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弄·悬案

陈可辛导演的《酱园弄》取材自民国奇案“酱园弄杀夫案”，将镜头对准了1945年风雨飘摇的上海，讲述了一个被家暴女性詹周氏杀夫分尸后，在腐朽司法与动荡时局中挣扎求生的故事。

影片以浓烈的戏剧冲突和深刻的女性视角，试图撕开旧时代女性生存的残酷真相，引发强烈共鸣，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从詹周氏嫁给詹云影，再到丈夫沉迷赌博、变卖家产、持续家暴，层层递进，令人窒息。

观众能深刻体会到那个时代底层女性在婚姻枷锁中的绝望——她们没有离婚的权利，无处申诉，反抗往往意味着玉石俱焚。

章子怡的表演极具张力，从麻木忍受、惊恐绝望到法庭上迸发的求生欲，层次分明，将詹周氏的苦难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

影片巧妙地借詹周氏案，展现了汪伪政权末期上海的混乱与腐朽。

警察局长薛至武代表的强权司法，为了结案不择手段（严刑逼供、制造伪证、贿赂法官），正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缩影。

西林作为知识女性的发声（“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有千万种可能”）和王许梅在狱中传递的生存智慧，则如同穿透黑暗的微光，代表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日本投降、政权更迭带来的命运转机，更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

事件原型中天主堂嬷嬷作伪证称詹周氏怀孕，暂缓死刑，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大赦，改判15年徒刑。

汪伪政权倒台导致案件重审，大赦令成为免死契机，凸显个人命运与时代动荡的交织。

詹周氏出狱后更名、再婚、投身幼教，从“杀人犯”变为“周阿姨”，体现时代给予的救赎可能。

此案至今警示：个体的悲剧需置于社会结构中考量。

若詹周氏生于当代，或能通过法律与庇护制度逃离暴力，而非挥刀求生。

薛至武放猪咬詹周氏，不仅是对詹周氏生理和心理的极致折磨，更是权力对弱者赤裸裸的侮辱与戏弄。

薛至武最后击毙猪，并非仁慈，而是展示其操控生死的绝对权力。

这场戏极具象征意义，深刻揭示了詹周氏所处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绝境。

詹周氏对一块蛋糕的朴素渴望，成为影片最动人的情感支点。

这微小的愿望，象征着她被剥夺的、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甜美生活可能。

王许梅在临刑前为她买蛋糕的情节，充满了悲悯与女性间的情谊，催人泪下。

二审法庭上，西林质问法官“说她杀人，你有什么证据？

”以及旁听民众自发呼喊的“不要屈服，不要被他们得逞”，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冲击。

这不仅是对詹周氏个人的声援，更是对不公司法、对压迫女性社会结构的一次集体控诉，是全片女性主题的最高潮。

结尾薛至武被按在铁丝网上，詹周氏首次与之平视的镜头，极具象征力量，完成了弱势者对强权者视觉上的颠覆，令人印象深刻。

影片的信息量极大，涉及案件侦破、司法腐败、女性觉醒、时代变迁、狱中情谊、媒体舆论等多条线索。

这导致部分段落显得节奏拖沓或仓促。

例如，对张宝福这条线索的引入、调查到其意外身亡的处理，显得有些功能化和潦草，削弱了其作为潜在“共犯”或替罪羊的戏剧张力。

部分支线，如宋瞎子的算命、薛至武的权谋，虽然服务于主题隐喻，但穿插其中有时会打断主线叙事的流畅性。

作为关键推动者，西林对詹周氏的关注和投入略显突兀。

从写话剧、到庭审挺身而出、再到撰写《为杀夫者辩》，其动机更多是理念驱动，缺乏与詹周氏个人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或具体调查过程，使得她的“救赎者”形象稍显理想化和符号化。

薛至武对詹周氏案近乎偏执的投入，尤其在政权即将倒台时仍要置其于死地，其深层动机（是纯粹维护权力/司法“尊严”，还是个人恩怨或恐惧？

）挖掘得不够深入，使得这个反派的复杂性打了折扣。

二审时詹周氏将罪责推给已死的张宝福，虽然符合其求生本能和在狱中习得的“生存智慧”，但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削弱部分观众对她“纯粹受害者”形象的共情。

影片对此的呈现和探讨略显简单。

影片对家暴、逼供、分尸、杀猪等暴力场景的呈现非常直接甚至残酷。

导演的意图显然是为了强化压迫感和绝望感，但未能把控真实震撼与艺术表达的克制，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这种视觉冲击是否必要？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种“苦难奇观”的展示？

影片名为《酱园弄·悬案》，且设置了头颅失踪、疑似第二把凶器等悬疑点。

但叙事的重心明显更偏向于展现詹周氏的遭遇、觉醒以及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权力博弈，对于案件本身的“悬疑性”和推理过程并未深入展开。

头颅作为关键物证的下落最终也未交代，可能会让期待硬核悬疑推理的观众感到些许遗憾。

影片以“悬案”为名，却对案件推理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彩地刻画女性困境。

导演的意图无可厚非，但若一开始就坦诚这是一部女性觉醒题材的作品，或许观众会更买账。

毕竟，冲着悬疑来的观众难免失望，而真正想探讨女性命运的人，本可以更早被吸引。

《酱园弄》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关怀和女性意识的野心之作。

它成功地将一个民国奇案升华为对女性生存困境、司法腐败、时代洪流裹挟个体命运的深刻探讨。

几个核心段落的震撼力，以及对旧时代窒息氛围的营造，都极具感染力，让人对詹周氏的遭遇扼腕叹息，也为她最终的反抗和那渺茫的希望之光所触动。

尽管在叙事节奏、部分情节逻辑深度、配角动机挖掘以及暴力尺度平衡上存在不足，甚至悬疑元素未能完全满足预期，但影片的核心诉求——展现一个被逼至绝境女性的血泪挣扎，以及“不要屈服”的觉醒呐喊——是清晰而有力的。

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将那个时代女性的血淋淋的生存状态和寻求一丝光明的努力，赤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酱园弄》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题材电影，它算不上佳作，但其展现的勇气、提出的问题以及在时代尘埃中奋力闪耀的女性微光，足以引发观众的思考与共鸣。

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牢笼里，“为自己而活”的信念，本身就蕴含着冲破枷锁的千万种可能。

由陈可辛执导、网上争议声颇高的《酱园弄》终于定档了。

影片被分为上下两集，第一部将于本月21日全国公映。

看完预告片的第一时间，我就想起了台湾1984年的电影《杀夫》。

《酱园弄·悬案》透露的氛围影调，一闪而过的冷漠看客的群像，充满节奏与紧张不安的配乐都与这部四十年前的老片谜之相似——要说陈可辛拍这部影片没受过《杀夫》的影响，我不相信。

《酱园弄》与《杀夫》存在相似场景《杀夫》改编自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同名小说，而这本小说的灵感，正来自于“詹周氏杀夫案”。

也就是说早在四十年前，台湾就拍过一版《酱园弄》——只不过将故事发生地从上海弄堂迁到了台湾农村鹿港。

至于影片中的时代，则与原案件保持平行：民国对应台湾日据时期。

李昂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第一次看到‘詹周氏杀夫案’时，便觉精彩。

以往人们总喜欢将女人污名化：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杀老公？

肯定是为了和奸夫在一起，就像潘金莲与西门庆。

但詹周氏很特别，终于有个故事是女人不堪虐待，把老公杀了，并没有奸夫指使。

这很吸引我，也很打动我。

”《杀夫》的剧情很简单：农家女林市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某日，母亲因饥饿遭日军诱奸后羞愤自杀，孤苦无依的林市随即被叔叔一家收养。

长大成年后，林市被叔叔嫁给了远村的屠户陈江水，江水个性顽劣粗暴，婚后对林市百般打骂虐待。

为了生存下去，林市只得将怨恨与愤怒深埋心底。

然而，林市的隐忍并未换来江水的善待与体谅。

某日，被罚不许吃饭的林市饿倒在街边，因被同村男子所救，江水自觉受到了侮辱，他将林市带到血淋淋的屠宰场进行恐吓，经此一事，林市的精神趋于崩溃，她变得浑浑噩噩宛如行尸走肉。

终于有一日，林市趁丈夫熟睡之机，举起了他的杀猪刀......

