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不算评价，只是一些零碎的个人观后感。

《大明王朝1566》应当算是一部历史同人剧，既是同人，就不像一些说史的书籍影视是用作者的思想去解读前人的历史，而是借前人的身份作为演员，去出演作者头脑中想说的事情。

如导演张黎所说，拍剧就是为了“资治”，《雍正王朝》定的调子是“当家难”，《走向共和》则是“找出路”。

《大明王朝1566》没有明说，只说是退回去了些但也更务实。

但我想，这也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剧中有很多对比、参照、衬托、比喻，值得说上一说。

全剧充满了真实的谎言与虚伪的真话。

就比如第一次殿前议事，严嵩提出改稻为桑的建议。

浙江易种桑，桑田收成高过稻田，这些句句都是真话。

再加上稻田改桑田赋税不增，表面上看仿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问题就出在从外省增调粮食这件事上。

改稻为桑、赋税不增，两件事皆有圣谕，偏偏增调粮食这一件关乎农户生死存亡的现金流之事被刻意忽略了。

到浙江议事时可知，外省调粮“和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

严党从一开始，打的就是逼死农户、兼并土地的主意。

严嵩一开始，说的便是掺杂了假话的真话。

于是一个表面上的好政策，变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双重枷锁。

又如只说国策必推而不谈执行方案利弊，只说苦苦百姓而不提百姓命悬一线，这样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理论不见现实，只见结果不见过程的伪忠伪善之言。

等等等等，《大明》整部剧的对话密集，像这样真伪掺杂、逻辑混乱的话术，随处可见。

这样的话术，不但剧中人用来自欺欺人，甚至还要骗了剧外的观众。

剧里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媳妇”理论，分别被用来形容胡宗宪、严嵩及出任首辅后的徐阶。

剧中有两个真正的媳妇形象，一是海妻，一是李妃。

乍一看二位都是贤妇，海妻与海瑞同尽孝心毫无怨言，操持家务忘乎自己，而李妃言语大义心系百姓，退回赏赐勤俭律己。

“会做媳妇两头瞒”，说的是总顾着别人，体谅别人的苦，把对别人的不利都隐去了，把责任和错处都担在自己身上。

胡宗宪确实担得起贤妇，他是真正的忠君爱民，不顾自己。

可这严嵩与徐阶自称的媳妇，却是顾了君父，肥了自己，只苦了子民。

严嵩的媳妇论，也是真中有伪的高级话术。

他的言行更是骗得胡宗宪团团转，让他以为恩师如自己一般，只是被人所累，直到受命消极抗倭，方知严嵩才是真正的大伪似忠，这份忠的外表，正是构建在严嵩的九真一伪之上。

再来看海妻和李妃，海妻为尽媳妇之孝，从无私心，最终赔上了自己。

而李妃在剧尾之时，面对芸娘的请求，神色终是一变，一番巧舌如簧，把芸娘夫妇再次推入轮回，李妃之弟，不过是又一个杨金水而已。

片头时李妃的贤，是为了辅佐裕王上位，片尾时大患已除，形势变了，想法做法也就变了。

真真假假，不观其言，而察其行，不在一时，而在长久。

嘉靖称自己，“卧不过一榻，食不求五味，服不逾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避而不居，思天下尚有无立锥之民也。

故迁居西苑，唯求一修身之所，以避风雨而已。

”话是没错，再高的地位，一人只有一个身子，可一张床八套衣服就能代表简朴了吗，那些一次性的松木盆，燃的檀香炭，敲的和田玉杵呢。

用数量取代金额，不过是诡辩而已。

更不要说饮食清淡，修建宫殿，只是为了修道长生而已，与民何干。

号称用道家思想治理天下，修炼的却是道教的长生之术，将道家道教混为一谈，自欺欺人而已。

所谓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都是假的，真相是“天下无不是之君父”。

不能苦了君父，唯有委屈子民。

冠冕堂皇之言，不过又是假大空的诡辩话术而已。

什么是天下的君父？

君为权，父为责。

再引申一步，皇帝是天下人之父，亦是天下人之子。

先举天下之力供养之，再以其独特的权力回馈于天下。

可惜这本意为富养的供养，却变成了无穷尽的宠溺。

嘉靖只想享君权，不愿负父责，他的为父爱民，只是一种面子里子都要的谎言，只要在朝野百官面前自欺欺人即可。

所以会有英雄查英雄，好汉查好汉。

把矛盾转嫁出去，让他们内部去推卸责任，好给自己争出一个面子上伟光正来。

嘉靖擅长制衡御下，一番长江黄河言论仿佛至理名言，自称无为之治而隐身幕后，以谜语治国，操纵宦官群臣为木偶、为枪手，以太极云手将责任通通推出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种制衡并非真正的平衡，制衡的局中只有宦官群臣，以整个国家通盘来看，皇族以嘉靖为代表，只发力而权力不受制约，而百姓只受制约，却没有代表他们角力的一方身处局中。

所以这个制衡之局，以皇帝为最高，而百姓为最底。

宦官与群臣，则是互有攻守损益，他们努力练就的，也是一手往来间将责任关口推出去的太极功夫，还有一口真伪难分的诡辩话术。

而海瑞冒死上疏，就是要戳破这一层谎言的窗户纸，把嘉靖的责任摆到他面前不能逃避，更要改变这个不对等的制衡之局。

《大明王朝1566》的副标题《嘉靖与海瑞》，海瑞即是嘉靖的一体两面，是被权力忽视了的责任。

嘉靖与海瑞，是一体两面，是帝王与百姓的代表，是权利与责任的代表，更是皇权与律法的代表。

国有大明律，又以皇帝之言为至高，法治之上又有人治，以人治国，人治便成了法治的漏洞，于是官场处处潜规则横行，视法律如无物。

而“本朝以孝治国”，忠孝一体。

忠的是一个皇上，“孝”的却有许多人，有父母，有恩师，有恩师的恩师。

当忠与孝冲突时，该考虑哪个，先考虑哪个，人人做法不同。

一朝有恩，便是一党之人，以孝治国，反而成了变相支持党争的源头。

以孝治国，造成了被动全员结党，结党便成了忠君的漏洞，于是朝臣的奏疏都成了另有目的，无论公允与否，都不再是公允。

比如胡宗宪，夹在忠孝之间两难，因为所处的阵营尴尬，不得已背上党争的骂名，宁愿以死殉国，也不愿违逆忠孝中的任何一字。

反倒是海瑞，一个至孝之子，却本着至忠之心，宁愿放弃对老母尽孝的机会，以死谏君。

汝贞，汝贤。

胡宗宪忠贞，而海瑞更近先贤，皆因海瑞可以做到抛开“小孝”而放眼“大孝”。

百官的“思危思退思变”，多是为了谋权、谋财或谋性命自保。

胡宗宪的“思危思退思变”，是为了谋百姓生计安危，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为了谋衷心自证。

而海瑞的“思危思退思变”，是尽臣职，为君为国为民“思危思退思变”，宁愿置自己于死地。

海瑞其人，心有圣人言，手执大明律。

以法为术，对权贵平民一视同仁，以儒为道，求的是江山社稷长治久安。

片尾时嘉靖与海瑞的会面，嘉靖指出的只是海瑞对于用人的局限，他的理论根基是皇族权威不容动摇，而海瑞指出的则是嘉靖治国眼光的局限，要论格局还是比嘉靖高出一筹。

殿前对论后，至此嘉靖与海瑞这一体两面终于汇合，彼此心照不宣，嘉靖讨了面子上的胜局，海瑞也了无遗憾。

嘉靖和海瑞是一体两面，也是父子君臣。

说起在牢中时，海瑞未被执行死刑而感到失望的原因，绝非为邀直名，而是为了代圣贤立言。

海瑞上疏，计划中本就难逃一死，但需要有个审判定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必然要对奏疏中的内容有所定性。

这一计，迫使嘉靖不得不将奏疏内容公开给众大臣观看，将大明的积弊摆到台面上来讨论。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无论面对百官，又或面对嘉靖，他自信没有谁能够驳倒自己奏疏中的内容，嘉靖将不得不扯下遮羞布面对现实，被迫思考与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这一道奏疏，即使不能唤醒嘉靖，自己的死，也会再次引起世人对先圣贤言的再次重视，尤其是裕王的重视与反省。

这样，海瑞的目的便达到了。

在这之后，海瑞心愿已成，但求一死，一是因为他自知詈骂君父犯了大不敬之罪，甘愿伏法，二是他知道嘉靖龙颜大怒后，进谏之臣恐怕必死无疑。

海瑞所做的一切，既是为民，更是为国、为君，在他心里，为民即是为国，即是为君。

事情做完了，他也愿为君、为法而死，以正视听，全了君王的尊严，正了大明律的庄严，向天下人证明了心中的真理。

而他的死，也是对下一任继位者裕王建立革除弊政决心的最好的献祭。

如果嘉靖判海瑞无罪，则代表嘉靖承认了奏疏所指出他犯的错误，这个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嘉靖赐海瑞一死，海瑞至少已为大明积弊的遮羞布捅开了一个窟窿，以生命为大明的未来开了一个好头。

无论哪一个结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可嘉靖也是狡猾得很，他要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做纣王，就令百官为海瑞定罪，来判海瑞死罪，又用黄锦的跛足，以天命而非自己的名义饶海瑞不死。

