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历史，因其既打破了中国“独尊儒术”以来的种种僵尸般的压抑秩序，又没有走到后来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

只是可惜，尽管那个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充满爱国救国情怀，要推动这个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走向共和，却由于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自身的积习弊端以及种种偶然必然的缘故，最终还是与“共和”擦身而过——像中年人回忆起年少时错过的姻缘一样，我们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也是充满叹息。

我一直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好的电视剧，其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台词的拿捏、情景的调度，无不是上佳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剧并不因为官方观点之好恶而隐其曲直，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杨度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反面人物，毕竟也有其过人之处，如孙文、张謇、康有为等官方历史观点中的英雄们，则毕竟都非完人。

要把一个五十多集的历史剧在一篇文章里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现实的。

既然前面提到中国最终还是与“共和”遗憾地错过，那就还是说这个错过吧。

我想，除去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实际上是由于几个内容的缺失，造成了这个老迈的国度最终并未走入共和迎接春天。

一、观念之缺失。

当年为挽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朝野各路精英纷纷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开出药方。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图谋“维新变法”，孙文、黄兴等人则热衷“共和革命”。

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除了最后一种彻底颠覆其统治的选项之外，对于前面两种“药方”还是仔细考虑甚至一度心向往之的。

为此，慈禧对于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在北洋的改革建设还是支持的，甚至对康梁“维新”也一度默许，“洋务”、“维新”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朝政市井的“流行词”。

然而，即便这些流行词普及程度再宽广，如果没有相应观念的深入人心，“共和”大业终究是无法实质推进。

如电视剧中，曾国藩等人虽掀起洋务之风，却只是以同治中兴的成绩颇为自许，并未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及一干重要领导人士，对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与制衡的知识几乎处于空白状况。

领导人物尚且如此，民间普罗大众更不必说了——革命党人还在南京革命阶段，一位老人求见孙文的状态是立时下跪、口称“皇上万岁”；民国成立后，孙文、宋教仁等人深入民间开展调研，却悲哀地发现民间的选举状态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

面对这种现代政治观念缺失的状况，各方是怎样的态度呢？

清政府在“立宪”之前有“预备”，而且一预备就是十二年；袁世凯以此为理由，宣称中华还是实行“帝制为宜”；而后来的孙文则发明了一个“训政”。

不论“预备立宪”、“帝制”还是“训政”的出发点如何，他们都把中国民众缺乏现代政治观念作为一个现实原因，只是他们都选择等待、延缓来推迟现代政治制度的实行，却没有一方决心一面推行现代政治制度提升民众素质，一面改进民众观念促进现代政治制度的施行。

大概，这又是当时几方领导人观念的缺失了。

二、程序之缺失。

现代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讲制衡、讲程序，而“程序”二字之于传统中国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

中国人在处世时都秉承着一种绝顶聪明的实用主义，于信仰、于办事、于社交莫不如此。

于是在政治领域一旦需要革新，都喜欢不按照程序推进，而是充满了政治上的“拆迁情节”和“抄近路意识”。

康有为在数陈变法之利，却深感推动之难时，并无平稳推进之实干精神，却是一把抱住光绪帝的大腿痛哭：“皇上，只要在朝中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也就变了啊！

”显然在他心中毫无程序之位置 。

清廷晚期迫于民意宣布预备立宪，却只打着“预备”的旗号忽悠全国。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被刺，当时的司法可以说已经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按照法律程序向北京传唤国务院总理赵秉钧！

赵被毒死后，司法途径仍有空间，只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并不注重这个程序，还是掀起了“二次革命”。

袁世凯出兵镇压革命党，面对国会议员的关于程序制度的责问，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早就违法了……” 今天，若稍有常识，我们便知如果没有程序，即便是好心都有可能办成坏事，而如果谋事者还是怀着坏心呢？

既无纯良理想之引导，又无必要程序之限制，能产生什么后果呢？

电视剧描述的这段历史中，于康有为、袁世凯、孙文等人的动机倒可以不谈，只是我们却看到了缺乏程序操作导致的政治灾难。

三、文化之缺失。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统治者一直以来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其领袖欲强烈而进取心和开拓疆土的决心并不鲜明。

而民间则多秉承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认识，这是一种的道家思想所标榜的“变”，却绝非关乎时局、社会进步革新的“变”——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统治者替换，也并无不可，因为有“顺乎天道”这个万试万灵的幌子进行心理安慰，电视剧中有一个场景即是很好地表明了民间的这种心态：一个卖面条的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时也处变不惊，说道：“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即便洋人来了，我煮的这锅汤，是祖宗传下来的，我酱死他！

” 统治者盲目自大不思进取，民间对政治权利、统治阶级从不过问，如果不打破这种政治文化，要“走向共和”当然还是难上加难。

这是政治文化，当然如果说到其根源，大概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里，生产者的自给自足是理想状态，统治者一旦“轻徭薄赋”已是莫大恩赐，而广大从事农耕的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权利方面并无多少需求。

这种文化之于现代政治来说，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换血。

回到《走向共和》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来看，当时中国仍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工商业尚处于萌芽的发展阶段，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经济基础是无法产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文化的。

四、信任之缺失。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中透露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实际上这个态度正是许多人的座右铭。

而一旦怀着这样的心态，再讲信任自然已是奢谈——所以，袁世凯听到孙文以极端的理想状态掀起反清武装革命，并非为一己之私时，他对旁人反问道：“你信吗？

”所以，革命党人不相信清廷预备立宪的诚意，恐怕清廷统治者们自己也不信；所以，孙文等人不相信司法途径可以解决宋教仁案的问题…… 不信任即无法和解，无法和解即带来另一种对话方式：武力。

慈禧与光绪互不信任，结果变法变到维新派要诛慈禧，慈禧则杀掉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与孙文互不信任，结果二次革命之后只是遍地军阀；后来的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互不信任，带来的是北伐战争；再后来国共仍互不信任，只有拔刀相见……好比两个对坐下棋定输赢的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赢了之后会给自己台阶下，于是一旦局势稍有变化，便掀桌子干架。

在一种特定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全局的崩溃，中国近代史上不但面对着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等统治者无法控制的激烈事件，而自身还存积着如此致命的缺失，要“走向共和”自非易事。

只是可叹到了今天，这几个缺失仍未得到填补，大概所谓“走向共和”还是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

导演有美学追求有人文追求，就是历史追求差了点，自己构架了一个北洋大清，但真是好戏，极其有诚意，部分穿越情节，只怕是作者自己想问，想起来，那个时代也真是历史的高光时刻。

争取看到了50多集，实在没法看完，开始对李鸿章慈禧的美化尚属能够接受的范围，后来越来越偏离历史，这样花了力气拍出来的大片和抗日神剧有什么区别。

理解作者试图用历史观表述在当时的历史中，历史人物不像后面书本上那样脸谱化，那样不堪，每个人都有历史局限性，后人不能只用结果去否定历史人物的贡献。

但是把历史局限性表述为伟光正，这样也不对吧？

慈禧李鸿章历史自有公论，有历史局限性的一幕，也有自身的昏庸反动的一面，替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史人物翻案是要有史实做基础的。

部分美化与穿越（比如甲午海战击毙日本亲王的事明明发生在台湾的中日战争，而且也不好说是击毙），使得作为正剧的存在基础动摇。

可以看得出本剧拍摄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急于颠覆史观而主观臆测太多，这何尝不是一种失败？

站不住脚吗。

试图对主流史观做颠覆，其实更应该谨慎。

当然，全剧花了很大力气，在当时应该也会引起很多思索，这是其进步的一面，在中国的电视剧历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用心之作，只是如果出发点错了，那怎么拍都难称上乘。

几点感慨1、 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当权者自己让权，既得利益者自己放弃利益。

2、近代中国国运不佳，一再错过自救良机。

可惜历史没有假如，更可悲后人太健忘。

3、忘战必危，不要太天真。

4、在中国，做点事真的太难了。

在几千年强大的历史惯性前，一个人一个团体的确如螳臂挡车，成仁的概率远大于成功。

因此，无论革命者还是改良者，都足以让醉生梦死的后人敬仰惭愧。

5、历史是复杂的。

在你只能从单信息源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时，千万不要着急去评价，那是对自己言论的不负责，也是对别人的不公平。

