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

一面听Dwa serduszka cztery oczy一面起鸡皮疙瘩。

排队化妆的女演员、伴着口哨的玛祖卡拼凑起一些旧日的碎片。

L' éclipse多像彼得堡的The Hat。

Jazz bar的气质是相通的。

“当你恋爱的时候，时间就不再重要。

”流亡、侨民、пафос……若是没有最后那四分之一的强行加戏估计会更喜欢。

以及有关东正教的种种隐喻难道还没有成为斯拉夫电影的cliché吗？

一个真诚的问题。

Dwa serduszka cztery oczyco płakały we dnie w nocyczarne oczka co płaczecie,że się spotkać nie możecie,że się spotkać nie możecie.Mnie matula zakazała,żebym chłopca nie kochała,a ja chłopca cap za szyjębędę kochać póki żyję,będę kochać póki żyję.Два сердечка, черны очиПлакали все дни и ночи.Черны очи, что вас гложет,Что покою дать не можетЧто покою дать не можетМатушка мне говорила,Чтоб я хлопца не любила.А я хлопца не забуду,Я любить до смерти буду,Я любить до смерти буду.(пер. с польского Анна Коваленко)

《冷战》这部电影大体上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男女主角前前后后经历了五次分离，最终一起死去的故事，又是一桩以死句读的爱情悲剧。

但他名为冷战的电影名实在是会让人顺其自然地联想到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然后我们再细分的来看：从男主人公的视角，这是一个波兰艺术家向西流亡，又最终回到波兰的故事，而从女主人公的视角，这是一个为追求心中的爱，奋力西行的女子，最终也回到波兰的故事。

所以，大体上，这虽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却是一个入口，我被吸引进去，进一步往前探索，看到了冷战阴影下的东欧各国，以及他们的人民，在撕裂中一路向西的那段时期。

他们反抗沙文主义，求取自由，但又内心深埋着斯拉夫情节。

他们想摆脱东方苏联共产党控制下的身份，同时对于自身在西方世界身份又极其迷茫。

这样的撕裂，也正是冷战时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直至现在，东欧长期所处境遇的体现。

先说故事。

他们相遇的那一年，在1949年的波兰，Wiktor是歌舞团的指导人员，面试的时候看中了活力，温柔，原汁原味的Zula，他将她选入歌舞团培养，然后两人迅速地，坠入爱河。

1951年，歌舞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被政府看上，要他们歌颂改革，和平和领袖。

那个时期对Wiktor这样有自我追求的艺术家来说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他必须强制性的遵守共产主义路线，而不想遵守的结局就是，歌舞团的二把手上位。

1952年被边缘化的Wiktor逃离至法国巴黎，他其实是想带走Zula，然而Zula却退缩了，那是他们的第一次分离。

1954年，Wiktor在爵士乐livehouse“日食”演出，Zula来巴黎，只有短短几天的演出时间。

Wiktor在餐厅等待，直至长日将尽，就在你以为他们要错过的时候，他们重逢了，各自有了情人的他们却仍旧对彼此难舍难分。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分离。

1955年，Wiktor回到南斯拉夫观看了Zula的表演，此时的Zula作为歌舞团的首席，跟随歌舞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四处演出，无限风光。

而Wiktor作为东方世界已经无法再接受的叛逃者，还没看完演出就被送回巴黎。

那是他们的第三次分离。

1957年，他们终于重逢了，彼时，Wiktor仍旧在“日食”演出，Zula为了来巴黎找他，不惜以嫁给一位意大利人为代价，获得了合法离开东方世界的“车票”。

这是他们的爱情最甜蜜浓情的几年，他们在塞纳河上拥抱，亲吻，在街灯照进的窗户旁的床上做爱。

除此之外，他们也一起做音乐，然而，这却给他们之间带来了嫌隙。

两位波兰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处处充满了现实的掣肘，当唱片诞生的那一刻，也是Zula决定离开的那一刻，爱情已经不是当初乱了她的舞步，让她唱着歌泪流满面的模样。

那是他们的第四次分离。

1959年，Wiktor决定回到波兰，代价是在西伯利亚监禁15年，但他仍选择接受。

他的回来主要是因为祖拉还是想离开自己在西方撕裂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

只知道他为这样的回归，做了舍弃一切的打算。

Zula来看他，他们相聚的十几分钟里，Wiktor让Zula不要等他，而Zula却坚定的说，会救他出去，这次的亲吻仿佛定下了一辈子的约定。

随后就是他们的第五次分离。

1964年，Wiktor出来了，电影告诉了我们，这是Zula斡旋的结果，她与当年歌舞团上位的二把手结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Wiktor和Zula的爱情要如何进行下去呐？