绕开了以上两个结果，让海瑞活得名不正言不顺。

这就是海瑞在狱中对王用汲所说的，“求仁不能，取义不得。

遗骂名于君父，博直名于己身。

皇上不让我死，哪里还谈得上代圣人立言。

”此外，海瑞亦知道，自己的言被嘉靖听进去了，自己的直也被嘉靖认可了，只有嘉靖认可海瑞是真的忠直，才会特意饶自己不死。

求仁取义不成的遗憾，和君父留情的感动，这两点加起来才是海瑞意识到午时三刻已过后哽咽的原因。

再到殿前辩论时，嘉靖并未真正驳斥海瑞奏疏中的内容，而是指出了海瑞建议只用清流的不妥之处。

跟着，嘉靖先指出了海瑞的计策关键，以嘉靖的赐死为圣贤之言再度惊醒世人做宣传。

再指出，海瑞这样算计君父，便是大不敬大不孝，是违背圣人言的大罪过。

而自己亦有解法，等裕王即位以孝为名便可赐死海瑞，这样便不会让海瑞的计策得偿所愿。

而海瑞听过嘉靖的言论，明白嘉靖虽然可以做到从表面上让自己的计划破产，里子上则是认可了自己上奏的初衷与内容，更见到嘉靖不再穿道袍而是着龙袍，以儒家圣贤之言来定自己的罪，对此结果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嘉靖认可了海瑞所言的，自幼丧父，以君为父的真心。

赐他一句无父无君，是评价他大不敬大不孝的行为。

而一句弃国弃家，表面是评价了他放弃尽孝扰乱朝堂安宁，实际是理解了他背负的孤独，源于他心中的有父有君。

嘉靖与海瑞，还是两个孤独的人。

嘉靖是帝王的孤独，海瑞是圣人的孤独。

真要比起来，嘉靖比海瑞要孤独得多。

帝王的孤独，在剧中用了老中幼三代来体现。

年幼世子对冯保的亲厚与依赖，远胜于对父母。

与之对应的，就是嘉靖与吕芳。

在冯保被陈洪从裕王府带走后不久，吕芳也奉旨离开嘉靖，此处有一个嘉靖双目含泪的特写，这时的嘉靖，套用一句网络语，当真哭得像个60岁的孩子，这一刻，他真的就只是个孩子，被迫离开了唯一的亲人。

嘉靖个性凉薄，信奉二龙不相见，与裕王相见甚少，关系并不亲密。

嘉靖位数不多的感情，大多表现在对待吕芳的态度上。

剥开帝王的身份，他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就需要有安全感的寄托。

生在帝王家，注定了不会拥有普通人家的亲情，身边的大伴，是仅剩的一点还算触手可及的温暖。

剩下的安全感从哪里找，只有紧握在手里的权力。

即便裕王这样仁厚懦弱的人，在宠妃进言太多后，也会用身份压制对方，即使后来道了歉，请李妃继续讲真话，可李妃已经不会再犯第二次傻，懂得婉言宽慰裕王，因为她在上一次已经真正亲身体会过丈夫地位的特殊性。

就像世子的一句“把他们都杀了”，足以震惊张居正师父。

帝王的权力，注定要制造他们的孤独。

这也是海瑞可以打动嘉靖的原因，因为海瑞真的把嘉靖看做自己的父，而不仅仅是君。

吕芳离开后，黄锦给嘉靖弥补上了一丝温暖，但嘉靖一次次在紧急时刻呼唤吕芳的名字，或是任性地要把黄锦叫做吕芳，都在说明，嘉靖作为帝王是何其孤独，何其需要安全感。

说是天下的君父，却终生只是个得不到满足的孩子。

做帝王的，能获得物质上最高的享受，代价是失去感情上最平常的温暖。

虽说天下都是他的，可也不是他的，他只有一双眼一双手，走不出这皇宫，一切都要借他人之耳目手脚，每个头脑都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立场，而自己要辨群臣之真假忠奸，要负责天下之兴亡苦难，压力何其之大。

而天下尽是他的子民，是他要负的责任，却都是些看不见摸不着，从没接触过的陌生人，都是存在于文字里、语言里的概念。

家天下，天下都是帝王的家，而帝王其实不过是个无家之人，所有人都站在帝王权力的对面。

君子海瑞，是个弃国弃家的孤独之人。

帝王嘉靖，则是个无国无家的孤独之人。

吕芳的离开，一来是嘉靖需要改变形势，用陈洪代替严党作为武器，巩固手中的权力，二来是嘉靖对吕芳的感情所致，要他远离危局颐养天年。

在自己寿数不多的时候，把自己最依赖的半个亲人送到远方，这种孤独怕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享乐总比负责容易，爱好总比责任上心。

于是嘉靖渐渐把皇帝这个位子，从肩上重大的责任，做成了一份混日子的、拿来养爱好的工作。

既然帝王的身份注定他们会孤独，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假话，那他们就是真的喜欢听假话吗。

剧里也给了一些答案。

剧中有三个直人，分别是海瑞、李时珍和黄锦。

李时珍因为反对嘉靖痴迷道教，一气之下辞去太医的职位离了宫，可见嘉靖并没有让他坐大牢更没有赐死他。

这算是隐述。

而除了相伴多年的吕芳，嘉靖最贴心的太监，是宫里唯一敢对嘉靖说不，敢否定嘉靖话的人。

剧中对嘉靖跟黄锦的相处有多处描写，在嘉靖面前，黄锦并不像吕芳那样周密、谨慎、委婉，可嘉靖对着黄锦的拒绝，反而常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跟黄锦相处时的嘉靖，会表现出更多开心的样子，这是他身上属于平常人的一面。

这算是明写。

以前两者做铺垫，嘉靖对海瑞的态度便不难理解了。

他是个聪明人，即使一时震怒，冷静下来分析情势，便会明白对方是不是真心对待自己的人。

剧中嘉靖把吕芳第一次召回，是因为解除了对他的疑虑。

而嘉靖从大牢把黄锦捞回来，是因为他知道黄锦只是直，没有私心。

所以你觉得，嘉靖到底喜不喜欢直人，排不排斥直言。

他最后责怪周围的人不早跟自己说真话，又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他如此热衷制衡权术，是真心热爱，还是讨厌群臣官宦对自己耍弄权术的反抗。

直人不怕聪明，因为不藏私。

奸人不怕蠢，因为能力翻不起大祸。

最可怕的就是又聪明又不肯说真话的人，这些便是为臣职却不明臣职的人。

而这样的人太多了，也是推动嘉靖不得不玩弄权术迷恋制衡的原因之一。

于是剧中的嘉靖，前期只是看破不说破，还乐于掌控玩弄这些臣子，而后期被三个直人或以药物或以言行或以奏疏包围的嘉靖，开始一个个说破这些说着漂亮话揣测着自己喜怒试图操控自己行为的婉言之臣耍弄的小把戏。

话说回来，大明不缺死谏之臣，既然连命敢都不要了，却没有一个人敢直指弊政的根源。

就是还不够直，把推倒政敌凌驾在了明臣职之上。

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忠孝治国，反而给党争创造了发源地。

按照今天六度人脉的理论，一个人做的事，随便查一查，就要被强行牵连多少人。

有几个人能像海瑞这样的智慧跟勇气，把自己活成一个无党无派之人，为了证明自己无党，也为了不牵连别人，生生必须要让自己做个孤独之人。

嘉靖的孤独是血缘给的，海瑞的孤独却是自己找的。

即使这样的海瑞，也会不如自己愿，浪费一番心血，连累好友王用汲被一同投入大牢。

但要细究起来，海瑞的内心并没有嘉靖那么孤独，他还有几个好友敬他懂他，而嘉靖的孤独无人能懂。

生在帝王家，身不由己，何尝不是一种最大的不自由。

嘉靖对道教的痴迷，并非真的完全信服，而主是为了追求长生，和隐于幕后操控群臣，是给私欲加上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剧中那句脱口而出的“她怎么有这个东西”可以窥得真相。

到年老体衰时，对长生术将信将疑，身体却不会骗人，发现李时珍的药是好的。

人老了，就开始渴望亲情，发现跟小孙子见见面说说话也是开心的，而且比起儿子儿媳，小孩子天真，还会蹦出一些真心话来。

到朝堂对辨时，嘉靖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靠丹药强行续了命，要儿孙一起听听海瑞的直言，也听听自己的经验，当做对子孙尽一份为父为祖的亲情，对列祖列宗尽一份子孙的责任。

为了世子好，特地设一个圈套，让年幼的世子亲身体验被骗的痛苦，要他明白别人说的都不算，作为皇族一员，这世上有太多人想要骗你，你只能靠自己。

当被骗的世子诚惶诚恐地拒绝嘉靖的赏赐，当世子离开时没有一次如自己盼望中的回头，嘉靖的心是痛的，他的又一份亲情远去了。

好在最后的时光里，虽然没有了吕芳的陪伴，还有自己的儿子背着自己，最后感受一次父子亲情的温暖。

这个儿子仁厚懦弱，聪明不及自己，嘉靖一早已费心为他准备了辅佐良臣，现在又为他留下治国利器海瑞，只待自己身故后由他大赦来施恩。

聪明如嘉靖，也早已知道大明积弊太久，以一人之力为天下人谋划，也是以一人之力与天下人博弈。

帝王与群臣，都是棋盘中的棋子，百姓不过筹码而已。

群臣之中，贤臣已不多，直臣更是太少太少了。

裕王哭问，徐阶高拱张居正之后，还有哪些贤臣可用。

嘉靖答，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确实，嘉靖不可能为裕王谋划到更远了，同样的，嘉靖也不能为大明谋划到更远。

