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这部电影真的是太厉害了。

用的是电影的手法，但内容结构更接近于舞台剧，125分钟里面没有水分，处处是喷薄欲出的戏剧张力。

第一个镜头是危楼居民撤离，这第一场就有三个点值得一提。

1、应激场景会调动观众的肾上腺素吸引大家的注意力；2、塑造角色。

在这个紧急环境中，丈夫依然可以保持镇定关心他人说明他是个温柔的人；3、危楼也是丈夫和妻子关系的象征物，遇到外部冲击之后不会倒下却也岌岌可危。

人（爱）都离开了。

当然第三点是全片看过反应过来的，伏笔埋的深哈。

电影用第一个危机作为引子推进剧情。

丈夫妻子要找住所，做房东的朋友愿意帮忙安排，但安排的房间里有个前任神秘女房客留下的东西。

这些遗留物，一种关系不清的滞留，带来影片第二个应激点，卫生间遇袭事件。

遇袭事件一闪而过，镜头给到了房间走廊上的血迹、给到了邻居的只言片语，我们就好像丈夫自己，知道大事件发生了，但却不能知道所有，有种信息焦虑。

隔天丈夫发现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报警妻子不愿意，不报警邻居冷嘲热讽，他又有了行动焦虑。

两种焦虑让温柔的他好像微波炉里的玉米粒，慢慢加热下就要炸了。

他必须找个突破口释放下压力。

他不能当个不作为的丈夫，他开始积极寻找到嫌犯车辆、找房东朋友别扭、课堂上批评学生、发动一切关系找到嫌犯车辆主人、发现袭击者是个虚弱的老人之后依旧坚持复仇，要曝光袭击者的行为，摧毁袭击者的家庭。

他原本是一个温柔的人啊，拼车被嫌弃也一笑了之还和学生说被这样，误会没什么。

一个那么温柔的人却做了这些强硬的事儿，人物内心转变一气呵成。

厉害。

剧中原本温柔的丈夫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是邻居的闲话吗？

是妻子的压力吗？

还是自己雄性的天性？

把自己放到丈夫的位置也做这些事情吗？

非常有趣。

虚拟作品的力量就是能把读者或者观众放到一个真实世界难以体验的场景中过不一样的人生。

这部片子这一点做得真是太棒了。

不单单是丈夫，如果你是在妻子的位置呢？

我们遇袭第一反应都是报警对吧。

妻子为什么选择不报警？

剧中妻子的回答是“无法接受警察一遍遍的询问，无法一遍遍叙述自己的遭遇。

”如果你没有概念，那么不妨假设你要在全校或者全公司面前讲一个你最难堪的事情，还要一遍遍的讲。

嗯，我感受到妻子的心情了，这时候更重要的是安全感，而不是任何可能带来二次伤害的尝试。

妻子更需要信任的人（丈夫）陪在身边，和身处一个熟悉的安全的环境，施暴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不重要。

而这些丈夫没注意到，他只不想做个无作为的丈夫，他被种种压力推着行动，最后酿成悲剧。

再跳跃一点，如果你是那个施暴者呢？

遇到诱惑你都能忍住吗？

还有丈夫的房东朋友，一起参加话剧演出的女同事。

种种角色都是一个个代表性的人生。

这样的电影，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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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我想起了Legal high 的中文译名“胜者即是正义”，大抵我的思想较为偏激，即使最后老人心脏病发作生死未卜，我依然认为伊玛德并没有做错什么。

男主伊玛德乍一看觉得是一个有男子气概但又不失风度的人，而情节后续发展表明人无完人，在同事、邻居重重的洗脑提示下，他决定势必要找到凶手。

不是说不应该找到凶手，而是出发点应该是为了妻子拉娜，而不是仅仅因为他人的非议。

而对于后面他对于老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言语上的冒犯也没有武力上的威逼，除了最后那突然的一拳，我在屏幕前也被吓了一跳，何况是那么一个患有心脏病的老者。