曾经朋友问过我，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中最认可谁，我当时回答慈禧，她还挺疑惑为什么不是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统治时期为大唐辉煌盛世时期，谁当都能做的不错，慈禧当政时期为积贫积弱的危机时刻，太难当了。

但现在我的看法完全变了，评价一个统治者不应该只考虑外部环境艰难与否，还是应该具体去看她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

慈禧我自己看下来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没有担当，她既要牢牢握住最高权利，又不想背负历史的罪责。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把光绪和李鸿章推出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义和团和大臣们丢出去，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做了错误的决策还是无力阻止错误的决策都是一样的，逃避其实不改变任何问题。

第二个是她是现实评估有重大偏差。

主要体现在两点，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她却仍然坚持要高规格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认为她代表大清脸面，不风光别人就不会尊重我国，和那种认为“我挎了个名牌包别人就会尊重我”的虚荣想法本质上没有区别，实力才是博弈的最大筹码。

第二次鸦片战争，明知道打不过，却因为西洋人要求她还政而咽不下那口气非要宣战，美其名曰为历史的新仇旧恨而战，以至于全面战败。

她总把个人荣辱等同于国家荣辱，但事实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清朝的皇家财政和国家财政如此不分，到底是制度性问题还是历史理解偏差。

从慈禧角度出发，这个观点当然是合理的，这有助于为她以公谋私提供合法性正当性，但这是极需要警惕的很危险的观念。

当然我也不认为那段历史的侮辱是她一人的责任，这是另外一码事。

李鸿章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但史实知道和电视剧细节演出来给人的冲击力差异还是太大了。

看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觉得他好难啊，想要干点儿实事怎么那么难，大环境国家预算有限，年年赤字，争取军费很艰难；双头领导，慈禧和光绪都要搞定，沟通成本高，效率低；领导一意孤行，有限的预算非要用到修颐和园；同朝官员各种互相牵制斗争；外国列强时刻关注，伺机侵略。

看电视剧有的时候都会觉得他真的好累啊，干脆放弃了算了，但他没有，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各种勉励坚持，然后我想每一个做大事的人应该都具备这种品质吧，无论多艰难，他们都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有很多烦恼的地方，唯独放弃不在自己的选项里。

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前，李鸿章各种办法筹措军费需要购买炮弹更新设备，但预算一降再降也没能到位。

居安思危是一种很难获得的能力吧，慈禧和大臣们都会觉得眼下又不打仗，不如先把日子过舒服，军事嘛就先拖一拖，等有钱了就给你，也担心李鸿章掌握的权利过大。

但钱代表的就是资源分配，资源总是有限的，每时每刻都是稀缺的，顾全一方就必然要有其他方面的牺牲。

看剧的时候因为开了上帝视角，就会很生气，你们怎么这么天真这么无能，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但事实呢，打仗的时候你北洋舰队必须冲锋，没有武器也得上，仗打输了，北洋舰队全员包括负责人李鸿章本人都是第一批需要负责的人。

慈禧和其他大臣不会因此反思早知道不修园子了，早知道把钱都拨给军队了，早知道听李鸿章的建议只守不攻了。

都不会，他们只会责怪你让我大清倾力打造的舰队付之一炬，你无能才没能打赢。

毕竟甩锅是历史传统。

那么，最后到底是让谁好看了？

让北洋舰队全体士兵好看了，让李鸿章好看了，让百姓好看了，慈禧和光绪也好看了，那些大臣第二次最后也好看了，但那又如何了？

当大家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没有他法，只能尽力说服领导做对的事，尽力平衡同僚利益可以共同促成对的事，意气的去证明你错了吧，I told you，没有任何意义，后果都是大家一起承受。

电视剧里详细描述了两次丧权辱国的谈判过程，感悟各不相同。

第一次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作为清国代表去日本进行停战协议谈判。

然后日本的狂热爱国主义公然在大家上对他进行了枪击，没致命但重伤。

然后李鸿章在日本首相及王公探访时，就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有心理准备，我来之前大家告诉我不要来日本，日本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不一样，是很奇怪的。

俄国皇太子四年前不也是在日本遭到暗杀。

但是英法美告诉我，日本现在已经进化为现代化国家了，不会再那么野蛮了。

现在看来，大家还是不够了解日本啊。

”那个刺杀者以爱国之心做出的自我牺牲奉献之举，其实是在给这个国家形象抹黑，虽然他也受死了，但代价也得国家付。

当然站在我国立场上马关条约依然极度屈辱，但这是甲午战败以及东北不停失守导致的。

最后签署的条件比原本日本可以谈到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了，少了一万亿两白银的赔款，山东也未在主权上让渡，因为日本担心因为此事，其他列强各国会介入谈判，故而需要迅速谈定做出让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一样，义和团成员当街杀害德国驻华大使，后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李鸿章的那段谈判让我热血沸腾，让我见识到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味自我抬高没用，一味妥协也没用，谈判的核心还是要基于事实，摸准敌我底线和核心诉求。

他先是让联军统帅介绍各国将领，不卑不亢，然后介绍期间三两句模糊点出俄国日本来找我国私下有商谈，细节一律不给机会，各国心里一定会犯嘀咕，他们之间利益如何分配也是需要争夺的。

然后开始谈判，首先承认现实，西方大获全胜，我方军事实力相差甚远，理论上西方可以为所欲为，对方就不会认为你接下来的话只是在逞口舌之快。

然后告诉你们瓜分中国可以，但你们绝对守不住，四亿中国人都会奋起反抗，大家也不得安宁，然后拿出少有的娘子关胜仗举例，深入内陆联军一定会深陷其中讨不到好处。

赔款十亿不是我方不愿意付，但逼到绝境的话，我国经济全面崩溃，你们一分钱都没办法拿到。

最后明确提出诉求，慈禧不能杀，赔款我赔不起你们可以自行调整，但一定以我可承受为主，最后地不能分。

提完就走，多争辩无意义。

最后，联军考虑到实际情况：和美洲等国不同，中国人口众多且聪明，又一直是统一国家，要么放过慈禧勉强维持一个稳定政权，要么弄成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状态，还是前者更符合各国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他们无力全面殖民。

赔款也按照人均一两降到4.5亿，接受把锅甩给义和团和“奸臣”身上。

谈判当然非常精彩,但核心还是对大局看的足够清楚，敌我各自的痛点在哪里。

然而，支撑晚清最重要的大功臣李鸿章却承担了百余年的骂名，因为他签署了马关条约，他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世界就是这么讽刺。

梁启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议和前，去找李鸿章的一段谈话也很有意思。

大家在不同位置，但彼此却都很尊重，可以敞开了聊，非常君子，只是各自政治主张不同罢了，非个人恩怨。

梁启超说如今有上中下三策，上策，率兵北上除掉保守派，完成君主立宪（康梁维新派）；中策，联合孙中山等革命势力推翻清政府，李鸿章做总统；下策，继续代表清政府议和，勉力维持清政府统治。

李鸿章自然是选下策，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忠诚，他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我其实也是蛮认同的，从历史进程来说，李鸿章自己应该也清楚这不能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统治力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他是清朝大臣，他不能“谋反”，他只能促进改革。

人与人的身份和背景是不同的，所以有些事只能有些人来做。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滚滚向前的吧。

纵观这几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我们不知道西洋科技已经如此进步，战败后努力改革。

但保守力量依然强大，康梁维新变法，看起来似乎是改革派过于激进导致变法失败，但我理解，冒进的问题固然是存在的，但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双头领导，太后希望光绪能扛起国之大事，用新领导去推进改革，但她又无法真的放弃权利，一个国家要做大的变革，势力斗争必然不会是和平的，一定会很惨烈，但她又无法坐视这种惨烈，那就只能功亏一篑了。

其实我不认为慈禧是保守派，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支持改革的，无论是重用李鸿章还是让光绪来主导维新，都是在默许改革。

但她又是矛盾的，他不希望步子迈得过快，也不能忍受权力失控。

光绪励精图治的决心是有的，也没有慈禧那么重的人情负担（和大臣王爷的关系没那么亲近），但他缺乏政治经验，有点心急走极端。

但我觉得无论是慈禧亲自主导维新步子慢一点，还是光绪一人主导维新碰点壁都比双头领导要好。

甲午战争不自量力，不客观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只一味瞧不起日本小国，受不了挑衅冒犯，就擅自出海迎战，太幼稚。

