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

写在文首，我认为《蜂鸟》更像是青春片应有的基调，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和打打杀杀，也没有多么浓烈的生离死别，全片都以一位初二少女的视角，将她的一段生活平铺直叙、娓娓道来。

故事发生在1994年，韩国圣水桥断裂事件前后，一位怀有心事的女孩与家人、“男友”、好友、“追求者”、女老师的故事由此展开。

关于家人恩熙有一位早熟叛逆的姐姐，一位爱对她实施暴力的哥哥，一对对她抱以厚望但是却缺乏关心的父母。

姐姐常年逃课出去玩耍，半夜也会偷偷带回她的男友；哥哥是父母眼里的优等生，是上名牌大学最大的指望；而恩熙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年糕店，父亲的独断，母亲的隐忍，也总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

影片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姐姐因为逃课被父亲罚跪指责，而优等生哥哥却喝完水起身，剩下了清理桌面的母亲。

家庭地位中，男女之别高下立见，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了不断隐忍的恩熙与恩熙的姐姐。

而后，恩熙的舅舅来到家里，借着醉意向恩熙的妈妈吐露儿时开始对她抱有的歉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学费，想必他的妹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过着全然不同于现在的生活。

从这可以了然，原生家庭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我们在年幼时遭遇的不幸或者不甘，在长大后总想避免此类发生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以此来弥补自身的遗憾，这才有了妈妈后来对恩熙的一番吐诉。

但她为了孩子或者为了自己，早已在疲惫的生活里失去里反抗或打破重来的力量。

而恩熙父亲是一位独断独行的父亲，饭桌上自己滔滔不绝，却不允许其他的家庭成员表露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待自己的孩子甚是严苛，自己却会偷偷出轨。

在一场争执里，母亲戳穿了父亲出轨的实情，并拿台灯划破了企图施暴的父亲的手臂，母亲迟疑了半晌，便开始手忙脚乱找起了药箱，那一秒钟里，我能看到父亲的眼里也流露出了一丝愧疚。

而第二天一早，父母又重新坐在了一起，看着早间喜剧，嘻嘻哈哈，像昨晚的故事全然没有发生过。

恩熙才明白，原来成年人的世界里，修复的速度可以这么快。

而恩熙的哥哥，应该是全片中最有普遍性的存在。

他的存在展示了韩国男权父权的缩影，他用他的努力学习为父母营造出好孩子高材生的形象，并且以此当作他施暴的挡箭牌，认为只有优等的身份能够令他何时何地都充满优越感。

哥哥想使唤恩熙，但是恩熙稍稍反抗，他就从书桌前起身，去往妹妹的房间，一个不长的空镜头里，混杂着妹妹房间里传来的摔东西与恩熙因为疼痛传来的咬牙呻吟，构成了一副隐晦的施暴暗喻。

饭桌上，恩熙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哥哥打我了”的事情，而父母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小孩子的争吵而一笔带过。

这是恩熙第一次反抗失败。

在和中文老师约定了，以后一定不要挨打，一定要奋起反抗之后，她又一次反抗失败了。

不由得使她陷入思考，到底这样的反抗，有什么意义。

可能只是徒增自己的伤口罢了。

受了哥哥一耳光的恩熙最终耳膜受损，医生问她：“需要诊断书吗，因为诊断书可以当作证据。

”恩熙只字未提家庭暴力，可是医生却了然于心，似乎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但是恩熙却说，不必了，这是她在第二次反抗之后，最终选择了妥协。

恩熙的姐姐，是一位十足十的叛逆早熟少女，早恋、幽会、逃学，样样都干过，她的行为对恩熙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都经历过家暴，在恩熙第二次反抗失败后，她们俩四目相对。

关于“男友”与“追求者”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个青春期少女春心萌动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恋爱、失约、重修旧好、拒绝复合的成长故事。

最初恩熙和“男友”并肩走在林荫小道里，后来她与他在阴暗的楼道里接吻，跃跃欲试，这时关于二人镜头的描述则成为了十指相扣走在小道上。

男生的表情充满惊喜和难以平复的雀跃，而恩熙的表情却若有所思。

我想，这并不是情到深处的一吻，而像是两个人对于未知体验的探索。

后来，像那些不告而别的故事一样，男生莫名失约了，恩熙痛哭流涕，伤心失望之余，默认了一位女生的“追求”。

这位女生“追求者”为她买花，陪她消遣，去医院探病，做了一些令她幸福的小事。

但是这段感情的存在，仅仅只有一个学期。

这是少年时期感情的真实写照，一段感情常常莫名而起又无疾而终，新鲜的爱意常常还没有过时就已经过期了。

所有自以为是的感动到头来会因为短暂的时间、父母的责骂而断然消失。

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不成熟的感情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那个青涩的时刻，教会了少年的我们怎么样爱与辨识爱。

关于朋友在这部影片里，关于友情的定义十分微妙。

恩熙和好朋友一起上中文补习班，一起嘻嘻哈哈消磨时光，一起上课写小纸条，一起分享家庭里那些难以启齿的事件。

她们的友情从中文老师的交友篇开始进入正题，“相识的人有很多，但是知心的人没有几个。

”但也是从这里引出了一段恩熙和中文老师的共鸣。

从这之后，她们遇到的偷窃风波，朋友直接向被偷窃店主脱口供出恩熙父母的电话与工作，让这段感情开始破裂，期间很久她们没有往来，中文老师就是在此后进入了恩熙的生活。

后来，她们重新回到补习课堂上，课后恩熙：“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和好了。

”的确在幼年时期，小孩子眼里很多感情都是难以修复的，但是慢慢长大后会发现，原来不可被原谅的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在这个时候，恩熙开始逐渐了解和解的过程。

