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横跨15年的三部作品——2006年的《重奏》、2011年《奥斯陆八月未央》和2021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导演约阿希姆·提尔自己也没想到会创作出“奥斯陆三部曲”。

尽管不是严格意义的三部曲，却意外地在主题探讨和人物角色，甚至是对这座北欧城市的描绘，都有着连贯统一的脉络，毫无疑问已成为了导演鲜明的作者标签。

在《奥斯陆，八月未央》后，提尔开始尝试风格和主题的变化，先是前往美国拍摄家庭题材《猛于炮火》，再是转向超惊悚类型片《西尔玛》，不过还是回到他深情眷恋的奥斯陆，奉上三部曲的最终章《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从《重奏》描写两位野心勃勃作家之间的牢固友情，到《奥斯陆，八月未央》里戒除毒瘾、重投社会的瘾君子，再到这部新作里一位不遵从社会现实的年轻女性，提尔向观众展示出奥斯陆现代男女的复杂心理图景。

▲提尔挑战爱情浪漫类型如果说处女作《重奏》在友情与爱情两者兼而有之的话，那么导演这回纯粹采用爱情浪漫类型的剧本来书写一个年轻女性的成长故事。

看惯好莱坞爱情电影或者国产片的观众一定会对女主角的所作所为大感吃惊，她任性地改换专业，从医学转到心理学再到摄影；在感情路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是抛弃摄影师男友在聚会上结识比她大10多岁的漫画家，两人相处不久又移情别恋爱上有妇之夫，只因她不想跟漫画家生小孩……时间是贯穿“奥斯陆三部曲”的核心主题：时间不断流逝，而人物却想让时间停止或者时光倒流，于是我们看到《重奏》里不断向女友倒数的男主角，细致放大男主角一天一夜心路历程的《奥斯陆，八月未央》，以及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女主角魔术般地停止了时间，然后迫不及待奔向自己所爱的人。

▲片中令人难忘的出轨一幕而在这部作品里，“时间”和“身份”两者更为紧密相扣，令女主角不断出现生存危机感。

故事描写女主角在换专业、恋爱、出轨，再到另一段恋情的情节里，不知不觉烙下了时间的印记。

尽管没采用《重奏》过去/现在反复跳跃的方式，但是暗中让观众感受到随着年龄逼近 30 岁（和家人庆祝生日），她的身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她对所有事物都抱着新鲜好奇的心态，却从不规划自己的事业前途和感情发展。

当然，这是一种自我嘲讽的说法，糟糕与否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出发，如果是传统守旧、思维强势的观众自然认为她很糟糕，朝三暮四、不负责任、放浪形骸的形容词随之从脑海中蹦出……事实上，北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想的宽容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足以令女性有更多样的职业选择和非单一的家庭观念。

她很可能就是一个现代北欧女性的生动典范：不生小孩，不做丈夫的附属品，大胆发表女性主义的观点文章，敢于反抗父权主导意识，蔑视社会强加在年轻人身上的规范。

导演表面上倡导女性要有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暗中却将矛头指向了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存困境。

▲陷入危机的男女主角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年轻人一直受到无形的社会压力：必须事业有成、找到另一半结婚、生小孩养育后代等等，却往往忘记问自己这是否我们想要的生活。

正如剧中男主角所说，有的人糊里糊涂就生小孩了，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否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没有别的选择？

到底是谁规定在不同年龄就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些问题远比片中的爱情故事更值得思考，这也是本片优胜于一部普通的爱情电影之处。

提尔笔下的角色要么奔向不可知的未来，要么加速逃离他们无法实现的目标期望。

这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有不少共同特点，他们都出身于富裕阶级，接受良好教育，却仍感觉到一种如影随形的挫败感。

他们必须要成功，并做出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才能觉得自己很特别，这种可能无法实现的精英意识使他们处于焦虑之中。

▲雷娜特·赖因夫斯凭出色演技荣获戛纳影后而作为本片的女主角，雷娜特·赖因夫斯凭浑然天成的演技将一个缺乏人生目标的年轻女性塑造得栩栩如生。

纵使在角色身上有着各种矛盾冲突的性格问题，但是她甜美的容貌、灵动的身姿表情和驾驭对白的流畅能力，使这个“糟糕”的角色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反映出80和90后的真实心态。

10年前她在《奥斯陆，八月未央》里出演只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幸好有导演的慧眼识珠，终于在10年后被挖掘出演技潜质，并一举拿下戛纳最佳女演员奖。

作为文学和音乐爱好者，导演提尔仍然在这部新片里延续了前两部作品的一些手法。

分成 12 个章节外加引言和尾声的叙事，以及画外音旁白等等都增添了文学意味。

而音乐的选择更是体现出他一贯的高品味，从《重奏》的朋克和独立摇滚乐，到《奥斯陆，八月未央》的氛围电子乐，到这部更多姿多彩的类型，爵士乐、复古舞曲、巴西爵士等等，营造出优美浪漫的氛围。

这三部作品中都有至少一幕聚会派对的情节让提尔尽情发挥，而在本片女主角擅自闯入陌生人派对、意外出轨的情节相当出色，运用慢镜头摄影和配乐营造出时间停滞的错觉。

同样地，他对奥斯陆这座城市的一腔深情也再次出现在镜头画面里，尽管这次没有刻意拍摄街头风景或者穿插年代久远的档案影像资料，但在为数不多的户外场景里，捕捉到奥斯陆从白天到傍晚、圣诞节风雪点缀下的城市风光。

这些与派对里的喧闹感形成微妙的对比，让人感受到奥斯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静谧，也由此隐隐衬托出人物的寂寞孤独感。

给本片五颗星，是因为评价一部电影不仅仅是靠当时的观看体验，还有它所能带来的讨论的丰富度。

从女性、生育等角度都有很多篇优秀的影评，但我今天想写的是关于人生的不确定性。

也许是整部电影围绕着所有人的最核心的主题，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议题。

人们都喜欢读有明确价值观的书，看有明确价值站位的电影，试图从ta人的经验中总结归纳出一套适用于自己的万能的人生公式。

可这部电影一直在提出问题，却从来没有解决问题，甚至我看不出编剧对女主的两任男朋友的选择是否有倾向性，似乎是一部在随机漫步的电影。

有一个评论说"电影在神性和无聊之间反复横跳” 面对不确定性，这好像就是人类面临的困境。

即使明知是一定会后悔的选择，有些人还是会走向这条道路。

然后有大概率在之后某个时刻感受到后悔，因为这个社会看似给你无数的选择，但脚下走着的只有这一条路。

但是选择的瞬间总带有一种神性，这是人类的自由选择，在趋利避害的大前提下，我用自由的意志去做出了一个违反生物界本能的选择。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只是进行了一次普普通通的类似抛色子似的随机选择，我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也只不过是被命运的某一个瞬间击中，被动地做出了随机选择。