但这种幼稚还可以理解，毕竟中日还有得打。

但义和团逞匹夫之勇，杀掉德国公使，慈禧反而借助义和团去和联军打，就是天真了。

两次战争前动员都无比正义，可歌可泣，但是仅凭着爱国之心卫国之志是没有用的，只有再文学作品中才可能仅凭这些逆风翻盘。

这些精神当然值得歌颂，但现实中力量对比才是最重要的，看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打的时候真的太痛心了，比看任何其他惨烈的战争还要心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散兵拿着落后的冷兵器去和手持枪炮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打仗，这根本不是战争，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只能叫屠杀。

逞口舌之快，还一时屈辱都没有意义，只有发展自己变得强大了才有真正的尊严。

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慈禧被迫远避西安，真的痛了，所以回来之后下定决心要革新。

一个人可能不是真的痛，是很难走出当前的舒适圈的。

慈禧回銮两年后，第一次前往天津视察革新成果，对变革的速度和成果都很不满。

从戊戌变法到巡视天津这时少说也有4年，而康梁变法总共也就103天，如果当时光绪和康有为不那么急迫，能够更循序渐进一些，会不会接下来的100多年就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路线。

当然，从孙中山的理论来说，无论如何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保皇改革路线最终也会失败，因为革命和保皇必然是冲突的，革命动员是名不正则言不顺，指导思想不自洽，二者必须择一，革命必须要彻底。

袁世凯虽然投机分子，但确实还挺有能力。

可是越看到后面确实越觉得只有革命才可以，主动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迫于外界的改革才可能推进。

慈禧的改革必须在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损才愿意，比如光绪的维新一开始是支持的，但发现光绪不用他的了，就不允许了。

立宪必须要做，那预备期就12年，不管身后事。

袁世凯是改革派，但光绪恨他，所以绝不能让光绪上，哪怕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维新改革的各种势力阻扰每一桩每一件摆在面前都好难，身边的太监、庭前的大臣、天下的科举考生，每一个时代向前都要牺牲一大批人，一个没有情感纠葛的新的领导群体还好办一些，至少少了情感牵扯。

慈禧离去之后，建立的内阁，皇族占主导，所以民众失望。

所以好多看似某个事件偶然造成了历史的转折，但纠其本质还是挺必然的。

如果慈禧没有活那么久，光绪的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吗大概率也不会，因为他无实权，很可能根本控制不住局面，可能更早就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孙中山之所以像袁世凯妥协，也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

袁世凯之所以无法统治，是因为他没有清晰的统治理念只会办事，不能给人民希望。

他只适合二把手，不适合一把手。

杨度对孙中山的一番评价真的精彩，袁世凯看不懂孙文，不认为他有改朝换代的实力。

杨度说他起义了十次全失败了但他就是一直坚持，为什么那么多能人强人愿意跟着他干，因为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心里大大的一个诚字，所以很多人追随。

袁世凯不能理解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他笑称一回国就就任临时大总统就不能说他没私心。

杨度反问说曹操完全有称帝的实力却不称帝是私心还是公心？

是私心，因为他害怕背负篡位的骂名。

但是孙文却不，他一心想要实现共和的理想，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抓住不会放弃，其他的都不在他的考虑，这是为公，可以说他没实力也可以说不合时宜，但不能说他有私心。

这段话和我前面对慈禧的感觉很像，她这一生都是不肯放权却又害怕背负骂名。

看完走向共和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的统治会不稳固，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完全是在顺应国际去专制向民主的潮流，不像其他的朝代更迭都是通过艰苦的战斗才换来的，中华民国更多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胜利。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体制机制是一群率先开化的革命先行者和有志之士用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方式创设出来的，完全没有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那时的民众和官吏普遍都没有觉醒，一下子用最彻底的民主方式去统治势必会非常的脆弱。

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全盘学习美国，所以才会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二次革命等一系列曲折，一个国家要改变总不会一蹴而就。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处理真的很值得深思。

宋教仁刺杀案直接指向是赵秉钧，但赵秉钧到底是袁世凯指使的，还是真的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这个不好下结论。

但无论如何，当大家开始要调查赵秉钧的时候，袁世凯表面上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把赵秉钧的职务解除了，并且让这些议员们放心大胆的去调查赵秉钧，但背地里呢？

他非常不愿意他去接受调查，因为怕扯出很多其他的以前的历史的问题。

所以，就让他死掉了，这个其实真的还蛮恐怖的。

赵秉钧去找袁世凯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他还以为袁世凯真的要保他让他先去做直隶总督躲一阵儿之后再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那就是末路啊，对方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你了。

这种例子在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经常看到在查重大的贪腐案之类的，突然那个人就自杀了。

要么是真的自杀，保全家人，要么就是被迫自杀。

必须让线断到他那里，不能牵涉到更高层面的人。

所以假如真的遇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一定要清醒的判断，要站在更高那个层面的人的角度去判断，他到底留你还是杀你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保全自己了。

在我国整个共和实验的阶段中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都很有意思。

曾经在清政府里面袁世凯是改革派，但是到了真正的共和的阶段，他反而成了保守派。

当然袁世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什么所谓的理想，他一开始走向共和也是因为那是大势所趋，但是真正到共和他发现他身为大总统却没有什么实权的时候，他对这个制度就产生特别大的怀疑。

权力有很多种体现啊，除了个人意志没有办法得到贯彻以外，确实是你想为国家半点事儿，也办不成。

他的心态在整个过程中也是一点一点的变化的，执政越来越寸步难行，每一天都在制衡和讨论，实事儿却没办成什么，就越来越觉得共和这个制度不好玩了。

袁世凯说的一句话很对“民主，我也渴望民主，但民主是个过程，总要先集中力量建设，把国家富强起来，这个国家积重难返，最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民主，而是保守的民主。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很有意思，袁世凯称帝前也犹豫再三，他也很怕，身边的人分为两派，以杨度和袁世凯的儿子为主的一派主张君宪制，以梁启超徐世昌为主的支持不改变政体。

杨度一直以来都主张君宪，君宪有好的地方，但前提是君主没有变更，比如大清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变革成为无实权的君主可以，这有利于政权交替的稳定性，和袁世凯推翻了清廷又自己称帝虽然都是君宪，但本质已经截然不同。

梁启超曾经也是君宪制的倡议人，但他清醒的认识到国体不可频繁变更，这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儿戏似的随意更改。

一开始如果是帝制专政进步到君宪，这是进步，但一开始无论基于什么考虑走上了共和，这时再退回君宪就成了退步。

这个关键点袁世凯和杨度忽略了。

此时袁世凯只愿意听他想听的。

国力孱弱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选择外国列强的表态很重要，袁世凯的儿子每天给他送假报纸，全是列强赞成中国实现君宪的报道。

可以说是他儿子出于私心想要蒙骗袁世凯进而获得君宪制下继承权利的资格。

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小心求证各国态度，就轻率的相信了几分假报纸，这似乎很不可思议。

这是人性中很值得反思的一面，我们都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个观点的正反面都有支持的理由和证据，如果只选择性的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消息会造成严重的信息确认偏误，想要提高理性决策能力那就必须要抛弃主观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各种讯息和观点。

袁世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称帝，虽然他最后放弃了帝制可国家已经乱了刹不住车了。

想来也可笑，集权人治的反噬谁也躲不过，袁世凯军政大权于一身，逼退了清朝，段祺瑞黎元洪也逼的袁世凯一病不起。

袁世凯死前有一句话说的对“如果他都掌控不住这个国家，那就没人可以掌控了。

”，袁世凯退位后，的确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动乱。

袁世凯如果没有走称帝这一步，历史对他的评价应该会正面很多，他干了很多实事，和平的从帝制过渡到共和他也功不可没。

然而就这一步，他就从推动历史变为历史的倒退了，功再也没办法抵过。

孙中山这边的心态变化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捍卫自己共和的理想，但客观来说，孙中山他还是把自己和其他所有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区分。

他自己在临时政府里面实行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的权力很大，但是当他要把总统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就成了内阁负责制，总统的权力受到议会极大的约束。

与此同时孙中山组建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民国这就是绝对的第一大党，竞选局面是即将在议会里面占绝大多数。

而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党魁，他理所当然可以控制或者是施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制度下，其实孙中山可能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掌控者，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可能他才愿意让袁世凯去做这个总统，他不去竞选总统。