《推销员》的名字我一直没有get到与故事主线有什么关系，不如可以叫做“妻子的秘密”三俗一点的名字？

年纪大ok，有心脏病ok，可是这样就算是弱者了吗？

弱者犯错就值得原谅吗？

那是不是说弱者杀了人都可以归作过失杀人呢？

老人到底进没进洗手间后来他自己承认了“我没忍住”呵，多么现实，就冲着这句话，我直接忽略了他的其他特征，不过是一个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罢了，无关乎年纪长幼？

拥有着35年的妻子，大抵是真的有些感情，还会觉得羞耻。

在我看来老人并不值得可怜，如果没有他出来ZJ这一举动，后面他的遭遇根本不会有机会发生，纯属自作自受，还是应了老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综上，你弱你有理？

NO，永远不要以弱者为借口为自己辩白，那会使得本就不高明的举动更加的可笑，可笑的无与伦比。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

“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

“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

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

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

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

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

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

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

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

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

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

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

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

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

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

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

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

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

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

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

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

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

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

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

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

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

”（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

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

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

F34:《推销员》～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伊朗导演，那部《一次别离》的导演，2011年的片子，看后留着深深的记忆，那时候对于这个陌生又可怕的国家，通过电影了解了他们的善，那宗教信仰的约束，久久不能忘记～《推销员》其实是这部影片中男女主人演的一部话剧，试想如果这部影片不用《推销员》来做片名，我真的觉得这部话剧放在里面不是太合适，但是导演用它的寓意那么明显，才会让你有那么多联想，我本身不是太喜欢这样的提示，展现，还是要靠镜头，靠导演的连贯与述写。

这部里面，我觉得都是《一次离别》的影子，善啊恶啊，一定要追着挤到那心灵的最角落，翻来覆去的发现，其实，本来就是共同存在的，有了信仰，那心底角落里的，就多半是善了，但是你果真要拿着天平来秤的话，谁也不能肯定那个砝码重的一端总是能落在善，所以，考究地追问那个最最的角落，其实意义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片中有伊朗优美的笛声，柔靓清润，在空气中，不飘散、也不沉坠，一缎清醒的优美，很不错～

法哈蒂的独到之处在于对道德困境的诠释。

正如同《一次别离》最终结束在《古兰经》一样，这部电影最终居然结束在了“宽容”。

但我倒觉得法哈蒂并不是想探讨“宽容”，而是想展示伊斯兰社会的一种独特性。

不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这些事如果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都有非常流程化的解决方式，但正是这些生活中极其微小、不值一提的故事，在伊朗却能以小见大，让我们看到一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推销员》的女主面对着“可怜”的老头，对丈夫说“如果你告诉他们，我们就离婚”，正如同《一次别离》的那个女人面对《古兰经》几经崩溃，这两件事都是伊斯兰世界独有的，甚至是令人不解的。

女主全片都处于一种空前的自我矛盾之中，她一方面身体非常诚实地害怕一个人呆在家，一方面因为社会压力而不愿意报警，但正是这样脆弱、胆小的她，面对罪犯，居然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同情。

这种“善良”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正是这种隐忍和所谓的“善良”，纵容了犯罪行为。

男性用女性的贞操，不仅抑制住了女性肉体上的自由，更抑制住了她们精神上的自由，即使是为自己维权，她都要面对一座自己无法跨越的高山。

老头那种看似“直击心灵“的“忏悔”，大概就像吸毒的人流着泪说自己再也不吸了一样吧。

但是老头的行为并不重要，如此一般的罪犯比比皆是。

但这个罪犯最终居然能得到两个当事人的谅解，甚至是同情，这就是伊朗的可笑了。

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宗教、道德、社会的多重压力之下，无法简单地去解决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即使是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伊朗的先锋艺术家，在大学讲课、在舞台演出，但面对生活，他们依然困于其中。

这大概就是法哈蒂所要展示的伊朗社会吧。

这个社会有看似生机勃勃的一面，甚至伊朗在中东给人的好感程度远远高于阿拉伯世界，但那只是一具好看的皮囊，真正扎根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宗教束缚、社会制约，非一朝一夕所能挣脱。

