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

1970年代早期，我还没上学之前，就被父母告知，要学一样乐器。

那个时代学乐器的目的，跟现在孩子们学乐器的目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出路，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而我们那时候只是为了避开“上山下乡”。

那时候，我们这样的军干子弟，逃避“广阔天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当兵，而当兵有两个去处，——要么去野战部队当普通一兵，要么学点玩意儿去当相对舒服的文艺兵。

那时候我学小提琴，就是为了将来当文艺兵。

“广阔天地”什么样儿？

我没见过但听说过，总之是苦。

像我们这些生在军营中、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对此只能敬而远之，能逃则逃，能避则避。

再说了，当兵难道就不算干革命了？

所以，对家里安排学玩意儿，哪怕百般不情愿也得坚持，总之不要上山下乡就好。

十月一声惊雷响，揪出万恶四人帮，但上山下乡并没有因此马上停止；而且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一切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真正的改变，是在1977年，那一年邓公复出了。

邓公复出十几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邓公拍板，当年即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

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改变，于是，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不必再每天皱着眉头“歪脖儿拉”。

电影《高考1977》的故事，就开始在邓公复出首度公开露面的那个时候。

那一天，是1977年7月30日，邓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赛。

当时，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后来，这掌声也出现在放映《新闻简报》的电影院里。

《高考1977》一开篇，知青们在露天地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就是邓公看球的那部新闻纪录片。

而知青们在这一幕中的兴奋和激动，实际上已经定下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歌颂。

就恢复高考这件事情而言，把它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其实并不为过。

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或者对那个年代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你会发现，《高考1977》与其说是一部剧情片，倒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来的合适。

据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感动，但我也听到一些指摘的声音。

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很明白人们为什么感动，也很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指摘，盖因角度不同耳。

我不能不承认，作为一部电影来说，《高考1977》有很多的毛病，譬如主题先行，譬如结构不够精巧，譬如人物性格单一，譬如某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缺乏铺垫、比较突兀，等等。

而对一部电影来说，这些毛病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但我也不能不承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亦即创作者是真诚的，而且你可以从这部电影中感受到这种真诚。

我必须承认的另一点是，观看这部电影，我是投入了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毕竟我曾经耳闻目睹过1977年的那些事情。

有批评者指摘人物缺乏真实感，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从片中人物的身上我经常会发现我所熟悉的人的影子，——譬如孙海英扮演的农场场长，你可能感到他的戏有些过、表演有些夸张，但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当年很多“工农干部”其实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批评者指摘这部电影太“政治正确”了，我也不以为然，因为据我揣度，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致敬之作，本来就是为当年的恢复高考唱出的一曲颂歌。

你说它把知青当傻瓜、把观众当傻瓜也好，把历史当傻瓜也罢，但1977年的那个时候，情况大致与电影中描写的不差，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好，知青们也罢，对邓公是感激的，当时“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所谓“得人心”即此之谓。

其实，《高考1977》远算不上一部优秀的电影，但它却可以算是一部基本忠实反映了历史现象的电影。

你当然可以批评它浅薄、煽情、缺乏对历史本质的探寻。

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基本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皮相，虽然它可能因此缺乏灵魂。

当然，《高考1977》的这个题材具备拍一部史诗巨片的基本条件，但这不仅要看创作者的功力、气魄和胆识，还要看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否允许。

凭心而论，对于十年文革，对于三十年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改革，我们所拍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缺乏表现而是缺乏追问，不是缺乏视野的宽度而是缺乏思考的深度。

所以，《高考1977》是且只能是一曲充满激情和怀旧的颂歌，绝不会变得冷静、理智。

不信，可以回头翻一翻2007年国内媒体对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那些报道，看看那些报道的基调和人们的回忆，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的一部《高考1977》。

电影尾声处，赴考知青们乘坐的拖拉机突然抛锚，为了赶上开往考场的火车，知青们在山野上树林中一路狂奔，正当他们看着火车无情地远去、即将失去机会的时候，场长开着一辆拖拉机及时赶到，知青们挤上那部没有后斗的拖拉机奔赴考场而去。

这一幕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极好写照。

电影本身，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故事煽情与否，取决于的只是叙述的角度和技巧而已。

