑己喜男的“物哀”情感的了吧。

所谓“悲天悯人”的人文传统终于又见于中国影坛。

非但影坛，即使包括小说，歌曲，剧作，王晓帅和贾樟柯是目前中国硕果仅存的两位 humanists. 王小波庶几泉下有所安慰。

或许每个贫寒的家庭的孩子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物质上总是贫乏，唯一可以骄傲的是学习成绩。

所以只有努力学习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

曾经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一辆新单车，又或者不用是新的，只要一辆不是大水牛式的单车就好了。

我经常在同学面前骑着一辆大水牛驰骋在学校和家之间。

在我身材不高和单车庞大的时候我骑着脚踏的时候是需要把脚掌用力往下蹬才可以够得着的。

这样动作经常遭到同伴的笑话。

我怀着和主人公一样的自卑哭诉于家里。

情况是相同的，我爸也下了岗，我是家里最小的小孩，而我的姐姐因为都在上高中，所以我没有新单车，那大水牛是家里很早以前买的。

即便我努力的诉求，妈还是没有给我买单车。

同伴中只有我是骑大水牛的。

每当我推着大水牛出门我心里都在暗暗的对父母的憎恨。

为什么不给我买单车，以至我也不能像某些同伴一起骑在公路上。

那样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单车又丑又旧，但是我能怎么办呢？

还是得骑，突然有一天，学校的车棚里的单车全部被镇公安局的车拖走，说是没有办证，去办证需要交15块钱。

当时我就向家里说可不可以给我买新单车，结果，还是没有。

我看着同学漂亮单车心里不知是多么的嫉妒。

那是我初一的时候，初一我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的，但我没有高兴过。

我几乎每天上学出门的时候就是想我什么时候可以有一辆新单车。

而我家当时实在是太穷了，就是这样拖了一年。

曾几何时我也想过去偷单车，我走过每一个单车棚，瞅一瞅有哪些单车是没有上锁的，然后伺机偷走。

这样的心情在我内心纠结过很久。

后来到初一暑假的时候我和妈商定，以卷烟来算钱。

当时我们矿里家家户户都在卷烟。

就是那种手工卷出的烟，我家也不例外。

卷一条烟的价钱妈给我定的价是一块钱，这已经是很高了。

因为成品做出来也只是卖两块钱。

等于利润尽归我。

而卷烟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从卷烟，剪烟，然后再烤烟，再切成抽的烟的大小，然后是包装，用煤油灯给烟袋合上，然后用报纸包成卖出。

这只是粗略的介绍，而具体工作中还有很多复杂的工序。

例如那些黄纸和白纸，滤嘴烟叶等等都是要加工后才能使用的。

而我只是负责卷烟。

那年暑假，我卷了300条烟，这样我妈妈给了我300块钱。

我揣着300块钱到了镇上买了一辆赛车。

银灰色，我高兴死了，于是我试着和一些漂亮的女生在路上搭讪。

现在想来，年少的虚荣其实很简单，内心的自信只要有一辆新的单车就能够满足，包括我所有的骄傲。

才能在那炎热的夏天足不出户愤愤不平平的卷出300条烟。

而那些烟是销往落后的地区，给那些买不起香烟的人抽的。

后来那辆单车在初三升中考前一个月被偷了，我的心情就变成阿贵的心态。

我几乎在镇里的每一个有单车的角落寻找，希望在我一个回眸的时候把我的单车找回来。

最后在看到和我单车相似的单车我都会不自觉的目光紧跟。

就在这样不断的猜疑中我升中考结束了，我考到了县里的重点中学上学，要住宿，不用单车了。

我的单车岁月就结束了。

但是我没有像电影里的人去偷别人的单车，却也想过用漂亮的单车吸引漂亮女生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

包括阿贵和小坚。

因为贫穷，骄傲和自卑在苦苦挣扎。

写完我回头看着阳台放着的山地车，我不禁的带着小刀上前小心翼翼的刻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知道我失去后会有多么痛苦。

庆幸的是在同样的年岁里我没有发生悲剧。

我常想青年因该有青年的一份炽热，好巧在今天看了这样一部电影。

记得第一次了解到王小帅是在老师的ppt上，我看着这个有些发福的小子，在黑白的影调下显得格外的神气，贾樟柯曾说，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他至今难忘。

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

他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

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反抗，阿贵自始至终都寻找着他的单车，这辆单车承载了他对于北京这个无比陌生的城市的一切愿景，但他一次次的受挫，他的车被偷，被砸，被这个世界被这里的一切狠狠的殴打最后变的扭曲变形，现实总是不断的把我们塑造成社会所需求的模样，或许我们还没有记自己的理想，农村孩子缓慢的走在大街上的身影？