这一次，他们不仅想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想永永远远再也不分开，只是没想到为实现这个愿望，他们选择了殉情。

电影的最后一幕——Zula说“到另一边去吧，那边风景更好”，然后他们离开了镜头，只留下一片风吹过的荒芜的麦田地。

这，便是这个浓烈，挣扎，悲剧的爱情故事，但抛开爱情不说，对于独立的个人，Wiktor和Zula，他们的人生是毁灭在了一路向西的追逐中的一生。

正如之前所说，自从1947年，在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序幕之下，苏美正式开始了长达五十几年的冷战时期。

在苏联的干预下，东欧各国和苏联紧紧相连，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冷冷对峙，可谓是强硬切割。

然而苏联模式的官僚主义和沙文主义让当时东欧的很多人民其实和苏联也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对峙状态。

无数人不惜一切代切，逃离铁幕。

再来看看各个国家。

1956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六月事件，匈牙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这都是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尝试。

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一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终于摆脱了苏联模式。

一路向西的，不仅是国家的领土，也包括国家的人民。

从刘子超的一本游记《午夜降临前抵达》中读到：300年前波兰东部边境离莫斯科只有150公里，而现今的波兰东部领土已经较其17世纪的边境往西推进了800公里。

而一位在布达佩斯理工大学建筑专业学习的本地学生，仍计划着去美国读书，因为必须去美国读书，匈牙利人才认可你的能力。

对于波西米亚来说，向东代表贫穷，失败，而向西才代表着前途和未来。

但是即使他们一路向西，身上也已经抹不掉深深的东方烙印。

这不仅对追求自由的艺术家来说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生活在那里的普通的人也经常要面临分裂的境遇。

打个比方，在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爵士乐本身甚至都是西方的象征，是一种反对独裁的武器，是被明令禁止的存在；曾经真实存在的柏林墙更是野蛮的分割了无数家庭。

Wiktor和Zula他们一个是其中艺术家的代表，一个是其中普通人的代表。

这里插播一个小说明，为什么说Zula是普通人的代表呐，这是因为她在歌舞团的角色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她的一生，艺术天分让她与Wiktor相遇，但她的一生却是追求所爱的一生，而不是追求艺术的一生。

一个艺术家是不会将追求爱情作为生命的唯一的吧。

毕竟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的诗句中就说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1957那年他们重逢之后，打算一起做一张唱片，为了这张唱片，他们不得不进入巴黎的文化圈social，从这场social的party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份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并不是不接纳，而是一种带着猎奇般打量下的接纳。

这让他们为了迎合这种打量不得不将身上的东方气质作为融入西方的一种交易的筹码。

这便是这种撕裂的来源。

出门的时候，Wiktor对Zula说：“不要化那么浓，你有他们所谓的斯拉夫魅力”。

Wiktor将Zula的经历讲给别人以博得关注，因为“伊迪斯·琵雅芙曾经在妓院里工作，而这让大家更爱她了，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他们会觉得很酷”。

电影中大量了运用静止的镜头和大量留白的镜头，其黑白的色调更是让这部电影的画面显得干净，有一种，一位不善言辞的大叔断断续续又言简意赅的说出一出故事的感觉。

电影的摄影更是每一帧画面都直击我的审美，主角的特写，干净的环境，黄金、对称构图，看这部电影的第一遍，完全可以不用不管他在讲述一个什么故事，这些绝美的画面就足够让人酣畅淋漓。

至于这个故事悲剧的结局，我曾经尝试想明白导演安排这样的结局的原因，他们最终选择死亡只是因为觉得唯有死亡能让他们的爱情永永远远？

如果只是这个原因，说实话，这样的结局安排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矫情。

我去翻了导演的履历，导演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双亲是波兰知识分子，他14岁离开波兰，在德国和意大利生活，之后定居于英国。

可以说他便是一路向西的人民代表，而且大概率是在这一路西行的路上失去过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才在电影中给与了一路向西的Wiktor和Zula回到波兰，但最终毁灭的结局。