火把点燃时我就想，喔，一个小高潮，然后要来个大场面以及剧情转折了。

果然，火海蔓过银幕时我满眼升腾的都是三个大字：主旋律。

雪地里陈琼对着父亲吼的时候，我开始摸纸巾；她脱衣服的时候，我埋头发短信“有床戏，不知道被审查掉片段没有，貌似胸很大”；赶考途中摔倒落下的人喊着“你们一定要好好考”时，我噗地喷笑出来。

影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固然有它的惯用手法，但这些未免也太套路了吧。

另外，十二月的东北早晨五点半不到，天就能亮成那样？

我想为这次观影写点什么，因为这事有一定程度的怀旧性质。

大一时几乎每周六都跟着社团去影院，后来娱乐活动逐渐多样化了，影院也就不怎么去了。

这次偶然想起又去参加了一次，在放映厅门口看见社团的指导老师，老爷子还是那么精神，一腔热血的样子，突然我就感动了；坐在熟悉的红座椅上，周围都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感觉有些微妙。

恰好又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怀念那个年代。

我生于一九八六，父母都是本科毕业。

自然，他们正是七八级和七九级的毕业生。

相信很多同龄人的家庭都是差不多如此的。

据闻当初我娘初中时候，上课时间不比下乡时间多，第一次考物理全年级只有一个学生会答一道题。

其时全年级学生相互传看，看不懂就硬抄。

判卷时老师只好给写出这一题答案的学生都打了满分。

她念了两年制的初中，高一时赶上恢复了高考，于是两年高中后考上了大学。

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是十六取一。

正巧过年时翻看老照片，看到他们大学时候同乡会的合照，我说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她说你以为啊，就这还是全校的同乡会，从大一到大四，各个院系的，都在这里了。

我于是想起我们家乡那个城，曾经的旧都，千百年出了多少状元进士，没落成这样子。

我爹那一届，县城里也只有六个人考上大学；恢复高考不到一年，可幸赶上了。

他对他的大学时光言之甚少，我对那些日子里他生活的印象，主要来自的是家里满墙的书。

学校供应午晚两餐，他的大学四年都没有吃过早饭。

几乎所有的补助，换了那些书。

诗歌，小说，艺术史，园艺，我童年所有的启蒙都来自它们。

高中时候曾经想买一件什么东西，缺钱，就想变卖一些不那么喜欢的书和CD。

他知道后就掏钱给我，告诉我书不能卖。

他也不管是什么书，只要是书就应该得到尊敬。

这正是我怀念那个年代最大的原因。

现在还有多少书值得尊敬？

我尊敬那些旧书，那些称得上著作的书；而另一些印刷品，我只能尊敬印刷装订人员的劳动而已。

人心不古，可以用这个词么？

或者，饱暖思淫欲？

当年因为贫穷，他们选择了师范，师范不收学费。

后来的二十五年，他们送走了二十几届的毕业生，我的思想也从“大学是人生中必经之路，考不上就再考”到了“大学是不会考不上的扩招都扩成那样了”又到了“大学生反正不值钱了高考也就是意思一下”再到了“好多人退学啊大学果然没意思我也退学吧”。