《杀夫》属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新电影’（指当时30多岁的年轻导演掀起的以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为追求的电影运动，代表人物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杨德昌和侯孝贤）。

需提醒的是：影片略嫌生硬的表演和文绉绉的对白可能会让如今的观众感到不适应，但这部四十年前的电影所展现的技法、探讨的主题时至今日仍未过时。

讲真，我不知道陈可辛的两部《酱园弄》能否超越这部前作。

接下来，就分三个层面具体谈谈《杀夫》好在哪里。

一、被像猪一样对待的女性与原案件中在典当铺工作的詹云影不同，《杀夫》将丈夫的职业改为了屠宰场的屠夫。

这一改动大有深意，是将林市的命运等同于猪。

在原小说中，林市的出嫁过程就宛如牲口的买卖：由于陈江水一向声誉不佳，加之双方年龄悬殊，林市叔叔从这桩婚姻中获得了莫大的好处——江水每十天半个月，就得送林家一斤猪肉。

在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这要远远好过其它方式的聘礼。

这一‘献身换猪肉’的婚姻实质虽未被电影明确拍出，但也通过角色之口暗示了这点。

直接将林市等同于猪的场景发生在新婚之夜。

当时坐在房中饥肠辘辘的林市听着外头正吃喝的男人们的喧嚣，陈江水的工友笑道：“老大，今天晚上不要太累了。

”另一个竟附和道：“我们老大没有问题，还不是跟天天杀猪一样。

”

第二天，龌龊的工友看到陈江水杀猪时又笑到：“昨晚你太太有没有这么叫？

”

“婚内侵犯=杀猪”是全片最重要的隐喻，也是绝佳的创意——既与陈江水的屠夫身份若合符契，也凸显了笼罩乡土中国的父权制思想对悲苦女性的极致物化：首先是面对可怕命运束手无策的失语状态像猪一般。

夏文汐饰演的林市台词极少，往往都是被动答话，她要日夜满足丈夫索求无度的强制性需求，她最大的音量是不情愿的叫床声，久而久之弄得左邻右舍都烦了，“恍惚还以为又是猪嚎呢！

”（原著语）

其次，电影不遗余力、几次三番刻画陈江水杀猪的细节，也是在将性暴力比喻为杀猪：尖刀插入猪颈、鲜血随即喷涌的镜头其实是男性插入的视觉隐喻。

操着杀猪刀的丈夫，尽显其手握他者（猪/妻子）命运之能。

通过导演曾壮祥用心良苦的巧思设计，影片结尾“杀夫”段落所彰显的对传统父权社会、父系家庭的批判便更显力道：林市手刃陈江水的，正是后者使惯了的杀猪刀——那把刀，本是陈江水宰割他者（猪/妻子）的武器，结果“凡动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林市最后“反客为主”，以“屠戮”自己的武器屠戮了对方，这是真正的“反杀”。

而迫使林市走到这步、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反抗的心理原因，电影交代的也算清楚：在陈江水长年累月的家暴+性侵摧残下，一直承受精神重压的林市终于一夕“断片”，她杀人时基本处于一种半清醒、半恍惚的癫狂状态。

关键节点来自以下几个：1、林市偶然发现表面上一直关照自己、貌似热情善良的邻居阿罔官背地其实是个空虚善妒、刻薄冷血的长舌妇：她一直拿自己被陈江水蹂躏时“叫床声太大”说事儿，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说自己是贪得无厌、欲求不满的淫妇。

为了捍卫岌岌可危的名节（在旧时乡村，这件事无比重要），林市自此拒绝在和丈夫同床时发出声音，这又引得内心自卑的陈江水大为不满，对林市拳脚相加还罚她不许吃饭。

2、受同村死了丈夫、一人卖鸭养活孩子的不幸女子阿燕的启发，林市也想自食其力，她用陈江水赏她的“开苞钱”买了几只鸭子，却被陈江水毫不留情地当面拿刀劈死——这意味着从今往后，她的饭碗将牢牢端在这个男人手里，再无自谋生路的机会。

3、为报复林市在性生活上的不配合及外出偷找工作，陈江水将胆小心善的她带到屠宰场，强迫其观看杀猪场面并将血淋淋的猪内脏丢在她身上，这让林市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

于是乎，我们清楚地看到陈江水是如何把林市一步步逼疯的：从一开始的身体虐待、生理饥饿发展到后来的精神折磨。

我们不要忘了：林市原本就是个有心理创伤的人，“杀鸭”、“杀猪”的反复刺激更使她深陷于母亲惨死在眼前的记忆不可自拔。

原著中，林市最后杀人时甚至已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了：当她拿起刀，黑暗中闪现的却是蹂躏母亲的日军男子的脸和嚎叫的猪，就连一刀刀砍向陈江水时，林市还把流出的肚肠当作伸向自己的无数条鲜红舌头......当然，电影不好展现小说关于林市的大量主观心理描写，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名被逼上绝路的弱女子在万念俱灰下试图与压迫者同归于尽，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杀夫》若有今日电影描绘回忆或展现梦境的经验及手段（典型如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艺术水准会更上一层楼。

二、父权制下的家庭刻画若说在形象上将林市的凄惨命运与猪类比给人以强大的感官冲击，那么在女性形成“猪命运”的更广泛的社会成因上，《杀夫》也做了有益并深入的探讨。

这主要体现在影片对农村父权制下的家庭刻画极其成功——不仅仅局限于陈江水、林市这一小家。

早在出嫁前，林市就是叔叔家的奴隶，嫁人后又继续成为丈夫陈江水的性奴隶。

关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杀夫》仅靠画面便交代的一清二楚：林市出嫁前，和叔叔一道拜祖宗。

在林氏宗祠中，叔叔作为主体人物占据着画面正中的位置，口中念念有词说着祭拜的话，而林市则默不作声地蜷缩于大门旁，显示出在家族中所处的边缘位置。

在传统父系家庭里，女儿一向是被噤声、失去话语权的存在。

更何况林市还有那样一位“淫荡”的母亲。

再看新婚当夜陈江水强暴林市的一幕：陈的背影占满了整个一侧的画面形成强大的视觉压迫，而林市则直面观众、警戒地斜视对方并蜷缩在床。

这一不规则构图清晰地对比出林市的弱小，彰显出在性别权力关系上，男人的绝对权威。

《杀夫》厉害的地方是：它仅凭画面就传递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观是什么意思——这一绵延两千年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深入人心并深深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形成对女性从身心到思维的全方面禁锢。

如月经污秽，女人要持家守贞、有性欲可耻......接受并认同这套观念的，不止是男人，还有女人——包括林市自己。

“禁锢”在片中有着鲜明的镜头设计和视觉符号，本片摄影张照堂在展现林市的痛苦内心时，往往通过拍摄窗框/大门来将人物置于其中——被狭小框景锁定的林市犹如出逃无路的囚犯，这类反复出现的画面构成了除“杀猪”外全片最经典的意象。

无论出嫁前还是出嫁后，林市都摆脱不了被禁锢的命运若想不被禁锢，就唯有死亡。

奴隶或死亡，是曾几何时饱受压迫的万千女性唯二的选择，《杀夫》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鲁迅的《祝福》。

有意思的是，伪善的邻居阿罔官说林市的很多话，都类似《祝福》中柳妈对祥林嫂说过的话，她们都在强调“受害者有罪论”。

——《祝福》：“我不信。

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

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

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

”——《杀夫》：“就算他（陈江水）粗鲁，受不了，阿市也不会反抗啊？

就像我，我就敢死给人家看。

”

还有，阿罔官见到林市的第一面，就讲出了类似柳妈“你该去庙里赎罪”的说辞：“杀生太多是要下地狱的，你知道吗？

你是他老婆，当然也会被牵连的。

所以，以后有机会要常到庙里去拜拜，消除罪孽才好。

”

看看，压迫女性的不光是男人，还有女人——虽然阿罔官自己也是个守不了二十年活寡，忍不住去偷人的可怜人。

因为男权社会和父权思想潜移默化荼毒的，是所有人。

就连男人，也是这种不平等社会下的受害者。

林市那因杀猪而被所有村民看不起的丈夫陈江水，之所以敢“理所当然”地虐待林市，无非应验了鲁迅《灯下漫笔》中的一段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

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

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所以说，《杀夫》真挺了不起的，这部电影展现的思想深度，要完爆如今大部分基于性别对立的“女权片”——要知在四十年前，就连“女权”这词儿都不太在华语世界流行。