大明朝就如嘉靖的病体，再多的谋划，再多的能臣，不过是吊命的丹药，无法拯救大明于危难。

胡汝贞这样的臣，是杀菌的药，海瑞这样的臣，是治病的药。

可再好的良药，不过续命而已，无法带来长生，哪有什么千秋万代。

续命能到几时？

只有天知道。

之前说到汝贞、汝贤，一贞一贤不辱其名，这是一组正向对比。

剧中还有一组对照，是“二贞”，赵贞吉与胡汝贞，这一组是反相对照。

胡汝贞，公忠体国，不得已身在严党，公也不公，即使如此，也不能辱没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在夹缝中拼尽全力，不过是为了忠君爱民的同时报答恩师之情。

他被恩师严嵩骗得紧，以为对方是大忠似奸，跟自己一样为党羽众人所挟而不得已。

直到一封“缓攻”的来信，方才恍然大悟，恩师原来是一直是大奸似忠。

最终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回不听话的学生，也因此宁愿把性命赔上，也还是不愿辜负恩师之义。

赵贞吉，老成谋国，身在清流，心系只有皇上。

同样是周旋在各方势力中，却跟胡汝贞的理由不同，赵贞吉玩得一手好太极，求的是利益与安全平衡的最大化，不该得罪的千万不要出头，能抢的功劳定要抢得巧妙，党派虽然不能变，做法却可以像太极一样随时转化到对方阵营。

赵贞吉也违背了恩师指令，且发生得自然而然，跟着杨金水们给出的方案接着做了下去，沿袭了严党的一套传统做法。

胡汝贞的夹缝生存，是心中有恩师而受制于党争之苦，赵贞吉的太极周旋，是心中最重要的只有自己而已。

要论能力，胡汝贞曾说，赵贞吉是个首辅之材。

但论德行，赵贞吉只是个尚未成型的严嵩。

剧里悄悄给二贞做了对比，胡汝贞是个爱惜清名，能受得下属反对之言的人。

而赵贞吉最恨下属不听命，说到底，他是个重权力欲的人，对下以权位压制，对上也并非真的忠孝，而是对权力的献媚，他一路在谋的，都只有自己，只有权力而已。

赵贞吉对权力的慕强之情，剧中也有两个对照人物，分别是严世蕃与陈洪。

赵贞吉的大奸似忠，剧中的参照便是严嵩。

胡汝贞的贞，是靠着践行心中的道而做出来的，赵贞吉的贞，则是靠着操纵为官之术向皇上向众人证明出来的，他本人的缩写，实际是个吉字，如何保自己周全逢凶化吉。

人心千差万别，权力如同杠杆。

内心失之毫厘，经过权力杠杆的加成作用，可以造成的结果便差之千里。

二贞的区别，就在这内心的毫厘之间。

奏疏之夜，当嘉靖勃然大怒，众臣惶恐后，终于鼓起勇气，意图做拼死一谏之时，天资聪颖的赵贞吉主动站出来，做了千古一赌，究其根源，我想除了救众人，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并不想死。

清流派众臣死谏，赵贞吉身陷其中，没有后路，只有一死。

这一赌，救了自己的命，救了众人的命，也把众人燃起的勇气再次熄灭。

之后的六部会审，百官论罪，文官们亦受海瑞奏疏所动，自保之余，并不愿撒谎对海瑞落井下石，只论一个詈骂君父的实有之罪，并未驳斥奏疏本身。

赵贞吉先在狱中审过海瑞一次，发现海瑞并无连累他人之意，到会审时，便在原样基础上变本加厉，安上“邀直名”之意，表演给众大臣宦官看，意图撇清自己的同时给海瑞强安上一个诛心的罪名，好再立一功。

千古一赌时，赵贞吉成了群臣眼中的英雄好汉，六部会审时，赵贞吉被海瑞扒了个干干净净，成了群臣眼中的跳梁小丑。

大明不缺死谏之臣，赵贞吉决不会是其中的一个。

赵贞吉对海瑞两次所下“以博直名”的言论，心思险恶堪比秦桧的“莫须有”。

剧中伊始，嘉靖颂扬的二贞，实为反衬，二汝才是值得称颂的臣子。

编剧刘和平对笔下人物海瑞之爱，剧中显见。

野史说海瑞饿死自己的女儿，他便让剧中海瑞跟女儿有许多父女情深，一同玩乐的场景，还有齐大柱光着膀子在海瑞家干活，对着海瑞家女眷并无避嫌举动，还抱着海瑞的女儿逗她玩。

不但如此，剧里还安排了一幕海瑞与妻子同房前，抱着妻子逗弄她关门的场景，这是在告诉观众，海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温情，也有爱。

更不要说海瑞对百姓的关爱，看到百姓受欺负时的愤怒，安抚灾民时的慈祥柔和，看到尸横遍地时的痛心疾首，一个铺垫了几十集不怕冷的至阳之体，竟然急火攻心到一头病倒。

还有对着挚友李时珍、王用汲时，或谦逊羞涩，或爽朗大笑，谁说他只是一个古板无情之人。

海瑞的至孝，是海瑞对君父至忠的性格根基。

如此至孝之人，却能为了百姓，放弃供养老母的义务，这是一种极度高尚的行为，是整个海家的刚正家风。

海瑞所受的教育来自海母，看到海瑞的清廉作风，便不难理解海母为何坚持带着怀孕的海妻回老家，因为无功不受禄。

剧里其实也有一处对比，胡汝贞的公子经过淳安，县里按照潜规则给予胡汝贞同等级别的待遇，这是不合法的。

而海母若是留在高翰文的别院，这件事一旦传了出去，海瑞的清名便毁于一旦，他有了污点，便失去了成为大明利剑的资格。

而恰恰是海瑞的清廉，他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妻母在外地的花销，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悲剧性达到顶点，这正是圣人的孤独，利剑的孤独，水至清的孤独。

剧中海瑞是个大智大勇之人，他明知世故而不世故，明知危险而不畏危险，以七品之身，斗官场众生，斗宫廷上下。

从棋盘一角，一步步直逼上来，走到嘉靖眼前来将军。

剧中海瑞的直，有李时珍和黄锦做对比。

而海瑞的所谓“无情”，有胡汝贞和王润莲作对比。

前者跳不出恩师情的桎梏，后者则太温润而少了锋芒。

如此一对比，方知海瑞这把“大明的利剑”有多难得，他是当之无愧的，更是独一无二的。

而编剧刘和平的历史观，可能就藏在那一句，在史册里，在人心里。

公道自在人心。

就算不在众人的心里，后人的心里。

至少会在自己的心里。

过年那会儿大秦帝国之崛起在热播，鄙人秉着有头有尾的态度，先把第一部裂变看完了看完真是觉得这类的拍的很好又把第二部给看了，本想接着把第三部也给看了，但有些审美疲劳，看了几集就没看了，又听说这部剧多么神，正巧优酷又重播，所以看了，结果就是因为崛起才看的这部，结果崛起没看。

说回这部剧。

整剧的格局很大，塑造了很多生动的人物，也很成功，比如，沈一石，杨金水，严嵩，海瑞，嘉靖帝，吕芳，等等。

这里想说说度这个问题。

嘉靖帝治国也沿袭了他所信的道，太极为阴阳调和，他也任忠奸共用。

最后他和海瑞说的长江黄河，一清一浊都是水都有用，泛滥了就要治理，可以看出他的理念，站在他的角度，这是有道理的，他是想要最高的权力，最多的财富，却也不想付出，劳心劳力，耽误他的长生之业，于是变利用两方势力为他服务，同时让两方势力互相争斗，所以他之前对严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他想要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下，但实际却已是脱缰野马，贪墨的比进贡的还要多。

所以说这个度很难把握。

海瑞这个人物，剧里就很绝对化，刚直不阿，在他那里就没有度这个概念，非黑即白。

所以他直言进谏，但在中国那个官场环境下，不懂圆润也是不行，所以他也是失败了。

所以说这个度又是需要的。

度，真是门学问。

我越看越郁闷，如鲠在喉。

总觉得政治经济神马的，中国人研究的太通透，小小P民也理解的很深刻。

就因为这种“理解”，所以才认命，所以才能容忍各朝代，各种被压榨的生活无穷尽的循环下去。

好像脑袋不灵光，热情澎湃的法国人就没有这么循环下去。

海瑞在此剧中是各式敏感词的符号。

他如同狂人日记里的疯子，大声疾呼，四处“搅屎”。

把编导借海瑞之口说出的台词抄录如下：“视国为家，一人独治，予取予夺，置百官如虚设，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这就是病根!　　天生孔子，教仁者爱人。

继生孟子，道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万古不变之至理。

秦朝不尊孔孟，三世而亡。

到了汉文帝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恭行俭约，君臣共治，以民为本，我华夏才第一次真正有了清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唐太宗效之，与贤臣共治天下，又有了‘贞观之治’。

　　之后，多少次改朝换代，凡是君臣共治以民为本便天下太平，凡一君独治，弃用贤臣，不顾民生，便衰世而亡。

　　厉行一君独治，置内阁，视同仆人，设百官，视同仇寇，说打就打，要杀便杀。

授权柄于宦官，以家奴治天下。

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视同朱姓一家之私产。

　　传至今日已历一十一帝，尤以当今皇上为甚!二十余年不上朝，名为玄修，暗操独治。

外用严党，内用宦奴，一意搜刮天下民财。

多少科甲出身的官员，有良知的拼了命去争。

无良知的官员干脆逢君之恶，顺谀皇上。

皇室大贪，他们小贪，上下一心刮尽天下民财，可怜我大明百姓苦上加苦，有多少死于苛政，有多少死于饥寒!”然后在天涯看到无数聪明人批判海瑞的搅屎行为，我更郁闷，更闹心了。