我当然没退学，并且现在还即将毕业。

希望我这种渣也能毕业。

大一报到时我带着一个箱子一个包，包里是衣服被子，箱子里是书。

送我去宿舍的学长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行李拖到报到点的。

大二时我已经又添了一些书，又管着社团的书，室友说我的书架桌子是个山洞。

成教本科刚毕业的辅导员来检查，指指点点戳着书架说整顿！

书要那么多干什么！

我去垃圾桶旁边捡了一个干净纸箱，装了一些书放到角落；又让学弟学妹把社团的书搬出去分开几部分保管。

学校没有条件给社团活动室，但有条件给我记过。

因为书多，寝室被通报批评；那些奖学金可能受到影响的室友也开始指着书恶言厉厉。

现在我的书架上将近一半的空间是瓶瓶罐罐，这才是大家心目中大学女生的书架上该出现的东西。

所以我期待着毕业走人。

扯回来。

电影票买了一对，却没有人跟我一起看。

喊了一圈，不是嫌九点的场次太早起不来，就是嫌题材内容没看点。

周末里他们去唱歌，聚餐，窝在家刷网页，找一群无聊的人一起无聊，选择是很多的。

备选项太多了。

电影也太多了。

那个年代不论看过几次的片子都能被反复地看（据说除了《珊瑚颂》，我一直好奇想看看这片能不好看到什么程度），直看到台词全都背下来。

那个年代人民贫穷，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有就不错了还谈什么选择？

但有时我真怀念那种简单，虽然这有些犯贱。

南京城正午的大太阳底下，我穿着耐克鞋挎着小单反，从阿童木包包里摸出一块早晨在路边买来，已经压扁了的黑米糕；咬上一口，很甜。

最后。

多么庆幸我的父母生于六二六三年。

多么庆幸他们赶上了高考，这样才会有我。

那个年代，太不容易了，我只能感慨这一句，太不容易了。

向所有的父母致敬。

很好的电影，用连续的故事，让人想起很多东西。

杂1“十一年一回啊，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可这一开始，就持续到今天，09年高考在即。

但如今的高考已经和当初全然不同。

从录取比例看，77年恢复高考，570万考生，只招收27万多。

前些年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近来一个导师多则十几个，少也有三四个。

我也并不想承认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不过古话讲，物以稀为贵。

量产的MBA现在又有什么价值？

当年十年寒窗科举中第，必有高官厚禄；如今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寒窗19年毕业照样有找不到工作的，照样有相当于父母就业的。

再来个五年博士……青春绽放在校园里，枯萎在校园里。

当年的大学生，各个单位像宝一样捧着；如今的大学生，像狗一样被人踢来踢去。

拿什么教育孩子好好读书，我的教育部？

杂2不过依然要读书。

因为读书不是为了高考，而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

但，为什么要提高自身素质呢？

为了高素质的生活。

为什么要高素质的生活呢？

因为高素质的生活会给人不同的快乐。

那如果我现在就很快乐了，我就不喜欢高素质生活呢？

不行！

必须提高素质，因为世界在提高素质，如果中国人不提高素质，国家就会衰落，国家衰落，家复何存，何来尊严与快乐。

我为什么要尊严呢，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如果你的国家被别人侵占了，那别国人就会让他们国家的人利益最大，而会让我们国家人称为奴隶，受尽欺凌。

为什么统治了我们国家，就要欺负我们呢？

隔壁家小强想玩你的玩具，你打不过他他就把你打倒，把玩具抢走了。

所以，为了不被抢走玩具，你就要好好吃饭，提高身体素质，这个和提高自身素质是一样的，所以要读书……嗯，以一个教育孩子的逻辑在想这个问题，还挺难。

给小孩子解释为什么是非常体现自身素质的事情。

杂3发现我长大了。

小时候，看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有点含蓄地表达什么东西，如果我被我看懂，我就会沾沾自喜，并觉得导演很有深度，暗喻什么。

但这个电影里，知青在烧荒地时，有人说，借着风会烧得更旺，恰有人听到广播里讲恢复高考的事，之后又在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实物版，来比喻高考之势不可当。

当时就想，导演的表现手法太幼稚。

然后就发现自己又在长大，因为不会像过去那样嗤之以鼻，而是接受它的这种表现形式，只是不去感慨和赞美。

杂4“有党中央给我们撑腰！

”吐血。

当年腰是怎么被压弯的？

这个红色小印章，至今依然有效，依然要层层审批，没怎么变。

只是电影里演一家独大，而现实中为了批一个材料，要跑各种章，去疏通各种领导。

为了这个印章，陈琼的父亲伪造假证明，证明自己成分，似乎让人感动；老迟被领导召见，说陈琼的证明是伪造的，影响其被录取，结果两人三说两说，意气用事，一个写证明一个盖章，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这就是个人治社会。

中国人办事，总是要讲一点人情味的，风土人情，必须入乡随俗。

所以请客送礼收受贿赂，都是人情所致吧？

这是一个太有人味的社会了。

看到结局还是哭了，毕竟就算是95后如今也有二七二八奔三的年纪，参加了今年的考研，所以对他们奔赴考场的悲壮挺触动的。

那一场高考，的确决定着命运，但今天的高考已经远远没有那个年代那么改变命运了，也许是因为阶级越来越固化，也许是因为虽然今天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一样劳动力过剩但互联网信息的普及和物质膨胀的社会风气使得人心浮躁眼高手低而产生巨大的无价值感。

今天的青年基本都拥有了读书的机会，却因为就像空气一样理所当然而被忽视它的宝贵，难以切身体会到“能读书是一种幸福”，也难以感受那个年代知青们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的热爱，只剩下应试教育麻木的血肉，剩下为了卷而卷的脱离劳动实践的形式。