表面上看似大公无私，但实际上还是牢牢的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上，并非我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孙中山，但袁世凯一定会怎么想。

所以在这一步的博弈后袁世凯就彻底的不信任国民党和孙文了。

在宋教仁刺杀案之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但孙中山他自己本身确实不擅长于军事也没有什么军事力量，没有办法跟北洋抗衡。

除此以外，国民党的党员所担任总督的那15个省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他的起义，所以孙中山感到非常气愤，他作为一个党魁，却无法对他党的党员施加足够大的影响力，孙中山认为这是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核心原因。

所以当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修改党章的时候和黄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因为孙中山意识到了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他甚至希望把效忠孙中山写进党章里，也因此和黄兴等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这个心态的变化就很有意思了，我不认为说，孙中山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贪恋权力的人，我不想这样去揣度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认为我如果来集权是不危险的，因为我本身不眷恋权利，我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行共和，和袁世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所谓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就是不要赋予任何一个个人过大的权利，要有一整套机制去制约。

所以走到这里的时候，孙中山的政治理念的主张和他的行为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逻辑不自洽的地方了，因此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根本的区别吧。

当后来国民党的统治也开始出现腐败，几大家族开始垄断经济又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道德优势丧失的同时也没有过硬的统治实力，共产党后来取而代之也就不会很意外了。

当然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大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历史就再也不是独立演化的了，是融入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大争斗之中的。

我党可能在一开始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什么逻辑不自洽的地方。

他没有举着共和的大旗，在当时我们的国民没有养成民权思维，最起码的文化素养都不具备。

并且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集权统治上千年，环境又特别复杂，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不集权的话一定会乱。

但同时又一定不能是封建的帝制的那种集权，我们依然要民主，我们要制衡权力，所以我们就选择党内制衡，选择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没有唯一的统治者，也不能传递权利，但同时我们又是一党执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会沦为空谈主义。

看了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种种矛盾，我觉得我非常理解民主集中制就是最适合我们的，而不是要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你又想专权，或者真的完成了共和，但是又没有办法维持国家的稳定或者没办法真正推动国家的硬实力进步。

在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曲折前进是必然的。

我党能稳定统治这么久，是找到了博弈的最佳结合点，不完美，但民主集中制确实是现阶段最适合我国的统治模式了，我以前只是学了也记了，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现在是发自内心的理解并敬佩。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谈这部剧的优点第二部分:这部剧的经典台词语录————————————————————第一部分:谈谈这部剧的优点————————————————————10/10这部剧贯穿始终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体制问题”的思考、实践和教训，以四大主角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的经历反映了不同体制的优缺点，尤其是专制与民主的对比（至于君主与共和的对比，其实并不重要，康有为的坚持君主是遗老情怀，孙中山的坚持共和是革命立场，仅此而已。

重要的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这个进步。

其实民主国家，可以有君主也可以没有）。

众所周知，专制的优点在于高效率，而缺点在于难以限制统治者的愚蠢（如慈禧对日本的无知）和邪恶（如袁世凯对政敌的暗杀），这时民主的优点“受到制约的权力”就体现出来了。

但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代价就是低效率，这在剧中的体现，在李鸿章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情节表现得最为明显。

看剧的人，没有不心疼李鸿章、痛恨翁同龢的，因为后者是那种典型的“啥也不干又挑三拣四”的队友，你让他干点什么（比如去日本谈判），他是决然不去的，但是你亲自去做，他又在后面挖你墙角（骂你是汉奸），对这种人，我们一般会痛骂“小人”“嘴炮党”“键盘侠”。

《大明王朝1566》里，小阁老曾愤怒地咆哮“为什么谁做的事情越多，受的委屈就越大”，这话与“你行你上”的逻辑非常类似。

走向共和里的部分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也存在拔高慈禧和李鸿章的嫌疑，但基本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还是有依据的。

很多人看不惯，无非其中不少人物展现出来的形象，跟以前历史教科书里的有些对不上罢了，教科书固然重要，但是教科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就能理解这部剧编剧和导演的良苦用心。

————————————————————第二部分:这部剧的经典台词语录————————————————————我知道，你们很着急。

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

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

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

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

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囗头上虚伪的爱。

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

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丄丿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

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

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

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

是一部主丄丿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

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他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大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啊，卟破灭了，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不要共和了吗？

难道共和真错了吗？

如果不要共和，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是错的，那自由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博爱就是错的吗？

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

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

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

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

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

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

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

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锺的是直接民权。

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啊，都是袁世凯他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

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

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

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

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

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

　　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

他说的对。

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

　　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看完大明王朝1566后迷上了张黎，迷上了历史剧，故又找到了这部电视剧。

刚开始几集感觉节奏略慢，但坚持看下去就渐入佳境，直到欲罢不能了。

朋友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剧，我说走向共和，他们都来一句，这是你们单位要求看的吗？

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真是无语，没有认真看过就随意下结论。

该剧中的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孙中山等人明明跟教科书上的不一样，再说其立意，根本就不是一句主旋律能够概括的。

首先，李鸿章，在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又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其卖国贼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

但其实李鸿章是一个极力要维新的洋务派、实干家。

他创建北洋水师，参与洋务运动，签订城下之盟忍辱负重地为国家争取利益。

然而他有历史局限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推翻清朝从而拯救人民，他的想法就是在有清朝的基础上尽自己所能地做个裱糊匠。

可是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走向末日，凭几个得力大臣的修修补补只能延缓他的衰亡，而不能阻止。

其次，袁世凯，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在清朝，他是肱股之臣，到了民国没多久，他就成为了玩弄宪政的好手。

无论什么政体国体，官场是一样的，袁世凯这样的政客都能玩的溜。

袁世凯非常有手段、很能干，但是他的野心私心更大，从剧中看到他只有对慈禧是从心底真正害怕的，可见慈禧也更是一个玩弄政治的好手，这两人倒可以说是同一种人了。

弹幕满屏都是骂孙文、捧世凯的，有个回答很对，这是对主旋律教育的报复性反弹。

袁世凯是成不了伟人的，因为他私心太重，后来还控制不住野心称帝了，落得个身败名裂。

再次，孙文，他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革命的先行者，但他在政治上比较幼稚。

他的革命好像是小打小闹，没有军队、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剧中他为了筹集经费常常闹笑话，看着像闹剧。

袁世凯曾说过，抓了孙文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慈禧对什么都举重若轻，唯独对孙文到死都不放心。

只因孙文代表的是民心，是孙文让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当权者可以控制人民的行为，控制不了他们的思想。

孙文最大的贡献就是这点，清帝退位民心所向，袁世凯复辟帝制举国讨伐，孙文功不可没。

最后，康有为，真是颠覆认识，除了前期思想还比较先进外，其他的一塌糊涂。

思想上，固步自封；政治上，极其幼稚；人品上，虚伪自负。

最后张勋拥溥仪复辟，所有人包括张勋、载沣等都没把这当回事，只有康有为虔诚地跪在小皇帝面前，势要为清朝肝脑涂地，可以说是相当可笑了。

电视剧还虚构了两个人物，学法律的罗文和女记者田沫，两人很聒噪，大家对这两个人物都感到很不适，觉得乃是败笔。

我觉得导演另有深意，是在告诉我们，法律至上、法大于权和新闻自由、新闻报道绝对客观真实都是虚构的。

立意深刻、针砭时弊，人物饱满、不脸谱化，不玛丽（杰克）苏，不主角光环，不谄媚市场，不逢迎观众，这样的电视剧真是少之又少啊！

算来我什么资格评价这部电视剧，因为我总共只看了前40集，并没看完。

但即使是这40回我也看得很不容易，是陆陆续续从天网下的。

没能用其他方式看的原因想来您也知道：因为它被禁了。

在这部电视剧里，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袁世凯的形象以及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的描述都与我们从官方的教科书和学术书籍或刊物中得来的印象相差极大。