Wiktor爱上Zula，可能是因为Zula的活力和原汁原味本来就是Wiktor生命的一部分。

保罗·帕夫利克夫斯基导演这部电影，也可能也是因为，回归和失去，本来就是导演生命的一部分。

喜欢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摄影，更是因为以此为契机，让我了解了欧洲大陆上，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一路向西，追求着希望，承受着毁灭，创造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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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是合唱团钢琴师，与前来应聘合唱团员的女主（有杀父经历）相爱。

男主无法忍受集权统治下为斯大林唱颂歌，向女主提出逃出波兰。

那一天，女主没有来，给出的理由是：“你太好了，我各方面都不好，配不上你。

”数年后男主和女主在法国巴黎相见，原来女主通过嫁给意大利人这一“必要手段”获得移民身份逃出了波兰，此时男主也已与一名女诗人结婚。

但女主说：“我们只是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在教堂举行仪式，所以不算数。

”两人相见，爱火重燃。

不久，女主与男主同居，男主也抛弃了女诗人。

尽管如此，女主对女诗人仍醋意大发，不愿意唱她作词的歌，还在宴会上你来我去地嘲讽：“‘钟摆消磨了时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女诗人说：“这是隐喻，隐喻！

（C'est une Metaphor!)"女主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说：”隐喻。

”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水平依然不如女诗人，略感消沉。

男主利用女主与电影导演做交易，以换得自己的配乐被使用的机会。

男主在女主化妆的时候说：“不用化得太浓，你这样就很好看。

”这是话里有话，因为他还有一句是：“好好陪陪马歇尔（那个导演）。

”此前他在波兰时也从未夸奖过女主，只是与女主不停地做爱。

终于有一天女主忍无可忍，说：“在波兰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个男人，现在在这里呢？

你根本比不上马歇尔，”她停顿了一下说，“他一晚上就和我做了六次。

”原来男主让女主与导演做了性交易，为的便是博得出位。

他果然是个落魄的音乐家。

男主扇了女主一巴掌，女主捂着脸弯着腰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女主便不见了。

男主对着空空的房间空空如也的床（此时镜头相当之正）发呆。

他去问导演，导演床上还有位裸体的女子，他赶紧将卧室的门掩上，说：“她应当是回波兰了。

”男主想回波兰去找女主，却被移民局的人阻止，那人说：“你真的是波兰人吗？

你当年从祖国逃走，你对祖国真的有爱吗？

现在你在这儿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法国人，你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不存在（nobody），我看这事很难办。

除非……”男主回到波兰，却被逮捕，判了15年徒刑。

女主来接见室的小木屋看他，在椅子上与他拥吻，说：“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

”男主果然被救出来，在歌厅中听着舞台上的女主歌唱，一边与女主的丈夫交谈。

“看，这是我的女儿，她长得和我像吗？

”那丈夫问男主。

“很像，很像。

”男主说。

“我之所以能把你提前从牢里弄出来，还要感谢部长是我们的邻居。

”丈夫说。

女主唱完歌下台来找他们。

“妈妈来了。

”丈夫道。

女主见到男主，第一件事却是上前抱住他与他接吻，把丈夫晾在一边。

他尴尬地抱着女儿。

女主对男主说：“跟我来一会儿。

”他们在卫生间里拥着，女主说：“你带我走吧。

”男主说：“我来就是为了这个。

”他们坐车前往乡下。

乡下草原荒芜，只有孤零零的路标，没有人。

他们找到一座破败的教堂，墙壁坍圮，没有屋顶。

他们在十字前跪下。

“我，XXX·XXX，愿意成为你的丈夫，与你长相厮守，无论疾病还是贫穷，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女主教男主说。

“我，XXX·XXX，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与你长相厮守，无论疾病还是贫穷，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女主说。

“阿门。

”她最后说。

他们各自在胸前划了十字。

这样婚礼仪式就算完成了。

女主对男主说：“现在我是你的了。

”男主将她抱在怀里。

他们走出教堂，在草原旁的长凳上坐着。

他们沉默了许久。

女主开口说：“那边的风景更好，我们到那边去吧。

”起身走开。

男主也跟着女主离开。

他们走出屏幕。

黑幕。

影片结束，导演题词：“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男主和女主想必是去往另一个世界了。

影片就如同《幸福的拉扎罗》一样戛然而止。

这种猛然结束的性质似乎是现代或者当代电影的特质，所谓“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因为故事仿佛并没有讲完。