27岁重新回学校读本科，不是因为什么理想，穷人家的小孩没有理想；更不是因为改变命运，本科文凭在这个社会早就只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敲门砖。

仅仅只是因为还不够麻木，还在痛苦，借着读书在螺丝钉般重复的毫无价值感的打工人生活里喘口气。

在学校的老图书馆，看了几本和知青有关的书，看到他们有的人是那样热爱读书和渴望知识，在一天的打工生活后回到宿舍还挑灯夜读，因为乡下蚊子🦟多而披着塑料袋腿放到水里躲避蚊虫叮咬只为了好好读书，即使他们并不知道有一天会恢复高考，却也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渴望，这让如今可以随时阅读却很少再阅读的我感到佩服和感叹我们太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把考研当成了21世纪青年的精神上山下乡，作为一个学渣，我从未想过踏足学术这条路，但我居然去参加了考研，仅仅想像那些知青前辈们学一学为了知识而学习的感觉。

我没有做到像他们那样废寝忘食，但我的确也超越了我自己。

这部电影没有拍出知青们如何刻苦学习，也没有去过多渲染什么时代给个人的苦痛，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我仍从黑五类女主的身上感觉到毛骨悚然，如果换做我是她，我应该没有那样的意志在那种人人把你视作下等人的环境里生存，当然，环境可以驯服一个人，把一个人作为人的成分洗刷得一点都不剩，只是我在体会过平等的环境里长大，会更加痛苦。

我很庆幸女主参加了高考而不是为了爱情留下，那我真的会被恋爱脑裹脑子无语到，电影中的安排是男主去女主才去的，也是挺无语的，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恋爱脑设定的女主了🙄

其实电影本身拍得还可以，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因为每个人心里的感觉不一样，所以给的评价也不一样。

但看电影技巧什么的评分我确实给不了分，我看这部电影的着重点也不在这。

我的着重点是想知道，那个年代，究竟是什么样的？

人们赶考究竟是什么心情？

我爸就是第一届参加恢复高考的人。

我妈也是前几届的。

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当年的事情，只是很多细节，也许连他们自己也忘记了。

我爸不是应届毕业生，他参加第一届恢复高考的时候都已经30几岁了。

我妈就是电影中的那批人，刚刚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了，一呆就是7、8年。

按照官方的话讲，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那片土地。

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讲，他们真的，把自己的青春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那片土地。

同样的话，官方讲大家都觉得冠冕堂皇，但他们自己讲出来，是渗透了血汗和泪水的。

很多人在批判，批判那个充满了批判的年代，比如愤青，比如热血青年，比如青年们，都在批判那时的不公平。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地去关心那些献出自己青春的人，去问一下他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的感受又如何？

我问了。

却得不到答案。

答案，沉淀在他们心里，太多太多的故事，太多太多的话，太多太多的，已经说不出来了，或者说一言两语是没有办法尽述的。

而且那些答案，也太沉重，他们年迈的身体，年老的心，已经没有办法再把那些东西扛起来。

每一次我的问题，只能得到一句半句回应，然后，沉默。

我也问过他们，后悔吗？

为什么要后悔？

而且要后悔什么呢？

那些事没有办法改变。

怨恨吗？

不怨恨，只是当初一开始，很绝望。

那后来怎么克服的？

就那样呗，日子还得过，人还得做，活还得干。

不干就没饭吃，不吃饭活不下去。

妈妈告诉我，她当初不知怎么的，就有一种信念，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呆在那里，总有一天她能出去。

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总会有那么一天。

爸爸则一直呆在那里，没有书念，就学医。

这怎么也是一种学习。

突然之间恢复高考了，可以读书了，哪怕是如来佛祖拦着，也一定要去考。

所以，电影，不一定好，但是真实。

或者从我看来，真实。

我还没有给我父母看过，也许他们，才能给出更权威的评价。

但无论如何，往事已成往事，那时的记忆，人，事，都留在他们心里。

我不能完全复制出来，他们不能完全叙述出来，但一切，已经不值得去追究了。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后人的评价，是属于后人的。

前人的经历，永远属于前人。

我们能借鉴，却不能逾越。

我们能读能看能听，却因不能亲自经历，而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感受。

题目叫“奉旨填词”，其实我有点想把它改成“奉旨调情”，但是之所以不改，一，身为一个不怎么勤快的写字者，我比较规律地能够接到约稿函，能深深体会“奉旨调情”的不容易，一言以蔽之：没感觉也要挤感觉，痛苦。