伊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此宏大的一个内核，居然能用一件非常日常的故事来讲述，不得不服法哈蒂！

这片子能得奥斯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评委觉得，如此奇葩的价值观，有必要名垂影史，让后辈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愚蠢过？

朋友推荐的电影作品，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

故事内核很简单，一对感情挺好的小夫妻，丈夫是教师，在一次搬到新家之后，妻子突然遭到袭击和强奸，丈夫独自破案，最后却酿出了两人无法承受的后果。

在电影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小夫妻过着普通但还算甜蜜的生活，可以算作一对文艺青年吧。

不过，他们刚刚经历了有点混乱的搬家。

就在刚住进新居不久，妻子突然在洗澡的时候遭到袭击被强奸。

这一段拍得很真实，妻子被邻居发现，丈夫在医院才见到妻子，听到邻居的描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去面对的就是受了创伤的妻子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

让我来分析一下两人的心理吧。

妻子作为受害者，在创伤后表现了典型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害怕一个人独处（不安全感），内疚（觉得自己开了门有过错），面对丈夫的冷酷和疏离表现出愤怒，对生活不复从前而心伤。

而丈夫的表现有点令我吃惊。

可以看出来伊朗是一个比中国更保守的国家。

被强暴是一种羞耻，甚至整部电影里没有人直接谈到这部分，似乎小夫妻周围人都知晓并有意回避这一点。

而丈夫有一种利益被伤害的愤怒，有为妻子感到羞耻的心理（因为觉得妻子羞耻，这羞辱也是自己的）。

他以愤怒来表现自己的力量，从而掩盖了而在愤怒背后，他的悲伤和没能陪伴妻子保护妻子的无力感。

而生活有个规律，躲避痛苦会比原有的痛苦更加痛苦。

这里夫妻二人都回避了报警，回避了心理帮助，甚至回避两个人之间的深层沟通这样的势必会谈到事实的途径，尤其丈夫，表面上他不动声色，私下里却一直在通过追寻罪犯和报复来转移心里的痛苦。

这些，都因为他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视野狭窄，只看到了自己的痛苦，没有看到妻子更大的伤口。

他也没有看到那位老头在35年的婚姻结成的稳定的家庭里，在知道自己犯下错误时候也有受到折磨。

老头说自己没有数多少钱，因为他给的钱不是仔细衡量后的“报酬”，而是一种因为内心受到的良心的折磨而产生的补偿意愿。

没有看到他人，没法和他人联结只能让自己陷入孤独，而孤独让他更加陷入内心的困境，这陷阱越挖越大，丈夫越是执着地行动，他离幸福越远，甚至最后铸下大错，夫妻离心离德，他还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关键的一瞬，他没有放过老头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他原有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还在叠加，而且他对妻子的情形非但没有帮助，反而对她造成了二次伤害。

一切，都因为走错了方向。

而妻子则在老头生命遇到危险的一刻，跳出了受害者的角色，对老头和他家人施予帮助，显示了她的同情心以及和他人的链接。

这是勇者才有的行为，我觉得她可能会更快速的走出这份痛苦。

布琳.布朗在《脆弱的力量》里说到，勇气来自于暴露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羞耻感和恐惧会因为人与人之间强烈的联结而消退。

另一方面，只有让他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体现自己的仁慈心。

而最后，只有兼具勇气、仁慈心和联结，一个人才能全心全意地生活，从而获得平静。

1，把主线剧情当作刑侦剧在做，旧屋的电闸、没清走的房屋、多嘴的邻居、神情不安一堆麻烦事出场的巴拉克、楼梯上的血迹、移来移去的货车（可为旧租客搬家、留下的车钥匙、给商店送货）…道具、细节全都重要，连接前后剧情和逻辑，事事为刑侦主角所用。