辅佐这一观点的是片里女主和漫画家男朋友的一段关于是否要孩子的对话，女主表明她也喜欢孩子只不过不能是现在，漫画家说“你到底在等什么？

”女主说她不知道，她说漫画家总是希望她能够用言语明确描述和分析她自己一切的模糊的感受，然后归因到某件事上。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男漫画家喜欢弗洛伊德的学说，似乎所有之后的人生问题都可以归因到原生家庭，归因到和父母的关系，这样子我们人生的难题又减少了不少。

可是我们知道，即使给自己的困境找到了原因，但我们作为人类面临的困境并不会因此减少一分。

说回女主在等待什么，说回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选择到底是人类作为独一无二的生物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还是作为一根芦苇一样脆弱的生物的被动的随机选择呢？

在我看来，我们等待的也许是命运的某一个看似充满神性的时刻给了我们做出随机选择的勇气。

然而衰老和死亡是人之终点，女主吃了蘑菇后看到的是自己衰老下垂的身体，和剧本里前男友最终得了癌症的安排，都在让我们不得不直视自己的每一个选择，人生里除了出生以外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衰老和死亡。

“在我们单行线的人生里，我们到底拥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如果你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是会如释重负还是如坐针毡？

近来有一部讲述《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电影，戳中了许多影迷的软肋。

这部获得戛纳、奥斯卡多项提名的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特却又触及四方的女性成长图景：女主朱莉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不断自我觉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现代女性。

但在30岁的年纪，她仍然身处一种庞大的迷茫之中。

影片的序曲，学生时代的女主会把手机锁起来，这个时代太多的信息涌入，有时候她不得不把这些声音切断。

短短几分钟，让我们看到了她经过自己的选择、尝试，学习医学、成为摄影师等跨度极大的学业和职业路径。

遇见不同的伴侣，但都未等来结果。

影片结束你理解了她对自己的定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30岁的朱莉，在她的生活里遭逢了种种“可能”，遇到了爱、遇到了性、甚至遇到了相知和了解，最终仍旧孑然一身地生活。

当然这个时代的女性早已知道，孤独并非是一种损毁。

但它所对焦的那些问题仍然是我们共通的困境。

我们究竟是谁？

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平庸的大多数，如何去一砖一瓦地搭建自己的个体生活？

如同影片所提示的，我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但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资格这样告诉我。

撰文｜走走小姐01自由的尺度看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那个下午，我觉得度过了一段绵长温柔的午后。

娓娓道来的生活际遇，仿佛是一场没有路标的奔跑。

看似四处皆为道路，但却不知目的。

同时，也堵死了许多失败后的虚妄借口。

不能让长大成人后的我们说，假如我当时……就好了。

别说没有假如，就算像女主一样试过了种种“假如”，也仍难得到一个确切的圆满。

女主拥有做选择的机会、去实践的成本，遇见了一个恋人后还有恋人。

她把我们曾想过的尝试都活了一遍，但这不是一个鸡汤励志故事，她最终并未功成名就地成为一个“人物”。

影片结束，我像是在看另一个维度的自我裸奔。

觉得喉咙发紧，张了张口既说不出话也流不出泪。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不就是在说我们每一个充满期待却又无力回天的人生吗？

英国作家朱莉娅·塞缪尔在《生活即变化》中写到：尽管我们想速战速决，但情感与外部事件的同步需要时间，我们无法强迫自己的感情跟搬家货车，或是新工作、新角色、新身份一样齐头并进。

从小到大，我们以为生活是向上的旅程，是通往更美好境地的阶梯，每一阶都更上一层。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更不确定，它有起有落，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化。

而我们似乎唯一能做到的即是：接受在这个世界动态地生活。

这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它没有完美的大结局，就是在讲述真实的成长，探讨了女性的恐惧、焦虑、悲剧、爱欲和生活本质的流动。

朱莉和前任分手时说“我觉得我就像是自己人生的观众，就像是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出演配角一样。

”活不到自己的期待，是大多数人的现实。

面对自我是一门艰深的功课，之所以选择“30岁”也大抵是这个原因。

处在这样一个退无可退的成年世界门槛，突然赤身裸体地面临周遭无数无法命名的审视。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难道人生至此，就一定要交上婚姻、社会价值反馈的答卷了吗？

我不知道，但也似乎正在经历这场无名的考试。

现代人的生活，太容易被一种奇异的统一步调所控制。

我们的感动和体悟，由四面八方的社交平台集体呈现。

追求趋之若鹜的共鸣，缺少“少数和个性”的生长空间。

交不上社会答卷的，头上仍有“隐形后进生”的帽子。

但更困难的是，朱莉真正痛苦的深渊在于：内心挣扎尖叫的“自我”并未出生。

每一段尝试后的生活似乎都不是她要的生活，每一个交往着的恋人都无法让她开启另一段人生。

她狂妄的、渴求着被看见的“自我”如此虚弱、不堪一击、模糊和破碎。

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的否定。

在自由尺度中的探索和游走，也如涉险于一片白雾笼罩的山林。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但自我的匮乏不是朱莉一个人的困境，它是这个时代呈现给我们的难题。

在“资本冲动”的笼罩下，无论是社交媒体的热点追踪还是消费内容的同质化倡导，人们关注的内容（精神性的）和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很难为这个世界再贡献个性。

所以当我们从“塑料生活”里想找些本质，询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份特别的、让我们可以抛弃一切、超越一切的情感，我们也很难有决绝的选择。

是生活强烈的随机性，让整个时代的人类开始漂流。

女主角身上心里无名的不安，生活选择上的不断尝试，潜在着结束这种漂流的欲望，和茫然无措的失落。

犹如身处宽阔海面，想在此留下一点痕迹，却发现不过雨滴一颗。

但她想做一块儿磐石，人类的“自我”就是超出生物性和自然性的存在，是文化性和精神性的产物，成为“磐石”的愿望，就是建设生活意义的起步。

02进行中的奔跑这部电影的导演约希姆·提尔是挪威著名导演拉斯·冯·提尔的表亲，他在北欧迷人富足的挪威首都奥斯陆长大。

电影中故事的发生地也来自这里，终年温润的温带阔叶林气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是全欧洲最富有、安全、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城市之一。