但是随着年岁见长，这段原本就不怎么坚固的友谊依然会显露一些当初没能修好的痕迹。

关于知音我并不想把女老师对于恩熙定义为一个模糊暧昧的仰慕者的角色，我更想把女老师定义为恩熙的知音。

在影片中老师出镜率其实与其他配角平分秋色，但是实际上，影片里对于女老师的形象塑造却是十分饱满的。

对她的初步印象是：她抽烟，表情冷漠，她有着高雅的趣味，她对学生观察入微也体贴入微。

全片看下来，才深觉远非如此。

她问恩熙喜欢什么，恩熙说，我喜欢漫画，老师说，我也是。

一语成谶，这是她们成为知音之始。

后来，恩熙因为偷窃风波与朋友断开联系，老师的教室成为了她的避风港，老师为她沏上一壶温暖的茶，告诉老师遭遇家暴的事，老师似乎欲言又止。

再后来，恩熙再次和小男友分手，她再一次找到老师，和她并肩走在一排挂满抗议竖幅的老房屋前：

老师教会了她，要慢慢学会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要肆意同情他人，看上去这是一个残酷的处世哲学，但是老师的行为却并没有认真贯彻这样的哲学，这是这个明事理的女老师给这个懵懂少女的温柔。

后来恩熙为割肿瘤住院，老师再次告诫她，面对暴力，不要隐忍，要奋起反抗。

老师的郑重似乎像在告知给观众她曾经也拥有一段类似的故事。

她们匆匆一别，女老师离开了中文培训学校，她们再也没有见过。

后来圣水桥倒塌，她最担心的姐姐安全回到了家里，她也收到了一份来自老师快递，是一个素描本，她拿起纸笔决定给老师回信并亲自带过去。

后来到了女老师家，却被她母亲告知，她因为圣水桥倒塌而遇难了。

这让我想起影片中电视里播放圣水桥事件新闻之前的一个镜头，恩熙走在曾经挂满竖幅的和老师同行的路上，但是竖幅却被撕碎，其中一副被定格在了“我们死也……”，这句话更像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也像是老师发出的最后的抗议。

于是镜头一转，就是电视里播放的圣水桥坍塌事件。

知道老师遇难后的恩熙，央求姐姐与姐姐的男友带她来到圣水桥缅怀，影片亮丽的主色调突然变得阴暗悲伤。

看到这里，才对女老师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她抽烟，表情冷漠，她有着高雅的趣味，她对学生观察入微也体贴入微。

她也经历过家暴，她也曾是家暴里难以反抗的受害者，她也许也听从母亲的话努力学习，以为考上好学校就可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把从前受过的委屈都昂首挣回来，但是幼年受过的伤害会一支存在，所以她和恩熙拥有共鸣，她才会如此对待恩熙，希望她不要再成为下一个自己。

我想这句话也许就能够得到解释了吧。

恩熙以为她对老师的情愫是喜欢，是钦慕，事实上是因为彼此惺惺相惜。

站在青春里，我想每一位少年都会遇到一些疑问：什么是爱？

什么是责任感？

什么是归属感？

什么是友情？

甚至什么是活着的意义？

对于渺小的我们，这些问题也许会一直存在，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发问都能得到回响，甚至有些答案我们需要一辈子去回答。

半夜看我已经哭的不行了。

这是一部不能用女性主义来定义的电影，我甚至很难去强调所谓的女性视角这个维度，时代背景也并不重要。

它只是在极为平淡的表象下灌注生活的本质之痛。

说这部电影狗血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就算有也是毫无感知力的心。

这难道不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状况？

青春的表象给它蒙上一层柔和的薄纱，但这种薄纱反而更加凸显出背后力量的形状来。

这种处理方式的意图恰恰是抹去那种时代的特殊性，而留下的是普遍的痛和迷茫。

我觉得其实影片没有必要做到像《请回答1988》那样如此细致而真实的服设和道具设置，它之所以告诉你具体的时间和年代，是为了把真实放进来，是为了让人更有切近感。

因为生活必然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脱离的，但这种不可能脱离性确实没必要因为具体的设计而转化成一种对主题表达的桎梏。

这种痛从何而来。

其实甚至不在于所呈现出来的每段人物关系具体的离合聚散。

虽然说关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所支撑出来的生活本身。

它是没有回应的。

影片开始，尚且是隔着一扇门呼唤，无人应答。

仍然还留有用逻辑去解释这种无人应答的空间——因为找错了，走错了。

也就是说至少还存在一条对的路，存在一个对的门，只要你去寻找，总会有回应。

在这样的前提下把整部影片铺成开来。

到中段的时候，那段无论如何呼唤都没有回应的母亲可以说是全片我最喜欢的设定。

恩熙在这里喊的是妈妈，一般来说，是建立在无数次呼唤母亲而母亲对自己的回应的基础上的。

但这里的不回应，留下一个空白，是母亲专注自身（自身的视角）而不曾做出回应，不曾做出被这种亲子关系所覆盖的回应，甚至离开了。

这可以说充满了精神分析的隐喻性，在主体意识到母亲并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孩子独立于母亲的欢愉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母亲在朝向自己而并不回应孩子的时候，母亲是处在大写之物（das Ding）的位置上的。

这种隐喻的处理完全消解了存在所谓“对的门”的可能性。

因为所谓的大写之物，根本特性就在于它是最原初的，因而是不可能被把握到的。

而在这个桥段之后整个电影就开始将这种遭遇大写之物的创伤呈现出来。

从具象化地割裂肿瘤开始，到大桥的坍塌，关系的彻底死亡（关系中对象的死去），世界的伤口暴露出来。

生活的本质就是痛，生活的本质就是那看似坚强却不可预测地坍塌了的大桥，生活的本质，刨去那些毫无波澜的表面，它就是一道巨大的伤口。

这种青春的视角，意义就在于去更敏锐地捕捉这种伤口。

我们始终在围绕着这个伤口对它进行想象性的重构。

即使不从拉康的升华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想象性的重构，至少我们一直都在想象存在某种关系某个人可以填补生命的这道伤口。

可这种想象并没有错，是依靠着这种想象生活才得以维系。

即使这种生活的维系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人想要把自己的灵魂甩出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可这种彻底的解放是不存在的，必须要记住，它是不存在的。

即使生活“平静”如常，它依然是千疮百孔的。

记住这种解放是不存在的就意味着，记住老师对恩熙所说的最后一番话，“别再挨打了，如果有人打你，无论如何都要奋起反抗，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千万不要对生活坐以待毙。