但如果要说历史的真实，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部电视剧。

片中的李鸿章无疑是被着力塑造的人物，不同于以往的卖国贼形象的是，这里的李鸿章是一个讲求实干，精于世故，老成谋国，苦苦支撑国事的偏于正面的形象：他为北洋水师的军费与朝中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不解时艰、唯尚空谈的清流派争斗；耍了手腕，但顾全大局去争取本来敌视他的南洋大臣张之洞；视满朝的非议诋毁如过耳云烟；马关和谈时尽其所能与日本人周旋（看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甚至把自己在日本被刺后治疗所需的医药费都当作筹码，他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那一段拍得最为震撼，当然，也最让每个国人痛苦）；戊戌变法时聪明地自保赴欧考察而不参与帝后之争；义和团运动时一言看破慈禧意图而联合张之洞不奉上命，力求东南自保以为国家保存实力；但在签订辛丑条约这种找骂不讨好的差事找上头时又走向前台与列强周旋（剧中在正式签字时李鸿章拦住了一起主持议和的庆亲王，而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说：王爷还年轻，这种要背千古骂名的事还是由我这老朽担当了吧。

）。

在我看来，剧中的李鸿章是一个智者，他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之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苦心维持时局；他也是一个有着高明手段的政治家，在外交、内政、经济、军事、管理等各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天才；而且，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他洞悉官场的一切潜规则，并不把事情简单化地划分为正确的或错误的，而是看到自己要达到的效果后使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做：所以他虽然不喜欢还是去结交李莲英，在朝廷的谕旨与自己的判断冲突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又不正面对抗谕令，最后的事实却总是证明他是对的。

在这部剧中，不仅是李鸿章，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也并不是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昏聩，无能。

须知他们能从布衣爬到极高的地位必然会有相当的才能，慈禧对义和团的看法是：“你以为我看不出他们那种刀枪不入是骗人的？

可那一条条汉子是真的，用好了他们就能对我有利”；而袁世凯在管理按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设防的天津时居然想起引进警察制度，让原以为可以在天津横行无忌的列强必须收敛自己的行径。

当那一队留着长辫，却配备着标准的近代警察装备的士兵跑步入场时，那两个洋人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那帮签条约的怎么会这么笨，这么重要的一条都没想到。

”“不是他们太笨，而是袁世凯太狡猾了”看过张岱的《西湖梦寻》（抑或是《陶庵梦忆》？

不好意思记不清了）的朋友应该记得里边有一段提到贾似道指挥救火的场景，张岱的评价就是：贾虽是奸相，但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一段可以与我上文提到的袁世凯的事对照着看一下。

总结：走向共和最大的贡献是更新了国人久已被禁锢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构造的人物摆脱了过去脸谱化，程式化，正邪一看即知的窠臼，使历史人物比较丰满的呈现于观众面前，还历史以真实，是难得的佳作。

某位朋友在标签中将这部电视剧称为“中国电视剧之最”，我认为直至现在为止，它配得上这个赞美。

有点不足的是甲午海战那一部分，明显的偷工减料，而且减得很严重，也许是经费不足，也许是编导觉得具体战争过程对这部电视剧而言并不重要，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得了。

本来想认真评价一下这部电视剧，却发现仅一个李鸿章就写得够长，看来只好分开来评了，不过对一部长达59集的煌煌巨制而言，只用一篇文章写也是不公平的，想到这，我也就心安了。

《走向共和》是一部历史剧，很少提及男女感情。

在为数不多的CP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对。

这一对小情侣出去约会，含情脉脉，可是最后也没更进一步。

为了吉野号，天皇每天只吃一餐，全民都在积极募捐。

纯子含着泪，割舍对朝彦的感情，跑去妓院出卖贞操再把钱捐给妓院。

最后，日本人终于如愿以偿把吉野号买回来，朝彦也作为军官出征。

他收到纯子寄来的护身符和信。

信上勉励朝彦，虽然自己的初夜已经没了，就用清国和朝鲜少女的初夜来补偿。

最后，朝彦战死在黄海。

虽然这对小情侣出场的时间不多，但看的太揪心了。

其一，我不由感慨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团结力是多么的强。

为了国家的强大，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实在令我辈汗颜。

可是，选择侵略道路最终给它带来千疮百孔的失败结局。

其二，纯子为了捐钱出卖初夜真的值得吗？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日本有大量妇女下南洋卖淫。

虽然剧里没有提到纯子的结局，但是在当时狂热的环境下，结果也可想而知。

为了吉野号，卖淫捐款，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螺丝钉。

可是最后又换来了什么？

国家太大，个人太小。

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真的就无足轻重吗？

列宁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塞缪尔.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纯子和朝彦就是二战时日本人的一段缩影，被狂热的爱国主义绑架，最终和国家一起走向失败的命运。

新中国70华诞之际回顾《走向共和》：寻路难，行路亦难 文 和运超 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70春秋的时候，人人都在回顾沧桑巨变。

历史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不论对整个国家，还是对平凡个人。

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不论这70年，还是从1840算起的180年，又或者上溯到老祖宗的2000多年，从来既可以形容波澜壮阔，也同样可以形容饱经忧患…… 十六年前，第五代摄影师张黎像当时完成了一部空前高质量的历史正剧《走向共和》，聚焦的是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的一段历史，播出后引起巨大争议。

《走向共和》人物很多，不能说真的观照了历史的全局，毕竟这是电视剧，仅是刻画了一条让观众可以清晰琢磨的，呼应历史进程的主线。

剧情可算三大部分，甲午战事前后到戊戌失败康梁逃到海外，辛丑再遇危机到练兵求变，企图立宪到辛亥进入民国。

一、李鸿章与甲午前后康梁失败的问题 该剧从李鸿章办海防捐开始，指出当时窘迫，李鸿章这一办法的用意是为了满足慈禧修颐和园。

李鸿章这么卖力，一方面显示他的本事，一方面得到上头支持，就能加强北洋水师建设。

李鸿章更多的是“私”，但他把这私心作为一种对朝廷的“公”体现出来。

光绪有自强的表现，希望招揽人才，可用人观念占据主流的，是翁同龢为首一批人仍以程朱理学为宗，对康有为这样的非常抵触。

客观地说，康有为确实不算实用型人才，主要是思想先锋，而且影响不少人，电视剧采取先扬后抑，对他颇有贬低色彩。

另一条线点出张之洞在武汉督学（他本就是学政出身，除了短暂在广西边境对付法军，一直是文官身份），与康有为讲学有一番镜头语言对比。

刻意演绎他的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场景，还讲述欧姆定律。

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张之洞的理念都非常称道，认为符合实际情况，剧中连慈禧等也都认同他。

换句话说，为什么普遍人对张之洞的说法更愿意接受？

这一套是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是一种圆滑变通的技巧，根本不算什么思想精义。

从科学精神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行不通的，中就是中，西就是西。

一个人的确可以精通西学和中学，比如张之洞身边的才子辜鸿铭，但仅仅是知识层面上学贯中西，骨子里的伦理道德、见识主张却骗不了人，不可能做某种“嫁接”，同样也还是可以辜鸿铭为例子，他的保守和顽固是史上闻名的。

这个道理就在是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果，不可能指望一个苹果树上长番茄，更不可能长鸡蛋。

涉及到现代历史转型阶段就更加明显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理念在《走向共和》是深刻反省的内核，也正是孙中山的与杨度长期交锋的要害，我们到底能不能借助一个两千年影响的皇帝，通过他提倡学习西方就迅速成为现代化？

事实上行不通。

从实际出发，康有为率先认识到制度有问题，可他绕不过两千年的传统，把改良视为权宜方式，康有为与张之洞没有原则冲突，只不过张之洞是从洋务的枝节出发改善国内行业面貌，制造一个现代的皮相，他就连皇帝的处境都不敢多提。

很多人都会拿日本的图强说事，误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背景一样，这是天大的误会，日本能够迅速图强恰恰是他们有适合西化的历史背景，他们可没有什么东学为体，兰学为用的说法，他们的天皇虽然学习中国，但和中国的皇帝原本就是不同背景下的产物。

一、日本有近千年学习中国的传统，换句话说，在某一个时期学习某种先进文化在日本早有渊源，不是吗？

二、日本天皇很多时候都把行政交给幕府将军，将军衰弱阶段又有摄政关白，这在日本叫摄关制度，或者叫虚君制度，这同样本来就是日本历史的特征。

日本图强不是凭空的奇迹，也不是明治天皇靠自己打开局面。

当然，也经历过一阵乱糟糟的局面，剧中演了想要加强军事力量，开会时吵吵嚷嚷。

伊藤博文接到清朝北洋阅兵消息以后，为了增加军费购买吉野号巡洋舰，也用欺上瞒下，夸大其词的手段，但明治天皇有勃勃野心，包括国民和军队都十分积极，他们朝着战时体制上开动起来， 就在天皇决定饿肚子筹钱买军舰的时候，清朝上下也在为费用发愁。