但就是这里，一个代表着诸多文明尺度的地方——仍然令我们窥见了女性在起跑阶段的共通困境。

她有着所有缺陷人格角色在城市生活的核心危机：缺乏父爱的单亲家庭，无处着力的事业，对于性和亲密关系的不安，以及因此被贴上的标签。

女主虽然在尝试书写大胆新潮的女性宣言，但没有一刻是真正自信的。

她对父亲的愤怒长久沉寂。

她写完的文章羞于发表，被恋人赞美时仍然难于安然承认。

她内心的彷惶不安，她对浪漫关系的追求，也在为她制造新的痛苦。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讲述恋爱关系的细腻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电影非常好看，那些浪漫迷人的处理让整部作品无论讲述多么下沉的话题，都仍然是灿烂的。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比如海报上女主奔跑着的笑颜，就是在去见新恋人的路上。

有一段美丽的超现实镜头：那是一个清晨，和同居男友如常的一天开始了。

她打开一盏灯，一切都静止了。

四处的山川、河流、草坪和人群全都存在，从日出到日落。

但跑过这几个街区，她要去见心头记挂的新鲜爱侣。

两人交谈、缠绵、拥吻，那一切美好的事物虽然存在，但都比不过她此刻正在进行着的“美好”——fall in love。

而回到现实中的现实，和同居男友爱情的灯盏熄灭了。

她选择分开，她要继续新的关系，虽然最后仍旧在重复和增添着新的痛苦。

两段展开描述的恋情最核心的关系矛盾在于“生育”。

一个平权意识“应该较为成熟的地方”，“生育”依然影响着在这里生活的女性，该如何选择和她的伴侣继续后面的人生。

她也曾尝试过跟随男友去参加家庭聚会，和那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朋友们度过了孩子奔跑、大人尖叫的周末。

在那浓缩的家庭体验中，无数婚姻世界的裂缝扑面而来。

女主也和当时的男友不断地争论，男友会说着“很多人自己还没活明白就有孩子了”，一边仍不放弃说服她“我已经四十岁了，你比我小许多，我不能再等了。

”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尽管男主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漫画家，会和女友进行深入的交谈，似乎欣赏她的表达赞美她的文章。

他依然以一种“软压力”的方式在说服自己的伴侣帮助自己完成为人父母的心愿，即使这不是对方此刻的心愿。

当然，女主不是受害者或者值得同情的弱小女孩，她是一个受过教育、拥有选择能力的都市女性。

但同时她依然对自己的困境毫无办法。

以至于当意外怀孕来临，她也面临着时刻动荡不安的心。

这部电影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在以女性作为感受中心去讨论女性遇见的问题。

最后，当孩子又意外离开时，她悲喜交集的表情里也有松了一口气的安然。

梁永安教授在解读《小妇人》时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生命的打开，内部世界的多元化，一个人有更多的价值和更广阔的选择性。

经历了城市化、中产化，经历了丰富的社会变迁，个体积累了大量的差异性。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女性对这个世界更有一种蓬勃的要求，反叛精神更为强烈。

”女性在各种社会文明化之中，在发展、失序和建立新的脉络的过程里，开始迸发更丰富的诉求。

片中的朱莉处在女性成熟度最好的30岁年纪，但为什么身处如此良好的社会环境，接受如此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仍在这个年纪处于呈现出自毁式的迷茫呢？

而朱莉的状态甚至是世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她在生育和婚姻问题上的被动、她对身份建设的自卑、她在面对自我社会价值上的迷乱。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去年有一部90后女导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就以非常轻巧的方式在探讨女性的欲望和诉求。

一个幽默的桥段是，前妻一脸认真地说出“我只不过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在调侃和嬉笑里，释放了性别平权的巨大信号。

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部电影中的三位女性都全权以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作为中心，颠覆了老白（片中男主）的种种预期。

是近年来中国作品中，呈现女性自主性、自由度最宽适的作品。

这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女性行为上存在一种共性：从男性的眼光、逻辑、要求和期待中，跑了出来。

《致命女人》剧照。

但跑出来之后呢？

离开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的那些规则体系之后，我们新的人、新的女性，在前往新的环境下继续往前生活的时候，一定会有新的命题出现，也是朱莉正在面临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需要什么样的生命追求，去构建比较幸福的“个体生活”。

但跑，是前提。

不论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还是《爱情神话》，或者《致命女人》到国内不断出现的《爱很美味》《我们的婚姻》等，都无一不在呈现着越来越强烈的女性主体性，先让“自我”离开此前的束缚，是全球女性进行中的动作。

03第一人称单数“三八妇女节”时，日本女性主义先驱森崎和江女士说过的话又被大家纷纷转发：我们要退回扣在女性头上的种种称呼，回到无名。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名字，母亲、妻子、主妇、妇人、姑娘、处女……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第一人称单数”，也是这部电影接近尾声的章节标题。

前任患了癌症离开，朱莉也又结束了一段恋情，她一如我们初见她时一样，好像又回到了一个人的自由迷雾之中。

但终究还是不一样了，走到过“一切的尽头”，陪伴过昔日的恋人永别。

她坐在海边，看着朝阳一点点升起来，阳光洒在她的脸庞，生活如此，都会心碎。

她携带着这些过往，继续着三十岁以后的人生。

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段对人生精妙的总结：人间这出戏剧是只杀不死的九头鸟，一代代角色隐退，又一代代角色登台，仍然七情六欲，仍然悲欢离合，仍然是探索而至神秘、欲知而终于知不知。

所以坐在海边听闻噩耗的朱莉，虽然流泪但并无更多感伤。

因为你知道她会坐起来，还有后面的故事发生。

我说电影很温润，是因为如朱莉般的女孩可能都经历过几段感情、人生里开始过不同的序章，有过不确定的放弃和继续着不确定的以后。

在探索、寻觅、兜兜转转的过程里，开始接近那个藏匿的“自己”。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到了这里，电影超脱了关于性别的束缚。

它开始讨论的是任何对成长有渴求的人：我们面临的不过是为这个“自我”重建坐标系。

它像陪伴着女主和无数潜藏在这样人生档口的年轻人一起，剥去一层恐惧和焦灼的外衣，让温柔和耐力展露出来。

好像不必在面对海量涌入的信息而不知所措，大多数的社会比量开始失效。

女性的成长往往是从向内寻找开始的，她不再去渴求新一段的关系，新一份的职业，而开始选择在自己的遭遇中不断前行。

所以在片中后记，看到她举起相机从容地引导着生涩的女演员。

她能够为其他的女性提供信任的力量了，这时候电影所触达的连接如此敏锐，不只是在奥斯陆而是和世界上各处的女性一起犹疑、绝望、在平庸和想象中反复横跳。

我常用平庸生活将自己包裹，但每时每刻，作为自己人生的观众，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但只能是我，对自己下这样的定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我拒绝成为被审判者。

这个片名，妙就妙在它既是一种反馈也是一种自言。

但除了“第一人称”的我，谁也没有资格告诉我。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走走小姐；编辑：走走；校对：赵琳。