我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炽热的爱情，可我觉得如此炽热的爱情——无论相隔多久，一见面便必然是接吻——是不可能的。

其中有多少肉欲的成分，也无法说清。

在时代背景下的辗转，他们的逃离和在两大体制间的来去似乎太过容易，容易得仿佛儿戏。

尽管有代价的存在，这代价都被轻描淡写而过，被猛烈的炽情所遮盖。

我们看到了一段猛烈的爱情，和一个突兀、冷淡、悲怆的结尾。

本片的味道是奇怪的。

它如同大多数的甜味，和一些无味，兽性的味道，情欲的味道，和漠然，冷味，悲伤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它在结尾处是固态的，像一颗方糖，却不会融化，尽管在之前的部分也从来没有成为液态过，导演的此种割裂的拍摄方式从来没有赋予影片以流动感，而只是将之呈现为固态的晶体，其每每“先声夺人”的引入都是一次突兀的侵犯。

也许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皆是被侵犯的，也许在那个时代没有液态流动的爱情，只有颗粒的、火热的爱，在情欲的抽动中，在交易中，在嘴和嘴的深吻中，在拥抱中，在结婚中，在十字架前的仪式中，在水里漂浮，在嘴唇的歌声中漂浮，在大剧院，在舞台上，在观众席里，在咖啡厅，在舞蹈中，在荒芜的草地上，在长凳上，在他们走向的屏幕外的世界。

在黑幕里。

在冷战的岁月中，爱情只能像它所说的那样凝固成形。

论及当前世界影坛上擅用黑白影像的大师，波兰籍导演帕维尔•帕夫利克夫斯基必然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尽管他迄今只拍摄了两部黑白长片，却凭借其间出色的技艺表达和人文质地，在全球俘获大量拥趸，享有极高声誉。

今年入围戛纳的主竞赛热门《冷战》更是荣膺最佳导演奖，标志着帕维尔职业生涯的又一里程碑。

从这封献给父辈的情书中，我们既能读取出他影调特质的延续，也能窥见其作者风格的进一步成熟和定型。

斩获最佳导演后的帕维尔故事背景依然设置在波兰，二战硝烟散去后，钢琴演奏者Wiktor奔走国内，募资组建民间歌舞团的途中，与歌声清亮，身世如谜的Zula渐生情愫，两人自此开始了横跨十五年的爱情长跑。

影片以此为坐标，将六段时空衔接一体，让观众见证这对身逢冷战年代的爱侣，如何在谎言横行的铁幕下，一面辗转流徙，一面小心维护着恋情的纯真与活力。

对比前几年那部技惊四座的《修女艾达》，可以发现两段叙事时空的顺接关系。

前者关注战后个体面临的信仰危机与情感创伤，新作则将视角拉回上世纪中叶，聚焦冷战格局逐步发酵的过程，发掘个体命运和时代转轨之间的深层联系。

尽管感情是全片着墨的重点，但从浪漫韵脚中透出的动荡不安，又在反复提醒着观众历史环境的特殊性。

当政治严格圈禁了个人行动和思想的自由，爱情究竟会沦为泥沼中的牺牲品，还是于灰烬中重现生机？

和前作类似，导演在表现时代剧变的浪潮时，并未直接从外部入手，正面勾画现实冲突，而是以微观的小人物作为注脚，提供某种迂回的审视和思考，与之紧密贴合的是一整套堪称典范的欧陆学院派创作体系。

不论对片长的精确控制，复古画面还是考究的布光构图，都烙上了典雅别致的美学印记。

广为称颂的复古黑白影调这当中首屈一指的，无疑是黑白镜头释放的视觉冲击力。

摄影指导Lukasz Zal与帕维尔早前在《修女艾达》中便有合作，此度二人倾力构筑的东欧冷战景观，在极简色调的润饰下饱和到几近溢出。

一帧帧怀旧的素朴画面，犹如情感奔涌的波兰民歌，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遥望和热爱，也让影片发散出一股寂寥苍凉的意味。