二，我并不清楚影片的创作背景，不好贸然评判导演是“奉旨”行事，做人，要客观。

三，我很尊重那些前辈为了获取知识，改变命运而进行的奋斗，他们中间的确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精英人才。

高考1977是个值得书写的故事，这个事件的伟大之处，远远超出高考的本身。

高考由推荐而变成人人可以报考，那既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描写文革和知青，从诸多的负面故事中，寻求积极和向上的一个角度来讲故事，高考，对知识的追求，无疑是很讨巧和很安全的一条路。

但是，影片拍得实在比较一般。

一、情节连贯性不够。

从开头知青告别城市的轰轰烈烈，一下子就到知青拼死拼活要参加高考。

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

交代不够。

也怪不得有年轻观众疑惑：他们看起来生活得挺开心的，为什么要回城呢？

男女主角的爱情没有交代，床戏来得也莫名其妙，突然就开始脱衣服了，没头没脑的。

还前面后面拍了许多慢动作，跟MV似的，让我们把女主角白腻的背和浑圆的乳房轮廓好好欣赏了一下。

二、老的套路在反复使用。

比如，从影片刚开始我就觉得，肯定要有个把知青死在北大荒，不然不足以对得起那些残酷的青春，问题是——他们怎么死呢？

是在伐木时候被压死，还是在冰雪中冻死，或者被军代表强奸致死，或者是抗完大包吐血累死？

当小根宝终于被象征强权的大喇叭砸死的时候，我看看进度条出了一口气，估计就死这么一个了。

三、真实性不够。

那个大包，哪里是几百斤重，分明是塞满棉花团，软绵绵虚飘飘，演员扛着连个青筋也不露出来，汗也不出一滴，虚伪。

女主角像是在苦寒之地的北大荒熬了八年的知青吗？

细皮嫩肉，肌肤胜雪。

野火烧荒的动画制作得太粗糙了，不过考虑到国产片筹钱很难，原谅一下。

四、亮点突兀而散乱。

几个高潮点是关于知识，关于命运，关于亲情的宣言。

但是，做公益广告还好，激动人心，放在电影里就太突兀了。

五、过于理想化。

事实上，文革后期，知青问题和知青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地步，枪毙强奸女知青的军团干部的故事，在30年后读来还触目惊心，当然，当然，这些故事不和谐，吃力不讨好，不反映在电影里也可以的。

但是，通观影片，除了开头有个面如银盘的驻中学女干部有奸诈之嫌，其他的，全是好人。

知青可以无条件支援弱者上大学，录取人员为造假行为开脱，顽固的农场领导最终被进步青年感化，最终驾着拖拉机从天而降，一把把青年们拖上了奔向考场的康庄大道……看完片子还是比较感慨的，毕竟它能够引发人的对比之情。

但是，在最初的物我对比之后，看看那些青年们对于美好未来的畅想，再看看现在围绕着教育制度产生的一大陀问题，不由得让人深深为之无语。

首先得说，这篇评论似乎不算评论，而是某个人的亲身经历，放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这部片子还是讲了一些蛮真实的故事的。

我妈说，她绝对不会看这部片子，因为她自己就经历过那命运转折的一年，她说跟我讲那年的事也勾起了她“艰难的回忆”。

她说那毕竟是个“扭曲的时代”，尽管她是这个转折点的受益者。

有个教育局副局长曾经在她所在高中蹲点，她当年是学生骨干，因此与他熟识。

此局长对她印象不错。

她与同学一起出发去插队前，在人海中又碰到了那局长，他与我妈说：“xxx，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们说今年又要恢复高考啦！

”，他还说：“xxx，你要努力啊，不要荒废以前学过的知识，你们这届应该能赶得上。

”我妈算是她那帮同学中最早得知这个消息的，此时距离消息的正式发布还有好几个月。

那是7月份，太阳与暴雨正热烈地亲吻土地。

生产队是按地域分的，我妈所在为灶本冲生产队，隶属于林水大队，此大队又隶属于林水公社。

她第一个月主管伙食，天未亮便提着一盏小灯在黑漆漆的农舍间忙活，为十几个知青准备早餐。

一开始没有菜，往米饭里添些盐油便成就了他们一天的能量来源。

女知青常吃不饱，因为饭一上来便总让男生抢了去。

后来当地的农民给他们划了些地，他们便在上面种些菜，又养猪和禽类，好歹让餐桌上显得丰盛了些。

她说插队让她认识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这在她口中是个褒义的形容词，她谈及第一次全村开会时，知青们遵守约定于上午10点来到会议地点，等了许久却还未看到农民兄弟们的身影，直到11点半才见他们姗姗来到，悠然自得，而会议也仅持续了半个小时而已，让知青们叹服不止，往后知青们亦学会此招，日子由此过得松散而愉快。