题图来自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非常轻盈。

所谓“寻找自我”的真相其实很多人都无法面对，那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自我。

那个所谓的自我是一种幻觉与愿望，寻找了半天最后发现“自我”就是一片空白，一团烟雾，一汪连自己都不想看见的泥淖。

那些令自己变得独一无二的才华根本不存在，它只存在于那些你从书上，新闻上和电影里看见的那些人身上，你误以为自己也有那一切，只是尚未发掘出来。

不不不，一片沙漠挖到底也没用水源。

这很残忍但很真实。

所以首鼠两端，所以惴惴不安，看了这个又要那个，以为这是年轻，但不过是脆弱。

很多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要创造一些什么的人，超越凡俗生活的人，但其实什么也创造不了，凡俗对他们而言已经需要垫脚去够。

这样的人在身边太多太多。

当然，这电影里没有批判，甚至也不想呈现这一切真相，只是追踪一种成长轨迹。

倒也挺有趣。

--- Frozenmoon（杨时旸）

和前任在将近两年之前电话分手。

前任并没有死，回到芬兰读了博，大概半年之前彻底block了这个人。

分手之后陷入了自我厌恶的深渊，因为分手分得很绝情，甚至没有给他任何挽留的机会，我甚至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想分手。

我以为是因为发现了他完全无法代替javi曾经带给我的，以为从来没有爱过这个人，只是想停止骗人骗己。

我变得不再相信自己的感情。

看完电影好像疏通了这两年自己的blockage。

从小时候离开家开始我都是没心没肺的活着的，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去寻找想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co-dependence的准备和期待。

21岁遇到了javi，突然allured by the idea of co-dependence，我不再去想自己，也可能是厌倦了一直独立的疲惫，沉迷在爱与被爱的精神世界里。

分手后好像co-dependence戒断反应一样，心里生了一个大洞。

也曾经想过等他好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再在一起，可是快一年之后他终于好起来，打了一晚上电话之后坐在阳台上突然意识到，依然还是要异地，他可能还会走得更远，复合了也是一起痛苦下去。

从那时候开始吧大概，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厌恶，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在一起。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

那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前任，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完全在假装爱这个人，也不是一直把他当成替代品。

我也曾经觉得这个人比自己更重要，试着去爱去关心，然后在某时某刻，或者说渐渐的，因为一些事情，和女主一样，意识到我不想与他co-dependent了。

分手scene除去提到女主父亲那部分，前任几乎说过一摸一样的话（怀疑是不是那一代的北欧白男普遍观点）：“为什么不能依赖我？

””为什么不能两个人一起解决你的struggle？

“”你心情不好，you feel stuck，不是真的不爱我了。

“最后扔下来一句：”说这些都是借口，你就是用了我再把我扔掉。

“想想幸亏是电话分手，没有女主精神那么强大，当面对质我绝对狠不下来心。

去年偶尔和javi聊天，他每次都会跟我说不要担心他，先考虑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吧。

但也许就像女主因为第二位男士和漫画家分手一样吧，对方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需要空间自己成长，我也无法verbalize为何觉得受困于这段关系，所以才一直拿着javi当借口给自己一个解释。

电影最后一幕联想到自己再联想到《第二性》，可能大多女孩子都会经历过一段或者多段intense co-dependence之后才会狠下心来独立。

不管最后是不是选择独立，又或者要经历多少段感情，希望我们都能不自责不愧疚自由自在的活下去。

颇具颓唐与愧疚口吻的影片名以自省、自嘲的姿态赢得了观众的注目。

在影片中，这样一句自我评价只出现过一次，即在第六章对埃德温上一段恋情的插叙中，跳跃而略带嘲弄的旁白回顾了埃德温在激进环保主义思想之下的慌张无措。

当他被尤利娅轻盈而坦率的美与生命力所吸引，并产生逃离现有亲密关系的念头时，他觉得自己背叛了女友。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背叛了前者所带来的环保主义，因而：“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埃德温的移情别恋在此并非仅用一句关乎“忠诚”与否的道德评判便可终结讨论，他的遭遇其实指向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困境——当埃德温渐渐因其女友所带来的狂热环保主义而消减了对她的爱，然而与其说他是背叛了恋爱，还不如说是他“背叛”了他自己也认同的环保主义。

可问题在于，他明明认同于女友、认同于环保主义，却为何又因此感觉窒息？

为何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却时时刻刻叫我们不安？

仿佛我们热衷于什么，什么就会折磨我们。

宏大的“主义”们统领着、笼罩着渴求有所信仰的人的生活，它仿佛伊卡洛斯眼中的太阳，那样正义与辉煌，却融化了他的翅膀。

然而，伊卡洛斯的自毁式的跃飞却正是他被铭记的一大原因——但如若某人开始在“主义”与“生活”的拉扯当中产生了向痛苦屈服地念头，那么，在渴求逃离的他将被认为是无法承担信仰之重的软弱者。

然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所书写的正是这样一种“软弱”。

除了埃德温，尤利娅也面临着几乎同质的困境。

拒绝婚育、拒绝男性说教、反思性爱中的权力关系、关注女性命运（如家族中的无数个“母亲）……尤利娅表明了她对女性主义的自觉认同。

然而，当最令之焦虑的生育责任突然降临在她的命运中时，她并无法果决地依据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而做出选择。

生活似乎并没有那么非黑即白。

她就此求救于先前与之就生育话题大起争执的前男友——“你能不能再说一次，说我会是一个好母亲？

”她这样恳求。

此外，加之尤利娅唯有在吸食毒蘑菇后方有勇气对她所怨恨的父亲给出奋力一击，有评论便以此将尤利娅诟病为“虚假的女权主义者”，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成了虚假的女性主义电影。

诚然，尤利娅挤压在“主义”与“生活”的罅隙之间的踟蹰不定，似乎不够果敢，但，这些并非猛士的人难道就不值得书写吗？

个体的痛苦难道应当受到鄙夷吗？

更何况，在最终章回中，她以孤独将自己与所信奉的“主义”紧密贴合，她成为了自己的圣女——这或许已然超越了软弱，触碰到了一种并非那么振奋人心，却在沉静中美满的勇气。

因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诚然并非那一类渗透着血泪的令人敬佩的女性主义电影，但它依旧细致地书写着女性生命体验，不急不徐地包容着怯懦、软弱、愤懑、勇气、释然。

影评者们在论及本片的女性主义倾向时分歧最为明显。

有的直接否认片中对女性生命经验书写的合理性，只谴责尤利娅无事生非、空虚造作；有的则扼腕于即便是在女性主动权颇高的北欧，女性却依旧为生育与父亲而哀愁。

在第二种评价中，我们可以窥见《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所揭露出来的第二种困境，即“自由的沉重”。