《杀夫》没有停留在“男人混账”、“男人该死”的个体批判层面，而是暗戳戳揭示出整个社会都是弱肉强食的吃人世界，而“底层人妻”，是位于食物链底端的最弱存在。

此等见识，值得陈思成啥的学学。

三、循环重复的母女命运一出悲剧是悲剧，两出相似的悲剧叠加，则是更高明的悲剧。

《杀夫》在叙事上的独具匠心，是让林市延续了与母亲相似的悲惨命运。

画面对比：少女林市帮母亲拔刀和成年林市杀夫原著中，当叔叔得知林市月经来潮后，便迫不及待想要从她身上获利，还大肆嚷嚷林市“同她阿母一样等不及要让人干”。

（电影中的叔叔显得更有人情味一些）新婚当夜，林市因恐惧与饥饿而昏厥，在那一刻，她的命运正式与母亲发生重叠：刚侵犯完林市的陈江水端来一碗饭，对比母亲当年在接受日军一碗饭后即遭到强暴——食色性也，为了靠“食”生存，被剥夺了劳动权的女人不得不凭“色”相化身为“兽”，而这又立即引来周遭的骂名，“死”循环启动。

画面对比：两碗饭、两场侵犯最终，当林市手刃亲夫后，她终于活成了母亲的样子：表面上看，这两个人一个自杀、一个杀人，似有不同，但首先林市犯下杀人罪难逃一死形同自杀，其次母女俩都困于周遭乡亲的流言蜚语，死于麻木看客的冷漠双眼和愚昧透顶的民间共识。

除了刻画女主角“重蹈覆辙”的个体悲剧外，影片还通过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村妇女群像。

被自家老爷侵犯、未婚先孕而跳井自杀的丫鬟菊娘，与林市母亲的命运极为相似：她们都是被自己的贞节观和男性目光的压力逼死；之前提过的一个人养活孩子的村女阿燕和“长舌妇”阿罔官，都是为丈夫守活寡的典型；而阿罔官的儿媳阿彩，和林市同样承受着丈夫的家暴......她们均为受害者而不自知，甚至有人不自觉地从受害走向施害，去欺辱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同性——如阿罔官。

阿罔官与儿媳“同性互害”最后，谈谈影片主演夏文汐的表演吧。

先前讲过，由于时代关系，《杀夫》中的演员表演不甚理想：普遍显得僵硬和刻意——但夏文汐是个例外。

这是个早熟而神奇的演员，她的事业黄金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便急流勇退（这点颇似钟楚红）。

《杀夫》与令夏文汐名声大噪的《唐朝豪放女》拍摄于同一年，而那一年，她还不到19岁。

不管林市还是鱼玄机，都是内心痛楚、行为极端的人物（还都有一定女权色彩），我不知道年纪轻轻的夏文汐是如何驾驭得了这么复杂的角色的。

尤其林市，扮演这个角色的难度更高，鱼玄机“放浪”在外，而林市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闪躲、失语的状态，台词量极少。

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夏文汐那张瘦削而时时显得紧张局促的脸——她得通过一些细微的表情变化，让人体察到林市压抑隐忍、痛苦混乱的内心世界。

平心而论，夏文汐的完成度还算可以。

虽谈不上“老辣”，但堪称准确。

年仅18岁的她，已比片中其余角色的表现好太多——包括饰演丈夫的时年43岁的台湾著名演员白鹰。

总结一下：《杀夫》是部走在时代前沿的电影，它展现了底层女性在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中无所遁逃、只能毁灭的悲剧，通过打造一个传统中国文化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微缩景观，将触角从“父权”、“夫权”延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层面，用如今时髦的话来说：这部四十年前的电影，就已描绘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一部没有故事情节，纯粹以“女性”标签吃人血馒头的恶臭电影，给你一分是打分榜的底线，不是你应该的得分。

一部电影，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故事讲好，最次的情况也得是围绕主题讲要讲的话题。

这部电影通篇不知道在讲什么，没有围绕案子，没有围绕案子发生的故事，也没有这个案子引发的时局影响、市井态度做任何叙述，通篇只有“女性独立”的明示以及“男性是恶臭”的暗示。

以下是具体的恶臭点：① 通篇以性别作为叙事逻辑，所有女性除了房东太太之外全部在用不要求回报甚至不希望女主知道在帮她的态度无条件帮助女主，监狱里没有霸凌没有挣扎没有侧面描写全是ghg，法庭上支持女主的都是女性，男性都是一副被迫支持在“糊弄舆论“的模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② 角色脸谱化严重，仿佛所有角色都在为“女性力量”服务。

从最简单的，局长查案永远自己孤身一人，没有助手没有陪同，甚至一个局长要自己开车出去查案；一个局长会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女罪犯放弃去香港逃亡的机会，还会因为有人保这个女罪犯恼羞成怒，在逃亡的关键时刻孤身一人拿枪去杀女主，低幼愚蠢的逻辑恶心又让人忍俊不禁；往大了说，每个角色的出场都有一种“使命感”，目的就是为了加深“女性力量”的权重，没有任何的人物刻画，哦不对，有个局长为了不当汉奸莫名放了个毫不相干的女主编的小情节，想破他妈地壳我也想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感觉跟编剧吃了一斤安眠药又灌了半吨红牛写出来的迷幻物一样③ 屁股歪曲，整个电影只有女性受压迫而男性貌似从中受益，却忽略了男性在旧时代同样被吃人的社会啃断脊椎的状况，把脏水全泼在男性身上，扭曲事实枉顾旧社会恶臭的真相，为了赚钱连脸都不要了这是我第一次打这么低的分，同样也希望业界少一些这样蛆虫一样的粪作，朗朗清明，不枉电影二字。

ps：写完这篇之后连夜看了蒋峰《翻案》，与文中提到的疑惑一一对应补充了小说和电影区别。

*像这样星号之间是看过小说之后补写的内容*—————————开篇瞎子脸上的血就已无法信服，即使官方反吐槽让他亲口说是鼻塞闻不到血腥，但血的黏稠度一个靠触感过活的瞎子怎么可能误以为是水？

*这里宋瞎子满脸是血当街被躲，酱园弄杀夫案这才被发现，是小说里就这么写的，但小说读起来没有太多不妥，不知道为什么拍成电影在视听具象了之后就会对逻辑更挑剔。

*西林是何以得知詹周氏被家暴？

如果没有她亲自去坊间调查的部分反而会被误导这是她在当下时代里投机取巧的新闻恶习（并非事实如此，而是拍摄剪辑手法会让观众对她凭空撰写的动机有多种揣测）。

*小说《翻案》中西林是张爱玲的好友，一个热爱话剧、靠一本读者眼中的“风流”自传而畅销的作家，她对詹周氏的了解来自那场把她的话剧替换掉的热点杀夫话剧，和与警官的攀谈，她同情詹周氏，想从死刑里把她救回来，她觉得这样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上海，或者改变女性所要面对的一切，包括婚姻对女人的不公、离婚女人受到社会冷眼甚至集体霸凌的不公等等…*詹周氏真正的戏眼理应是她如何在当时性别差异下的遭遇推她至杀人分尸、以及在时代洪流中得以大赦的荒诞命运，而非再三在法庭临时翻供谎称自己没有杀人（除非下部有反转凶手另有他人）。

为什么给詹周氏的脸上设计一块疤？

前半段我还以为是被打的，直到大块头王传君也有块8……人物原型是没有的，如果在改编中加了这么个视觉符号应该是有所表达，这是她苦难的一部分？

不知道，没看到，若无表达凭空加一个胎记为突破造型的话，是画蛇添足。

*小说中的詹周氏不但脸上没有疤，反而还有一些姿色，她从未否认过自己杀夫，让她一活再活的是时下这个案件的热度和恰好卡在日本投降的日子：起初是群众和当局都不想让她太快被执行死刑，因为大家还想看更多热闹八卦，后来有两次本来是要执行的，第一次推迟因为所有警力不知为何突然被调走全城巡逻戒严，第二次推迟是因为本该执行死刑的当天上午美国在广岛投了颗原子弹。

第三次是已经在执行死刑了，与她一同执行的人已经枪决，枪口对准她的时候，突然大喇叭响起来开始播报日本无条件投降，下一个时代到来，她又活下来了。

*让人买走命的女主编被勒令脱掉衣服晾在郊野是什么意思？

*小说中大头演的警官开车带她去郊野原本还动过强奸她的念头，但良心发现不但没强j、没杀她，搞了件带血的破囚服给她穿上躺在地上闭眼假装死了拍了照片之后竟然还给了她四十万送她去火车站叫她永远不要回来。