译：lis***请勿转载*** MUBI：《蜂鸟》让我觉得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 ，所需经验恰恰必须截然相反，你在创作中掌控一切，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在影片中，这让我一度感到力量的极端丧失，因为恩熙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心血来潮的影响，那些人又比她强势。

在拍这部片子的最初，你是否想要探索某种特定的核心情感和经验？

金宝拉：我在纽约的时候，重新回溯了自己的青春期。

我出生在韩国，来纽约读硕士，在这一期间，我在情绪上很难感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那时常常做关于青春期的噩梦。

那是我电影的起点。

我开始做很多关于重返初中的噩梦。

在我的梦里，我不得不再去读三年初中，这真是灾难。

你知道的，韩国年轻人即便结束了服兵役也还是会做必须再回军队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

于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

回溯一下那个阶段吧，因为其中隐藏了一些什么。

”所以，我开始写我当时经历的一些事件、场景和对话，一开始并不像剧本，更像我散乱笔记的集合，2013年，我开始写故事大纲。

这花了我很长时间。

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冥想，然后开始写剧本。

MUBI：当你开始写完整的剧本以及选角时，你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你的情绪有具体的呈现吗？

会指引你执导影片吗？

金宝拉：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这方面你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意识到即便身体成熟了，我们依然背负着来自那一时期（需要我们重访）的情绪重担。

一度，我以为自己是英智这个角色，是成熟的。

我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是在创作和选角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心里依然有一部分是恩熙。

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

我也对初中女孩做了调查，我和我的女主演跟很多女孩聊天，聊她们正经历的情绪。

我和我的主演工作关系融洽，我们谈天说地，聊了好几天，不仅仅是为了排练。

我们试着不要排练太多遍，因我我不想扼杀新鲜感。

那些日子，我们聊成长、聊她关心的事。

MUBI：影片的第一场戏建立了摄影机和恩熙之间亲密的关系，在那里，只有摄影机和恩熙，再无他者，这似乎建构了摄影机在这个影像世界里的存在方式。

恩熙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遗弃、误解和无视，但是摄影机从不会忽视她。

我很好奇，将摄影机和恩熙置于角落而世界在另一边，就此而言，你在摄影上是否有特定意图。

金宝拉：当然，我的摄影师（Kang Guk-hyun）和我讨论过如何聚焦在恩熙的情绪上。

就摄影机运动和景别而言，我们跟拍她的脸、情绪和身体运动。

恩熙看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的意图，因为这是一部写实的电影，所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尽己所能地诚实，我们不想为了时髦而拉近或推进摄影机。

我们想聚焦在情绪上。

我们必须就摄影机移动与否做好决定，每个决定都是慎重的，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何时该移动。

我很高兴我和我的摄影指导都有很好的直觉。

MUBI：这似乎也适用于声音设计。

这部片子不依赖配乐去达到特定的情绪。

成长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常常很依赖配乐去达到情绪高点，有可能是这部影片不用煽情配乐就不太自信。

这部电影的音乐感觉很独特，似乎回应着电影的情绪，而不只是烘托情绪。

金宝拉：我的作曲师（Matija Strniša）跟我讨论过如何进行音乐表达，他真的非常厉害，我有意要他做电子类音乐，也就是有当下气息的氛围类电子乐，因为这是部反映另一时代的作品，所以我希望音乐现代一点——不要赶时髦，而要有点古典。

我要他制作古典、灵气的电子乐。

MUBI：说到你为恩熙这个角色选的女演员，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恩熙的选角花了你三年时间。

这很需要耐心。

你有担心过自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吗？

金宝拉：这是我最大的恐惧，真的。

我很感谢恩熙的扮演者智厚。

她把这部电影当作自己的初恋。

最终能找到她，真的很幸运。

这三年，我也不是每天都在选角，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时地安排试镜。

开拍那年，我遇到了这个女孩，她甚至没有经纪人。

她是从大邱来首尔的，那里不是乡下，但也不是时髦的大城市。

从最开始，她就表现很好。

念台词和台词间的潜台词的时候，少年演员常常读不出潜台词，但是她可以，她悟性很高。

这是一次极其幸福的相遇。

MUBI：我留意到有两处恩熙拿起小说的细节，先是黑塞《漂泊的灵魂》，后来是司汤达《红与黑》。

这部影片关注恩熙内心生活的方式非常小说。

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小说？

金宝拉：有的。

MUBI：哪些小说启发你了？

金宝拉：我很爱读小说，创作这部电影也的确受到小说启发。

尤其是黑塞的书，他其他作品要比《漂泊的灵魂》更流行，但是《漂泊的灵魂》的主角跟英智很像，因为克努尔普（《漂泊的灵魂》主角）是一个不遵循社会标准或规则的人物。

他没结婚，没有孩子。

我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不遵循社会规则，但是又不会批评那些遵循的人。

有时人们会批评过正常生活的人，但我不认同，因为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

英智是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但她不会给跟她不同的人贴上愚蠢或平庸的标签，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至于司汤达，《红与黑》主角于连很像我作品里的初中生。

他思考很深，对自己感到羞耻。

对我来说，追随他的旅程是很有趣的。

回到电影的小说气质这个问题，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更有兴致读小说，几乎不看电影。

我想从绘画、摄影等其他媒介获取灵感。

我写作的时候读了大量小说，我觉得这在我的电影里有所呈现。

我更习惯以小说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MUBI：我想问问关于男人哭泣的情节。

这有点让我想起洪尚秀的电影，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告诉我怎么看——捕捉到了男人如何哭泣。

丑陋的哭泣，因为他电影里的男人不常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哭，所以哭哭停停，非常不雅。

你电影中也有两处男人哭泣的细节。

金宝拉：（笑）是的。

MUBI：你电影中的情感既因强烈的即刻危险性而不去表达，又因太过琐碎而难以提及。

这很矛盾，尤其表现在男性身上。

金宝拉：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电影跟洪尚秀电影之间的联系，但也很有道理，因为总的来说，洪尚秀也在他的作品里嘲笑男人，不过我在这方面比他温暖。