在尤利娅的国度中，物质层面的丰盈使之在众多时刻都能够保有选择的自由。

然而，按照萨特的论调，这样的自由正是痛苦与虚无的根源，因为自由给予了人选择的权利，同时更要求着个体为自己的选择担负全责。

尤利娅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从医学到艺术，热情散去后她开始疲于自己的声名沉寂；有选择伴侣的自由，然而这份自由像一根透明的丝线，引着她居无定所地游来荡去；有生育与否的自由，却依旧挣扎——这样说来，自由难道是件坏事吗？

我们难道必须指令与管控方可省却烦忧吗？

绝非如此。

在存在主义的论点中，自由是无法剥夺、无法挥斥的人之本质；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其能够意识到并主动承担自由所携带的责任。

因而，逍遥的随心所欲或许是自由的外观，但内里却沉重得多。

尤利娅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在庞大的自由面前，并不具备抉择、面对后果的勇气。

因而她不断地迁徙。

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叫我们多次长久地注视着尤利娅在清晨与夜晚的奥斯陆中游走——她的游走，是她在各种选择间犹豫不定的具象。

与其谴责尤利娅是“矫情”的（这个词有它天然的傲慢，将各色各式的忧愁都轻率地统括与贬低了），不如说她是一个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由”面前彳亍不定的迟疑者。

她一再延宕着自己的命运，一如烦闷的哈姆莱特。

由是，尤利娅的困境一方面是女性的，一方面由是超越女性的——这样沉重的自由所给予的苦练，平等地匀配给了每一个个体，其中有她、有你、有我。

除了上述两种困境之外，《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信息时代下新一代的困境。

在序章中，旁白略带讥诮地说，手机上每天推送的那些各类不幸新闻让尤利娅不安，因而她短暂地放弃了智能手机；在第六章中，旁白亦用同样的口吻说到，埃德温所接收到的各种环保主义思想让他觉得自己每日都与“西方人的罪恶”同吃同睡。

智能手机时代、网络时代让他人的苦难更为具体而微地推到了我们面前，他们的血泪让我们不安——世界上某个角落的人正性命攸关，我却端坐于我的餐桌前，这多么令人如坐针毡。

一方面，“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语）；一方面，无能为力的烦闷啮咬着我们的心。

那么，在堕入对他人苦难的麻木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本片并没有给出答案，“逃避”成为了约阿希姆·提尔的一则下下策。

“逃避”不仅仅是指尤利娅的关机、埃德温的移情，更是阿克塞的“乡愁”（nostalgia）。

已逾不惑之年的阿克塞怀恋着自己年轻时地世界——唱片店、纸质书、摇滚乐。

然而乡愁终究是一场可待追忆的幻梦，阿克塞也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因而他说他的怀恋不过是处于“畏惧死亡”。

约阿希姆·提尔仿佛借这两代人各自的困惑向我们无奈地摆了摆手——往者诚然不可谏，来者果真尤可说吗？

对于这三种困境，提尔仿佛都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观察而后临摹。

因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可以说只是一面摆在烦忧面前的镜子，沉静地将各种迟疑与挣扎诚实地呈现给了我们。

然而，这些难题的答案在哪里呢？

提尔或许会这样说——答案在透过三色玻璃所看到的奥斯陆中，在不坚强者的哭泣中，在反反复复地游走中。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热点。

光是为人母的社会-自我期待与鬼门关走一遭的风险间的残酷冲突，国内（《生门》、《人间世》这样的纪录片）国外（如《女人的碎片》）的影视作品均有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

在社会福利和平权建设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在这一题材近年来更佳作频出，如丹麦电影《爱在你手心》、《第二次机会》和瑞典电影《宾馆》（“机械姬”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一位因提前分娩未能按预期时间剖腹产而抑郁的新手母亲）。

而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将生育问题温柔地融合到“生”、“死”、“爱”的永恒讨论之中。

作为一部绝对的女性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仅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还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有力竞争者。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Julie）是一位典型的北欧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事业、伴侣和人生轨迹。

自由是她的首要价值，而这份自由却又带来些许迷茫。

随性的她最初学习医学，却因为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远多于对人类躯体的兴趣而半途而废。

兜兜转转到30岁时，她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业余爱好是摄影。

她也尝试写作。

她的男友阿克塞尔（Aksel）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已经40多岁的他期待着一个孩子。

而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焦点——阿克塞尔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而年长朱莉十几岁的他的人生也趋于稳定。

而朱莉恰恰相反。

朱莉说不清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觉孩子将会阻碍她的自由。

朱莉也隐隐感到自己无法自得地融进阿克塞尔的家庭和事业。

在阿克塞尔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她若无其事地离开，溜进一个婚礼party拿酒喝，假装自己是医生跟年长的阿姨们说母乳哺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也在这个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号艾文德（Eivind）玩了一场假装出轨的游戏：一对分别有爱人的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杯酒，互相讲出隐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观察对方小便……并嬉笑着判断“这算/不算出轨”。

艾文德关心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感到羞耻（这样的关怀和羞耻感在当今北欧年轻人中极为普遍），因而也不想要孩子。

终于某天，朱莉离开了阿克塞尔，奔向了艾文德。

但新的隔阂也在浮现……对中国观众而言，北欧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们未来或许将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东亚女性在层层期（束）待（缚）中的状态是消极、倦怠而无从逃离的话，那么已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在对抗性关系隐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间”这一处境中锚定自己，进而发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这个动力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一位女性不再受到来自宗教或礼教传统的显性束缚，也不受到与权力关系相伴的隐性束缚，当她在身体、性、亲密关系和婚姻上都具有绝对自主时，她为何仍怅然若失，时时需要从一个人身边逃到另一个人身边？

这种飘零的、无依无靠的感觉，正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世界的写照：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轻易结束。

曾经人们以为神圣和庄严的纽带，现在都瓦解了。

失去了这些坐标的女性，该如何定义她自己呢？

正像影片中最精彩的迷幻蘑菇一节，朱莉感到脚下的土地慢慢坍塌下陷，她终于无立足之地而飘荡。

在幻觉中，朱莉看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样子：经过哺乳的乳房严重下垂，四肢骨节突出，小腹和臀部的皱纹一层层耷拉成一片片臃肿。