他收了买家两千万，当时的物价是：詹周氏在张小泉那里买的菜刀一千五百块。

他在小说里不是纯恶人，对詹周氏也不是他在动手，都是手下的人干的，虽然跟他撇不开关系，但在他眼里詹周氏杀夫、分尸各种各样的罪名加起来够她好几个死刑，他觉得她应该死在刑场上，而不是死在审讯的椅子上，临了还交代典狱长给她多吃点好的养伤。

他的复杂性让人物更真实饱满，所以看到他这么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干起坏事和脑子里对女人的“荡妇”认定才会显得更可恨，更痛心。

可惜电影为了丑化他甚至给他做了令人恶心的麻子脸特效妆…典型刻板印象。

*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死掉的角色突然被车创死这种被嘲笑了几十年的老土剧情怎么还在上演。

*李现这个角色在小说里叫小宁波，是个烂赌徒，被刑讯逼供认了奸夫和帮凶罪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调色我也不懂，是想让人觉得那个时代如同人间鬼片？

另，不必让野猪踩踏章子怡、不必让杨幂当众撒尿、不必让赵丽颖写作时扮作男相…女性主题红利不该这么吃，希望各大导演别再立意在先的拍电影，好好讲故事，诚恳与否会从各个纬度上散发出来，明白的观众不该被爹，不明白的观众更不该被灌以错的女性主义。

*小说里没有杨幂这个角色，但有几句关于这个监狱的描写，里面没这样的大姐头，八凌事件倒是不少。

*中文片名下She’s Got No Name，成为宣发要点，片子几乎并无照应，等等看下部有没有。

*小说《翻案》中詹周氏这三个字的来由解释过很多次，电影里没怎么见。

*末尾的“部分剧情由真实事件改编，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难道不是个病句？

虚假的女性主义，girls help girls充斥着全片，看不懂的氛围塑造，搞不清重点的类型片，总想要蹭点当下热点议题，实力不够明星来凑是对于本电影的完全评价！！！

三位流量pk易烊千玺又演身体缺陷的人物，总是极力想向外界证明自己有多努力的样子，但其实每次都过于用力，有好的令人惊喜的时刻，但是差的令人发指的时刻也是不少。

这次挑战寸头加残疾还带点诡异，没有《小小的我》脑瘫抽得好、没有《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爆发得好、没有《少年的你》得里面有灵气和魄力，从那开始一直在缺失，也不是说演的不好，只是突破得微不足道！

赵丽颖上流操纵者，没有很大的魄力和气场，台词不到位是很大的缺陷，导演又不发掘表演肢体语言的长处，显得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实属有点糟糕，还是这么重要位置的一个角色，有点失去光彩！

杨幂算是演的中规中矩，有突破的一位，怪不得下线的那么快却每次宣传都在，恐惧、高傲、呐喊都不止是停留在仅靠吼的程度，有启发望能保持！

两大主角互相对弈章子怡不出意外的好，有几处傲视竟看到几分《卧虎藏龙》里小龙的感觉，在前半部分的主角里，章子怡的演技对他们是降维打击。

三分呆滞、三分恐惧、三分狠劲还带有一分怜悯，眼眼传神，处处流露情感，该怯的怯该威的威，一会是将死的折翼乌鸦，一会是刚劲十足的爬山猛虎，刚柔之间自在切换，这部电影仅存的能欣赏地方，可惜文本和导演辜负了她。

雷佳音是喜剧演多了的缘故吗？

没有劲的地方感觉好随意，一股敷衍和滑稽，仅有和章子怡对峙的那几场戏来的精彩，之外的场面猪狗不如。

王传君狠不如《孤注一掷》、柔不如《我不是药神》、动不如《默杀》、阴不如《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

感觉越演越倒退了，情感不够充沛、动作不够流利，所有的气数已尽，再这样下去回去演关谷神奇才是最好的命数。

李现遗忘的存在，演技没好过更没进步过，靠着偶像剧面瘫脸吃了一辈子人气流量，却在也不演了，更喜欢深刻的文艺的作品，但是为什么演技迟迟得不到磨炼呢？

大鹏、范伟、张子枫影片谜案悬疑重重啊，想要一探究竟，且听下回分解！

其实对标《消失的她》本片大获全胜，不仅是整体氛围和观感，悬疑剧情技法也是一流，就连女性主义流露内容也是更高级的，至少本片讲的是女性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应有权利和公平，而不是传递一些什么靠男人又要抛弃男人的矛盾的理论。

点映场，在频频降低期待之后依然非常失望。

观影前查阅影片资料时，便对这桩1945年上海酱园弄杀夫分尸案的原型心生期待 —— 身高不足1.6米的詹周氏，在长期家暴、赌博控制与性暴力下，砍杀1.85米的丈夫并分尸，案件引发社会对“伦常”与“女性生存权”的激烈辩论。

苏青、关露等女作家曾为其疾呼，最终刑期从死刑改判 15 年。

这分明是东亚性别平权议题的绝佳切口，本可从“个体反抗”与“社会群像”双视角，剖开封建礼教下的女性困境。

然而，当影片以“拆分成上下两部”的姿态登场，辅以章子怡、雷佳音、杨幂、赵丽颖等顶流卡司时，期待便已埋下隐忧。

点映场96分钟的呈现，最终印证了这种预感：一部本可深刻的社会与平权议题，彻底沦为资本裹挟下的商业残次品。

叙事撕裂：96分钟的“悬疑半成品”影片最刺眼的败笔，是对“拆分成上下两部”的功利化处理。

1946年庭审辩论本是戏剧核心，却被强行嫁接了悬疑外壳。

前半段铺设了大量的“凶器来源”“分尸细节”等多条悬疑线，直至影片结束依然全部悬空。

如此令人咋舌的完成度，真不像是一个专业团队能干出来的事儿。

《酱园弄》豆瓣主页影片信息更荒诞的是，戛纳影展的150分钟版本的片长曝光，暗示公映版刻意删减关键剧情，迫使观众为“下半部”二次买单。

当影厅灯光亮起时，银幕上长达2-3分钟的第二部预告剪辑，顿时整个影厅充斥着“诶？

”“啊？

”的质疑声，仿佛是在对观众智商的公然嘲讽。

这哪里是电影，分明是用96分钟包装的超长预告片。

《酱园弄》豆瓣主页影片信息角色工具化：顶流卡司沦为剧情补丁无关演员表演本身，但杨幂饰演的“王许梅” 这个角色定位，可以说是全片最突兀的存在：这个与主线关联薄弱的角色，不仅人设纸片化（全程充当信息传递工具），更因戏份强行填充导致中后段节奏彻底失控。

特别是影片后半段，王许梅带着周围一起唱戏的部分，刹那间影厅内频繁亮起了手机屏幕。

虽然我个人反对这种行为，但也侧面印证了观众对这条人物支线的排斥。

而雷佳音饰演的“薛至武”，从一个心思缜密的警察局长，突然“大男子主义暴走”的行为逻辑也是缺乏说服力；而赵丽颖的“西林”则全程顶着“伟光正”滤镜，脸谱化的演绎和让角色彻底沦为道德符号。

更不要提那些只有一场戏，甚至只有一个镜头，大概率会在第二部“被找补”的其他顶流了。

超豪华卡司非但未能增色，反而暴露了剧本对人物描绘的敷衍。

题材背叛：从女性觉醒到资本游戏的堕落原型故事中，詹周氏案的核心魅力在于“伦常审判”与“性别平权”的时代碰撞。

苏青笔下“封建礼教压迫”的呐喊，本可成为影片刺痛当下的利刃，但导演却选择用“悬疑噱头”来拉长篇幅、掩盖深度。

当分尸案沦为故弄玄虚的谜面，当社会辩论被压缩成几句台词，性别议题最终只成为了贴在商业外壳上的廉价标签。

我也曾“有幸”看过几部电影的立项PPT，大概能猜出这片子在立项过程中大概的样子：一个原本值得打磨的优秀本子，招来了知名国际影星坐镇，当红流量小生加持，中生代实力派维稳，再辅以颇具知名度的类型片行活儿导演来为下限兜底，可谓堪称完美。

然而如此看似合理的顶配公式，终究也只会让题材的黄金内核，溺死在票房算计的浊流中。

观众的观感从来都不是通过计算出来的。

当观众成为唯一的“受害者”影片落幕散场时的过道，就听到身边有些观众嘲讽“这钱花得像给第二部交了定金似的。

”从1945年酱园弄的血色悲剧，到2025年影院里的资本闹剧，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对“人”的漠视。