他更冷。

他是位男性，所以我的方式有不同的语境。

你是韩裔美国人，所以你知道韩国男性的行事方式。

MUBI：是的。

金宝拉：我的确看到过一些韩国男人突然哭泣，蛮荒诞的。

每次看到，我都很惊讶。

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哭的时候就很不明所以，没来由。

他们哭的时候会很沉浸，有时很遗憾，他们因为太过关注自己的情绪，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不想在影片中把这些表现得太滑稽或太消极。

我想展现的是这些人也是人类，他们是三维立体的。

我想表现男人不同的一面，或许是大多数男人的，而不仅是韩国男人。

我当时在思考，圣水大桥倒塌之后的晚餐，谁会哭得最厉害？

有可能是哥哥，因为他对一切都心怀愧疚。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得到了一切，也得到了所有的关注，但其实他没有。

他也是受害者，他没有好好地被爱，他被爱的方式是有毒性的。

MUBI：有条件的爱。

金宝拉：有条件的爱，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我对这个家里的男性角色很有感情，因为这个家庭反映出我自己的家（我深爱着的），所以我尽己所能，仁慈地描绘他们。

MUBI：你刚刚谈到圣水大桥倒塌后的晚餐。

韩国人极其重视食物，这也占据了电影很大一部分。

食物成了情绪能安全改道的方式，在那里，情绪安全着陆。

韩国人和食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金宝拉：你说到点子上了，总的来说，食物对亚洲家庭很重要。

我小时候对我妈做的饭很满意。

她不知该如何表达情绪，但她能做出很美味的饭。

我现在是她养育家庭时的年纪，现在我觉得：哇，她那时太伟大了！

她那时很会做饭，我现在就不会做。

我想表现这个家很温暖的那一面，即便他们各自混乱，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不开心。

MUBI：你刚刚提到一个场景：恩熙吃韩式土豆饼，母亲在旁静静看着。

作为一个韩裔，我也有那样关于妈妈的回忆。

金宝拉：没人会再那样为你做饭。

MUBI：我猜想，你会被问到或许已经被问到，这部电影是否是你的个人故事抑或个人传记。

我对这个问题没兴趣。

相反，我好奇的是，你现在与自己的电影之间是否有了不同的关系？

这部影片先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映（被视作“本土电影”），接着去了柏林电影节，现在到了翠贝卡电影节（被视作“外语电影”）。

金宝拉：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得想一想。

最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我。

完全就是我。

但是，在写剧本的这五年，我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

现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之后，我真的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集体情绪的，关于每个人的情绪和过去。

超出了我的经验。

鉴于观众的反应真的很情绪化。

在釜山，每个人都哭了。

在柏林，就很不同，他们很平静。

他们的表达反馈的方式是不同的。

但是在釜山首映式上，我真的觉得这是关于九十年代集体创伤的，作为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曾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人。

就男权而言，韩国依然如此。

很多观众在电影里发现了自己。

所以我不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它变得更广阔。

它的确有关我的过去，但现在不止于此。

MUBI：韩国影评人对电影中同性或双性恋身份呈现的讨论，和柏林或美国有何不同？

金宝拉：稍微有点不一样。

韩国观众不太问恩熙的双性倾向。

在韩国初高中，女孩常常对彼此心动。

这蛮普遍。

对于双性恋，她们是流动而开放的，因为她们不会去定义。

但是进了大学，就变了。

在西方，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描写双性恋。

我总是会回答：没有原因。

双性恋存在，于是我写下。

一些人觉得恩熙的双性倾向只是暂时的或者就是尝试。

我不觉得是尝试。

最终，有新意的原因就是，恩熙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是为了表现她不爱评判的品质。

她自由而反叛，就像少年英智。

在这个语境中，恩熙的双性倾向非常自然，也符合她的角色设定。

MUBI：如果恩熙真实存在，那她现在应该37还是38岁了？

金宝拉：（笑）37岁。

MUBI：在韩国电影史上，女性电影人没有男性多。

但是最近有一些出色的电影出自韩国女性电影人之手，比如全高云《小公女》、李贤珠《恋爱谈》，这些片子似乎能反映韩国年轻女性的现状，三十几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

这似乎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金宝拉：女性电影人处理过很多此类话题，因为我们自己就财务很不稳定，所以我们会在作品中反映自己。

很多影片都是男性主导，女导演的电影很难筹钱。

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是觉得自己能拍电影，都很困难。

但是，韩国电影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确通过制作好的电影，掀起了新浪潮。

说回资本主义这个话题——韩国女性正处于艰难期。

男性也艰难，但是女性尤甚，因为我们依然遭受着IMF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不过，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总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

MUBI：这让我想起李沧东《燃烧》的一个片段，一个角色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为女人而建立的”。

你在另一个采访里也说道，并没有太多女性电影人可以仰望。

哪些电影人给你带来灵感？

金宝拉：我喜欢李沧东。

尽管他对女性人物的看法很保守，但我还是很欣赏他的艺术作品。

韩国女性导演并不多，但我真的很爱韩国小说家吴贞姬（Oh Jung-hee）。

韩国女性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礼物。

如果我是韩国男性或是美国白人男性，那我就拍不出这部电影。

需要去体会复杂的人类情感，因为你正经历着。

《蜂鸟》近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单元”竞赛，收获好评。

电影讲述八年级少女恩熙的青春故事，时间是1994年。

三个重要事件标示出这一特殊年份：1994年的世界杯、金日成的去世、圣水大桥（Seongsu Bridge）的倒塌。

电影呈现出一幅典型的90年代韩国家庭画像：苦闷父权的父亲、柔弱无力的母亲，问题重重的孩子。

导演金宝拉以敏锐的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现实，记录下女性压迫的成长环境。

小女孩恩熙在不确定性中展开她的青春生活：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让她喘不气来，男朋友让她体验到爱情滋味，女性友人投来的示好让她受宠若惊，与好友一起逛酒吧、夜店，在超市偷窃遭遇伤心的背叛，围绕在恩熙身上的是青春期少女的普遍经验：对未知世界感到迷茫和无助。