难怪《冷战》亮相戛纳和上海电影节后，被不少影迷和媒体相继冠以“年度最美PPT电影”之名。

诚然，若画面桎梏于情趣生动的表意空间，脱离了勾连现实的作用，亦不足以转化为高水准的观影体验。

与其丰满的影像肌理相照应的，是作品一贯深沉的人文主题。

从《修女艾达》对存在主义的关照，到《冷战》中的多重壁垒（现实维度：国界阻隔，阶层流动；抽象维度：意识形态，生活理念，创作观），无根和流动是两个时空下共有的特征。

而爱情的萌发又为虚无的旅途注入意义，它让影片特有的黑白场面在颓旧肃穆之余，多了些灵动的温柔。

这使人转而想到《艺术家》等片，当人生困在失意的迷宫中打转，爱情往往是那抹救赎阴暗的亮色。

和《修女艾达》中油画般的摄影，及颇富宗教意蕴的构图方式相比，《冷战》的运镜更为丰富，这无疑是为了映照时代格局的复杂性。

电影开头，男主Wiktor和另一位女音乐家Irena赴乡下采风的情景呈现得如纪录片般自然鲜活，我们或许能将其对应于导演儿时随双亲迁往国外前，对于波兰乡间朦胧而深刻的记忆。

这种根植于创作者往昔经历的地域/民族意识，内化为其书写故土风光的灵感源泉，并借由民谣歌词中纯粹诗意的内容汩汩流出。

在这种饱蘸赤子情怀的情感挥洒后，影片迅而跳出了个人视野，转向对外部广阔世界的投射，因此溢出浓厚的隐喻色彩。

特别在刻画歌舞团巡演的部分，镜头调度往往以固定为主，暗合波兰战后压抑迷茫、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巡演时将舞台置于正中的画框，同样规整到近乎死板。

与之相较，巴黎、南斯拉夫等地的移动长镜头则精准捕捉到了艺术家和恋人在欧洲境内颠沛流离的状态，和对自由意志的追求。

两套自如切换的拍摄系统，与其锁定的政治气候和社区文化氛围相照应。

可以说，正是这些埋伏在形式渲染力下的纯熟技巧，带给人至臻感官享受的同时，令影片叙事的力道更具冲撞性，并为其嵌入了多重解读空间。

作为描写歌舞团分外亮眼的电影，音乐自然也是影片突出的重点。

不同于另一部主打摇滚乐的主竞赛黑白片《盛夏》，原声在片中除了烘托情感，更像是回荡政治场域的背景旋律。

歌舞团的诞生和巡演，与对民间创作质朴、天然属性的强行消解，便是这种宣传路径的绝佳投射。

正如舞台上斯大林的巨幅肖像，可以无缝对接到《芳华》中对文工团场景的描绘，而《冷战》也被多家国内媒体贴切形容为“波兰版《芳华》”。

类似的符号运用既充分还原了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又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让繁冗的政治话语变得简洁明快，可以被人们接收和感知。

倘若说在个人情结与集体回忆的平衡上，《芳华》难免有避重就轻、美化历史创伤之嫌，那么《冷战》则处理得更为迂回巧妙。

片中有一处Zula向政府部门告发Wiktor行踪的情节，森严统治对亲密关系的挤压在此刻不言而喻，空气中弥漫着异常凝重的危机感。

可当前者打破隐瞒，致使爱人忿而离身时，随后一幕以令人出其不意的、极度唯美梦幻的演绎方式，融化了理智的果决坚定，为冰冷的影像重新注入温度。

显然导演无意回避浪漫和现实洪流的龃龉，令美好的光晕在镜头下拉伸放大，而是将二人的情感隐匿在画面各处，任其如砖缝间爬出的绿蔓一般，自然生发涨落。

由此可见，帕维尔对气氛收放自如的把控，确乎乃大师级境地。

影片于戛纳首映时，不少媒体纷纷猜测片中主人公形象的来源。

直至结尾打出一行“献给我的父母”，我们才得以通晓导演创作的契机。

事实上，正是通过“致敬父辈”这样私人和抒情的方式，回望历史的媒介得以运行，邀请观众进入那个极权操纵下割裂感性的时期，目睹个体情感如何在冷酷地带生发并经历考验，走向难以预料的未来。

由此又导向另一个有些诡谲的命题：是否唯有在严峻高压环境下，感情才能激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即使我们无从推断故事和原型间的落差，也能预见这段在迷雾中跌撞前行的爱恋，变幻无常的境遇。