纵然穿破了乌云，乌云的上方依然是乌云。

所以商人沈一石不能向任何势力求助。

在黑帷重重密不透风的紧压下，商人沈一石也能转圜出空间，让自己安全隐秘地存在，又能掌控官僚大人的心理轨迹。

在事情远远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他已经推算到很远。

如果要逃生，他大概有几百万种方法。

于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他为何认为自己非死不可？

他大可以效仿范蠡与张良，然而他选择了屈原。

对他来说，独自逃生太容易了，但他走之后，会留下一个替他受罪的人。

他不仅要确保她不受到伤害，还要给她一个——好的未来。

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让我看见人类最伟大最舍我的情感——爱情。

其实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并非“他为何认为自己非死不可”，而是他为何令我这么难过。

从他对待芸娘的态度，可看出他是个充满自我厌恶的男人。

只有毁灭内心重要的东西才能达成对自身的厌恶，他用难听下流的话语侮辱芸娘，让芸娘痛彻心扉了，他才能得到心理平衡。

他还有着断绝子孙的自绝自灭的想法。

这种人有自杀倾向，一点都不稀奇。

投火自焚是一件很适合他的事，正如他挑断琴弦之后，他很适合将琴砸碎焚毁。

他越是清高，就越不齿自己的恶劣行径。

清高的人往往会有性格洁癖，有强烈的排他感，这让他的自我厌恶成倍地放大。

人为的罪恶已经积重难返，“生”已是一件附赘悬疣的事，唯有以死为决疴溃痈。

其实也从来没有“为何他令我这样难过”的问题在困扰我，我不过一直在难过而已。

我用自相矛盾的文字，自言自语地说着只有自己才看得顺眼的话，但是真正在意的部分，依旧远没说出来。

从他在琴房弹琴的时候开始，他就是我最另眼相看的人。

他死之后，《大明王朝1566》再也没有人。

那是胡宗宪上了奏疏，杨金水撂事留京未回，高翰文拒绝签字，当天的夜晚。

那个夜晚沈一石脱了蓝色布衣，披散着长发穿着白衣在别院琴房弹琴。

芸娘在百绦争艳的绸纶间跳舞，我被芸娘的笑容所震，名为“爱”的情感是这样美好，就因为这个与沈一石在一起的平静的夜晚，之前那些天在杨金水身边难过的时光，都似乎已经被原谅了。

然而沈一石出言侮辱，气氛僵固。

他将一根琴弦“嘣”地挑断，振音在冷窒的空气中震鸣不止。

冷暴力——我对这种环境下的人，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施压的那个人有一种恐怖的气场，他说话的语调，咬字的声色情感，就连停顿的空气，都让受虐者非常害怕。

受虐者的本能反应是躲着他，远远地绕开，但就是因为绕不开这种监禁般的束缚，不能突破令人窒息的精神牢狱，惟其痛苦。

越是聪明，就越是清醒，所感知到的痛苦就越大。

我总是以为，影视作品中的冷暴力施压者，需要很强的精神力和智力才能施发作用。

这种人在其它领域一般是成功的（或者自认为是成功的），对眼下的受害人极尽轻蔑，居高临下地给她在道德和行为下耻辱的定义。

能像芸娘那样哭过之后坚韧地说出“你说过你不会再碰我”然后再对太监们笑，固然是了不起的勇气，但也有受害者所经历的，是勇气和韧性远没成型前就被扼杀掉。

我并非将以上与老沈强行做比，只是有点发散联想，表述自己为何对老沈另眼相看。

但是老沈这样的人，是个大大的好人，善善而恶恶。

他不是奸商，是伪奸，只是很会做商人而已。

不知他发生过什么事，他放弃了仕途、厌恶官场，转而做商人。

商人本是那年代最低下的职业，因为从不勤勤恳恳下地劳作，干的都是投机取巧的事，不仅地位受到轻视，人品也无端受到文人的污蔑。

但沈一石喜欢这个既能发挥智谋，又能弹琴打鼓的职业，因为自由，因为不是复杂庞大黑暗如深渊的官僚体制中的一环。

作为商人他本没有权力，但他能借力打力，从中斡旋，察人知性，二十年来做了好大的生意，赚了好多钱。

然而不可避免地，他将永远，与贪墨横行的官僚们混在一起。

杨金水是能辨善恶之人，知晓善恶的人都知道善善而恶恶是值得赞许。

他知道但他不这样做，因为他要赚钱，他要地位，他要在危境之中生存。

对杨金水的恶行：杀李玄，毁堤淹田，沈一石都是知情者，而不是执行者和决策者。

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帮杨金水决策什么恶事，但是从高翰文的事件来看，他决计不会为了谋钱而伤害善良的人。

他陷害高翰文，是连秘密账册都给了他看也没有让高翰文弯折的结果，是如果改稻为桑搞不成大家都难逃法网的结果，是圣旨下压的直接结果。

他让高翰文违背良心，签下名字，但是高翰文的一句“若嵇公在天有灵，会雷殛了你们”，都让沈一石难逃自责而疯狂碎琴。

他喜欢高翰文，希望像高那样读满了圣贤书、已经看透官场却没沾染官场邪恶风气的人，能够在这罪恶滔天的社会稍微安全地生活。

他肯定也希望百姓衣食无忧，希望国家富强能够抵御外敌，也梦想商海畅通，中国特产远销重洋。

但是与此并存的，是他对贪墨横行官场的绝对憎恶。

他尽管不是直接作恶者，却是恶行的直接得益者，他的巨商身份是发生罪恶的直接原因，他于是对依附于官场的自己也心生厌恶。

他很欣赏海瑞。

在淳安县的码头和海瑞对面时，故意多做刁难，海瑞的无畏强权，海瑞的机警善辩都让他心生敬佩。

在船舱内，海瑞谨慎地检查粮船账册的时候，那一整个时辰，他都一丝不苟地默默观察着海瑞每一寸的神色——他想：如果是因为这样一个人，自己不得不走向自绝的道路，他倍感安欣。

我想，有必要说一下整个事件他是如何策划的。

当别人能看见前方一米远的距离的时候，他已经能看到好几十丈，这是智者的优势。

当别人在为繁冗艰难的事而焦躁不堪的时候，他一门心思策划着自己的计谋，这是纯专者的优势。

当朝野上下都为他的幌子而炸翻锅的时候，这是他下了先手的优势。

他将归去，而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我曾经简略地写下他的三层意思：“瞒着郑何是第一道，瞒着杨公公是第二道，第三道是玩弄一下牵扯进来的官僚，在临死之前表达他对污浊之事的恨意……”而他最底层、最不欲人知晓的目的，是保护芸娘。

要达成这个，要先确保杨金水“置身事外”的安全。

只有杨金水上了“浙江有人以宫里的名义买田”的折子，杨金水才能是“不知情”的人。

而这，又要瞒过郑何。

我想“瞒过郑何”这个事，要么是非常简单，要么是非常复杂。

要说“简单”，我觉得是因为刘和平把这两个人设定得比较无知。

郑泌昌所说“船是织造局的，打什么牌子，他们无权过问”便是证据。

那个夜晚，他们二人焦头烂额，才刚刚搞定了高翰文，还要安抚他，还得赶紧上一道奏疏，这当头沈一石却不见人影，他们愈发烦躁不堪。

就当这热锅蚂蚁的状态是他们无暇在意“织造局的灯笼”的理由吧。

要说复杂，还是因为“船是织造局的，打什么牌子，我们无权过问”这句话。

沈一石明明是商人，是士农工商人中最低级，最受歧视的行业，郑何却对他倍感尊敬（表面上对沈一石呼来唤去，其实不然，而相反），甚至把“一个织造局当差的商人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田”视为理所当然。

郑何二人未必就是蠢人，在他们眼皮底下挂织造局的灯笼本是件很冒险的行为，如果说这是沈一石的特殊身份对他们潜移默化的结果，就不得不让人觉察到沈一石洞察人心的智慧，甚至还有对官僚施于无形的控制能力。

他对官僚的行为的判断力在他死后的剧情中更有展现——比如知道抄他家的人必然是高翰文，杨郑何必然会打开箱子。

以上两点，我觉得后者对沈一石过于神化，从剧中那匆忙的剪辑来看，也有点证据不足。

相反郑何的贪婪愚昧是有目共睹的。

我觉得沈一石瞒过郑何的过程，双方都有作用力，但我70%地侧重于前者。

与杨金水做最后道别的夜晚，明明是总结归纳、真相大白的一段，但沈一石仍然在说谎。

他将郑何二人赤裸裸地推到前面，将所有的罪行都堆在他们身上，遮掩了某个事实，只是为了将最后的真相以他的策划来展开，在杨金山的惊愕与崩溃之中，对大明王朝官官相护的体系做出尖锐的一击。

那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谭纶与海瑞月下话别。

党争之人，哓哓詹詹，说什么上面有压力下面有阻拦，以求自保，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触了龙颜自己找死云云，谭纶说的这些话，实在让人听不下去。

海瑞多般质疑，言语中为沈愤愤不平，但事已定局，他无权力挽救，只有一腔无处发泄的愤怒：朝廷挥霍无度，官场贪墨横行，可见立国不正！

——第一集被打死的周云逸，说过同样的话，至今都留有余音，振聋发聩。

严嵩仍旧没到倒台的时候，早在很久，就听见他桀桀的笑声在深宫帷幕内传至漆黑的上空：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天。