那是我们在成熟之后，扛起变形的理想，继续行进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小坚很纯粹，纯粹到不顾一切，为了得到一辆单车这个简单的理想，一个男孩付出一切，带着他的爱，带着他的自尊，带着他对于这个家的信任，这辆单车对于他来说意味着可以融入他的兄弟们作为一个男生不再孤立无援，它还意味着小坚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抬起头，带着青春的炽热与不安面对那个美好的面孔，我们都曾为了一个简单的理想而努力，用我们确定的方式。

我常想当我在中年之时回想起我的青春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境遇？

我想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别人的苦痛，我想用对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

我想真诚地去体谅别人，从而在这个人心渐冷、信念失落的年代找到我们失去的活着的真实。

我想当我真的回忆起，那时一定阳光灿烂，每一条回忆的街道上都充满了理想的炽热。

我想给这部电影分类，叫做青年实验电影，我的老师曾告诉我，如果一部电影拍的很烂或者根本看不明白叫什么，可以戏称他为实验电影，而这部电影拍的很好，它包裹了王小帅在学成而出后对于这个世界无限的热情，这时的王小帅还是个青年，他依然在为了他的电影梦而努力着。

我喜欢这个平实的名字，因为在这个名字里有我喜欢的三个词语，青年、实验、电影。

——献给我们充满理想的青春

十七岁的单车关键词北京。

胡同。

什刹海。

爱情。

青春。

家庭。

坚持。

梦想。

京骂。

胡同。

十七岁。

到底是个怎样的年龄，如此诱惑着我们的青春。

小贵。

农村娃。

固执，单纯。

哥哥总对他说城乡差距大，他沉默不语。

单车，是他梦想的必需品。

小坚。

城市娃。

孤独，不成熟。

单亲家庭因素导致了他叛逆不羁的性格。

单车，是他维持爱情的必需品。

一辆单车。

两个主人。

于是，他们学习如何共同拥有。

于是，曾经的敌人成为朋友。

当小坚拿着砖头砸向自己喜欢女孩的新男友时，那辆单车，再也没有意义了。

他再也不能在女孩面前炫耀自己的车技。

他们再也回不到以前。

小坚的爱，裂了。

当小贵背着被损坏的单车走向人群中时，那辆单车，再也没有意义了。

那条挂在车上的花丝巾呢？

是否也会随风飘走。

小贵的梦，断了。

小坚，小贵。

——贵在坚持。

王小帅是否在用这样的暗示，告诉我们这个简单却沉重的道理。。

胡同。

是否暗示着我们的心灵。

青春时的我们，对世界的不接受。

叛逆的我们，对命运的抗争。

逃，抑或是留。

单车。

是否暗示着我们的青春。

在风的吹拂中，飞快地行驶。

在一身闸响后，又飞快地结束。

握，抑或是放。

十七岁的我们，在生命的年轮上，单车，用它的滑实，弥补了我们的落寞与悲伤。

北京这个城市，是个成长的好地方。

青春，真的太美好。

我只看过王小帅的两部电影：大学刚开始看的《青红》和大学要结束时看的《十七岁的单车》，女主角都是高圆圆。

内容看起来很不同，但电影的风格很容易让人猜到出自同一导演之手，母题都是青春。

《十七岁的单车》快要结尾时，电影的气氛骤变，男主角之一的高中生愤怒地拿起砖头，准备砸向翘自己墙脚的“小混混”。

我马上想起《青红》相应的时间，男主角忍不住情欲准备强奸自己的女朋友。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么？

也许，这里的“我们”只能特指男生，王小帅的电影似乎没有给青春的女性更多表现的余地。

可能刚读大学的我对电影还很陌生，总觉得后来拍的《青红》比不上《十七岁的单车》。

《青红》设置的知青背景过于遥远，要成功地再现并打动观众一点都不容易。

《单车》则很有生活的气息，北京高中生的习性虽然不为我这个南方人所喜，但镜头里的他们总让我亲切地想起我的北京室友——抽烟，言必称哥们儿，新潮，说脏话乃至思维的调调……然而，什么是青春？

《单车》开始有一幕，高圆圆饰演的女高中生把自己喜欢的男生带到树林里，闭上眼睛作等待状。

男生也心领神会：他应该去牵手、拥抱或者吻她。

可是，青春特有的慌乱和拘谨让主角犹豫再三之后放弃了。

我又想起初中时对校园恋爱的想象，它其实源自作文选里的一篇文章。

我们都读过不少作文选里的范文，但我当时记忆很深刻，居然有一篇讲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慕。

范文的结局当然是女生“狡猾”地叫男生等，等到我们长大后也许能够在一起……青春自然是青涩的，是欲望开始萌发的状态。

譬如，《单车》的另一男主角，一个来自农村的快递男孩，透过墙洞凝视周迅。

这种凝视便是青春欲望的凝视，它瞬间让一个男生开始梦想一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女性。