2，trigger是那个晚上的“错认”，主题是羞耻文化，但二刷发现主角的心理前后有变化。

一开始有报警和遗忘的念头，然后剧作功夫要放在主角心理转变上（心理变化和剧情发展互相推进）。

于是有了女主害怕+不想报警、邻居详述经过，强调这种人该公开好好羞辱、剧团的人也知道了、发现钱，且被用来吃饭、巴拉克再提房租之事，拒绝认错…等等，周围人将耻感潜移默化地增强，主角调查及报复的意志力也增强。

人物有弧度，故事才有深度。

3，故事很简单，但从一开始作者将枝蔓密密麻麻铺垫开。

搬家原始、学校、剧场、房屋隐藏的危险、夫妻间的默契与信任…这是故事的质感和可信度。

4，当然不忘在主题表现上增加的剧情，出租车女人换位、剧场饰演裸女女演员的被羞辱感等。

还有伊朗学校班里全是男生有木有

人性是复杂的，任何人不需要标榜自己，因为还没有遇到考验自己的时候。

妻子不想谈及，一方面不愿再次被伤害，而更多的是迫于环境的压力。

丈夫却不顾及妻子收到的伤害，反而当成了对自己男人尊严的侮辱，势必报复。

政府，不顾及民众的利益。

男人，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老师，不顾及学生的感受。

人类，不顾及其他动物的利益。

上帝的旨意不过是利用宗教的强权罢了。

家庭中，孩子是弱势。

教育中，孩子是弱势。

社会中，穷人是弱势。

而当孩子长大有了强权，老人是弱势，自己的孩子又成了弱势。

尤其穷人，在家庭中的强权说一不二。

有什么不同吗，强势强权可以主宰一切，让人变成牛，人性让人变魔鬼。

众生平等才是一切的根源，只有爱超越一切偏见执念，但是有这样的理想国吗，或许有，在追求理想国的那个人的内心深处。

刚刚结束的89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的奖项颁给了《推销员》，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借该片第二次摘得最佳外语片得奖项，这则消息在最佳影片的颁奖乌龙的所引发的舆论关注的衬托下显得略为黯淡。

由于特朗普签署的穆斯林七国禁令，法哈蒂无法前往美国参加颁奖典礼，而他本人也拒绝出席的新闻在前段日子就已引发不小引起波澜，因此《推销员》的获奖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好莱坞以及以学院派自居的奥斯卡向特朗普保守激进政策的一次“呛声”，甚至是好莱坞又一次为了体现“政治正确”做出的选择。

回到电影本身，《推销员》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伊麦德是教授电影的教师兼职话剧演员和同为演员的妻子拉娜的遭遇，。

二人正在为美国经典话剧《推销员》进行排练，因为旧居濒临坍塌，不得不求助于剧组成员巴巴克向他临时租借房间入住。

前房客所遗留的物品还存留在房间迟迟未来领取，拉娜和巴巴克擅自决定将她的东西搬出屋内，却因此收到了前房客出言报复的恐吓电话。

在某个演出结束的夜晚，伊麦德因话剧审查的事宜被耽搁，于是拉娜决定先行回家整理房间，而悲剧就此发生。

误以为是丈夫按门铃而没有进一步确认，拉娜直接打开房门就进卫生间开始洗澡，陌生男子乘机闯入。

邻居听到了拉娜的呼叫和哭泣最初不以为意，最后听到撞碎玻璃的声音才察觉事情不妙，于是前来施救，期间陌生男子仓皇逃走，留下货车在原地。

伊麦德回到家后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和大片血迹，而拉娜已被邻居送去医院救治。

遭到袭击后，头部受到挫伤的拉娜精神上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不愿报警也不愿一个人呆在家中。

她极力想要抹去这段记忆努力恢复正常生活，坚持在剧场演出却因为精神恍惚而失态离场。

处于邻居同事流言蜚语和拉娜精神受挫的夹击中的伊麦德则不断地想要找出袭击凶手。

在邻居口中，他得知前房客是个行为不端的女子，通过出卖身体换取钱财，而袭击他妻子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嫖客，而屋主巴巴克甚至也是她的客人之一。

他甚至发现了凶手在家中留下的避孕套、嫖资、手机和车钥匙。

通过这些线索，他找到了凶手留下的货车，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货车所属的一家面包店和使用者。