她在新来的中文女教师智英身上找到榜样和依靠，两人建立起不寻常的友谊。

智英的率性、洒脱让恩熙在严密的现实环境中找到喘气的缝隙。

电影遗憾地结束在智英写给恩熙的信上，再见已成永远，智英在大桥坍塌事件中死去。

恩熙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第一次触电的朴智厚奉献了几乎完美的演技，将少女敏感细腻、迷然懵懂的状态表现得入木三分。

金宝拉通过长镜头和特写镜头带着观众进入恩熙的内心，让观众感同身受。

《蜂鸟》让人想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两部电影都是青春片，都讲述了青春期孩子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迫下面临的成长困境。

电影中有一幕，恩熙的穿着与小四的打扮如出一辙。

某种程度上说，比杨德昌更进一步，《蜂鸟》同样是侯孝贤式的，这说明电影是对东方独特世界观的呈现。

电影里的每位家庭成员都遭遇人生困境，如同《一一》；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不断发生着内部损耗，这是侯孝贤发现的东方式家庭的秘密。

《蜂鸟》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它的年代感，94年的物质生活看起来与当下差别不大，但这并不影响观看。

几个重要事件的加入主要为了涂影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必做过多政治态度上的引申。

另一个问题在于结尾拉得过长。

电影原本可以巧妙地结束在恩熙伴着音乐起舞的那刻，但为了让智英的“死后箴言”更富教育意义，不惜将智英残忍地殒命在圣水事件（太过巧合）。

甚至于，三个孩子共同望向断桥的背影也是极好的收尾，这样就不必用念信的老套方式结束电影。

（念信收尾，是《蜂鸟》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另一处相似的地方）电影此前参加釜山电影节，获得KNN观众奖和NETPAC奖(亚洲影评人协会奖），并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生代青年单元获评审团大奖。

这是韩国女导演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

金宝拉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导演硕士学位，《蜂鸟》由其之前的短片发展而来。

金宝拉之后的电影之路不可限量。

我时常认为，一部电影是很难解释那些鸿蒙难懂的大问题的，比如什么是爱，如何面对死亡，甚至在影片的尾声直接点题“要怎样活着才是正确的”。

可一部电影在做的，或者说我们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回答这些问题，而是从“无视”走向“看见”。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女主角金恩熙在错误的房门前焦急的敲门，情绪慢慢走向失控，就是屏幕前的我们在面对问题时候的缩影。

镜头缩小，矩阵排列的单元房无限重复着，一方面解释了走错房间的原因，一方面也深刻的揭示了如蜂巢般的家，在这个世界里是多么千篇一律。

父亲不加修饰的开小差，母亲的沉默和发狂，父亲惊讶的眼神，母亲慌乱的包扎，一切都在划破手臂之后顺理成章的翻了过去，甚至在第二天若无其事的坐在一起看电视。

生活就是所有随机事件的总和，没有人去计划，船到桥头自然直。

遇到分歧时哥哥殴打妹妹，“他们会觉得对不起我们吗”，为什么在意，只要你坚持过去了没有自杀，那么这些也会像父亲的小差一样翻篇过去。

于是你会活成一个普通人历尽沧桑的样子。

然而这样的“浑浑噩噩”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吗？

直到老师金英智走进了她的生活。

她代表的一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有良好家庭教养的，最重要的，在个人修行的道路上走的更远的人，在段位上高出了恩熙生活中所有那些浑浑噩噩的人。

她看到羞涩的学生时会主动介绍自己，她得知恩熙被哥哥虐待的时候主动为她倒茶，她看到闹翻的朋友再次见面时为她们唱起了歌谣，她告诉恩熙你不用很强大，但只有双手还在你就可以改变，因为这种改变不是用你的力量，而是用你的心智。

这是多么伟大的同理心，这是多么宝贵的自省，从此恩熙从“无视”走向了“看见”。

然而这种“高级”的醒悟，会让你更快乐吗？

电影并没有解答，只是巧妙的告诉你，恩熙和粗心的校长对峙，换来了学校的处分；和狠心的哥哥争辩，换来了更残忍的伤害。

别人看不见，而你看见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于是恩熙伴着音乐在无人的客厅里放肆的捶胸顿足。

就在我们觉得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无可救药的时候，命运却又开了个玩笑。

在大桥垮塌事件中，整日游手好闲的姐姐阴差阳错的逃过一劫，而“活明白”的老师却永远离开了。

恩熙坐在老师生活的房间里，无法理解死，也不知如何生。

一家人依旧齐聚一餐，像每一个浑浑噩噩的日子一样，吃着饭，哥哥突然失声痛哭。

这是否意味着在经历了一次创伤之后，哥哥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最后一场戏中，作者借恩熙的一封信道出影片的主题，“要怎么活着才是正确的呢”。

我不禁想起电影“生命之树”中同样是点题的一句话，“或随心所欲，或包容克己，择一而生”。

时刻理解他人的苦难，照顾自己的感受，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

亦或是，随它去吧，残缺的碎片会找到，出轨的爸爸会回来，暴虐的哥哥会落泪，还有那个永不回应你的呼喊最终消失在转角的妈妈，也许并不存在，只是你无法放下的焦虑。

所有的事情啊，都是那么平静地就发生了。

相比《伯德小姐》和《狗十三》，这部电影更让我有代入感。

生长在普通家庭，长相、成绩、社交等各方面都不出众，回想起少年时代做过最出格的事情，也只有上课传传小纸条、偷偷去网吧ktv、还有早恋这么简单。

面对自我成长，家庭矛盾，社会大环境的变革，即使看得到也无能为力。

听话，顺从，乖巧，是我们的代名词，遇到事的情第一反应是不想给别人添乱，而是选择自己扛。

平庸的生活在继续着。

曾有人想刻意接近我们，喜欢的女孩子送来玫瑰花，看到家人争吵打闹，和最好的朋友发生争执，在老师面前大哭特哭。

这个时候才发现，真正的自我，甚至连自己都不曾了解。

生活给了我们若有似无的一刀，刀印刻在每次崩溃前夕脆弱的内心上。

但是就这样吧，随它去吧，让它继续吧。

来日方长，改变不了的时候，做随波逐流的一滴水也很好。

因为只要有太阳，从我们的侧影里总能反射出光。

顺便一提，小女主朴持厚长得好像赵今麦，很喜欢这种气质的长相，舒舒服服。

非影评，一点儿感想。

本片大多数时候都是冷色温的白光，那是一种素净又略带感伤的基调，那位汉文女老师的气质如出一辙。

昨天看完已经有很大触动但还没有触及心底，今日坐在图书馆里写作业时回想起一些往事，那些抽丝剥茧的记忆混杂着电影的影像，再次向我袭来。

我头脑中时常会出现一种意象，那是杨德昌、是枝裕和、小津安二郎这些东亚导演镜头的具体化。

我作为一个半睡半醒的旁观者在角落，昏暗的厅堂，因为单元楼的互相遮蔽，午后的阳光挤破脑袋才从阳台投射进一点，可能是高处的鱼缸或者玻璃水杯，反射在地板上的光芒幽幽地闪动。