青春的无力在这个农村男孩表现得特别深，因为他说话只会重复：“这部单车是我的”，“这部单车原本是我的”，“我不是来洗澡的”，“不关我事”，然后就是沉默，哭喊。

周迅每次出现在他面前，他更是没敢吭一声。

青春也是好胜要面子的，譬如说，是男生就得会抽烟。

高中生的哥们儿跟农村男孩谈判时给他塞了支烟，第一次吸烟让男孩出尽洋相，惹来一阵哄笑。

耐人寻味的是，高中生自己也没抽烟（他是个学习优秀的好学生）。

当那个很刁的小混混走过来要火时，身上根本没有火的高中生胡乱找了一通，丢脸地承认自己没有火。

小混混就充满蔑视地把自己吸过的烟塞到高中生口里，明目张胆地带走高圆圆。

后来高中生砸了那个小混混，跟农村男孩说车他以后都不需要了——他随手拿出一包烟，示意要给男孩一支烟，男孩拒绝后他自己抽起来，动作看起来很生硬。

大概，他现在已经沦落到只能在一个比他更弱的农村男孩面前装B了……青春自然也是无力的，尽管它经常戴着残酷暴力的面具。

《青红》中的男生无力留住自己喜欢的女生，只能诉诸暴力来得到她的肉体，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

《单车》的高中生等父亲买车等了很久，最后还是要偷自己家的钱去二手市场买了一部偷来的车。

女生一句“车没了再买过一部呗”惹恼了男生敏感的自尊心，很不友善地拒绝女生的邀请。

等到女生转投其他人怀抱时，他又吃醋又愤怒，一句“操你妈的”就将砖头砸过去。

可怜的不仅是他后来遭到报复，还把那个彻底无辜的农村男孩卷进漩涡——从农村来到城市备受剥削的男孩至今彻底地无力和绝望了。

看到自己心爱的单车遭人肆意摧毁，无力的他也拿起砖头砸过去……单车是青春的隐喻。

单车是不同青春少男梦想、渴望、游戏、收藏、爱护的对象。

它不是难以得到，就是易碎的。

周迅扮演的角色只出现在开头和结尾，却也是个成功的形象。

它很好地表现青春女性对漂亮衣服的爱慕，爱美的心理在现实如何破碎。

就像农村男孩和老乡带着欲望凝视周迅，周迅也是带着欲望来凝视装着主人衣服的自己（她是个保姆）。

这里的微妙在于，农村男人以为周迅是个遥远的城市女性，不料她也只是个农村进城的女保姆，是跟自己一样的人——那么她还有凝视的价值么？

她还能唤醒他们潜藏的欲望么？

凝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象是他者，无法得到但又无法忘却。

单车、衣服、性的身体，跟城里人追逐的金钱一样，都是物神崇拜。

青春的无辜不在它不去欲望，而只在于它欲望的单纯和具体。

如果一位少男少女欲望金钱这样的抽象物，我们无法承认这是令人缅怀的青春。

但是，如果他/她欲望爱情、牵手初吻等亲密动作、竞技耍酷的单车、漂亮的衣服或者带来成就感的战利品，我们会怀念地说：我的青春也曾是如此……由此大概可以想到，青春背后其实是城乡的分裂，抽象与具体的挣扎，贫富之间的对立。

为什么我们要长大，要接受成人世界的虚伪冷漠？

为什么我们要进城，要接受城市人恶毒的剥削蔑视？

为什么我们要赚钱，要接受商品经济残酷的就业竞争？

这三个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么？

《青红》里的土生土长的农村男孩无力留住城市知青家庭背景的高圆圆，《单车》中的城市男孩因为贫穷不敢接受家境良好的高圆圆的爱，更不用说农村男孩那沉默的欲望和欲望的最终破碎（“原来她只是个保姆”、“她跑了”）。

无论电影发生的地点是收音机接受节目都艰难的边疆农村，还是先进的首都北京（更不用说奥运会之后的新北京了，单车不再是它的风景，如何解决汽车赌塞倒成了重大问题），背后推动情节发展的逻辑都是一致的。

于是，最大的残酷不是青春遭到扼杀，梦想遭到破灭，单纯被邪恶强暴，而是青春、梦想、单纯本质上也是我们原罪的一部分。

它之所以无力，只是因为它被更大的恶所摧毁。

我们之所以怀念，只是因为自己身处更大的恶却无力挣脱，只好虚构一个纯洁无罪的青春权当慰藉。

我们之所以采用暴力对抗，只是因为自己濒临绝望的深渊，破罐子破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