当年詹周氏被封建礼教吞噬，如今观众被商业逻辑凌迟。

有本事的话，你就贴出一个“凭第一部电影票票根，免费观影第二部”的公告！

你敢吗？

你不敢！

影片创作团队上下都充斥着欢声笑语，幻想着奖项、票房、口碑的名利场大丰收！

只有观众受伤的世界，达成！

太完美了

个人公号，有兴趣关注一下

中国有两位女演员有电影上映，我一定会买票去电影院，她们是周迅和章子怡。

两位的演技毋庸置疑，但是我上当的次数也不在话下。

这次《酱园弄》，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后悔了，等到从电影院走出来，越想越气。

——我不是怀着真挚美好的愿望来电影院的吗？

——我不是欣赏章子怡吗？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需要花钱看这个？

——女性主义者快跑，陈可辛来割韭菜了。

——章子怡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故事并不复杂，1945年上海酱园弄女子杀夫碎尸的悬案——詹周氏为何杀人，是否有帮手，赶上时局变迁，日本人离开上海，监狱易主，案子一拖再拖。

这桩悬案当然吸引人，弱女杀夫，真相不明。

我看过作家蒋峰的小说，写的十分简白克制，案子的悬疑恰到好处，但几万字中篇小说要拍成三小时的电影，需要补充的素材要很多。

还好是悬案，可扩展的空间很大。

但万万没想到，陈可辛补进来的，是——1：杨幂的角色，几分钟展现girls help girls；2：李现的角色，展现女人不需要奸夫，也可以完成杀夫，女人有自己的主体性。

换而言之，导演在里面加的，就是女性主义思潮，这还不够，更改编赵丽颖的女作家，这位比易拉宝还要单薄的女作家，在里面就负责喊女权口号——觉醒！

觉醒！

进步！

进步！

Black Lives Matter——哎，不好意思走错片场了——Woman Lives Matter！

可是……一个被丈夫毒打的女人杀夫，需要女权来靠吗？

——就连兔子被打急了还咬人呢，詹周氏杀夫跟女权有什么关系呢？

究其根本，还是个人性格和境遇的产物。

有的人懦弱，有的人激动，有的人逆来顺受，有的人反抗，难道詹周氏是看了上野千鹤子才开始磨刀的？

这肯定不可能，但是导演应该是看了上野千鹤子才开始拍这部电影的。

想拍女性电影当然毫无问题，男导演也毫无问题，但……你拍的是电影啊。

导演，你还记得自己是个电影导演吗？

看电影我们一般看两部分——1：叙事，故事里的人物、情节；2：美学风格。

《酱园弄》的叙事和几万字中篇小说差别不大，但它三个小时的体量起码需要十几万字的小说。

这导致电影里的情节非常少，稀碎，为弥补叙事孱弱，七成以上的镜头都是人脸特写——看的人光火，场面呢？

调度呢？

空间呢？

这些都没有，就让电影毫无美学风格，相当于走进电影院戴上3D眼镜刷抖音，——至于叙事，故事呢？

人物呢？

情节呢？

导演别怼脸拍了我头晕。

这么好的题材，这么好的演员，拍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

再说《酱园弄》三美的演技，大家对三美的期待值不一样。

夸杨幂，是因为她平时不以演技著称，这次在电影里的表现并不弱，甚至是她大荧幕上的最好表现。

至于赵丽颖，知否的明兰，灵动娇憨，半夏的凶悍泼辣，非常立体，但西林小姐真的是掉坑里，再好的演员也演不活易拉宝。

章子怡还是定海神针，但是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李安让他帮你把关剧本？

很多人提到的虐女镜头，在我看来并没有，并非是对女性使用暴力就是虐女。

我个人认为，出现非必须性的性凌辱虐待镜头才是虐女。

詹周氏被丈夫殴打，被警察刑讯逼供，在我看来是展现人物境遇的桥段，属于正常的血腥暴力镜头。

就这种级别的“女性主义”电影，简直不知道是来割女性主义，还是来割电影。

我可以忍受一部电影叙事弱，美学风格强，王家卫经常这么做；也可以接受美学风格弱，叙事性很强，很多商业电影都是这样。

但是你作为一部电影，怎么做到两者都没有呢？

那你让观众进电影院干什么？

花几十块钱去看雷佳音的大头贴？

不要太过分，想割韭菜你先磨刀，故弄玄虚掏出生锈了几十年的锅铲，糊弄鬼呢。

《酱园弄·悬案》有着一个极其分裂的剧本：影片想表达“女性觉醒”的主题，但这一主题又被其宏大的历史语境瓦解了。

具体来讲是：一方面，电影想通过一桩奇案去塑造大女主章子怡从无到有的主体意识；可另一方面，陈可辛的野心又不止于此，他还要聚焦时代的风云变幻、刻画一副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众生相。

“双管齐下”的结果是：女性力求掌控自身命运的“主体意识”与普通人根本无力把握的“时代大势”形成了隐隐的矛盾关系。

就拿影片结尾来说：先前一直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状态，习惯了低眉顺眼、躲避他人目光的詹周氏缓缓靠近曾经的权力上位者——象征司法不公和系统腐败的警察局长薛至武并与其勇敢对视的一幕，象征她作为一个‘无名无姓’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完全觉醒。

这个镜头的表意和呈现的张力都不错，但经不起琢磨：让詹周氏死里逃生、此时此刻有“机会”进行对视的，并非她的“觉醒”，而是“运气”——如果薛至武赶到监狱的时间早一点、而国军偏偏晚来了一会儿呢？

或者干脆是老蒋败了呢？

那她再怎么觉醒，还不是死路一条？

在洪流滚滚、风卷残云的大时代面前，一个人觉不觉醒其实都无所谓：你觉醒，不意味着你就能活（想想杨幂的角色，她觉醒的可是比詹周氏早）；你不觉醒，也不意味着你一定会死（想想杨幂死后，先前视她为“姐姐”的其他女囚是如何嘲讽她的：“看报识字，懂得越多死得越早！

我们是不会挨花生米的”）。

而詹周氏之所以能活下来，只因为“碰巧赶上”了一个比汪伪政权更好的时代。

想想薛至武在片中的台词：“这世界我说了算”。

配合这个人物的结局，陈可辛的意思是：那些手握权力、占据高位的男性压迫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被他们欺侮过的弱小女性，终有一日会站起来。

但倘若进一步追问的话：这“历史”是怎么来的呢？

——当那个手握当时中国最高权力、占据最高位的男人打败了日本人及其走狗，才有了“历史”。

换句话说：小若蝼蚁的詹周氏，等于是被老蒋给救了......难道老蒋不算赵丽颖口中“千百年来那些刚愎自用的大丈夫”的一员么。

所以影片难受就难受在：它要将描绘个体觉醒的女性主义同宏大的民族主义、家国叙事进行同构，如此一来，故事的格局倒是大了，但也导致它所标榜的“女性主义”毫无用处：不论社会舆论的变化、赵丽颖的文章还是杨幂教章子怡去认自己的名字，其实都是无用功，道理很简单：她们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小卡拉米”，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就无所谓，真正决定詹周氏命运的，是占据历史舞台中央、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人物之间的“鹿死谁手”，要不是老蒋赢了，这些“女性力量”全加一块也斗不过一个在上海“我说了算”的薛至武。

而这层意思，陈可辛甚至直接拍出来了：1、张宝福 （李现）被撞身亡后，詹周氏感到机会再次降临，她说人是张杀的，并当庭复述了西林《为杀夫者辩》的全文，赢得了在场所有群众的支持，够燃了吧？

可有啥用？

下个镜头就是薛至武对法官说：“判她死，去香港的船票就是你的了”。

镜头切回庭内，法官果然判处詹周氏死刑。

舆论有用么？

2、西林从嬷嬷处拿到了詹周氏的死缓通知，薛至武瞄了一眼立即撕掉，之后便提枪到监狱去杀詹周氏了。

女性互助有用么？

3、截至上部结束，詹周氏的觉醒只停留在“对视”和“会认自己名字”的程度，而作为詹周氏的思想启蒙者、前高官情妇王许梅可是能读书念报的，“脑子（识字）、奶子（勾引狱警）、肚子（假怀孕）”这关键时刻能“保命”的三大利器可谓让其发挥到了极致，她也深谙“时移世易、权力颠倒”的普世真理，可她懂这么多，等来的是什么？

觉醒有用么？

因为片中呈现的女性主义“没用”，所以全片那些口号式的女权台词就更显空洞、悬浮、不真实：“想活，就要自己想办法，不惜一切。

”“詹周氏，不要屈服，不要让他们得逞！

”“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会有无数可能......”