作为家庭成员的父母不知道是否在这小小房子里，但依稀可以看见摇晃的人影、细碎的絮语和厨房传来叮叮咚咚做菜的声音以及油烟气息。

恩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女学生，我，新世纪一十年代的中国男学生，一个是受东亚文化浸淫已久的国家，另一个传统儒文化生生不息，我们有如此多可以互通的地方。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时代的潮流从来没有停歇，我们像是巨浪前的小舟，只因我们年龄尚幼，那些电视台滚动播放的新闻，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巨大事迹，都只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幕板。

恩熙在医院的时候，恰逢朝鲜领导人去世，周围的成年人纷纷感慨议论，她却无动于衷。

我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所渴望的不过是一段友情或者爱情、希望爸爸妈妈更爱自己一点、认真学习可以考一个更好的学校，没有闲暇去顾及这些时事新闻。

但是当我们长大后，回头却发现这些事件早已成为镶嵌在成长历程的一颗无法拔除的铁钉，我们像是在看自己的一张童年照，这些带着血和泪的历史变革就在我们的身后，无法磨灭。

我在刚才刻意强调了我们的学生身份，每当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学校和学生身份都是重要一环。

人类进化至此，幼年的教育已经自发建立公众场所，由统一具有资格的长辈进行各方面指导，直系血亲的教化功能被不断削弱。

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把学校和老师都视为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东西，如果遵守一点规则和秩序，我们都会去好好读书避免惹老师生气。

但本质上这些和我们的天性是违背的，幼体的生命具有很强的活力，讨厌社会性的拘束。

正如恩熙和朋友会在课堂上写字聊天，会开老师的玩笑，谁没有做过这样调皮的事呢。

恩熙有一点是和我不一样的，她不是常规的学生。

她打扮时髦，和朋友一起吸烟，去蹦迪，已经尝过恋爱的果实，还会因为好玩做出格的行为——偷窃。

但这样反而让我们存在共性，我们都是少数个体。

不被大众接纳，这点从恩熙被评选为飞蛾可以看出，我们秉持个性，情感饱满，性格早熟——原生家庭的漠视不理解让我们更早接触社会、姐姐和男友共处一室不避嫌的亲密行为、爱侣在情感中的不忠幼稚行为——这些都促使我们想要更加独立，想要向外部世界呐喊。

这个时候，恩熙遇到了灵魂契合的人——温和寡言的汉文老师，作为一个同样偏离社会轨道的人、一个成年人，恩熙产生了亲近感。

细数我生命中每一个过客，也存在过那么几个重要的人，他们为我的价值观塑造和人生选择都起到了重大影响。

老师教恩熙汉文、安抚她的心灵、谈论路边的标语、送给她的书和写生簿，两人之间的每一次谈话、甚至每一次凝望都是介质的交换，直到最后老师必然性的消逝。

她从未批判评价，也不会给予希望和压力，我们生命的天平终于达到了一次平衡。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淡忘掉老师，但是我们的行为和抉择都会带着死去的影子，有些东西只会历久弥新，回到那一天，瘦削的汉文老师还是会趴在窗口一人抽着烟。

回到家庭，恩熙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一样普通，像是从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随便拉出来的两个人。

不能说他们是不爱我们的，生病了他们会送我们去医院、犯了错（被评为飞蛾和偷窃被抓）他们会淡忘、受到伤害（被哥哥掴耳光）他们也会呵斥施害人，但是这些究竟是爱还是亲缘之间的相互扶持难以下定义。

毕竟我们受到伤害他们给予的关怀不是立刻的，给妈妈诉说病痛却麻木不理睬，给爸爸打电话却要交付警察局，两个像是臆想的误会冲突最能反应，恩熙在回家路上呼喊母亲和因为走错房子连续敲门。

当婴儿的啼哭得不到母亲的回应，当教化功能失去后连血缘联系也在不断被割裂，我们仿佛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立的个体，像是渺小的蜂鸟。

作为子女对待父母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我们承受着与生俱来犹如神性的畏惧，接受着某种程度的“剥削”——无条件的服从命令、接受父权的霸凌和延续。

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体谅这其中的难言之隐，父母矛盾的爱（打碎花瓶割伤手臂的事），所谓的为家着想，给长子投入最大的精力可以为家族带来最大的回报。

但这种传统的家情怀，在现时代以牺牲个体为前提下，是否还有存续的必要值得斟酌损益。

汉文老师教我们不能一味软弱要反抗，可是蜂鸟翅膀扇起的风儿又能多猛烈？

教科书里不会讲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青春挽歌不尽相同，每个人的身体都出现了形状不一病根深浅不一的肿瘤，这在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秩序中无法规避，但为何连消弱的勇气都不曾有过。

无论是历史的遗留，文化圈的滋养，都不能让这毒刺在阳光下肆意生长。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是最后三人站在江边注视着坍塌的圣水大桥，大桥触目惊心的断口就好像我们生命成长缺失的一环、现代规则伦理的罅隙，该怎样弥补影片最后没有给出答案，我同样也不知道。