她还说她自打那时起便深感农民的伟大，因他们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却丝毫不觉烦闷，反而乐在其中。

恢复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好消息，我妈犹记当年是在公社报的名，其后填报志愿时可闹了点笑话。

由于消息闭塞，也绝无报考指导这类资料，她和另一女生在密密麻麻的大学名单上指指点点，只认得清华北大中大等响当当的名字，其他一概不知，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与这些名牌相距多少。

她只知自己的数学学得不错，便报了中大和广西大学的数学系。

他们曾经想要回家复习，因为他们插队的地方离家并非隔千里远，但才没几天就让带队干部拉回了生产队。

那时是秋收，也许是队里也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是硬生生地把他们扯了回去。

至此每天披星戴月，晚上以床为桌，学习时间少得可怜，我妈一度认为自己肯定与大学无缘了。

考试是在公社。

她说语文考试三个小时，她只答了一个小时便出来了，作文题目为“最难忘的事”，她写了打倒四人帮之类。

理科是我妈的强项，但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她并不乐观，加上习惯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她甚至认为自己将会嫁给一个农民，从此脸朝地背朝天，与黄土相伴。

某天一知青兴冲冲地跑来，说是在大队里似乎看到有我妈和另一个男生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赶紧随之而去。

在某个办公室里面，负责人员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男生的通知书，却坚决地对我妈说没看到她的。

我妈坚持让他仔细翻查，过了好久才在乱糟糟装信件的抽屉里发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

但打开一看，我妈有点失望，“桂林医学专科学校”，这是什么地方？

回去与家人一商量，家人都劝她别去，复读一年以备战第二年的高考，都认为这不过是个中专学校，不值得读。

在这当儿，却有相熟的医生告诉她这是大专，以后出来能当医生，并且学医对女孩子来说很不错，建议她抓紧时间去报到。

这便是她的1977，并不多舛，甚至有些平凡。

她曾经是那么平凡的一个女学生，如今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日复一日认真负责地对待病人、教育女儿、孝顺父母，仅此而已。

1 望文生义“高考1997”，以为是历史大视野下的反思，没想到是艰苦条件下的激动人心的奋斗故事——我本以为1977不过是还给奴隶一点学习的自由而已。

我修正一下不是“矫情”，而是“激动人心”的“感动”。

2 望文生义“高考1997”，以为是全国大范围的真实再现，没想到是历经艰辛、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上海人青春故事，和我这种从小有饥饿、挨冻经验的，狗高就做家务的，不知道大白兔是糖的前农民生活体验不同。

我修正一下不是“矫情”，而是一个前农民的卑鄙的阴暗的心里在作祟。

我做为一个前农民对这个真诚和真实的故事做出这么偏激的评论表示由衷的歉意。

---以及废话1 有亮同志演戏就是太用力，还是脱不掉“孽债”那种讲社会新闻故事的道道，它难道不能内敛一点，非要长着一张聪明的，既政治正确又苦口婆心的，充满教育的上海脸。

让我不得不想起谢晋、秋雨等同志，让我总是很错误认为他们骨子里，有机会主义和暗暗的投机性。

他们真是一面好镜子，找出了我的阴暗。

2 “小平、小平出来一定有大的变化”，我虽然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是我还小，不知道，在当时，被历次运动三番五次的、搞得神魂颠倒六根清静的、看惯了进退无常的潘志勇们，对三起三落的小平同志真的有现在官媒所宣传的一出定四海的相信？

为什么当时就不可以以为是又一次落前的起呢？

潘志勇们（也就是编剧和导演们）对威权人物和威权政治的崇拜的死样，从一个偶像到另一个偶像，本质上没什么长进，十年真是白折腾了。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 黑格尔。