清醒后，恐惧的朱莉披着被子在艾文德的怀抱里寻求慰藉。

而这样的慰藉当然也是暂时的——朱莉随后就会发现艾文德完全不像阿克塞尔那般能欣赏她的作品。

但显然阿克塞尔也不是一处可以永久停驻的港湾，因为向往自由的朱莉根本不愿停驻于任何一处港湾。

如果不是女主角（现在是戛纳影后了）的表演以一种惊人的天真和坦诚（如她笑着承认自己需要确认自己的性吸引力）感染了观众，这样一个角色恐怕很容易被骂“矫情”和“作”。

尽管如此，豆瓣评论区亦有不少人批评其为虚弱的“田园女权”，批评其恃靓行凶，心智停留在儿童水平云云，甚至连女主最终成为摄影师也解读为给画家前男友拍照而“依附”了男权的力量。

这样的争鸣比电影本身还要有趣。

因为它反映出的与其说是某种原教旨的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与性别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差异：在这个地球上，当一些女性在争取被动的自由时，一些女性已在探索主动的自由。

后者可能因为对我们过于陌生而显得荒谬。

而这样的探索哪怕看起来矫情、虚弱，如无头苍蝇般无处着力，也依然是珍贵而有其启迪意义的。

何况这样的探索明明是有现实根基的。

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远方早已不是远方，他人的生活同样能在本土激发新的震荡。

正如笔者本人的遭遇：笔者在丹麦居住时的房东是哥本哈根市政府的一位官员。

在那年的圣诞节他告诉笔者，年轻时他曾订婚，却终于因为恐惧失去自由而逃婚。

彼时彼刻，他的朋友们都和家人庆祝圣诞，他只能和年迈的母亲形影相吊。

他由是叹息自己必须为年轻时的选择承担今日的孤独。

他又告诉笔者，他的部门有多位专注事业的女下属在步入四十岁后，突然由不婚不育主义开始疯狂想要结婚生子。

但结婚生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听到这两件事的那一刻，笔者确实震惊了——在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女性面临的生育选择竟然有这样一个向度。

这是二十多岁的笔者不可能想到的。

在那里，生育问题或许不再受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的宰制，但生育问题仍和对衰老、死亡、孤独相连，和时间的不可逆转相连——在我们那单行线的生命面前，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而那些自相矛盾、左右横跳、甚至自己打脸的尴尬窘迫，也正是生命的真实样子。

于是，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在《奥斯陆，8月31日》和《盲视》后，成功地挖掘出生育问题背后的死亡焦虑。

而死亡焦虑也是他作品序列的一贯主题——时光流逝，墨水会流干，画纸会烂，人的肌体会形销骨立（如阿克塞尔患癌症后的样子），艺术家的创造力会干涸。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承载着某种朝向永恒性的寄托（如中国古人所说的“立言”），而这样朝向永恒地凝视反而确证了生命的有限——永恒的不可能性。

于是艺术的尽头也都是不得其解，杳杳指向只能嘶吼着我要活着那一天，正如影片结尾处，阿克塞尔坐在车上向朱莉痛苦诉说，我真的不想流露出脆弱，但我真的痛得无能为力；我不想在作品中被人铭记，不想作为记忆被你铭记，我想活着，我想和你一起生活，happy after。

而朱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死生亦大矣。

在死亡面前，生的力量就算不是不存在，也是微乎其微。

朱莉拼命从阿克塞尔那儿寻求确认（“你将是一个好妈妈”），似乎期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来挥散死亡的阴影，却在阿克塞尔去世后流产。

——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那种“死亡之后亦有新生”的流行叙事，被本片无情打断。

（而可资对比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浓墨重彩刻画或轻描淡写带过的死亡远远多于新生，甚至没有新生。

）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逝去也宣告了朱莉和艾文德“新的篇章”的完结。

如果多数婚姻是在孩子的润滑作用下维系的话，那么一个人晃晃悠悠也未尝不好？

在影片的结尾，成为摄影师的朱莉发现前男友一个去了天堂，一个已和别的女人生育孩子。

但她还是那副天真可爱的神态。

影片终结于朱莉的孑然一身。

而孑然一身却未必是孤独。

它也许是自给自足。

谁说女性的自给自足不是一种美丽的状态呢？

时至三月，距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还有二十多天。

在影迷们眼里，本届奥斯卡还是有挺多悬念值得期待，尤其是最佳女主角的归属，非常难以琢磨。

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3月27日举办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无疑是本届最容易预测的奖项，获得四项重磅提名的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拿下该奖几乎早已是众望所归、板上钉钉的事。

甚至有影迷把眼光放得更远，期待着《驾驶我的车》能将最佳影片同时收入囊中，重现两年前《寄生虫》划历史的盛况。

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虽然《驾驶我的车》大概率就会是最佳国际影片得主；但如果说关于这个奖项的角逐，还有哪部电影具有最终爆冷翻盘的可能性，自然便绕不开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就北美颁奖季的整体获奖战况来看，这部电影无疑是与《驾驶我的车》拉开最小差距的非英语片。

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最初亮相于戛纳，并为雷娜特·赖因斯夫赢得了戛纳影后。

而对资深影迷来说，该片的导演约阿希姆·提尔、编剧埃斯基尔·沃格特，早已耳熟能详。

俩人是当今挪威影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一对合作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的黄金搭档，他们的电影代表作有《重奏》《奥斯陆，8月31日》《猛于炮火》《西尔玛》等。

2006《重奏》

2011《奥斯陆，8月31日》

2015《猛于炮火》

2017《西尔玛》新作《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俩人迄今为止受众最广、口碑最好的作品。

原本鲜为人知的演员雷娜特·赖因斯夫能够凭借本片拿下戛纳最佳女主角，便从侧面印证了作品的质量。

雷娜特·赖因斯夫影片讲述的是年轻的女主角Julie不甘于眼前的现状，在选择做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世俗的女性人生轨迹的故事。

整部电影由十二个章节、前言以及后记所组成。

Julie原本是前途无量的医学院优等生，如果不出意外，她将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在大学中安稳地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随后迎来属于自己的事业。

但她却总是对眼下的自己感到失望。

生活在这互联网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无形的不安感让她愈发焦虑，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断网和逼迫自己埋头苦学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更何况她本来就并非因为热爱医学才学医，仅仅是觉得医学院门槛高，是她这种聪明人该去的地方。

随后Julie逐渐开始意识到，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人类心灵层面上的东西；对她来说，以具象化的人体解剖手术为主的现代医学实在是太过机械。

幸运的是，Julie的母亲欣然接受了她的想法。

于是，Julie便与医学院的一切彻底告别，包括他的男友。

然而，在换到心理学课程后，Julie并没有真正地安稳下来，她很快便又移情别恋转而爱上了摄影，并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

某次聚会上，Julie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之一，畅销漫画“鲍勃猫”的作者Aksel。

俩人在聚会上聊得火热，随即便发展成为彼此亲密无间的情侣。

即便俩人之间有着难以被忽略的年龄差，即便Julie认为Aksel的“鲍勃猫”漫画充斥着对女性的冒犯，但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挡不住，何况她从来都是只跟着感觉走的人。