下达旨意的嘉靖最难看，但难看又如何，面子还是要装。

那天他将裕王、吕芳、严嵩召集了开会，说主题是“父子”，道貌岸然，其外敷着的金粉纷纷剥落，其内腐烂的败絮阵阵恶臭。

他脸皮厚于城墙，做法卑鄙如血蛭，用高傲金贵的口吻拐弯抹角地说：“总不成胡宗宪在前方打仗，跟朕要军饷，朕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吧？

”那不是一个酣畅淋漓的时代，世事是迟缓滞塞，人心都是帷灯匣剑，说话都是含沙射影，人臣雄猜其弦外之音。

真正该挤破的脓疮，究竟是严嵩，还是嘉靖？

涉及到制度的积重难返，没有马蹄战争的洗礼，就不知该如何结束。

嘉靖用高等数学的方式问了一个“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老严嵩颤巍巍拜伏：一加一等于二啊，皇上。

“把沈一石的家抄了。

”严嵩提议说。

瞬间插入的镜头里沈一石的画面变成了灰白，然后天空又涌起了密云。

杨郑何打开箱子里的信函时，沈一石的留书语重心长。

玩弄他们并不是沈的目标，他只是将必然的抄家结果以自己灭亡的方式展现给诸公看而已。

城府越深的人，其实越孤独。

但是那种人经常有很重要的事要干，“感到孤独”不过是无聊的闲人按摩心灵的享受而已。

他们通常都步步为营，苦心积虑，毫不放松。

他们深邃的城府不能与任何人共享。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他。

鼓声在燥热的夜晚，在烧起来的大红火光之中，在汗水奔流的表情之下，在高翰文飞驰的马蹄声下，在黑发与白衣的痴缠之中……鼓声隆隆，沉闷而压抑，不与人道，不为人知，鼓声只管隆隆。

所有的虚伪与真相，所有的响声与说话声，所有曾经的存在过的和未知的死亡的，都糅杂在其中。

然而鼓声什么都不能叙说。

“……衮衮诸公，皆不足道也。

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国库之亏空否？

……沈某先行一步，俟主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账册累累，触目惊心，刀刀见血，孰奸孰恶，明晰不已。

丝绸如何经手，钱如何流通，从哪里来，又将流向哪里去，都经过他的手。

他处在一个再好不过的观光角落，将外面那些个衣冠禽兽，一一看得清楚。

腰缠万贯又如何，附庸俗雅又如何，谋财害命又如何，死生又如何。

长寿或短命，已不在考虑之中。

白衣飞舞，汗水奔流如注，火光熊熊，别院琴房与情感都付之一炬。

魂归邙山，邙山，传说是忠诚之人死后的灵魂收容所。

——到时候你愿不愿跟随嵇康，魂归邙山？

吾从嵇康。

我也从嵇康。

——然后琴声激昂，再无错弦。

沈一石听见芸娘的决意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将芸娘分给高翰文。

时间不顾任何人的意志自顾奔流。

前方仍然要筹募军需，这个残局仍然需要有人来料理。

飞灰的烟末依旧盘旋在乌云滚滚的上空，然而许多事情都还未发生。

严嵩还没有倒下，戚继光还未告捷，海瑞的天下第一疏还未上奏。

我已经被沈一石的死亡抽走了大部分的力气，却又望见高翰文戴着枷锁被追赶在赴京路上，他路程颠簸，前途渺茫，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2008.09.22

《大明王朝》中的经济帐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趁着春节假期的空闲时间，笔者把湖南卫视在新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一、与《雍正王朝》的比较刚开始看《大明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笔者觉得它比多年前另一部也十分有名的历史剧《雍正王朝》还好看，但看着看着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笔者觉得《雍正王朝》好看，其实是冲着里面描写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去看的，就是里面所说的雍正推行的“新政”，即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这几项，这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

在历史上，这三项经济政策中其实以摊丁入亩最为重要，其本质是人头税改为地税的一项税收征管改革。

火耗归公次之，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瓜分税收的制度的改革。

至于士绅一体纳粮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反而在剧中描写的笔墨最多，这主要是因为《雍正王朝》想反映的矛盾之一是雍正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对立，所以描写的重心都在田文境主持的“士绅一体纳粮”这其实并不算很重要的新政之一上。

反而李卫在杭州主持的最为重要的“摊丁入亩”，却只是一笔带过。

至于“火耗归公”就更是几乎只提了一下，没有作任何具体的描写。

所以这是这部电视剧让笔者觉得比较可惜之处：看完了《雍正王朝》，恐怕绝大部分观众还是弄不明白什么是摊丁入亩吧。

反观《大明王朝》，第一集就是以一场针锋相对的财政结算、预算的内廷、内阁会议拉开帷幕，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经济政策）。

当时乍看之下，感觉里面的描写十分具体细致，就联想到如果《雍正王朝》描写摊丁入亩也能像《大明王朝》这里描写“改稻为桑”那样详尽细致就好了。

事实上，如果细心对照，观众也许就会发现，《大明王朝》在某一点上是模仿了《雍正王朝》的。

如前所述，全剧一拉开，矛盾就聚焦在财政危机上。

《雍正王朝》是借围绕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朝臣诸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大明王朝》也是借围绕嘉靖年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上至朝廷的权力斗争、下至地方的贪墨（贪污）治理之争。

从矛盾的设置来说，确实《大明王朝》是更胜一筹，不过后面笔者会谈到，其实那是因为《大明王朝》中的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人为虚构的，也就可以方便地人为集中矛盾。

反之，《雍正王朝》基本上是照史铺陈，历史自然是松散得多。

《大明王朝》的剧情铺展的逻辑大致如下。

因为国库严重亏空，于是引出以加大丝绸出口“创汇”来填补亏空，于是引出提高丝绸生产规模的必要性，从而引出增加种桑规模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的必要性。

然而，由于这个国策其实整个儿是虚构出来的，与《雍正王朝》中的摊丁入亩之类的“新政”确实史有其事完全不同，后面本文将从经济逻辑上指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明显不是太懂经济，从而造成这个故事虽然从矛盾设置的角度上说是很精彩，但其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

刚开始看时笔者还并不知道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以经济常识来逐一对照，就已经觉得问题甚多。

二、明朝的海禁与倭寇首先，这部电视剧把嘉靖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意图的实现，完全托负于对西洋出口丝绸的海上贸易，甚至把当时浙江历时十年的剿灭“倭寇”的军事行动部分地解释成是为了扫清把丝绸运送出口的海上通道，这可以说与真实的历史情况恰恰完全相反。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古代以严厉实施海禁而著称的朝代之一，其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 70》），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朱棣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 27》）。

到了《大明王朝》所描写的嘉靖年间，明世宗（即嘉靖）亦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

”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

”“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世宗实录》）。

至于“倭寇”之害，正如近世史家澄清的那样，虽然最初确实是由于有小部分日本人因国内战争失败而流蹿到中国东南沿海作奸犯科，但到了后来，其成员主体已经主要是中国人，尤其是原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经商活动的百姓。

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是被逼到烟波浩渺的茫茫大海上去了。

也就是说，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

相比之下，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海盗、走私活动。

然而，明朝却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厉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

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这样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近来有些言论认为，整个明朝政府虽然不鼓励海上贸易，但即便禁止也是口头说说，实际明朝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些“新论”并没有提出十分有力的资料作为支持。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倒也确实并非自始至终地禁止海上贸易，而是在倭患平定后，渐渐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巨大财富，在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嘉靖之子，《大明王朝》中的裕王）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百姓到东、西二洋经商，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

随后中国的海上贸易确实得到了蓬勃、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在日本广岛发现了泉州明代船旗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这也是嘉靖以后的事情，嘉靖在位年间是不可能出现剧集中所描写的情景的。

三、“改稻为桑”的虚构问题其次，即使退一步，容许作为艺术作品的电视剧有适度的虚构，假设嘉靖年间可以像宋朝那样有相当可观的海上贸易，那么以剧中提供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很多不妥当之处。

例如，剧中提到，一匹丝绸出口的价格是10两以上（剧中前后说过两个数据，都不一样，但都在10两以上），在国内销售的价格是6两，那么出口无疑确实有巨大的利润。

于是同一块田种桑比种稻有更高的产值。

这里又涉及到一些农业常识的问题，《大明王朝》的编剧也是相当混乱的。

如桑叶是从桑树产出的，不是插桑苗的。

网上有出身浙江农村的朋友指出，农民种稻之余也会种植桑树，这是自古以来的种植传统，并不存在剧所说的不愿改稻为桑的问题。

而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

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则是“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

也就是说，种桑所需的田，与水稻需要的田不同，并不存在桑与稻争田的问题，这是整个虚构情节在农业常识上最大的疑点。

然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姑且假设桑真的会与稻争田，既然一块土地用于种桑，产出桑叶后养蚕织丝的产值，是高于这块土地用于种稻产出的粮食，那么农民也是“经济人”，不会有钱不赚，又何用政府来强制推行什么“改稻为桑”？

事实上，治明清经济史的专家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地区，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

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

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

至于桑田与稻田的产值，以浙江桐乡的数据为例，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

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

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

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所以，桑田的产值确实高于稻田，主要是丝绸产业本身的规模制约了种桑的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然地形成桑田的市价高于稻田，因为桑田的收成（产值）高于稻田。