剧中很讽刺地演到慈禧用饭照样是100多道菜，还说没法动筷子。

大臣为了修颐和园同北洋水师争夺经费，内部各处贪污，早已千疮百孔。

孙文在第九集出场，与康有为以医术为名为社会诊脉，康有为很欣赏孙文有胆识，也知道他的论断大体不差，但就是对制度有分歧，孙文要拉下皇帝，与其说他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不如说他是长期生活在海外，能够接触国外行情的缘故。

而康梁这一批人长年生活在国内，环境封闭已久，孙文前半生之所以多年推行想法困难重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并没有过多考虑到内地人们的实际，靠着一股鲁莽在不断朝着厚重的壁垒碰撞。

有一段李鸿章尝试与洋人合作银行筹款，李鸿章与恭亲王也有一次会面，说到举国没有人懂得与洋人打交道的方式，包括时代变化的种种。

普天下人人都只觉得洋人很坏，或者认为他们奔着利益而来，但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大多数当官的，或者老百姓对洋人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大多还抱着一两百年前康乾时期的心态在看待洋人。

李鸿章的苦苦支撑不算什么公忠体国，之所以给观众这种“正面”印象其实是王冰老师出色的表演。

李鸿章完全是把自己的根基地位放在最重要，假如不为北洋水师筹经费，水师就是一个门面“幌子”；假如李鸿章没有了水师，他在朝廷就呆不下去（海战失败，水师毁于一旦李鸿章基本退出就是证明）。

这一危机在阅兵式已经暴露，光有铁甲船缺少弹药，实际就船舰也已经落伍了。

李鸿章退而求其次想要经费来充实弹药，他的花架子很快就能被拆穿，战事爆发就证明了这一点。

李鸿章想用咖啡和点心说服慈禧支持他办银行筹款，但慈禧接受不了西洋事物。

当日本在朝鲜制造危机，李鸿章感觉快遮掩不下去，当着朝堂众人面告知北洋水师不具优势。

光绪在震惊了：“不是说北洋水师是远东第一吗？

”李鸿章和末代状元张謇大肆争论，用数据表明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差距，但他的话处处留有余地。

这一幕交锋非常精彩深刻，大家究竟如何看待洋务？

如何看待外敌威胁？

虽然不少人知道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受列强欺辱，但大部分人对外国人根本不了解，甚至就连对近邻日本也依然不了解。

慈禧和一些人多次表明就李鸿章懂得与洋人打交道，但李鸿章同样也属于晚清官僚，他处处表现得像是大局为重，王冰老师确实用比较正的方式在演。

李鸿章与翁同龢、张之洞不论保守人士还是支持洋务人士一直都在争取各自所需的利益，该剧还没有涉及南洋水师（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一方）的矛盾。

《走向共和》虽然呈现的是片面历史，但深刻揭露了晚清没落的要害，洋人在争夺外部港口、商业、物资等利益，而朝臣呢？

也在争夺内部利益，甚至打着图强的旗号。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他脱离不了官场大环境。

这一幕争论可以归纳一个传统，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真相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的处理方式是先把事情摁住，如在北洋阅兵前先处理好内部；等到遮蔽不了，再有分寸地一步步透露，说话还拐弯抹角。

例如讨论究竟开战与否，他三翻四次向慈禧请示，尽量打听清楚确切意图，这就是我们千百年来上下的规矩和积习。

甲午战事是近代史热门课题，剧情前面提到朝鲜方面原因，包括袁世凯电报，但省略了日军行动，黄海海战似乎很突然。

当然，故事主体并不是演甲午战争，重心就是黄海战事造成北洋水师覆灭，连带李鸿章地位动摇。

这一画面不断切换慈禧大寿，皇帝和大臣紧张议事，被慈禧说风凉话，光绪上台表演释放压力，台下李鸿章、翁同龢的情绪变化，一连串场景都刻画人物心理活动，非常出色。

历史学术层面对甲午失败的研究可说观点不一，因为黄海海战不等于整个甲午战争。

电视剧反映当时清军应对日军的战术矛盾，也就是指挥问题是失败的最大根源。

从李鸿章内心认为，北洋水师是自己一手创立，水师应当听命于他。

而光绪皇帝是他对日本下令应战，甚至被翁同龢等人唆使亲自指挥，就能顺利免去李鸿章掌管北洋水师，显然存有一种争权夺利的小心思。

剧中水师大部分将领士卒是英勇的，他们被朝臣所误，犯了李鸿章说的用自己短处去拼敌人长处的错误，这是一点；另一要害就是弹药有限，原本作为防御战应敌，日军要突破防线，就会靠近清军，水师多少还能发挥火力强的些许优势，射程也能保证距离有效。

一旦出海迎战容易浪费弹药，也无法保证在射程有效范围，北洋水师就陷入被动。

如笔者所说，尽管李鸿章更熟悉军事，也更熟悉水师长处短处，但李鸿章并没把公事看得那么重，为什么他会斤斤计较和翁同龢争钱？

实际上北洋专门有筹钱部门和职权，如盛宣怀这些都能为李鸿章想办法，但他就是要从翁同龢和朝廷那里要钱，不愿意自己割肉流血，这就是官场习气。

甚至光绪还和翁同龢提过他们两家的私人恩怨，他大哥翁同书在安徽境内对付捻军，与袁甲三、苗沛霖的团练不和，与曾国藩结怨，参劾文书据说李鸿章帮着润色，导致翁同书被贬戍新疆数年。

当然，李鸿章去马关谈判是前面一出经典段落，与伊藤博文的对手戏很精彩，又争吵，又防范，有拉私交，也有劝说。

王冰老师把李鸿章的复杂心理演的太出色了，例如被刺的一幕，李鸿章几乎就是希望自己死了一了百了。

好比他对侍女玩手枪的一段，北洋水师覆灭，几乎要了李鸿章的大半条命。

李鸿章虽以淮军起家，但人才不如湘军，如幼弟李昭庆，其次叶志超、丁汝昌等心腹十分平庸，除了刘铭传，基本没有堪大用的人。

像聂士成甲午中在朝鲜作战也很英勇，另外吴长庆也是在朝鲜的重要人物，过早死在那里。

其他隶属的邓世昌、左宝贵、刘步蟾等，都是甲午表现英勇的人，统统不是两淮人，所以并不受重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北洋水师原则上是清朝的正式官军，但李鸿章是以淮军为主体，用人方面有乡里亲疏之别，更将水师视为自己家底，这是历来的积习。

所以，当北洋水师覆灭后，年届七旬的李鸿章威望和颜面都一夜扫地了。

剧中演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关系很微妙。

论出身，袁家既不是湘军，也不是淮军，但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配合曾国藩对付太平军和捻军。

其子袁保恒、袁保龄与李鸿章都关系密切，袁保恒曾配合李鸿章在安徽对付捻军，袁保龄后来在旅顺加强海防修炮台而累死，所以，李鸿章与袁家的确称得上世交。

但袁世凯的父亲袁保庆（过继的嗣父）与湘军更密切，袁世凯对李鸿章想拉关系获得提拔，但他与李鸿章的渊源有限，李鸿章知道袁世凯在后辈中有才干，但为人投机功利，实际上对接替李鸿章的荣禄已经动了心思。

遭遇甲午败绩后，光绪进一步想要图强，可对于该怎样变？

君臣都没有方向。

电视剧还是只简单勾画一条主线，如杨锐、刘光第与康梁的关系，点出他们是张之洞门生，尤其慈禧对张之洞的肯定，再次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例如康有为进入朝堂见皇帝大谈变更服饰等问题，受到多数人嘲讽。