追随着这辆货车，伊麦德以搬家为借口引诱货车司机前往他的旧居进行审问。

没想到最后前来的是货车司机的未来岳丈，一位白发苍苍、女儿马上要出嫁的老人。

在谈话中伊麦德发现老人恰好就是袭击妻子拉娜的凶手。

逼问过后，伊麦德得知老人并非受到他人指使，而是误入他家见到正在洗澡的拉娜以为是前房客，而拉娜则受到惊吓，在挣扎中撞到了镜子。

此刻伊麦德心中被复仇的念头所占据，他将老人囚禁于房间，带拉娜前来一同指认凶手，同时要求他在妻子、女儿和女婿面前坦白忏悔。

不想再次承受伤害的拉娜以分手要挟伊麦德不要向老人的妻女说出真相，而老人则因心脏病发倒地。

仓皇之中，老人的妻女和女婿赶到，他年迈的妻子以为伊麦德夫妇救了她丈夫而连声道谢。

伊麦德在尴尬中最终未向其妻女吐露真相，而是把老人单独叫到房间，把车钥匙、手机、钱和避孕套还给他，用一个耳光将所有羞辱一并还给老人。

无法承受巨大压力的老人在下楼过程中再次心脏病发，生死未卜。

故事也在拉娜的出走中，走向终结。

“后真相”的奥斯卡：情绪太多 而真相不再重要在我看来，《推销员》获奖，远非其背后的政治局势那么简单。

无论从内容主题、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来说，《推销员》都是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

虽然它所讲述的故事更多反映了伊朗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其中所包含伦理道德冲突更多地与宗教和习俗有关，但法哈蒂电影所一贯传达出来的人文关怀恰好指向与当今社会所焦虑的问题：情绪太多，而真相不再重要。

“后真相”是牛津字典2016年的年度关键词。

它的含义是事实发生什么不再重要，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

标志性的事件是让传统媒体大惊失色的”意外“——英国居然脱欧，特朗普居然当选。

在电影中，妻子被袭击的事件给男主人公伊麦德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社会，非婚性行为被视为违法，而女性在除丈夫之外的男人面前裸露身体都被视为不贞洁的行为。

因此无论究竟在卫生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妻子是否真的遭到强暴，对于伊麦德来说他所受到的名誉损害都没有区别。

邻居闪烁其词的问候，无一不流露出对于拉娜乃至伊麦德的同情，在和沙纳萨利夫人的对话中，伊麦德不经意得知最初发现拉娜的是她的先生：“你如果当时在现场，看到你妻子在卫生间时的遭遇就不会觉得无所谓了。

沙纳萨利先生打开卫生间门的时候，差点以为她已经死了”，这更是无形中放大了对他男性尊严羞辱。

思想保守的邻居在问候伊麦德夫妇的同时，也激烈地表达出对于买春卖春行为鄙夷和指责，某位太太就言辞激动地说道：“警察应该把那些人统统关进监狱，好好惩诫。

” 这句话的指涉对象并不仅仅是施暴者，同时也是针对行为不端前房客。

好事邻居的流言蜚语传到了剧组成员巴巴克那里，于是整个剧院都知道了拉娜的遭遇。

伊麦德身边社交圈子里，无论是目睹事情经过的邻居、或是仅仅道听途说同事，无一不认为拉娜的遭等同于被强暴无异。

被诉诸于个人情感和信念所引导的舆论困扰，伊麦德逐步释放出内心中被知识分子面具所隐藏的男权意识，愤怒和复仇情绪进一步升级，因而才会一意孤行，酿成之后囚禁、审问以及羞辱的导致老人心脏病发的悲剧。

《推销员》的故事中，真相并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次要而服从于情感和偏见。

在消息传播的过程中，相比较于相信真相，人们似乎更相信感觉 ，相信自己的愤怒和耻辱，相信自己的受到伤害。

而这些被情感和观点所左右的流言，反过来作用于伊麦德本人，只愿意去听 、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他不愿意相信老人是无意闯入他家，不相信老人没有发现家中陈设的异样，对老人的家庭和困境熟视无睹，并拒绝将此事诉诸司法而执意要通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私下解决。