Aksel邀请Julie参加家庭聚会，尽管有些令人不悦的、在所难免的小插曲，但这里的氛围总归是和谐欢快、其乐融融的。

或许是出于情不自禁，Aksel在跟Julie独处的时候，随口谈起未来抚养孩子的事情。

毕竟两人目前的关系稳定，而且Julie也已经30岁。

然而，抚养孩子的事却让Julie非常抗拒，她显然并不想要孩子，两人因此而闹得挺不愉快。

鲍勃猫漫画的畅销，使Aksel成为了受读者敬仰的名人，庆祝会上的热闹便已说明一切。

然而这对Julie来说，并没有那么激动和开心，她暗自觉得自己与名利场有些格格不入。

她独自离开庆祝会，迎着暮色，不知不觉中闯入另一场热闹的聚会。

这场陌生的聚会上，Julie认识了一个特别的男人Eivind。

他并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油腻，其风趣的谈吐和绅士的举止深深地吸引着Julie。

他们聊到反对出轨的话题，而身体上却又控制不住地暧昧起来，直到夜幕褪去，两人才依依不舍地道了别。

过了不久，在书店工作的Julie再度遇见仅有一面之缘的Eivind，两人随即旧情复燃，一发不可收拾，哪怕Julie明知Eivind并非单身汉。

做事果断的Julie跟Aksel提出分手，义无反顾地投入了Eivind的怀抱。

Eivind对前女友Sunniva充满了负罪感，但根本原因并非他的出轨，而是女友的特殊身世：在某次远足中，一只鹿的出现唤醒了女友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她对自己的血统开始产生怀疑，最后通过基因监测，确定了自己有3.1%的萨米人血统。

Eivind起初还有点不以为然，他很自然地选择支持女友“认祖归宗”的想法。

但逐渐地他开始没法面对女友，在他看来，女友的萨米人血统代表着西方人对欧洲原住民的罪行（环境破坏导致萨米人的栖息地危机），而他的纯正白人血统所代表的则是犯罪者本身。

这种历史情结，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为了减轻这份罪恶感，Eivind成为了一个物质消费上不折不扣的环保主义者，购物时总会考虑商品够不够环保。

虽说Julie和Eivind都是不光彩的出轨者，但两人同居后的感情生活大抵还算和谐。

直到有一天，Julie在电视上看到，前男友Aksel在采访中发生过激行为。

通过旧日朋友，她才得知Aksel罹患癌症晚期，已然时日无多……

纵观今年奥斯卡提名名单，共有三部非英语片获得了最佳国际影片之外的其他提名。

包括《驾驶我的车》（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用动画形式讲述阿富汗难民记忆的丹麦纪录片《逃亡》（最佳动画长片、最佳纪录长片），以及这部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除最佳国际影片外，还同时提名了最佳原创剧本。

2021《逃亡》非英语片获得与英语片相互竞争的资格，在整个奥斯卡提名历史上其实并不多见，足以见得这三部电影的受认可程度。

纵观埃斯基尔·沃格特和约阿希姆·提尔的合作，一向以高质量剧本和多元化类型著称。

尤其是作为核心编剧的埃斯基尔·沃格特，他独立执导的《盲视》和《无辜者》都以剧作上的精妙设计而备受影迷们好评。

2014《盲视》

2021《无辜者》即便不谈《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剧本有奥斯卡背书，我们也能够仅从影片本身的剧作呈现上瞥见一些巧思。

在世俗的价值观念里，我们通常都会认为Julie是个不懂知足的人，对自己和他人都极其不负责任。

学医是为贴合自己优等生的身份，学心理学是出于一时冲动，学摄影似乎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感情生活更是乱糟糟的一片。

这样的人若用“废材”一词以概之，似乎也并无不妥。

Julie之所以做什么都三心二意，根本原因便在于她的焦虑以及对焦虑的服从。

影片开头交代她在大学期间因各种信息的干扰而焦虑不安，甚至需要通过断网来静心；当她步入社会后，感情生活上的过于确定，又让她从一段又一段的亲密关系中选择逃逸。

直到影片最后，银幕前的我们也无法笃定她是否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但正是因为Julie对焦虑抱持不抵抗的态度，才使得她在某种意义上比大多数人更有对生活体验的发言权。

相比于大多数规矩生活的普通人，我们没法说Julie的生活不精彩，也没法说自己周而复始的生活比Julie更有价值和意义。

回望近期备受关注的华语片《瀑布》，它所讲述的也是这样的事情：贾静雯饰演的母亲总是在抵抗着自己的焦虑，面对丈夫的离弃、女儿的叛逆和失业，她选择极力否认和自我欺骗，最后得了思觉失调。

2021《瀑布》但当她开始决定面对事实重新来过，所有一切才终于豁然开朗。

世人往往会因为焦虑是负面情绪而选择抵抗、躲避，却因此而变得更加焦虑。

而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Julie正是因为对焦虑的不抵抗，才使她提前迈出了走向寻找自我和生活意义的那一步。

“我思故我在”何尝不是“我焦虑故我在”？

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完美人设，Julie和Eivind分别在各自的亲密关系当中出轨，道德层面的问题便让很多观众难以待见这样的角色。

即便是看似处境最为可怜的Aksel，在对待女性上也难免会陷入不自觉的性别歧视。

形容Julie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或许的确有些夸张了；但凭着她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能再显眼的自私，她对感情的不够忠贞……称她为影片中最讨厌的角色，似乎也是有理有据的。

而在她看似讨厌的背后，其实也意味着她践行了身为女性乃至具体个人的独立性，以及对自我的认同。

如此看来，Julie的讨厌又恰恰正是她勇气的体现。

旧日的社会观念中，女性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成为男权社会里高度道德自觉的附属品；而当下的性别平权所标榜的则是女性的人格独立，绝不依附男性而存活。

展望未来，当所有女性可以彻底不依赖男性而生存，当人格独立已然是被完成的事情时，女性的价值便体现在，她们真正地成为那个“去标签化”的自己，哪怕是做一个被讨厌的人。

因为做自己的前提一定是勇气，是即便成为世界上最讨厌的人也不回头的勇气，而Julie做到了。

尽管《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一部与当下生活有关的电影，但影片某种意义上却是关于女性平权的未来叙事。

影片的当下性其实并不需要太多解释，人物所处的时空和生活背景，以及他们所遭遇的那些困境，都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

而之所以称这样的电影为“女性平权的未来叙事”，则是因为电影中的女性际遇并没有大面积地辐射到世界各处，这是一个只有在具备北欧国家的福利条件和性别意识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的女性际遇。