事实是：只凭詹周氏自己，她绝活不下来，啥“可能”都不存在。

因为陈可辛实际表达的是：汪伪汉奸政权弄得詹周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比它强一点的国民政府，充其量也只能延缓詹周氏的死亡，却不能使她得救；唯有新中国的诞生，才能让詹周氏逆天改命、脱胎换骨。

电影真正要拍并坚信的，是这点。

那些看似动人的“girl help girl”情节，都是无足轻重的表象。

好好分析下赵丽颖和杨幂这两个角色，就能发现这点：作家西林真的在乎詹周氏的命运么？

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这个人除了坐在台下扯着嗓子大唱几句高调外，有实地探望和采访过詹周氏一回么？

她为什么会关注这起案子、写那些义正词严的文章？

电影都明晃晃地拍出来了：1、她排练的话剧《娜拉走后怎样》被杀夫案抢尽了风头，暂时停演2、她参加了案件的首次庭审，目睹詹周氏当庭翻供、指责薛至武屈打成招，从中发现了此案的“看点”和“戏剧性”（陈可辛还特意给了赵丽颖若有所思的脸部特写），她要借这起案子使自己重返聚光灯之下。

就像薛至武所言：“你们这些人是真想伸张正义呢，还是喜欢被人追着捧着的感觉？

”

再想想西林是怎么把死缓通知交给薛至武的：她是从门缝底下塞进去的！

这个随随便便的动作就说明了詹周氏在她心中的真正“分量”。

之后她留给薛至武一个得意洋洋的背影，那挑衅的姿态简直像在说：“不是看不起我么？

可我赢了”。

历史上的苏青撰写《为杀夫者辩》的动机可不是这样，因为自身的经历，她是真同情詹周氏的遭遇，可陈可辛偏偏将西林塑造成了这副轻佻样子。

再联系赵丽颖喊口号时所展现的台词功底，你简直怀疑陈可辛就是有意为之：与其说他在描绘“相互扶持的女性群体”、“展现动荡时代下的女性互助”，毋宁说他是在讽刺西林这一角色。

再看杨幂扮演的王许梅，一样的：你觉得这个角色突然死亡时的悲剧感更重，还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荒诞意味更重？

如果你认为陈可辛从内心深处同情这一人物，不妨想想他是怎么拍摄刑场戏的：“枪卡壳”的一幕模仿的是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那个镜头批判的是至死都不敢反抗的犹太人，但在《酱园弄》中，王许梅明明是反抗最激烈的那个：不仅大喊“你们才叛国呢”，死到临头还想拼命挣脱束缚自己的绳子，可陈可辛偏偏让她死的和“至死都不反抗”的犹太人一样，你说这是想表达啥？

——反抗不反抗都一样。

看，这个人瞎忙活半天，结果死得最快。

这里依然有种暗戳戳的讽刺意味，如果陈可辛真尊重这个角色，就不会让摄影机给“死不瞑目”的杨幂脸部特写。

钢琴家，2002再举一个满共没露过几面的嬷嬷的例子，你就更能看清陈可辛的讽刺之心了：王许梅先前跟她行贿，她信誓旦旦保证“你死不了”，结果王死当天她居然“来晚”了，而她之所以转而去救詹周氏是因为“上帝说，浪费是最大的罪过”——这张收了定金的死缓通知不能浪费，我再卖给下一个人吧。

所以嬷嬷对西林说的话是：“还愿意出钱买这个的，只有你了”。

意思是我只有从你身上赚这份钱了。

一个多么伪善的人。

以上，就是电影实实在在呈现出的“女性主义”：女性觉醒不重要，女性情谊也不靠谱。

因为陈可辛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藏在了“女性主义”这顶帽子下：真能改变个体命运的，唯有个体无力左右的大时代和那些开创大时代的大人物。

其余都是白扯。

《酱园弄》的口碑在传闻中经历了一波三折，如同这部电影制作的过程。

先是在戛纳展映时，口碑基本崩盘，在戛纳的记者基本都给出差评：一塌糊涂。

后来说是片方重新剪辑，回炉重造，再露面就是上海电影节，这一次提前看片的朋友有很多都反馈不错：挺精良的。

但等到院线上映，口碑又全面崩盘。

我去看电影是因为有作者想要写这片的评论，我作为编辑也不能“盲编”，还是要去看一下片子。

去看之前，也被多方输出了很多吐槽，简而言之，就是“烂透了”。

可能我的期待值太低了，看完我的第一感受是，还行啊，不至于吧。

等到豆瓣开分——5.9，甚至不及格，仅就个人的感受来说，这个分是低了点。

《酱园弄》常被诟病的几个问题：1.演技问题很多评论说，全员演技崩坏，只是崩的点不一样。

章子怡的演技属于教科书式，挺好但太刻板了，有影迷冠名“犟种专业户”。

杨幂演技有进步，但这个人物莫名其妙，就为了衬托一下主角光环就噶了。

雷佳音属于近几年哪里都有他，看了就烦。

易烊千玺么，属于是过熟式表扬，近两年跟身障人士杠上了，刚演完脑瘫患者又演一个盲人，属实用力过猛。

总之，就是看谁谁不对。

这些批判不能说没有道理，甚至还挺火眼金睛。

但就感觉也属于是“得理不饶人”了，可能是年纪上来，对于“刻薄但聪明”的话语无感了。

章子怡的表演起码是合格的，合理的，跟人物相衬的，对于一个没有演技的演员来说，批评她毫无风格；对于一个演技已经形成自身鲜明风格的演员来说，又指责她是教科书，话真是都让你说了。

杨幂的演技也是在线的，这个人物我没觉得很不合理，据说她的原型参考自陈璧君，并据此指责不忠于现实，为了衬托主角加入太多篡改，这个指责的逻辑也挺绕的。

人物设定灵感参考了某个历史人物，不代表不能改写。

王许梅这个人物在《酱园弄》里是一个挺出彩的人物，她心比天高，也是一个犟种，但无奈命比纸薄，纵然是命比纸薄，在枪响前的最后一秒钟，她仍然在试图改命。

看了这样一个犟种的死，再看詹周氏的“幸存”，尤其是人物原型在戏外的“真实”中也是活到了新中国，活到了寿终正寝，自然更感叹命运的诡谲。

这一组人物设定没什么bug，也是很常见的手法，没有比同类手法的使用更刻意，是一个正常操作。

至于说赵丽颖饰演的西林，的确是有些跳戏，台词念得也怪。

易烊千玺，一个年轻演员想要磨练演技要接一些这类角色去钻，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吧。

不过，我也不是很喜欢易烊千玺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

2. 人物动机问题这类批判大多指向的其实是剧本逻辑问题。

比如，雷佳音饰演的警察局长跟詹周氏杠上了，百般刁难最后还要去监狱“私刑处决”她，太过荒谬了，毫无理性。

詹周氏一个弱女子，还能法庭上辩论，一下子就转念了，怎么做到又弱又狠的。

西林全程就是女权宣讲员，这个人物没有动机也没有来龙去脉。

我觉得在电影文本内部，警察局长的人物动机其实是可以说得通，串得起的。

他一出场，这个人物就叫嚣了：一个女人竟然敢杀他的当家男人！

还碎尸！

这么简单一句话，就交代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性，他首先就是无法接受一个女人敢杀夫的，男人再坏，他也是家里的天。

这样一个底层信仰在，他对詹周氏有诸多先入为主的恶意不难理解。

后来两人过招，詹周氏一再让他难堪，私下审讯一无所获，公开庭审让他当众出丑，对于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男性警察局长来说，这足够喂养他的仇恨。

而詹周氏机缘巧合，林林总总的时局之下，竟然一再侥幸逃脱，他认为自己干脆可以在逃港前一枪毙掉这个女人，也说得过去。

至于西林，再次，这个人物的确没立起来。

3. 蹭女权饭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有点犹豫，一方面，就算蹭流量，也是增加了讨论和关注度；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吃相难看，结果难评。