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尽管不牵涉网络时代、媒体和公众，但它所刻画的人性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情感重于真相的失衡特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谎言、绯闻、留言广泛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而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

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后真相”这个词同样适用于《推销员》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事件。

人们更愿意相信，《推销员》获奖是因为其政治意义而非出于艺术的考量，是为了向特朗普政府显示自己自由平等的姿态，而忽视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和价值。

有媒体曾这样报道：“尽管《推销员》本身无关政治，但奖项的归属仍然引起了一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每一部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评委们有可能是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

”如此暗示好莱坞在评奖过程中从政治角度考虑取代了艺术判断，但我认为将《推销员》获奖归因于“政治正确“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并没有对电影本身给予足够的尊重。

戏中戏的镜像：推销员文本的互文意义《推销员》用较大的篇幅表现男女主人公一同参与演出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一方面，导演法哈蒂向这部他早年多次排演经典作品致敬。

另一方面，用角色教授电影、排演戏剧的情节，隐喻自己的导演行为，这就形成了一种戏中戏的三重镜像结构：表现美国大萧条时代小人物悲剧的《推销员之死》隐喻电影中两性关系和中产阶级的自由梦想的破裂，电影中排演戏剧的伊朗知识分子则隐喻导演自身在伊朗的处境艰难。

从结构上来说，这样的戏中戏的编剧手法非常巧妙和精致，打通内外，联通现实和虚构，相互映照。

但从文本意义上来看，同样表现中产阶级悲剧的《推销员之死》与《推销员》本身的互文显得刻意而有失准确。

通过《推销员》，导演明确想表达的是伊朗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危楼的濒临倒塌、陌生男子闯入袭击是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而和话剧被审查、街坊邻里同情之余流露出的微妙情绪、拉娜不愿报警坦诚受害以及伊麦德无法放下芥蒂对妻子愈加疏离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枷锁。

这种意识形态的枷锁也体现在“性”的不可言说上，从头至尾不曾出现的前房客实则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电影中，伊麦德扫过她衣橱时髦暴露的服装、轻佻花哨的凉鞋时流露出不悦，邻居讨论及她时流露出蔑视和巴巴克在电话录音中的言语调戏，无一不是以隐晦地方式暗示她妓女的身份，但除了“不检点”之外，从没有人真正点破这一点。

拉娜在卫生间的遭遇也成为一种不可言说之痛，拉娜自己希望将这段遭遇抹去，伊麦德的耿耿于怀，巴巴克的旁敲侧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人直言道破那天晚上的事实真相。

尽管受到良好的教育、食用西方式的食物、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但伊朗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与传统完全断裂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话剧剧场才是一个真正与外界割裂的孤岛，在虚构的语境里女性可以假装不用头巾遮面，妓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场。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建构在凌空创作上的世界，返归到生活中，他们一个个仍然囿于宗教习俗、社会法则，在逼仄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中处处碰壁，伤痕累累。

而这和《推销员之死》在内容上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关联和共鸣。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创作的一部两幕剧。

作品描写的主人公是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威利，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事业能力的推销员，把自己的一生都执著于他所认知的“美国梦”，并不懈地为之付出，然而梦想和现实生活的断层使得威利最后自杀，为了死后的保险赔偿给家人带来福利。

电影中着重植入的是《推销员之死》中妓女与哈皮的对话、威利和妻子琳达的对话和威利葬礼的桥段。

话剧本身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也许熟悉阿瑟·米勒和话剧剧本的法哈蒂对这部剧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但以威利和琳达夫妇对应伊麦德和拉娜则显得意义不足，对应年迈的老人和妻子则意义过剩。

美国梦的破碎背后是大萧条的时代背景和美国梦的夸大和欺骗成分，从文本意义上并不能准确地和伊朗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危机衔接得上，因而戏中戏的镜像设置在结构上虽精巧，但在用意上未免有刻意和生硬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