如何区分“狗血”与“典型”？

不妨以《过春天》和《蜂鸟》为例说明。

两部电影有诸多相似性：青春、家庭和社会，但从创作方式看，却遵循相反路径。

《过春天》从社会问题入手，建构起青春故事。

也就是说，青春只是幌子，来呈现“水客”这一社会现象。

《蜂鸟》从恩熙这个人物发展家庭和社会，本身是青春片，额外承载了温和的性别批判和社会意义。

这导致了在情节设计上，两者本质的不同。

《过春天》的女主角“佩佩”来自普通单亲家庭，有一位有钱闺蜜，闺蜜的男友帅气又有魅力，佩佩对其萌生爱意，误会，撕逼……整个剧情是俗套的三角爱情剧的套路。

《蜂鸟》的女主角恩熙同样遇到了爱情和背叛，但导演巧妙加入同性与异性爱意萌动间的对比，来说明青春期模糊的性别意识，这是着力刻画人物内心复杂暧昧的状态。

“狗血”是小概率事件，像《过春天》那样。

单亲家庭、港陆两栖、有钱闺蜜、帅气男友……这些都是小概率的事件，一旦都堆叠到一起，结果就是让人感到“狗血”。

不过导演聪明之处在于将观众的注意力从设定中走出来，引向“水客”这一社会事件，并用精致的视听语言进行包装。

相反，“典型”来自于大概率事件。

如《蜂鸟》这般，一幅90年代韩国家庭画像：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矛盾爆发的生活日常，迷茫无助的青春岁月……这些都是普遍现象，不只限于韩国社会，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共通性。

狗血产生隔应，典型引致共鸣。

「蜂鸟」一直都想看的电影，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正好看了豆瓣一篇采访「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小说的作者，「蜂鸟」恰好里面指引恩熙的老师叫金英智，这是一种不算巧合的巧合吧。

借由一名初二学生恩熙的视角来表达导演想说的，故事发生在韩国的1994年，可片中所发生的事情直到现在也存在，这是社会的悲哀吧。

整个世界进步的似乎只有速度、技术，其他都是落后的吧。

恩熙的亲情、友情还有那懵懂的爱情，她的遭遇反应了千千万万个恩熙。

片子看的很压抑，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恩熙的哥哥总是得到父母最多的关爱，她呢处处都受到歧视。

以我的认知，韩国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国家，从「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电影上映前后发生的事情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太可怕的事情。

恩熙总是被哥哥打，第一次恩熙鼓起勇气说的时候，被父母一句话带过了，他们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第二次，在父母面前，恩熙的哥哥又打了她，这次恩熙的耳膜受伤了，父母才教训恩熙的哥哥。

恩熙犯了错误就要在门外下跪，不让吃饭，她的生活其实很痛苦，她想过自杀，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实现。

恩熙补习院的老师，就像是她的灯塔，教会她爱和勇敢，一个被习惯挨打的人，反抗很困难，老师告诉她要反抗，结果恩熙反抗了，她的哥哥应该没有在打过她。

说到反抗，还有一个是恩熙父母之间的，母亲抄起台灯把爸爸的胳膊砸受伤了。

恩熙的父亲表情一脸不可置信。

第二天他们依旧坐在一起看电视了，没有任何事情。

也许是他的爸爸理亏出轨了，所以没有继续。

恩熙在家里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人，父母习惯性忽略她，但你说对她不好，也没有不好的地方，只是缺少一些亲人之间的关爱。

她的友情，怎么说呢。

青春期的孩子似乎都经历过恩熙遭遇的，必须考上好学校，有一个塑料姐妹花，会在中途背叛她，又突然和好。

她的朋友也不是特别多。

还有她那懵懂的爱情，没有想到还有一段小蕾丝。

女生说的喜欢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可恩熙当真了。

男生的话都是狗屁，可恩熙选择相信着，结果事实将恩熙打入了冷宫。

渣男就是渣男。

她的精神导师，在那次圣水大桥事件中遇难了，她还没有告诉恩熙她的故事。

从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师站在窗边抽烟，就觉得老师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以为电影会有所交代，结果直到老师去世都没有说她的故事。

我猜老师不是自己经历过就是身边的人经历过，她告诉恩熙要抵抗的时候很坚决，她的身上充满悲情的色彩。

恩熙的补习老师

女生之间的喜欢

学会反抗

生活的轨迹

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

恩熙和姐姐，还有姐姐的男朋友来圣水大桥

*原载于公众号 深焦DeepFocus1994年10月21日，首尔圣水大桥垮塌。

导演金宝拉略带自传性的《蜂鸟》，一开始便是以她年少时目睹的这一真实事件为起点发展而来的，当影片临近结尾少女恩熙来到汉江边远望这座破裂的建筑，它凝固成了本片最有标志性的姿态，一道裂痕与伤口。

可这个围绕少女恩熙心事展开的故事绝对不是疼痛青春，相反，它时时将我们浸入一种温柔中，但又不是小清新明快飘忽的不痛不痒。

这温柔是一种酥痒的麻痹感：昏黄的房间，苍白的课室，女孩男孩并肩走过的林荫路，暗淡无光的初吻楼道等等，视觉上的低反差和偏灰棕的色调使影片在质感上都呈一种混沌。

氛围音乐好像滋滋电流白噪音，交代出的情绪也像是黄昏一个人回家时候的那种恍惚感。

镜头由始至终同步恩熙的感受，即使凝视她，也呈现她的情绪，弥漫于全片的是人处于年少时，无力却又试图自我保护而生出的那种钝感。

时间感也是模糊的，事件大致以时序发生，从夏天到秋天，但剪辑不动声色，常常不能让人明确感到其中究竟间隔多远，因此有的情绪持续而深刻，经过发酵、压抑直至爆发，有的转瞬即逝。

譬如恩熙画着珊瑚色眼影唇膏去地下舞厅，遇到表现好意的女孩子，眼里的那些肆无忌惮。

这样一面的她在片中极少出现，仿佛仲夏之梦，但又理所应当——因为在全片如同水雾一般的绵软气氛中，时时都有这样的尖锐包裹其中。

看《蜂鸟》时很容易会想到黄骥的《笨鸟》，同为深刻描绘少女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黄骥将电影设置在当代，比金宝拉稍多的是对于少女生活周遭环境隐晦而独到犀利的社会批判，而《蜂鸟》虽然设置在1994年韩国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中，又有多处直接插入现实事件中的重大事件以及流行元素，但这样一个充满时代感的背景却显得更加抽象，虚焦在人物后面，最终《蜂鸟》更概括地去描绘了一些情感状态，普遍社会环境下人与人的连结如何形成、断裂、重新发现、加固或不朽。