而对于二人凄美动人的结尾，不妨作此假设：若历史快进数十年，伴随着波兰革命，柏林墙倒塌，所有能见的隔离和屏障、噪音消失后，他们还能选择勇敢吗？

对于这层由剧作表面延伸而来的怀疑，创作者无意探究太多，他让这双苦命鸳鸯在一系列偶然和必然性交缠的催化下，伴随时空演进不断做出合乎本能的选择。

在巴黎，二人因生活方式、社交观念落差导致的冲突段落颇值得玩味，此时“冷战”已由现实潜入情感内部，昭示着比政治戒律更具碾压性的重担。

在广阔幽微的海平面下，所有笃定誓词都成了虚弱的气泡。

而从Wiktor为了回国寻找恋人越境被捕开始，影片又落回原先平稳的轨道上，带给观众一个似梦般感伤而光华的结局。

帕维尔放弃了经营更多感情细碎深处的摩擦，而是任其和冷漠疏远的世界保持平行，如那曲改编为爵士版本的波兰民谣，停格在对古典浪漫的浅吟传颂和热烈怀想中。

这或许正是《冷战》有失完美的原因，它精巧，克制，却又稍显扁平，经不起过分推敲。

联系帕维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在画面和音效制作上倾注的大量精力，为了将所有元素糅为一体，反倒让理应同样醇厚的文本变“薄”。

使得主角二人跌宕的爱情史诗，最终借由数幕片段串联成一部凝练的通俗剧，在情感和时代特征的内在联系上却流于浅层。

个体宿命的安置看似有迹可循，实则缺少更深刻的回溯和叩问。

纵使最后一镜如此震撼、富有感染力，也不能填补这种风暴边缘的微妙真空。

“那边的风景更好。

”如何将艺术性与思想性按比例进行调和，必定乃所有导演都要面临的终生考题。

不仅是帕维尔，毕赣，雷弗恩，以及无数力求美感突破的行业奇才，或不时湮没于丰沃的视觉信息间，却从未停下对光影实验的探索。

之于审美多元的现代观众，评判标准也不尽相似。

起码，对痴迷黑白映画的影迷来说，《冷战》注定是一份值得用心品味的飨宴。

哪怕影像饱和度与叙事的融合尚有待完善，我们仍能从中捕获无数道迷人的风景，就如所有切片最终汇集成一小块银幕，折射出田间金黄的余晖，男女主人公互相搀扶着，纵身跳入现实冷冽的河流。

那一刻你明白了，所有的炽热和感动，毕竟真实存在过，绝非轰隆作响的幻觉。

这片子切合了学界对冷战批判的各种G点：传统意义上的两个阵营的冲撞、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情结、东欧种族问题作为点缀、权力意识与性别观念的观想、跨媒介的想象、到最后人文主义加之于宗教的悲剧性胜利。

男女主角在大银幕的黑白光影下熠熠生辉，一如黑白时代倾世之恋的绝代风华。

光一张纪念票根我便心满意足。

然而反复穿越隔离墙的恋爱越演越乏味，“爱”这个词说到底撑不起过于庞杂的人生。

美琪纪念票根成就达成！

某种意义上，导演对波兰民间音乐走向世界的有趣阐释，比套路的爱情更让人回味。

片头男主角与搭档走入民间收集民歌的段落与爱情毫无关联，但意义重大。

片头原生态的民歌很多缺乏音调、枯燥乏味、内容简单。

那么，从民间到舞台的过程，其实就是战后浪漫的知识分子筛选文化资料、进行文化生产的过程。

他们收集素材加以改造、包装、重制，选取最质朴的农村姑娘——女主Zula这样犯了罪被判了缓刑走投无路的金发姑娘简直就是异类——通过反复训练推向首都的舞台。

这完成了第一步：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创想。

这个步骤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冷战中知识分子想要自主言说的渴望与表达。

当然这在政治拉扯下如同天方夜谭。

之后，行政经理为了追求“走向世界”，走入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巅峰，需要重新赋予歌舞演出以新的生产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