因此对大多数地区的观众来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理想化的存在。

回望Julie的家族谱系当中几代女性的婚姻变迁史，从多生到少生，从无爱婚姻到有爱婚姻再到单亲状态，从女性35岁的预期寿命到可以活到满头白发，则侧面反映了女性生命周期、女性地位和女性意志的层层进化。

到Julie这一代，生育已经不再是一种必须实施的手段。

Julie家的女性树谱图，便恰恰揭示了影片叙事未来时态的朝向。

当谈到生育问题，这里聚焦的是女性意愿，而不是生育所带来的物质成本思考；当谈到一段亲密关系时，这里聚焦的是在亲密关系中的享受，而不是如何勉强维持亲密关系的忠诚度，标榜生而为人的美德；当谈到职业规划和兴趣爱好时，这里聚焦的是“我想做的”，而不是“对我的前途最有发展性的”。

在我看来，这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甚至不仅仅是女性平权的未来叙事，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可以拭目以待的未来叙事。

在过去的电影中，所有的自我放逐、自我毁灭几乎都是由男性完成，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是早已被男权世界习惯了的逻辑。

但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女性并不需要走到自我毁灭的地步。

她们只是不甘愿做那个贤良淑德的、遂男性所愿的传统女性，仅仅做她们自己，即可撼动被男性霸占的叙事权。

或许这便是影片的意义所在。

作者| 多尼达克；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1

重奏 (2006)7.72006 / 挪威 / 剧情 / 约阿希姆·提尔 / 安德斯·丹尼尔森·李 伊斯潘·克劳曼-豪纳本片男主（之一）安德斯·丹尼尔森·李（1979）成年后的处女作，出场于本片导演约阿希姆·提尔的处女作，15年前的《重奏》。

奥斯陆，8月31日 (2011)7.62011 / 挪威 丹麦 瑞典 / 剧情 / 约阿希姆·提尔 / 安德斯·丹尼尔森·李 玛琳·克雷平而女主雷娜特·赖因斯夫（1987）演出的处女作同样是在约阿希姆·提尔的电影中，他的第二部影片，10年前的《奥斯陆，8月31日》——它也是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最后的年度十佳之一，安德斯同样是影片的主演；而这次，雷娜特则借《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赢得了第74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

所以，这次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从选角的迹象上推测，约阿希姆·提尔是有点回归原初的意思的，同样的浪漫，写实，甚至接近轻喜剧的质感——到《奥斯陆，8月31日》其实就已经过于强调写实了。

这次《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豆瓣评分比《重奏》还高了0.1分，在imdb甚至爬上了8分档。

总得来说，约阿希姆·提尔可以说是新世纪豆瓣7分档文艺片中最有个人叙事质感的导演之一了，非常值得关注。

2

猛于炮火 (2015)7.22015 / 挪威 法国 丹麦 美国 / 剧情 / 约阿希姆·提尔 / 加布里埃尔·伯恩 伊莎贝尔·于佩尔《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约阿希姆·提尔的第五部影片，中间他还拍了部英语片《猛于炮火》，无甚反响，然后一部恐怖片——估且这么说，或者说心理惊悚——《西尔玛》。

期间一直共同合作编剧的埃斯基尔·沃格特——《重奏》中相互竞争的写书二人组大概有他们自身的一点影子——他自己也开始拍片了，先是《盲视》，然后同样也是今年推出的第二部导演作品，《无辜者》。

盲视 (2014)7.42014 / 挪威 / 剧情 / 埃斯基尔·沃格特 / 艾伦·多丽特·彼得森 亨瑞克·拉斐尔森

静止的一人世界里的日剧跑

转场的剪辑匹配（我做了个倒镜gif，在最后）《重奏》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点今 敏的质感，而《盲视》就更甚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人》53分钟至58分钟的这段视觉化的（分手决心）心理活动就非常今 敏。

西尔玛 (2017)6.72017 / 挪威 法国 丹麦 瑞典 / 剧情 爱情 科幻 悬疑 惊悚 恐怖 奇幻 / 约阿希姆·提尔 / 艾丽·哈尔博 卡雅·威尔金斯

无辜者 (2021)6.92021 / 挪威 瑞典 丹麦 英国 法国 芬兰 / 惊悚 恐怖 / 埃斯基尔·沃格特 / 雷克·蕾诺拉·弗洛特姆 阿尔瓦·布林斯莫·拉姆斯塔德《无辜者》的定调则与《西尔玛》类似，所以我认为它们其实是一个框架内或延续的类似现代文明社会恐惧主题的两生花，而且，不得不说，《无辜者》拍的比《西尔玛》要好。

3

雷娜特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在选专业确定人生事业的时候，从医生到心理咨询师再到摄影师，年轻，游移不定，但又决绝，与此同时，男朋友也换得更劳勤，觉得自己该稳定下来了，好像也稳定下来了，但似乎仍然没到达对的点。

在电影世界里，最糟糕的人可能是其中的配角。

虽然奥斯卡给配角也设了最佳。

当最后雷娜特透过玻璃落地窗看到前男友一家三口和乐融融的时候，她肯定忽然意识到了，在她认定自己才是主角的他人的人生中，其实她自己才是配角。

原本在橱窗外的，现在变到了橱窗内。

雷娜特最后仿佛是一无所有，但她似乎又得到了她最初的预期，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灵上的什么重要东西，也甭管它是什么。

当你失去所有窗口的时候，那东西就出现了。

当你发现原来别人都是主角的时候，其实你才是那个配角……也只有在这个顿悟的大文本中，你才最终升格为主角。

“确实，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很自由。

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压力实在太大了，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总是在看手机。

就拿威廉来说，如果我们不限制，他可以一直看手机。

”“你确定你现在是清醒的吗？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坐什么？

你在毁掉什么？

”“哎哟，别这样。。。

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在拿我撒气吗？

”“我想了很久。

我受够了，还要我说什么呢？

”“我真受不了这种事，难受的要死了。

不过好吧！

你走吧，如果你想走的话，我趁你打包的时候出去走走。

”“我一遍遍地看我喜欢的老电影，林奇的电影，《教父》系列，《热天午后》，很多遍。

确实如此。

”“我成长的年代，文化通过具体的物件来传承的，这样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可以生活在它们当中，我们可以把它们拿起来，放在手里，互相比较。

”“不管怎样，我还是如此，这就是我所有剩下的东西了，无人在意的关于一些愚蠢和无用的东西的知识和记忆。

””我开始崇拜过去的事物，而现在，我没有未来，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只能往回看，然后，这还算不上是怀旧，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因为我害怕。

这和艺术没有关系。

我只是在试着消化。。。

”“我受够了一直假装没事，这种痛苦的感觉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一切都糟透了。

还有，我不想成为你的回忆。

我不想成为你脑海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