他妈的姓黑的家伙果然黑，汉奸！

什么？

是外国人。

抵制！

3老迟。

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外壳坚硬，内心柔软的黑脸好人。

他是体制打造的机器人守护者，它偶尔人性的表现只是机器程序的小BUG而已。

那些手持“图章”的人，他们坚守的曾经是发放反革命的帽子、上山下乡的政令。。。

现在是房价、油价。。。

4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你的帽子,摘下来了吗?"她恐惧和憎恨的是它的父亲，是什么强大的力量让一个人冰冷道如此？

她憎恨的是父亲，而不是让父亲蒙冤的那只“手”，是什么可恶的力量让一个人麻木到如此？

5我喜欢强子。。。

许多人都说，这是一部八零后看了会笑，六零后看了会哭的电影。

作为一名八零后的女生，在经历过应试教育的高考制度之后，在刚刚步入大学不满一年的日子里，在经历过痛苦、挣扎、迷茫之后，看完这部电影，有了深深的思考。

这部电影给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总是忍不住想要反问自己，如果我在高考前看过这部电影，那么，我是否会比原来更认真学习努力念书呢？

我们总是为我们的懒惰找借口，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太过舒适，我们一路顺风顺水平淡安稳地过，可以说是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的波澜不惊。

所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他们为了高考要绝食；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他们为了高考可以去当小偷；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影片中的他们为了高考甚至可以付出他们的生命？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没有被历史的错误耽误了十年的青春十年的光阴。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无知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知识，我们该怎么办。

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大于高考本身。

这句话是条线索穿插在影片的各处。

可是真的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吗？

从影片最初潘志友踩着踏板放映着古板的新闻开始，我便嗅出了1977年被文革压迫着的知青对知识的热衷与渴望。

在被下放到农场的日子里，知青们忍受着生存条件的艰苦贫寒，忍受着周围环境的恶劣，在历史的错误里苦苦挣扎，他们从不敢奢望会有奇迹发生，他们只能疲惫地活着，等待着。

恢复高考这一制度，使推荐上大学从制度上就此成为了历史。

这意味着，不论阶级不论成分，人人平等的一个机遇砸在了知青面前。

可是，老迟的公章，成为了众人想上大学的一个障碍。

为了能上大学，为了能念书，为了能获取知识。

瘦弱的小根宝扛起了比他自己还重的大包；正直的强子半夜潜入图书馆偷书复习；陈琼父亲不顾一切禁锢，为的只是给女儿送学习资料……这部电影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片段让人觉得感动，许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骄傲、自负、以自我为中心的八零后，从影片一开始便哭到结束？

他们这些感慨从何而来？

他们不明白，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们如何能感同身受地大彻大悟，如何能理解当年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期待，如何能明白这个1977年的高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八零后的学生，我只想说，这电影本身，太过真实，我们哭的不是自己，不是过去。

我们哭的只是历史错误下被耽搁的那些对知识渴望得可以托付生命的知青。

我们哭的只是庆幸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策能帮助到这些知青们能重获新生。

从小我就是听着父亲用淡淡的语气，云淡风轻地讲述着他们那个年代发生过的酸甜苦辣，听着父亲说着我的爷爷奶奶是怎么咬牙熬过文革那段炼狱般的日子。

电影里面的陈琼，简直是我父亲的翻版。

我的父亲，就是参加1977年第一届高考的人，那年父亲16岁。

而我的爷爷当年因为是大学校长的缘故，文革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迫害得差点丧命。

当时奶奶也被下放到牛棚，父亲一个人被扔在了离家三座山远的地方上学，当年邓小平被毛主席撤销一切职务，因为姓邓的缘故，再加上历史反革命的家庭成分，父亲从小便被人耻笑，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

我不敢想象儒雅沉静的父亲当年是怎么忍下那些辱骂，如何咽下那些拳头，如何面对那些嘲笑，如何无视那些讥讽。

但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的爷爷，即使是把年幼的他一个人扔在了偏远的地方念书，即使是亲眼看着爷爷被人拖着戴着滑稽的纸帽子游街示众。

即使我没有身处文革时期，光是听着父亲讲那些过去的遭遇我的心已经战栗不已。

那些残忍的、无望的、茫然的、悲伤的过去。

那些飘渺的、憧憬的、期待的、希望的未来。

我不知道陈琼为什么要怨恨她的父亲。

她把历史的错误自己的悲剧通通推到了父亲身上，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她被人看不起；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自己没有上大学的资格；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所以母亲才会去世。