民歌成为表达民族团结的方式，种族，包括发色、外貌特征，被赋予了极为具象的意义。

斯大林的旗帜在东柏林的剧场冉冉升起，少数民族少女的笑脸如同鲜花，映照在舞台的炙热灯光之下。

这套熟悉的视觉语言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广为流传，中国、朝鲜都很常见。

作为抗争，自由派的男主Wiktor在东德借机逃向巴黎，而女主Zula却留在了歌舞团。

她说：It doesn't work.很久之后，Wiktor在巴黎的爵士酒吧潦倒谋生，女主成了当红的歌舞明星。

她对男主的爱让她用与意大利商人结婚的方式，合法出走波兰，来法国与情人团聚。

“四只眼”的民歌被再次搬上舞台，这次被改编成爵士，迎合法国人/资本主义的审美趣味。

再一次，民歌已经面目尽失，它不再纯洁单纯，它成为落魄文人迎合市场趣味的存在，风尘、谄媚、除去形式毫无意义，或者时髦一点，可以用本雅明对后工业时代的批判来形容这种空洞无用的资本主义产物。

然而情况在社会主义波兰似乎也并不理想。

回到波兰的女主角最后一次上台，带着黑色假发，露背礼服，醉醺醺地唱着墨西哥风味的歌曲。

她出卖自己为了换取重回波兰落入牢狱的男主重获新生，然而此时的歌曲已离调千里。

在黑白的色调里，这不如说是民间歌曲的一场惨败，在无处可躲的劣质品味、政治博弈和所谓的世界主义中，歌曲和主角都已千疮百孔，无以为继。

那么，用这种地方音乐对抗世界的悲剧来理解男女主角的关系，考量性别在电影里的作用，似乎让这部电影有了更多趣味。

本来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男性知识分子以及需要被重塑新人的稚嫩的女主角的爱情故事。

前半部是典型的教育养成模式：Wiktor发现Zula的才华、培养她、靠近她、诱惑她。

女主角作为一个身世坎坷的社会主义新人，她本身的身份认同不停在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与对男主角的个人的爱情中摇摆。

有趣的是，在第一次出逃的选择中，她并没有接受男主的邀请，留在了波兰。

而更有趣的是，比起男主男性的决绝的流亡方式，女主通过结婚这种合法但迂回的办法离开了波兰。

从她默拒男主逃亡的邀请开始，Zula本身散发出了极致的光彩。

而在巴黎，她抵抗而非接受爵士的表达方式，拒绝名流式的生活，而因为她的跨国婚姻，重回社会主义波兰成为了她的合法退路。

同样的，放弃自己营救男主所体现的魄力，也非比寻常——虽然她的生命一如波兰肃穆的秋冬，寒冷了下去。

我不想把这部电影再读成两大阵营撕扯扭打的隐喻，这种事简直显而易见。

我只想说，最后男女主角回归破旧神坛，相互许下终身实现，共赴黄泉，是多么陈旧又美妙的结局。

世界大同，人类有爱，不如这样敷衍的过下去啦，软弱的知识分子们。

这是2018年上映的电影。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导演。

上世纪40年代末，几个波兰人组建了一个玛祖卡歌舞团。

以演唱民间音乐为主。

团里的导演维克托和招聘来的乡下姑娘祖拉好上了。

祖拉在维克托的培养下越唱越好，歌舞团越演越出名。

逐步向华沙发展，后来还出国演出，到了东德、南斯拉夫。

维克托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借去东德演出的机会，跑到了西柏林，辗转到了巴黎。

但他和祖拉的爱情始终没有改变，用各种机会隔几年见一次，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

看影片的名字《冷战》，以为是重点讲述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影片。

多少年来，东西方总是在互相宣传“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样的主题一直都是影视片津津乐道的好题材。

诚然，这部影片中也涉及到了冷战，冷战对于祖拉在维克托的生活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这种影响对于他们两人并不是决定性的，编导对于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明显的褒贬。

实际上影片的主题是维克托和祖拉的情感历程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的幻灭。

以玛祖卡歌舞团的发展，到了五十年代已经成为了波兰首屈一指的歌舞团。

那么作为歌舞团里的导演、首屈一指的女演员，祖拉和维克托也是倍受重视的。

或许是酷爱自由吧，维克托义无反顾的投奔了法国。

当几年后，维克托问祖拉为什么爽约而去，祖拉答：“我对自己没有把握。

”事实确实如此，祖拉在波兰从一个乡下丫头，到红的发紫的女主角，名利都有了，“我在波兰过的日子更好”。

没有必要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迷茫不定的生活。

而维克托到了法国，他的生活大不如前，住在狭小的亭子间，在酒吧弹奏，为电影配乐，过的是一种很低下的生活。

所以，对物质的渴望并非是他们投靠西方的动机。

他们在法国的经历，同样证明了所谓的自由也是那么的虚幻，剩下的就是爱情和艺术的追求。

先看爱情。

维克托和祖拉的爱情是炽烈而纯洁的。

祖拉为了维克托，嫁给了一个意大利人，只是为了更方便的出国，去和维克托团聚。

维克托为了爱，宁可以间谍之身回到波兰，并被抓住判了十五年。

祖拉为了搭救维克托，不惜嫁给歌舞团的行政经理卡支马雷克，换取了维克托的自由。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俩在法国相聚的那段日子。