在这价格机制的刺激下，农民会自发地把适当的田地改稻为桑。

这当然会导致粮食的减产，粮食价格会上升，使稻田的产值上升。

而桑叶的增产则会拉低了桑叶的价格，导致桑田的产值下降。

这样一升一降，市场力量会自发地调整，使整个经济体内稻与桑的比例达到最优。

当然，可能改稻为桑之后，种桑所需的人手少于种稻，导致劳力过剩。

但这里有两个调节机制，一个是正如《大明王朝》中的丝绸大户（商人）沈一石所言，卖掉稻田的人或者转而做桑田的佃农，或者到织房去做生产丝绸的产业工人，这无非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本来就是所谓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这同样可以由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使各个部门的劳力生产率趋于一致。

四、借古讽今的用心以上是假设政府不动，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

当然现实也没有那么理想，政府也有它的作用在里面。

但以《大明王朝》这电视剧的剧情而论，它安排的是政府官员想从“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中上下其手，得以贪污。

于是农民不肯改稻为桑的原因，不是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知道桑田的产值高于稻田，而是官商勾结，要贱买稻田。

以剧中提供的数据，稻田丰年的时候价格是五十石粮，歉年的时候价格是四十石，而淳安两县被淹后海瑞所极力争取的，也只是三十石。

但官府却“黑心”到想只以六七石粮的价格来收购田地，于是这黑心的浙江官府，一上来就以马匹践踏农民才插下的青苗，后来更不惜在端午汛的时节，悍然炸毁九道堤坝，淹没农田，以求毁田压价。

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笔者想到的是，这样的剧情是在借古讽今，大概是影射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低价收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但其实征地的问题在现实中要复杂得多，不是剧中表现的那样简单粗暴，而且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规限，实际上低于农地（注意，不是农地改成工业用地之后的）市价征地是不可能的。

于是笔者为编剧想到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要贪污！

如果丝绸大户要按市价买稻田，利润当然要比贱买农地低得多，这利润要同时供给沈一石等商人的营商收入与官员的贪污，自然导致贪污的空间少了，官员是为了便利贪污而这样不惜代价地造成贱买土地的局势。

但后来的剧情发展几乎又是否定了这一点。

首先是沈一石家产被抄没后，郑、何两个官员把他的“固定资产”作价卖给徽商，计算细帐时提及，沈一石名下的桑田按市价是一亩五十石粮。

这么一看，桑田的市价竟然是与稻田一样的！

那怪不得沈一石不肯以五十石的市价来买稻田，因为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利润可言。

既然说桑田的收成高于稻田，桑田的市价就不可能不高于稻田。

其次，沈一石的家产一抄，居然发现他是个空壳，所谓浙江首富，家中只有不到二万两白银。

这就更让人疑惑，沈一石干嘛要那么热心地卷入到这件事中去？

他根本在这里面赚不到钱，赚到的钱都给浙江官员和织造局的人贪去了，沈一石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谈起？

任何官商勾结，当然商人一方是要向官员支付贿款，有贪污的成本在内。

但如果扣除贪污的成本之后，其利润还不如正正当当地做生意，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跟官府勾结，额外地支出贪污的成本？

如果说农民不肯“改稻为桑”是他们有可能太老实而不懂算经济帐，那么沈一石这个“正牌”的商人，怎么竟然也不会算如此简单的经济帐呢？

这些细节追究起来，就会觉得整部《大明王朝》的所有尖锐矛盾，从一开始的基石就极不可靠，官员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急于“官逼民反”，商人也没有必要如此白干一场地卷入其中。

其实，从这剧集所设定的矛盾焦点来看，去拍王安石变法可能更为适合，因为那个年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路线之争、新旧党之争、人事之争，全都有历史现实为基础，比起《大明王朝》这样立论基础差不多是完全凭空虚构的，总要可靠得多。

毕竟，真实历史与本来就是从万千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或经济学原理，是不会有逻辑上的冲突矛盾的。

像哥这样的年纪，按理说是不应该晚上窝在家看电视剧的。

可哥也有寂寞的时候。

哥寂寞的时候会上上豆瓣，豆瓣现在被一群文艺青年所占领，说话都比较客观，评分都比较靠谱。

那天无意中在豆瓣看到了《大明王朝1566》，评分居然高达9.2！

这对于寂寞的哥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在华语电视剧中，只有《走向共和》超过了这个分数，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电视剧中，这个《大明王朝》的品质位列第二，而这部片子哥居然没有看过。

哥忽然有一种久违的，在海边拾到珍珠的感觉。

当然，哥并不打算把这部片子推荐给所有人观看，只有具有一定历史知识底蕴的人才比较适合这部片子，因为其中的历史背景和台词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

比如胡宗宪责备马宁远为何不多看点王阳明的书。

如果你不知道王阳明谁是，也就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么这句台词你就会看得云里雾里。

好了闲话不扯，故事在满天飘零的大雪中开始。

嘉靖皇帝已经统治大明帝国三十多年了。

如今的帝国，犹如一台老旧的机器，在艰难的运转。

许多地方已经腐朽破败，大家只好拆了好零件，去补坏零件。

如果再不对这台老机器加以修复，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嘉靖皇帝在明朝十六帝中是最为聪明狡诈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他？

一个皇帝，痴心于修玄练道，不穿龙袍穿道袍，二十几年不上朝，却能牢牢的将帝国的权利握在手中。

当年宋徽宗、李后主投身于艺术事业，难以抽身政事，导致国破家亡。

嘉靖皇帝却能修道政事两把抓，哪一边都不用放下，自然有高明之处。

朝中虽有严嵩、严世蕃这样的奸臣，但也有徐介、高拱、张居正这样的忠臣加能臣。

在朝中甚至是国内，遍布着他的眼线，几乎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他更喜欢把自己摆在幕后，像操纵木偶一般操纵着群臣，掌控着全局。

以这种方式来统治国家，这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少有的。

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汉武帝、光武帝、唐太宗这些样板皇帝，哪一个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阴暗角落里，他们不都是站在帝国中心最耀眼的地方去缔造盛世吗？

皇帝尚且如此见不得人，百官该如何？

百姓该如何？

严嵩此时已经八十岁了，他是真正懂得这个帝国形式的人之一（另外两个是胡宗宪和张居正）。

严嵩的老道和险恶是一点一点浮出水面的，严世蕃更像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利欲熏心，又急攻心切。

为了弥补父子二人在朝廷落下的的亏空，严世蕃不惜毁堤淹田，置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而不顾。

这等令人发指的事，历史上算是少见了。

胡宗宪虽是严嵩的门下，却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也是大明朝一个重要的棋子。

他镇守东南，抵御倭寇，又看护着两个省的百姓。

他训斥马宁远，何谓“不可为而为之”。

那就是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这就是胡宗宪的做事原则，做应该做的是。

严嵩是知遇恩人，该敬。

毁堤淹田是伤天害理的事，该阻止。

凡做事前先问该不该，这便是一种境界了。

中国人讲究“术和道”。

“道”为高、“术”其次。

就是说一件事，首先问是否该做，其次才是怎么做。

有了这个原则，便有了道德后盾。

也就是“理”。

《雍正王朝》中，八爷说，四哥做的事为什么我们都难以阻止？

就是因为他做事处处都占着个“理”。

给“理”找麻烦，就是和道德过不去。

在中国的文化中，“没道德”这个帽子谁也背不起，就算是张献忠、洪秀全这样的恶人也不会自称没道德。

由于胡宗宪秉承这样的原则，所以皇帝信赖他、严党依靠他、海瑞等人也听他的话，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初见高翰文时，他对高翰文说，“你知道朝廷水有多深吗？

”说出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胡宗宪早把朝廷的这一潭浑水看透。

为了弥补朝廷亏空就需要织造更多的丝绸卖给外商，为了产丝就要把百姓的稻田改成桑田，百姓不改就毁堤淹田，淹了田百姓没饭吃，只好把田贱卖给大商贾。

朝廷的人随便一个政策，几十万人的生活就被毁了。

这就是国家，百姓如草芥。

朝廷的水的确深，不是百姓所能探知。

大家皆是P民，悬命的游丝在上面，在朝廷的指头上。

国家一些让百姓无法理解的事，百姓只好理解为“你知道朝廷水有多深吗？

”海瑞可以说是整部戏的主角，他是以一个搅局者的姿态出现的。

海瑞做事也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与胡宗宪不同，他的原则是“良心”。

为什么海瑞官做得不大，却如此的出名。

是因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像海瑞这么做官的只有他一个！

同样都是读书人，也都读得同样的圣贤书，为什么只有海瑞敢于把圣贤所讲的真理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从而无往不利呢？

海瑞从一出场，就准备做一个烈士。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一个人若是以搏命的姿态去做事，他就会像一把利剑一般，披荆斩棘。

而“良心”，就是海瑞这股力量的来源。

胡宗宪明白朝廷的水有多深，也明白朝廷的水有多浑，但是他只是尽量做到稳住这潭浑水。

而海瑞不同，海瑞以区区小吏之身，剑指朝廷这潭浑水，把嘉靖皇帝直接逼上了PK台。

这等勇气，千古难觅。

海瑞的那篇流芳百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就像李时珍的药方一样，处处指向大明王朝的病根。