但《酱园弄》或者陈可辛，是否全盘鸡贼，为了蹭而蹭，我不这么认为。

全片看下来，里面有没有主创几分真想说的话，我觉得是能判断得出的。

这一点上，我觉得《酱园弄》的质地与《消失的她》《向阳花》有本质的不同，《消失的她》还有6.2啊哈哈哈。

如果说要以性别来盖戳，因为导演是男的，就盖戳是老登电影，多少也有点子性别二极管了。

《酱园弄》看准了女性议题，想往上创作往上靠，同时也有些话真的想说，这么一个初衷我觉得不算什么十恶不赦，也没有吃相太难看，也是一个正常操作。

不过我觉得陈可辛想说的也不光是女性的事儿，他想说的太多了，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表达得好不好，又是另一件事。

4.上下部问题这个操作是有点子黑人问号的，毕竟这是部院线电影，在一部片的时间里讲一个事儿，这是电影题材的一个基本设定。

分成上下部，也许是出于时长、素材、成本、营销方方面面的考虑，但是的确观感不太好，让这部片子很难维持完整的气韵。

有些地方的确莫名其妙，比如被雷佳音扔在半路上“放生”的女囚，这个情节往前看往后看有一毛线的作用么。

只能盲猜下部里可能有用。

不过这年头，也没有什么题材什么形式是天经地义的了，问题只是在于是否有必要，是否做得好？

这似乎也只能等下部也放出来，才能全盘判定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批评，零零碎碎的，不一一展开了。

整体上，我个人感觉是有的批评在理，有的有些牵强，但很多刻薄的批判属于是有点子得理不饶人了。

前两天，看有个电影博主（@费里尼在码字）说他认为对《酱园弄》的批判是一种狂欢，一种“替代式惩罚”，大概意思就是大家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而骂《酱园弄》是一个很安全的出口，是训练有素的、有边界感的批判者们最好的选择。

听着也有点意思，某女演员的高考作假事件也有点这意思。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其实也归不到看客那里去。

蛐蛐了一些批判，但也不代表《酱园弄》没问题。

我觉得《酱园弄》的问题核心其实就是一点：它没有整体性。

它没把自己归拢起来，没put itself together属于是：这儿支棱一下，那儿就萎靡一下，没有整体支棱。

赵丽颖的宣讲，其实我怀疑这是主创的有意而为之。

很可能主创是想把这种戏中戏就做成是宣讲式的，有一种说书、演绎、戏说感，呼应詹周氏线索的沉溺，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但这种戏说、说书感没做出来，徒留刻意。

类似的分裂还有很多，比如大量使用沪语对白，这一选择其实暗含了一种喜剧感，当雷佳音喊出“册那”，影片本意它是一种符合人物本身性格的日常语言，可是这一沪骂早已被喜剧化。

这就产生了割裂。

还有使用大量明星拼盘，章宇、彭昱畅、大鹏......很多人只有一两句台词，但他们的脸太有辨识度，于是每一个明星出现都给影片带来一个明显的断点，还是久久不能复原的那种。

这样的割裂感太多，整部电影的气韵就散了。

但是为什么会“散”？

有时候不光是主创人员或某一个人的锅。

一部艺术作品的“气韵”这个事儿，多少有点子不可控，《好东西》看起来散，但往那一放，凝神聚气得很。

有时候不是主创不用心，或者吃相难看，就是如同詹周氏的命运一样，林林总总的机缘下来，这个事儿就会这么发生。

不管怎么说，《酱园弄》的确不太令人满意。

其实，做艺术创作这事儿，多多少少有点赌的成分。

既如此，也就只能愿赌服输。

冯裤子那样电影评价不好，说中国垃圾电影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多少也有点不讲究了。

起码《酱园弄》的主创也没下场搞七搞八，我是觉得，咱观众多少也可以少点子刻薄。

属于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一些暴论。

也想听听不同的看法。

酱园弄杀夫案始末2024-03-05 作者：祝淳翔最近，沉寂许久的乍浦路，有一段被打造成了上世纪40年代的老上海马路。

原来，这里成了电影《酱园弄杀夫案》的拍摄地。

其实，真正的酱园弄不在乍浦路，而是在新昌路上。

2023年10月，国家电影局发布最新的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称，由导演陈可辛与演员章子怡等人合作的电影《酱园弄》获得通过。

剧本梗概：“波云诡谲的年代，一桩离奇的案件，一石激起千层浪，究竟真相如何，众说纷纭。

当案件原委如片片拼图般被逐步还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真相已经并不是那么重要。

”这里,不妨从文献角度探寻一下酱园弄杀夫案的始末缘由。

一、箱尸案发1945年3月20日早上6点多钟，本市新昌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外号大块头的租客詹云影被其妻詹周氏用切菜刀砍杀，并遭分尸后装入空皮箱中，企图移尸灭迹，因血迹滴到楼下，为居住亭子间的二房东王燮阳夫妇发现，随即报警缉拿。

案发地点为432弄85号后楼，该弄内原有著名特色老店张振新酱园，故俗称酱园弄。

死者詹云影，31岁，安徽人，自幼来沪于新闸路鸿昌当铺做学徒，为人干练精明，脱离鸿昌后，曾在新闸路斯文里口与友人集资合伙办斯文旧货商店，詹任经理，经营旧木器旧衣服等，旧货业从业者大都认识他，称他“小詹”。

被害前夜，詹与朋友在远东饭店搓麻将，翌晨三时返家，倒头便睡，不料在熟睡中被詹周氏杀害。

詹周氏，29岁，原姓杜，江苏丹阳人。

自幼父母双亡，8岁时被亲戚送到山海关路、大通路口的顾天盛花号，收为养女，实际类似使唤丫头。

17岁时由周姓养父母作主与詹云影订婚，21岁正式出嫁时，曾在新闸路、乌镇路口某菜馆办过酒席。

结婚是那年12月的事，到了次年2月就发生事端，原来詹与当铺里一个叫兰喜的丫头有私情，兰喜怀孕了，只得领到家里来。

那时詹云影已改做旧货生意，便由詹周氏收留。

小孩出生后，詹却不想要，本打算弄死，被詹周氏阻止，设法将兰喜另嫁，将小孩送给邻居。

事后，詹周氏一度想去香烟厂做女工，来分担家庭开支，贴补家用，但詹云影不为所动，不但竭力阻挠，还诬陷她想同人家轧姘头。

而詹做旧货生意发了点小财后，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詹既不把赚的钱拿回家，又不许她外出打工，弄得家里吃尽当光，两只衣箱空了，便到处向人借钱，曾向二房东借过不少，甚至连外面的大饼摊都有赊账。

二、地院初审1945年5月3日，本案首次庭审于浙江北路（近七浦路）地方法院，詹周氏身穿灰色线呢的单旗袍上庭。

庭上问，两人为何不要好？

答曰：“他嫌我是低三下四人。

”问：对于丈夫的恶行有无劝说？

答：“每次劝他，他非但不听，而且说钱是自己赚的，任何人没有资格干涉他。

”问：为何不离婚？

答：詹“说可以等待我先去轧姘头，这样可以使他省去一笔赡养费”。

又问：刀哪里来的，是否买来预备杀人？

答：因想摆一个排骨年糕摊，这把刀买来（案发前一周买的）便是想斩排骨的，事前绝没有想到会用这刀来斩死丈夫。

以前这刀亦曾用过一次，用来斩过一条咸萝卜。

问：杀夫后打算怎样，不知这是犯罪吗？

她的供述令人毛骨悚然：“那时我完全失去知觉，神经早已极度错乱，我只知道像有一个恶神在我的背后，喊着‘杀呀！

杀呀’，以后好像叫我将尸斩成十六段，藏进箱笼，当时连我的指头不慎被自己斩去，亦无知觉，我哪里再会想到将来……”随后到庭的证人王燮阳，51岁，宁波人。

单眼失明，光头，问及案发那天的情形，他说：半夜里（实则早上6点多）“听到有人喊救命”，初以为起火，叫学徒起来查看，说火表关着，没事。

于是问什么人喊救命，“她（指詹周氏）回答我，说是男人说梦话，我也信以为真。

到了天亮（8点多），我女儿要早到学校去考试，我就起身，开后门，正想洗脸，突然看到楼梯边一摊水，老婆对我说是一摊血，我不相信，用纸去揩来一摸，果然是血。

于是我便去敲詹周氏的房门，隔了五六分钟，她始开门，我看到她两手全是血，便问她，大块头呢？

起初她不肯说，后来迫不得已，说是杀死了”。

两个月后的5月21日，詹周氏杀夫案初审的判决书刊在《东方日报》。

庭审结论：“詹周氏杀人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菜刀一把没收。

”理由是：“房帏喋血，情无可原，而分尸成块，残忍尤烈，应予论处死刑。

”菜刀则属于凶器，理应没收。

案件宣判后，女作家苏青在1945年6月10日出版的《杂志》第15卷第3期发表《为杀夫者辩》一文，从詹周氏的幼年环境、嫁后环境等等出发，首次呼吁刀下留人。

她写道：“假如她有援助的人，有些反抗能力，她可以诉请离婚；假如她不死心塌地守着詹云影，尽可以另外活动，也许可以找个更好的丈夫；然而她是旧脑筋的女人，平日看绍兴戏《杀子报》之类惯了，她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自杀便是杀人！