通通是因为父亲。

可是，她却没有想过，把罪名全部包揽在身上的父亲，才是这个时代最沉重的悲剧。

一边他承受着妻离子散的痛，一边接受着女儿的怨恨，还要扛起错误的历史对他的批判。

这个在岁月磨损中苍老的男人，即使被女儿用言语伤害着，即使被女儿深深地仇恨着，即使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完全没有错的，可是他依然默默地承担起一个数学教师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责任。

当他哽咽着说：“上课。

”的时候，我突然间哭得不能自已。

如今的我们早把这“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些上课问候语当成了陈旧机械的模式，应付也好，习惯也好，也从来没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可是当陈老师抹着泪笑着说：“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

”我们可想而之，文革使多少老师学生颠沛流离，文革使多少人失去了获得知识的机会，文革使多少老师丢掉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承担起骂名。

在陈老师身上，不仅看到了教师的责任喋喋生辉，还看到了闪着慈爱的光的永恒的话题——父爱。

我不知道脸上刻满沧桑的男人心里究竟有多强大才能支撑着他在这个错乱的时代活下去。

或许，女儿是他的支柱，抑或许，是那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一直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心。

看着他在油灯下一笔一划地写着“琼儿”，最后又狠狠地划掉，最后写上“陈琼同学”，脸上尽是纵横的泪水。

他为了女儿，找来树干，日日耐心打磨，精心地凿刻，终于歪歪扭扭弄出了一枚印。

任谁都能看出那印章的拙劣，老迟也不例外。

可是就连这么一个铁石心肠的农场主也被陈老师这种伟大无私的父爱所感动了。

他难道不知道私印公章是犯法的么？

他难道不知道那一张假证明很有可能使他再也不得翻身么？

他懂，他比谁都懂。

可是，为了女儿，他不惜铤而走险。

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因为，他希望，女儿能不再恨他，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未来。

而影片中出现的第二个有争议的印章，则是别在老迟腰上的那个宝贝。

那个决定知青命运的农场革委会的公章。

影片用那枚公章耻笑当时社会的腐朽，制度的呆板与对人的藐视。

以一枚小小的公章决定知青的命运来反讽文革时期的黑暗与无望。

在那个年代，它是组织与权力的象征。

一个人的命运与人生都取决于这枚公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穿衣吃饭，每一个与活着相关的细节都必须盖上相当于组织认可的公章。

离开了公章，一个人就如同被剥夺了生的权利。

于是，老迟因为拥有公章而成为一个侧身于权力巅峰的人，对于农场知青来说，他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掌握知青生杀大权的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强子他们要绝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潘志友的迟疑与茫然。

而影片的转折点就在老迟在目睹农场知青对知识的渴望，潘志友对他苦口婆心的规劝，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转身离开时候轻轻放在柜子上面那枚印章，那枚代表一切的印章。

这意味着老迟开始改变。

或许他是被陈琼父亲对女儿伟大无私的父爱所感动；或许他是被强子他们对知识的强烈愿想所打动；又或者是潘志友的一番话让他有了新的思考。

他从一个铁石心肠的工农干部，变成了一个“肩起命运的闸门，将年轻人放到光明中去”的勇敢的父亲。

看着知青们跌跌撞撞边哭边爬地冲向火车站，看着老迟亲自开着农场拖拉机送知青赶考的场景，我们哭了。

哭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冲破文革这个错误时代的一股新的希望，是打心底油然而生的一股新的生机，是一种感化人的爱的力量。

影片的最后，农场里的每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好的大学，我不禁思考，历史上的这次浩劫，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或许这次浩劫带给我们无尽的伤痛，使无数人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可是，正因为这次浩劫，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知识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我们才能真正地去重视它，才能明白自己肩负着的沉重的责任感。

而这对于我们八零后的人来说，是一次严厉的拷问，是一个未解的难题。

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

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

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

我也说了几句。

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

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

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

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

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

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

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

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

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

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

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

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

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

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

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

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

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

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

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

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

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

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

007 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

《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

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

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

《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

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

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

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

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

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

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

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

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

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

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

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

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

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

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

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

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

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

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

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

《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

”“我敢！

”“我也敢！

”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

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

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

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

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

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

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

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

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

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

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

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

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

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

”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

这样很好。

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

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

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

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

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

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

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

《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

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

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

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

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

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

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

（2009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