帝后矛盾在剧中是隐约埋着的一条线，演得并不那么显著，凸显光绪很惧怕慈禧，也很尊敬慈禧，但没有涉及到底在大局上是否与慈禧存在分歧。

慈禧在祖制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矛盾爆发的时刻，声泪俱下数落光绪对她的误解。

吕中老师把慈禧的语气拿捏的非常好，严厉痛斥、震惊愤慨、遗憾失望、悲伤难过的种种情绪交织在这语气里。

慈禧按说并不反对，甚至还支持皇帝大展拳脚，剧中也演了这一表态，为此她才搬到颐和园，只在重大问题让光绪给她一个备份，并没有过多干涉。

让慈禧不能接受的是康有为等人请来伊藤博文与光绪见面，打算学习日本经验，很可能危及慈禧的地位，正如茅海建在专题研究中指出，慈禧就因为这一事情突然回到紫禁城。

剧中也演慈禧在里屋盯着光绪和伊藤博文的谈话只是走过场，伊藤博文很清楚皇帝的尴尬，礼貌性的回答了几个问题。

关于谭嗣同去见袁世凯这一重要段落，史学界的争议非常大。

当事人梁启超与袁世凯都留下有追忆史料，都被研究者觉得添油加醋。

电视剧演的比较符合人物心理，也就是袁世凯在这件事上属于比较“被动”，内心上他有投机成分，他知道掌握大局的是太后，所以他选择了太后。

思想上袁世凯固然新旧都有，但正如慈禧也不排斥搞搞洋务，可从他选择太后一方已经证明他骨子里倾向守旧。

剧中同时演他先后见了皇帝和太后，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很恐惧，已经说明他最终选择了守旧的立场。

一方面看，袁世凯当时对谭嗣同的说辞，是有周旋的谎话，但也不全是谎话，他很“现实”，当时营救皇帝确实没有多少机会成功，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军中并无武器弹药，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当时荣禄已经在提防戒备，先下手为强，康梁谭全无斗争经验，失败就是必然。

二、清末立宪的拖延与真伪 随着康梁逃到海外，清末还继续高喊要奋发图强，中枢层面出来的却是刚毅、荣禄、徐桐等人，可以看到当局者如何蒙昧无知。

刚毅的确是将义和拳收编用来遏制洋人的主力，剧中没有演刚毅在甲午时候就对日本积极主战，庚子年再次主张对八国联军主战。

主战并不能认为不对，但他和甲午时的张謇一样，不明敌我情势，盲目对战的危害极大。

慈禧看完那些拳民表演后就知道，这些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够充当打击洋人的炮灰，而不给朝廷添乱。

剧中很微妙的演到，慈禧决定对洋人开战前，有一番慷慨陈词，还处置了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大臣，结尾却说如果输了，不要把责任推给她，意思大家都同意作战，她这才做的决定。

排外心理不能简单定义是对是错，种种冲动事出有因，归根结蒂都涉及当时对国外底细知道太有限，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容易想当然，自然就会发生偏差。

最终慈禧、光绪逃亡西安，刚毅的喜剧形象再次得到表演，已经无权无势的光绪见他来哭闹，发泄了一句：“你就是乱臣贼子！

” 这时，荣禄与慈禧的关系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非常形象的演出一个并不算特别有本事，但做事十分稳重，深得中庸之道的人物。

荣禄比李鸿章次一等，也体现了过去十分典型，被认为比较“理想”的官员代表。

引慈禧暴露真实的心理，她畏死，所以不惜别人死。

关键时刻，她让奕劻请李鸿章再上谈判桌。

在奕劻将要在辛丑条约签字时，李鸿章再次站出来劝说奕劻还年轻，如果签上字将是千古骂名，他已经年过七十，卖国的罪过还是由他李鸿章来担，王冰老师把李鸿章演的是有血有肉，让人佩服。

之前两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前来拜访，劝说他主动站出来改变局面。

李鸿章对梁启超交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他是属于清朝的人，无法超越时代局限。

所以梁启超担起了为李鸿章做传，也为晚清时代的悲剧做一小结的使命。

李鸿章、荣禄对袁世凯都不放心，可也知道朝廷已经无人可用。

尤其能够变通的人才，当时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张之洞其实也垂垂老矣。

袁世凯再次改换门庭，与奕劻走到一起，通过大办洋务获得慈禧垂青，依靠新军和巡警两大体系，为崛起创造了实力。

表面上袁世凯在清末的朝局逐渐成为关注焦点，通过种种表现，更加细致的让观众看到，当时袁世凯似乎有接受新生事物的可能，但他一次次变着洋务花样也只是讨慈禧的喜欢和重用。

实际这一套就是一点细枝末节的门面工夫，这在慈禧去直隶任巡视已经表露无疑。

时隔十年左右，袁世凯的做派与甲午前夕李鸿章用西洋咖啡点心讨慈禧欢心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没有。

所以，剧情用意就很清楚了，慈禧从来没有意识到振兴国力的重心本质应该在哪里。

反而孙文的确一针见血，朝廷办洋务、搞立宪就是一张幌子。

客观一点说，强行要那个已经在位四十来年，年逾古稀老太太转变观念动摇根本，也的确不怎么现实，这就是慈禧盘算着拖到自己老死以后，随子孙折腾的心理动机。

她计划由头脑灵活变通的袁世凯将来帮助载沣、隆裕，算盘打得是好，但她看不到袁世凯内心不是那种人，何况他与载沣的矛盾非常尖锐，载沣笃定袁世凯就是害了他兄弟光绪的祸首。

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来说，显然对立宪是违心的，不论慈禧还是载沣都没有这个心思，但出于形势、安抚朝野，不得不做做姿态，所以才一再借口拖延。

何况载沣还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家伙，等他上台辅佐儿子，又一次搞得满汉问题再次暴露。

当被放逐的袁世凯再次表现他的投机，和黄兴等人有所接触，为后面充当逼退隆裕和小皇帝埋下伏笔。

当然，袁世凯并不是孙文、黄兴那种人，他是一个保守分子，由于他手段灵活，确实适应能力很强，所以体现出在清朝官员中有新派作风。

张之洞最后的愚忠，更表现当年洋务的无效。

三、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摇摆 民国新立前后，袁世凯决心与孙文联合意图暴露，他以为可以得到实际好处，孙文当时与整个北洋势力形成拉锯，袁世凯做总统的确比孙文有优势，他能够迅速结束晚清，而孙文真要坚持就只有长期战争，还未必有很大胜算。

从这一角度看，通过谈判联合完成统一基本是形势所逼。

当袁世凯坐上大总统位置以后，他和孙文的来往和晚清一样，表现得像接受新事物的感觉，同时又留恋过去的君主心态。

他没有完全适应民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民国啊、共和啊等规矩都是孙文、宋教仁抛出的概念，袁世凯本来属于顺应大势所趋的一伙，也就多少有点“被动”的一方。

但袁世凯是民国首脑，害怕孙文取而代之，所以想把局势控制在手中，对孙文有多种试探，底下更有段祺瑞、赵秉钧、张勋、曹锟等人。

孙文是为了顺利实现南北共和而让位给袁世凯，然后想以诸多的法律约束袁世凯。

孙文尽管声望很高，但对全国各地情况都不大了解，所以由袁世凯来主持大局，表面看起来是很可惜，但剧中也演到孙文到北京一带走访，演了一番两人正式的交流，这才解释出来，要顺利、尽快实现全国安定，袁世凯相对最合适，对大局最为有利，这的确是实情。

当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以后，他对职权并不明了，和南京这边有诸多矛盾，几次内阁不顺畅，孙文、黄兴、宋教仁最后以成立国民党参与选举来压制总统和内阁，袁世凯反戈一击就是谋害了宋教仁。

袁世凯解散国会也朝复辟的道路转变，共和的艰难在孙文后面的演说段落算是来了一次总的回顾，也算是这一部长篇剧集的一个总收束。

从晚清到民初，帝制时代倒下，总统和袁世凯也倒下，众所周知北洋军阀和各地军阀开始了，用一段西方化的说法就是“人人与所有人作战”，这时候，民国并没有真的迎来一个清晰的方向，孙文仍然是一个有些迷惘的先驱。

兴中会、同盟会，剧中回避了与光复会和其他不满孙文的人物，例如陶成章。

为什么当时急于整合各会社，合并为一个大的团体来夺取席位，中间还有很多故事背景草草而过。

孙文这期间的变化，黄兴在剧中只是沉痛的点到即止，实际还要激烈得多，何况不止一个黄兴反对签字画押。

为什么孙文晚年会转向苏联？

来自林肯的三民主义与苏联真有某种渊源默契？

其实还是生搬硬套而已，因为孙文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在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内容，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内容。