这些病根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藏着掖着。

嘉靖皇帝读完奏疏后，就好像被剥去了道袍，赤裸的站在海瑞面前一样。

嘉靖皇帝下旨立刻缉拿此人，可海瑞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面对不怕死的人，奈何？

海瑞以一己之身，直击皇帝，为大明、为百姓谋存。

这等宁为玉碎的气量，让百官汗颜。

嘉靖皇帝陷入一生中最大的纠结，对于海瑞，杀，还是不杀。

于是有了皇帝与海瑞最后的PK，嘉靖让儿子和孙子坐在自己身边，海瑞一次面对三个已经或是即将成为皇帝的男人，这一幕历史上极为罕见。

嘉靖说海瑞是笔架，海瑞则把嘉靖祖孙三代比成一个江山的“山”字，另外一个“江”字，则是百姓。

我认为“山”代表永恒的权利，“江”代表流淌的百姓。

“山”能改变“江”的走向，却阻挡不了“江”的流淌。

如果“山”一意孤行，那只能换来山洪海啸。

嘉靖皇帝说：你在奏疏里妄谈尧舜禹汤，妄谈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还妄谈唐太宗唐玄宗、宋仁宗、元世祖。

朕问你，既然为君的是山，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哪座山还在？

”海瑞回答“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最后嘉靖对自己做出了终极解释，这番大道理讲的极为NB,听完之后，有恍然醒悟的感觉，佩服编剧到五体投地，也佩服陈宝国如泰山般的气势将它讲出，本人原文搬上，一字不敢添改：“你们要把这句话记住了，所谓江山，是名江山，而非实指江山。

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

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

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

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

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

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在最终的PK台上，嘉靖皇帝最终还是压过海瑞一头，他留下了海瑞的命，作为给儿子最后的礼物，因为他明白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能划破长空，整治这一潭浑水。

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临终前他告诫儿子任用贤臣，儿子问，谁是贤臣？

嘉靖说：徐阶、高拱、张居正。

儿子含泪追问：三人之后，还有谁是贤臣。

嘉靖仰面长叹：那只有天知道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那身后的事，既是皇帝，也只能问天了。

1566年的冬天，又是一场大雪中，嘉靖皇帝驾崩。

他不会知道，几年后张居正主导改革，使大明朝恢复了元气，更有中兴之势。

他不会知道，张居正死后，他的孙子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把张居正半生的努力化为乌有。

他也不会知道，五十多年后，阉人魏忠贤祸国殃民，把大明朝带入无底深渊。

他更不会知道，八十年后，一个叫李自成的人率兵攻进北京城，逼得朱由检吊死在煤山的那棵树上，自此结束了大明近三百年的统治。

这些他都不会知道，可我们知道，他们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连续奋战一周看完这部大戏。

其中的道理还是意犹未尽，想看看其他的片子真是一时适应不了。

恐怕在娱乐产业中也只有国产连续剧能为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扬眉吐气了。

嘉靖与海瑞作为阴与阳复杂交错的两极，其间盘绕着种种黑白、权谋间的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如果说《潜伏》成功映射着今天的“官场”政治，对比《大明王朝》中嘉靖、海瑞、严嵩、胡宗宪、吕芳等人物还算相对简单多。

以上人物性格鲜明但不简单，导演张黎对每个人的刻画都算饱满，镜头和画面的处理也远超一般的历史剧，引人入胜。

挂名的领衔主演虽为陈宝国、黄志忠，但倪大宏（严嵩）、徐光明（吕芳）、王庆祥（胡宗宪）、王劲松（杨金水）、肖竹（徐阶）以及郑玉（王用汲）等人剧中的演技也都实打实的拔尖儿。

这里早没有什么主演，只有闪耀的一群人。

另一面也不得不提编剧刘和平，早在《雍正王朝》中就已领略到他的深厚功力。

平心而论，《大明王朝》不输于堪称经典的《雍正王朝》。

特意买回刘和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以堪对剧中不并未理解的地方。

恰逢张黎与黄志忠再度携手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正炒得火热，希望更多人能找到这套片子。

金子埋在地下，实在是可惜了。

沈一石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要搁现在，肯定肥了，也早移民了。

至少剧中的背景而言他是不敢私肥，私肥就是找死，当然他没有私肥，也死了，因为官方以为他私肥了，这就是悲剧。

现在如果不先解决移民的问题，官商勾结，其实和玩火自焚没有区别。

当然并不排除移民了，也难逃魔爪，只不过，有些事情，在媒体管制的环境里，见不了光，沦为了无名英雄，为了党国贡献了财富，但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是由张黎执导，陈宝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等主演的历史题材电视剧。

本剧讲述的是嘉靖与海瑞的故事。

嘉靖三十九年，贪墨横行、民不聊生。

奸臣严嵩党羽密布、权倾朝野，清官海瑞不惧强权，敢于向腐朽封建的皇权发起挑战。

皇帝朱厚熜刚愎自用、练道修玄二十载，以一己之私始终把控着大明朝的军政、经济大权。

这部剧的剧情，布景，台词，甚至服装都堪称完美，里面很多镜头都完美得如同电影画面，尤其是里面的雪景，配上人物朱红色的衣服美得让人难忘，而且里面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光芒四射，每一个角色都性格鲜明。

以新锐而独到的视角、鞭辟入里的时代精神，向观众朋友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灵魂和情感的冲击。

——文官的衣服上绣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绣的是兽。

披上了这身皮，我们哪一个不是衣冠禽兽。

——任何一句话，你不说出来便是那句话的主人，你说了出来，便是那句话的奴隶。

说到《大明王朝1566》，首先要从导演张黎和编剧刘和平说起。

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是张黎与刘和平自1997年的《雍正王朝》后的第二次合作，也是至今的最后一次合作，并且是张黎作为导演的唯一一次合作（在《雍正王朝》中张黎担任艺术总监一职）。

张黎依靠这部作品和之前的《走向共和》彻底超越了胡玫，奠定了内地电视界第一正剧导演的身份，此后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刘和平虽然争议更大，但此人在编剧界的地位也无须我在此处再多言，作为一名学者型编剧，虽然他的作品往往冲突激烈集中极富戏剧性，但他的骨子中往往还蕴藏着某些超越戏剧性本身的追求，这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戏剧性的情节之下还有深厚且富于张力的内涵。

如果说前者是对一线编剧的基本要求，那么后者就是编剧个人身上的独特烙印。

除去两人本人各自的强劲实力之外，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张黎和刘和平合作往往让人有种1+1大于2的惊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刘和平擅写大场面大格局大冲突，而对于曾经的冯小刚御用摄影师，以《夜宴》的摄影师身份获奖无数的张黎来说，转行导演后，以镜头语言再现刘和平笔下的大格局不在话下。

在这一点上，刘和平的上一个本子《北平无战事》就做的一般，远没有《大明王朝1566》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山影+孔笙团队虽然近年拍了不少优秀的正剧，但是格局上显然较黎叔仍然有差距。

此外，刘和平的作品整体风格较为内敛沉郁，其中又往往在深处蕴藉着某种民族的蓬勃之气，这样的独特风格，放眼内地电视界也唯有张黎可以最好地呼吸领会之。

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天作之合。

这样的黄金组合为这部剧集的成功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试想，正剧领域的上古大神陈家林碰上朱苏进，照样在《江山风雨情》这么好的题材上走了麦城，而《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也是优秀的作品，但张黎极富个人风格的摄影与剪辑与江奇涛歌剧风格的剧本总有微妙的方枘圆凿之处，相较而言，《大明王朝1566》中的剪辑则往往令人印象极其深刻（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黑白闪回，当然有相当部分要感谢剪辑师刘淼淼）。

张黎对刘和平的剧本的理解是深刻的，这使他在导演本剧时常有丰富剧情内涵的神来之笔。

举个例子，在剧情的中后半段，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被嘉靖打发去南京守陵，这里有一段他与自己的干儿子冯保告别的戏，是刘和平原剧本中没有的，而张黎将这一段拍的十分精彩。

这一段不仅在结构上呼应了第一集吕芳训斥冯保，指责他不懂为自己谋后路的情节，也进一步丰满了吕芳老成宽厚，冯保伶俐隐忍的性格，两人之间关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一席对话也深化了全剧的主旨与内涵。

这一情节甚至还为可能的续集剧情发展打下了草蛇灰线般的伏笔——冯保最终应验了吕芳的预言，爬到了吕芳的位置，而最后也遭到与吕芳相同的命运。

仅举一例，可以看看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接下来说说这部电视剧的选角。

刘和平擅写群像戏，因此选角和表演是重中之重，他的戏如果选角没做好，起码要砍掉一半剧本的魅力。

比如《北平无战事》中，很少有人在刘烨出场时会想到“方孟敖”出场了而非演员刘烨。

这一点上，《大明王朝1566》做的相当好，甚至可以认为是整个内地电视剧工业上的一个巅峰，它的卡司选用了一群实力派演员，其中大量是话剧团的老演员，整个剧集的台词都拿捏的相当稳。

几乎所有演员都和角色没有距离，皇帝说话有皇帝的样，高官说话有高官的样，小吏说话有小吏的样，平民说话有平民的样。

即使是龙套角色，也少有苟且出戏的现象产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亮剑》几个主要角色形象那么经典，龙套一说话就出戏）这种集体演技爆发的现象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整个剧组是在认真对待这个戏，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而非流水线上的作品来做。

对此，张黎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回忆：那个组出奇地平静。

陈宝国也一样，也住在北五环的一个烂楼里面，他自己住一间，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早晨起来，试装，对词，每天就这样，很松散，该锻炼就锻炼。