巧合的也是和当年《笨鸟》一样，《蜂鸟》也得以入选本年度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给柏林观众呈现又一个独特的东亚女性视角。

而又与安德里亚·阿诺德《鱼缸》、《美国甜心》惯于描绘的欧美少女的横冲直撞与脆弱不同，Kim Bora与黄骥的女主角身上都有一种被动与静止，大多数时候她们承受着许多，在孤独与压抑中茫然打转，小心翼翼的观察，往往又突然地奋起，为反击或为追求孤注一掷。

蜂鸟，渺小辛劳，终其一生碌碌寻觅蜜糖，正是不受父母重视前途未卜的女孩。

无论是流连舞池，拥吻男孩女孩，还是将感情寄托在毫不了解却全然信任的女教师身上，寻找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快乐与温暖，一种求得安慰与解惑的可能。

然而影片中最为平静温暖，最让她得到关注的那一段时光，又似乎是以病症和伤疤换来的。

同时，《蜂鸟》又并非如此专注深切地只聚焦恩熙一人，常常寥寥几镜轻松地将她周围的女性（母亲、姐姐、朋友、爱慕者、女教师）都凸现出来，而在她们之间有着沉默的理解与怜惜，莫名的疏远与吸引，言传身教，当然还有反复无常。

有了这么精妙的女性关系的表现，那么就不难理解《蜂鸟》中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并且不加讨论地去展现女孩的双性恋倾向，将这当成完全自然的事实，没有任何多余的戏剧化。

恩熙与女教师之间的感情的确是影片最柔软的部分，虽然整个发展过程看似平淡无波甚至几乎落入窠臼，但这据说部分来自导演真实经历的故事极其细腻真诚，其中有些过于直白的关于反抗与判断的说教也被细腻的情感打磨得光滑了一些。

她们之间的互动更像自我对话，女教师看似过来人，可其实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郁郁地在楼道抽烟，平时沉默寡言，常常不辞而别，在语言学校校长眼里大概也像个问题青年，和恩熙一样抱着一堆困惑，因此面对她没有什么居高临下，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理解与陪伴。

所以当恩熙给她写信，犹豫地落笔问，“Will I shine？

”，注定是得不到答案的。

片尾的留言缓缓念出，也并不像寄语，更像未求得论证的自问，“什么才是活下去的正确的方式？

有时候我以为我知道，但我其实并不知道……”，最后却只有“世界神秘而又美丽”这样草草的结论。

她们因为这样对答案求而不得的姿态而连在一起，这不只是一段仓促而不知所终的感情，更是这一代韩国青年面对一个开始腾飞喧嚣不断风波不断的大时代的不知所措。

另一个层面，金宝拉在这部影片里，缓慢隐秘，却是在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去描绘家庭关系，这样的东方家庭画像在许多以家庭题材见长的男性导演镜头下也是难见的。

影片开始给了大家一幅假象 ，似乎是另一部控诉韩国男权社会、男性家庭暴力与不作为的女权政治影片：父亲高声呵斥，闲暇时背着母亲出门，不顾家中事务，女儿稍有状况便只有打骂；兄长享有全部头等优待，稍不如意对妹妹拳脚相加；另一边则常常是母亲的沉默与欲言又止，意味深长的眼光，或者歇斯底里的争吵哭喊，还有姐姐无声而持续的叛逆，与妹妹若有如无的疏远。

一开始看起来一切都没有多么微妙，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一幅表象又绝对不是导演要展示的本意。

影片过程中好像是冰川消融，流下来的却也不是更加温暖的，而是雪水般绵长复杂又绝不坚硬的情感。

这里的家庭关系有时冷冽残酷，有时又温柔包裹，一时嘈杂剧烈，更多时候是无语默然的，看起来乏味无趣，却又深刻亲密。

恩熙生病后本能地并不先告诉父亲，对母亲说，母亲似乎也只是冷淡地让她独自去诊所看病，诊所让她回去拿母亲的家书签名她也十分不愿意。

等到必须要转去大医院动手术，她在卧室门口怯生生地对父母说，父亲当即第二天带她去了医院，而听到医生对手术风险描述一番后，父亲在病室门口不禁痛哭流涕。

这一系列的发展平静又迅疾，将其中的隔阂与无奈，被迫的懂事，不富裕家庭捉襟见肘的关爱，男性的无力都表达地清清楚楚，并且顺畅无比。

逃课晚归谈恋爱的姐姐犯错，家中父母互相推诿责任吵闹，母亲忍无可忍揭穿父亲的背叛，两人大打出手，举起台灯摔个粉碎，这大概是许多“不会好好说话”的东亚家庭十分常见的场景。

次日，恩熙早饭时父母亲早已和谐地一同在客厅看电视，虽然不言不语，甚至没有眼神交流，却是整部影片最温暖的场景之一。

许久之后，恩熙在沙发下找回了台灯的最后一块碎片，仿佛将这样一个场景再拿出来反刍一次。

影片的韩文原名是《蜂鸟》，英文片名则是《蜂鸟之家》（《House of the Hummingbird》）。

影片开始后不久，恩熙一家人协力在自家作坊为一个大单子加班赶制年糕，这个忙碌而沉默的真实劳动场景已经昭明题中之义。

《蜂鸟》不仅是少女的碌碌成长，不仅是压抑的青春心事，或是成长的阵痛与惘然，它试图触及的更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忙乱紧张的真实生活琐碎，是普遍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面对的人生难题。

当恩熙向母亲问起舅舅的死，镜头凝视着母亲，她露出了一种少女式的迷惑神情；兄长面对失而复得的妹妹，在饭桌上突然哭泣；恩熙找到老师家里，递出那份礼物，给那位母亲带去的冲击……每个人都面对一个庞然大物，不可抵挡无法扭转，它既带来惊惧也带来解脱，或者它太过迅疾带来了什么让人来不及反应，直到我们看到恩熙面对断裂的大桥，脸上不知该释然还是痛哭的表情，这个庞然大物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