所以，《走向共和》只是通过孙文的跌跌撞撞演出这一条道路的艰辛和曲折，包括孙文在内，许许多多的人都经历很多的迷惘和错误，这的确是一条不断摸索出来的道路。

中国现代化的转型，用黄仁宇一类历史学者的说法，前后超过几百年的时光沉淀，另一批比较激烈的说法，也是超过100来年，没有一批批各种理想，各种碰撞的激荡，没有今天的收获，这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也能不断给后人提供前行的启迪。

2019年9月

东亚双雄版煮酒论英雄文/荞麦花开

《走向共和》剧13集，甲午败后，李鸿章奉旨赴日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后进晚辈身份作私人拜谒。

座间，伊藤问：“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

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伊藤又问：“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闻言，眯眼一笑，拄杖站起，踱步道：“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又道：“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

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应声而答：“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双目直视李鸿章，一字一句最后一问：“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按，此段日版青梅煮酒，文字几于全袭梁启超《李鸿章传》。

梁氏在全著最后一节，纵论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就包括剧集这里提到的霍光、诸葛亮、俾斯麦、伊藤博文这四位。

1.李鸿章与霍光。

梁著写曰：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

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

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

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

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

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荞麦按：剧中李鸿章只有一句话：“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

”（梁卓如忍不住插话：“你们还是有相同点的——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

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一章 绪论”）^_^）我理解剧集主创之意，也就是梁著中这句“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霍光历事三朝，两主废立，权过人主，政由己出；李鸿章固为大清第一臣，但权位、威望，视诸霍光，无疑远逊。

霍光执朝廷之政柄，权在天下；李氏持北洋之重器，职限方隅。

此诚不可比者也。

但不得不指出，剧中李鸿章这句话，剧集的意图、希望借李之口表达的意思我明白，是霍光负责全局，李鸿章则国务院的家一天都没有当过；但，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根本错误！

按汉代官制，西汉宰相制度以丞相、御史大夫为“二府”，丞相为宰相，御史大夫为副宰相。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虽实际握有中枢最高实权，但其官职性质，是“中朝官”，究其实，他并不是循名责实的“宰相”。

李鸿章则恰好相反，按明清两朝，名义上不设宰相，但朝野一般还是以大学士为宰相。

有清一代，大学士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无宰相之名。

唯有既是大学士，又是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

但中国人传统上总是尊崇名分，在宰相这个问题上，排班论位，那就是“名大于实”，大学士这个“虚相”排位子是要在军机大臣这个“实相”之前的。

（比如朝廷有重典，如皇帝领大臣贺拜太后万寿，左右两列，便是满、汉大学士分别领头。

）而且军机大臣不“入阁大拜”（拜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例不称相；拜大学士，即便不为军机，人称“某相”，仍可捋须颔首，泰然受之。

李鸿章甲午败后，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唯独还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大学士属于定编定额，这边不开缺，那边想递补都递补不进来；是以《走向共和》剧中有一细节，袁世凯看李鸿章失势，去改换门庭，拜翁同龢，别时口道“翁相”，翁同龢递了一句“我不是什么相”，袁氏心领神会，这是只有“光杆”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想用他袁世凯这把枪指向李鸿章，怎样去诱使其上套，自请开缺大学士，好使我有机会“顺位递补”，成为真正的“翁相”。

（按剧中表现翁同龢想当真“相”，简直如饥似渴^_^皇帝看了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两本书，叹了口气：“贤士在野啊。

”身后随侍的翁同龢马上接口：“宰相之过。

”话儿是这么一说，但你究其实还不是宰相啊——师傅是在提醒朕这一点吗？

）——所以我们看清代官制，翁同龢哪怕什么都有了，一天没有“入阁大拜”，一天便不能称之为“相”；相反，李鸿章什么都没了，但只要大学士的缺还没有开，他就还是稳当当的“宰相合肥”。

所以《走向共和》剧编剧毕竟历史功底成色不足，稍一需要见真功夫，就露了短漏了馅儿。

要表达“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这个意思，这句话不该这么说“霍光是宰相。

我不是”（据上所析，正名定义，实则“霍光不是宰相。

我是”这话才对），可以这么说：“霍光是枢臣。

我不是。

”或者再加一句：“霍光掌全国政柄，我职任直隶方隅。

不可比。

”——这样所言副所意，岂不妥帖！

2.李鸿章与诸葛亮。

梁著写曰：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

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

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

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

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荞麦按：剧中伊藤博文这句话“那诸葛孔明呢？

他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

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全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此论，竟是剿袭伊藤氏^_^？

剧中李鸿章自评“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亦袭梁著。

——原来，梁任公论定文忠，毕竟同于传主自论^_^！

剧中李鸿章自论“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

守业比创业难哪！

”自视所业，难于诸葛。

按此论不从梁著中出。

梁著对比李氏与诸葛，各有臧否：认为总体来看，论“后此用兵之成就”，李氏“远过”诸葛；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

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则是重点点了李氏的命门：宰相合肥！

盖鸿章之不能尽天下人之器用、不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者，正在其持身不正，多为聚敛，“以豪富闻于天下”。

剧集虚构此段伊藤与李氏对话，于文忠与武侯比较部分，独略去合肥之“豪富”不表，得无“选择性无视”之嫌乎？

为尊者讳，似亦过矣。

3.李鸿章与俾斯麦。

梁著写曰：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

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

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

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

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

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

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

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荞麦按：梁任公这段话可谓痛快！

诚如所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学问则“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智术则“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其胆力则“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

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

”（所引文句皆梁氏《李鸿章传》中论李之语，是为“以梁释梁”^_^）——剧中李合肥则可谓“老脸自厚”，于伊藤氏“东方俾斯麦”之面谀，泰然安受：“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试问爵相，还有半句没说吧：“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4.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梁著写曰：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

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

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

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

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荞麦按：梁任公论“伊非李之匹也”，“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恐非仅此！

诚然，相较李氏，在全球并世政治人物中，伊藤为后进晚辈；但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

即如袁世凯，于李亦是后进晚辈，但梁启超评袁有语，“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

”——确乎如是。

朝鲜甲申政变，袁氏当机立断，先干事，后汇报，果断定乱。

迟至九天，待到李中堂北洋来钧谕，却不过“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态度十分消极。

可以说，没有袁世凯的胆勇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而坐等北洋消极退让之谕，朝鲜早已沦入日本掌中，清国宗主权丧失，恐甲午一战，得提前十年！

而在甲午清日战争中，李鸿章亦是处处退让被动，屡失先机，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写曰，“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反观袁世凯在朝鲜，甲申定乱，敌我双方实力对比相差无几，且敌方占了先手和地利，袁氏卒能“打逆风仗”，攻入王宫，打败日人，控制国王，镇安全局，其胆勇气魄，谋略智术，皆足惊人。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写袁氏甲申定乱：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

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

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

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

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

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

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

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李鸿章暮年暮气已重，以一垂老怠懦之翁，与新锐之日本陆海军争胜于疆场，固有勉为其难者矣；由是，笔者有一大胆揣想，若甲午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袁世凯，陆军海军之编练皆严整，有新法，甲午战事亦由袁世凯为帅指挥，则鹿死谁手，或未可知？

虽然，历史焉有假设？

惟馀一叹。

上段文跑题了。

少壮可畏，安知袁慰庭不如李中堂；后生可畏，焉知伊藤氏不如李鸿章？

事实上，“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梁启超《李鸿章传》“外交家之李鸿章”），此则李氏不如伊藤氏者，正不止于梁任公所云不知“政治之本源”一事焉——外交上，李鸿章之不如伊藤博文，亦以夥矣！

除对朝鲜之外交，多落伊藤下风，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又堕伊藤彀中，约定日后朝鲜有事，中日共同派兵，“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于是“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梁著中写，“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吾人默察伊藤内心，恐亦未免无对李鸿章傲然自大之气之一句不动声色的默不作声：“咱们走着瞧。

”扮猪吃老虎，正是：鸷鸟之击，必匿其形；貌似谦恭，实为麻痹！

此正东亚双雄版陆逊破关公！

剧中伊藤博文问李鸿章：“中堂以为博文如何？

”李鸿章：“和我比吗？

”伊藤抿唇点头：“多年以来，惟此私念。

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

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伊藤闻言，默然片时，仰天大笑，其状甚悦。

至于这笑的内容，恐怕后人也自有评测了！

荞麦花开写于成都201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