给他们找了一个健身房，像严世藩，杨金水，他们都锻炼。

黄志忠每天跑一万米。

安安静静，这其实是一个摄制组应该有的状态。

有的演员偷点懒，词不好，大伙那种不屑，他的压力太大了。

所有演员词都溜溜的，戏都好好的，一个演员打磕巴了，那真是对不起，不用说，回去以后肯定是在背词呢。

他形成的习惯是，一般早晨五点起床背词，七点钟出发。

现场再背词的演员，全组人都看不起。

倪大宏不拍戏时，我们就见不着他，据说天天憋在屋里琢磨呢，他从化装开始就进入到严嵩80多岁的状态，寡言少语、眼神呆滞、动作缓慢等。

而扮演郑泌昌、何茂才的演员，要求住一个房间，哥儿俩没事儿就掰扯戏，很有上大学排一部话剧的感觉。

他们在拍摄期间都是‘守得住’的演员。

下面还是把这些演员列一下，感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实力派的履历，看完之后也大概能琢磨出当年看一群大叔飚群戏为什么那么过瘾了：陈宝国的嘉靖，雄猜与天威难测的最佳注脚，也是陈宝国皇帝戏的巅峰。

黄志忠的海瑞，人物可能立的稍微正了一些，导致演员发挥空间有限，不过这是剧本的原因，黄志忠的表演几无可挑剔，几幕高潮戏中爆发出的台词功力真是百看不厌。

王庆祥的胡宗宪。

也有人物立的太正的问题，但王庆祥将其诠释的颇有层次感，绝非普通的忠臣形象所能概括。

倪大红的严嵩。

完美诠释大奸似忠，40岁演70岁应该可以作为教科书案例了。。

可贵的是竟然还没用配音。

<图片4>张志坚的严世藩。

形象和历史有所不合，但是演技没的说，一口京片子念白很有韵味。

张志坚是南京话剧团一级演员，饰演过《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董建昌。

王劲松的杨金水。

这个不多说了，经典角色。

<图片6>赵立新的沈一石。

曾在《走向共和》中饰演罗文，本人毕业于中戏，现为中戏表演系主讲教师，其才子气质与沈一石的角色设置殊为相合。

<图片7>倒严三巨头：肖竹的徐阶（前立者），刘毓滨的高拱（前二立者），郭东文的张居正（后立者）。

三人都是话剧演员出身，肖竹有一个典故是他1956年报考北影，成为北影第一批学生，当年的面试官是陈佩斯之父陈强，出的题目是朗诵《海燕》，肖竹刚念几句就被陈强打断。

后来才知道原因是肖一开口就被陈强听出功底非常好。

刘毓滨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古装剧常客，最有名的角色应该是《康熙王朝》中的朱国治。

郭东文为广州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三人虽同属改革派阵营，而性格迥异，徐阶外示忠厚而内心机心深重，高拱刚直而嫉恶如仇，张居正才华横溢，进取心重。

虽然三人经常在同一场景中出现，但演员的诠释都截然不同，观众甚至可以看台词便一眼猜出说话者。

<图片8>宦官群：徐光明的吕芳（右一），刘立伟的陈洪（右二），赵雍的黄锦（右三）。

宦官作为可以左右政治局面的一大群体贯穿整部剧的始终，徐光明、刘立伟都是话剧演员出身，赵雍是北影78级学生（张丰毅、张铁林同学），功底都没得说。

这群宦官的表演又是闻音识人的群戏经典，文字形容失味。

<图片9>此外徐敏的赵贞吉，甘雨的郑泌昌，王戎的何茂才，徐成峰的冯保，祝希娟的海母，谭凯的高翰文，郑玉的王用汲，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此外，《大明王朝1566》的思想高度是一大争议话题，很多人喜欢将他与《走向共和》对比，并得出前者思想性逊于后者的结论，甚至张黎本人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其实这次《大明王朝》观点上退步了。

但我必须先退一步。

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务实了。

我还真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这种缓慢的，但仍然在行进中的这种体制改革。

不怕慢就怕站。

我为什么提海瑞，海瑞真正的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他骂皇帝啊，他清廉啊，反贪啊。

海瑞的真正意义在于那六个字——正君道，明臣职。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这个电影表现了君臣共治。

现在董事长级的领袖很少了，各国领导人都是总经理。

过去有毛时代、蒋时代、邱吉尔时代、肯尼迪时代、斯大林时代，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都是责任制，总经理，任期几年，有个名誉上的董事会，管理人员多，这个时候都不可能再做到政由己出了。

而这个政不由己出，在历史上，包括过去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因为有一个弱权皇帝，这种弱权皇帝造成了一种军臣共治的局面，我们呼唤一种君臣共治，一种稳健的改革。

张黎的观点我部分接受，部分则加以保留。

《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有现实关怀的戏，甚至其缘起也有部分出于反腐宣传的考虑（贺国强访问海南后表示要宣传海瑞精神），但若将这种现实关怀完全落在廉政文化上，未免落得太实，也不可能是刘和平的本意。

很显然，《大明王朝1566》的模式绝非是那种传统的清官斗贪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部剧，那么就会得出下面这样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认为，该剧中正面主角海瑞的形象有些单薄，不如反面主角嘉靖皇帝的形象鲜活。

而且，对于抗倭名将戚继光这样一个应该着重表现的著名英雄形象，剧中的戏份太少。

显然，孟祥林对此剧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而张黎点出的这一层对渐进式改革的向往的意思，虽然在剧情中有一定对应，但我认为仍然不是刘和平剧本中冰山下的核心。

我认为《大明王朝1566》真正宣扬的不是反腐，甚至也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对某种完美人格与社会形态的追求，这种追求背后坚实的支撑就是民族精神。

王用汲在大堂对质中称海瑞有“古君子之风”，这是一个被刘和平寄寓了无限寄托的形象，也是他心中完美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儒法结合，外法内儒。

剧中不断出现海瑞口称“大明律”，将对方驳的哑口无言的场景，这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像，大明讼堂不是美国联邦法庭，引援数百年前的大明律于事无补，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看出编剧的某种模糊的追求。

法治与人治是剧中海瑞与嘉靖分执的天平两端，前者如海瑞手中的大明律，后者如嘉靖修道的房间中醒目的阴阳标志，还有他最后训示海瑞时说的一番话：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

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

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

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

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

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这是一番充满中国人玄妙精神的对话，也于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封建王朝构筑的本质——所谓外儒内法，便是以调和阴阳为主，法律条文为辅。

在道德的精心包裹下，再严明的法律也失去了自己的力度，日益腐蚀，和光同尘，就像紫禁城的回廊一样，无论是徐阶还是张居正，改革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走出这样的怪圈，因为他们对抗的不只是严嵩严世藩也不只是嘉靖，而是强大的传统。

（说到这里，剧中有一集有一个镜头，张居正退朝时斥责严世藩，严世藩怒而离开，此时镜头俯视拉远，张居正站在紫禁城高大的城墙下，剧情中意气风发的他在镜头前显得非常渺小。

本剧的镜头运用真是出神入化）作为完美的人格，海瑞秉承的是外法内儒的原则，行事的原则是大明律，支撑行事的动力则是儒家文化，也就是源源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也就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必须保持完美，否则最大的支撑力便会瞬间坍塌，这个人物形象就会瞬间黯淡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构建模式中，儒是一层包裹在外面的外衣，外衣光鲜，却可以肆意揉捏，内核灰暗，但必须保持坚硬。

海瑞和嘉靖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便是奥妙所在。

但对人类来说，保持人格的绝对纯净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外法内儒”这样的理想社会永远只能是不存在的乌托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海瑞这样的人，不存在某种苍凉中的奋进。

如此，《大明王朝1566》的悲剧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腐败是一时一事的悲剧，制度是一朝一代的悲剧，而这种纯净人格与社会形态和现实的冲突所产生的悲剧则是永恒的。

当我们在观剧时不自觉地开始和剧中的衮衮诸公一样，对海瑞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行为不以为然时，转而赞同更加实际也更加讲权谋的胡宗宪、赵贞吉时，我们也就成为了这种悲剧的一部分。

这是其他剧集很少会带给我们的观剧体验。

我想刘和平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大家全部是海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如果世上多出一个海瑞，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题外话：本剧的剧本严格来说是个未完稿，刘和平曾多次表示初始的构思中是要写到海瑞去世的，也就是胎死腹中的《大明王朝1587》。

最后没有拍出来的原因大概还是第一部投资与收视不成比例的原因，这令人感到非常惋惜。

上部中为下部作准备的草蛇灰线的情节也不在少数，除上述所述暗示冯保命运的情节外，万历朝的其他两巨头——张居正与李妃的性格与人物关系也慢慢铺陈开来。

此外在剧集开始时亲密无间的倒严三巨头在最后几集中已貌合神离，暗示后来他们争夺首辅的情节，海瑞退徐阶田的历史情节也有了明确的暗示。

此外高翰文和芸娘在剧集末尾再次出现，明显是为下部做准备，从张居正改革的悲剧结尾来看，这对夫妇多半要步沈一石后尘。

芸娘曾哀求李妃不要令自己和丈夫再卷入政治漩涡，也草蛇灰线般暗示了这一悲剧结局。

张黎接受采访时也曾印证过这一猜想：“女人戏”是我的弱项，李妃和芸娘的戏张力的确不够。

但也有另外的考虑，她们将成为第二部《大明王朝1587》的主角，在《大明王朝1566》中只是铺垫，李妃在万历年间起到很大的作用，虚构的芸娘和高翰文将成为沈一石后的商人代表。

湖南台好不容易制作了一次精品电视剧，结果收视率惨败（全剧未过0.7%，作为比较，《武媚娘传奇》的收视率一度破5%），计划中的后半部也因此流产，按照张黎导演担任摄影的另一部电影的名字来说，当真是“一声叹息”了。

来源：知乎吴易 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22694023/answer/40519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