”

三、上诉高院6月28日，《东方日报》刊出姚明点律师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消息，上诉书洋洋千余字，其中指出，“前年十月间，吞服来沙而毒水（今译来苏尔，即煤酚皂溶液）自尽，以了余生，经邻发觉，送往同仁医院灌救，住院十日，方得脱险”，与苏青的判断相合。

结论是“由不可抑止而崩溃而疯狂，遂致酿成此不幸之杀人案件”。

然而当时颇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秋翁（平襟亚）、老凤（朱凤蔚）均不以为然，分别在《海报》《大上海报》发文驳斥，态度坚决，称“杀人者不死，社会的大幸”这句话可入《拍案惊奇》小说中；还骂代詹周氏辩护的苏青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7月的《杂志》辟出“杀夫案笔谈”专辑，四位作者赵田孙、庆子、关露和沙莉，两男两女，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案论短说长。

女诗人关露的文章《詹周氏和潘金莲》篇幅最巨，力图为她开脱：“人到不得已时，只好不择手段”“希望更高的执法官吏能够在杀人者的身世和人情上多多加以探讨，对于一个不得已而杀人的人能够罪轻一等”。

庆子说：“詹周氏可怜，要使大家觉得她可怜；詹周氏需要同情，要使大家能给予同情，使过去毒辣的印象，渐渐淡下去，这才生还有望。

”沙莉更将此案推到社会层面：“未尝不可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换言之，这一对夫妇乃是现实生活下的牺牲者。

”7月31日，地检署本拟开合议庭审结，因其中尚有调查的必要，故为慎重起见，开调查庭先行调查。

詹周氏穿一身灰色的360号囚服，头上扎着两根蓝绒线，面色虽较前瘦削，可是精神倒仍蛮好。

（《箱尸案主角上诉再审，詹周氏要求活命》，《光化日报》1945年8月1日）实际上，当时“二战”已近尾声，汪伪政权摇摇欲坠，自身难保。

很快，1945年8月16日，汪伪政权倒台。

随着复员接收工作开始，司法当局明令宣布，所有以前伪法院所判决的案件，完全无效，应由各级法院，重新审理。

至此，詹周氏的上诉程序，即告搁置。

1946年8月6日，是复员后的国民政府高等法院的第一次审讯，因案情尚须调查，故谕令改期再讯。

9月16日下午，在高院二庭再审，詹周氏穿226号蓝布囚衣，一头齐耳短发，面色忧郁。

这次的律师竟声称 “詹周氏之夫詹云影生前不仅开设向导社，且与伪方人员联络，故詹周氏如系一地下工作人员，杀死其夫非但无罪或许还有功”云云，引得哄堂大笑。

十分钟后合议庭宣判：“詹周氏杀人罪，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凶器刀一柄，没收。

”但她不服，仍要上诉。

（《东南日报》1946.9.17）等9月30日《大众夜报》刊出高院判决书原文，其中竟称“被告性情淫荡，行为恶劣，与贺贤惠、何宝玉通奸”“其杀夫原因，谓非由于恋奸情热，谁其信之”。

诚然詹周氏与住在前楼的贺贤惠曾有肉体关系，但与本案无关，小宁波何宝玉是詹云影的损友，更是一度被攀扯进本案，实属无妄之灾。

孰知一年之后，案件的基本事实竟又颠倒过来，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9月19日，平襟亚在《沪报》发声，撰《詹周氏的死活问题》，认为她尚有一线生机：“只要她能够偷得国共间谈判的一个‘拖’字诀，善于运用，向高院上诉，倘能拖延到半年或三月，便得免她一死。

”因为两个月后将召开国民大会，大赦令也在讨论中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0月15日的《新闻报》报道，“谋杀亲夫之詹周氏，前经高等法院判决死刑后，据詹周氏之辩护律师陈震昨向记者表示，詹自接得二审原判后，表示不服，决定于本周末向首都最高法院要求更审”。

四、赦免令下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以制宪为中心议题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如期公布，为庆祝实施宪政，国民政府同时颁布了《罪犯赦免减刑令》，规定除战争罪、汉奸罪、贪污罪、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及贩毒罪之外，在1946年12月31日前，其最重本刑为无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死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者，减其刑期或金额二分之一。

1月5日的《文汇报》随即刊出跟踪报道，题为《大赦令与十大案件》，记者走访某检察官，就本市十大案件加以讨论，其中第5件：“詹周氏杀夫案中之詹周氏，虽处死刑，但并非杀直系血亲尊亲属故可减刑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3月11日，秋翁《詹周氏竟然不死》一文在《沪报》发表。

作者感叹这样的恶性事件，“于大赦令下，詹周氏竟行偷生人间。

苏青女士真成预言家矣”。

5月4日，《铁报》报道《詹周氏的狱中生活》，“在狱中，她每天编结绒线，缝裁衣服，挣些钱添补点饭菜。

和她同囚一室的有六七个女犯，相处得很好，看守的禁卒也说她很守规”。

但由于她消息闭塞，还以为自己将不免一死，故而神情颓唐。

等到半年之后，12月29日《飞报》报道《詹周氏扪虱而谈》，则她已听说大赦消息，“故笃定心思，努力加餐，已较前发福”。

1948年3月19日，《辛报》刊出詹周氏改判15年的正式报道，称其“延聘施拜休律师辩护，具状高院请求复判，此案转辗至今，经高院三审后，业于前日判决，撤销原判，詹周氏改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詹周氏聆判后，喜出望外，诚所谓恍同隔世死而复生焉。

于是感谢不死之恩，颂不绝口云”。

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五、劫后余生1955年10月，鸳蝴派作家陈定山将其在台北《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春申旧闻”专栏文章结集，交由晨光月刊社印行《春申旧闻·续集》单行本，书中收录了《詹周氏杀夫》，今天来看，其中事实性错讹百出，几乎不忍卒读。

如误将詹云影名字错成詹子安，说他是杀猪屠夫，又传谣说詹周氏被抓后曾被游街示众等等。

1967年9月，《春申旧闻》正、续集合成一册，改由台北世界文物供应社初版，并于1975年6月再版。

1977年，女作家李昂在白先勇位于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小镇的家中做客，恰好见到此书，立即被其中《詹周氏杀夫》标题吸引，遂动笔写中篇小说《杀夫》，1983年9月起在《联合报》连载，并获奖，后来被译介为多国文字，引发国际关注。

1990年3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沈立行在《上海滩》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抗战时期轰动上海的两大血案》，将多年前的华美药房杀兄和酱园弄杀夫两案重述一遍，可惜结尾写道：“詹周氏在提篮桥监狱执行绞刑，一命归阴。

”完全与事实相悖。

很快，杂志社收到一封来自江苏大丰农场的读者来信，称詹周氏“并未被处死，现在仍然健在”，上海解放后，“送到苏北大丰上海农场劳动改造，按照旧判刑期期满留场就业，并且重新结婚，现在她早已退休。

已年过古稀，在大丰县川东农场安度晚年”。

记者徐平随即专程赴苏北采访了她，并在7月号上刊出《酱园弄杀夫犯生死之谜》一文，从两人的对话中撇开若干讹传，可以大致提取出如下事实：1952年，人民政府安排她来到大丰，在田里没做多久，就调到托儿所，一直做到1983年退休。

1959年，她经人介绍与农场里的炊事员严少华（四川人）结合，从此更名周惠珍，两人一起携手度过了三十年幸福岁月。

他们虽没有儿女，但多年以来，每到一处，她总要认几个年轻人做干儿子、干女儿。

记者注意到，她家双人床的上方，贴有孩子的年画，底下挂着玩具娃娃，玻璃镜框下，集满了邻居家孩子的合影；就连箱子上的饼干桶，也将画有孩子的那一面朝外……显然，年逾古稀的她，已然脱胎换骨。

行文至此，记者反问道：“谁能把这位坦露着童真的老人，同往昔杀夫的詹周氏联系在一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