人们常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值得期待的。

分隔两地彼此是那么的期待，而一旦相聚，经过了一段激情，这段情也就逐渐淡漠了。

他们开始期待另外的东西，整天为了生计奔忙。

直到再次分离。

重新陷入了无穷的思念中，最后终于找到了永恒。

再看他们对艺术的追求。

本来他们这个歌舞团是以民间音乐为主，正是因为这个特色，他们的表演才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祖拉一曲《没有母亲的男孩》红遍全国。

可领导不干了，要求他们的演出中要包含“关于土地改革、世界和平、歌颂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强有力的歌”。

后来的演出中，我们看到宏大的布景，宏大的乐队，一众表情木然的演员们在高唱“智者斯大林受人民爱戴”。

这完全不是他们所追求的那种艺术。

到了西方后，他们满以为会有更大的自由获得他们理想的艺术时，发现这里的观众没有兴趣去欣赏那种原生态的《没有母亲的男孩》，他们自己必须在爵士乐队的伴奏下去演唱脑残的“钟摆杀死了时间”。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和东方各自欣赏水平的差异。

在行为方式上，同样并不那么理想化。

在西方，祖拉为了自己的唱片专辑，去和制片人上床。

对此，受过西方观念熏陶的维克托对祖拉说：“在这里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

在东方，祖拉为了搭救维克托，也逼迫自己嫁给卡支马雷克。

不论这些行为是明是暗，它们都是一场交易。

没有什么不同，更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区别。

到后来，遍体鳞伤的维克托和祖拉终于醒悟了。

如泰戈尔所说：“我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世界骗了我”。

无论是在严肃体制下的波兰或是在光怪陆离貌似浪漫的法国，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也必须用自由作为代价。

影片结尾，他们二人在斑驳残破的故乡教堂中举办了婚礼，在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空灵的背景音乐中，祖拉说：“到另一边去吧，那边的风景更好。

”此时他们不在乎人们的非议，不在乎“慢节奏的音乐”还是疯狂的爵士，更不在乎东方还是西方。

他们知道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纯洁的理想，才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在2018年用黑白片来拍摄这部影片，很恰当很适合。

佩服导演的勇气和目光。

本人评分：7.5。

流亡是我们对爱最后的信仰 作为获得戛纳影展最佳导演荣誉的年度佳作，《冷战》从上映以来就备受关注。

《冷战》并不算鸿篇巨制，也只有一个半小时的片长，两位主角从东方阵营到西方社会，再从西方社会回归东方阵营，分分合合，而其中，他们在巴黎的篇章居然占了影片的一半甚至还多。

而我的关注点也恰恰停留在了这一段巴黎生活中。

无论冷战的阴云，还是爱情的纠葛，都交替在巴黎上演。

最近正好重看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也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文艺片，女主角薇罗尼卡在世上有两个分身，她一边是天赋异禀的歌者，用波兰语对着上帝引吭高歌，一面又是在大陆另一端生活的法国姑娘，用法语和喜欢的人说着情话。

从始至终，两个语系来回自由转换，毫无违和感，甚至有一瞬间，我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法语哪个是波兰语。

《两生花》剧照在《冷战》里，我再次看到了两种语系的自由转换，因为时代际遇，两对情人时而在波兰时而在巴黎，而除了母语，他们不时漫不经心地说出几句法语，此情此景让人禁不住好奇。

特意查了一下，才发现波兰人对法语钟爱已久。

曾经的法兰西帝国威名赫赫，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大陆，法语也一直被视为高贵的贵族语系，而历史上，波兰始终都是一个敬仰法国的国度，波兰人也一直对法国人最有好感，甚至潜意识里希望自己成为法国人。

兴许是这个原因，从此世界电影之林里就存在这样的一种独特现象：波兰电影里经常出现法国角色，而几乎每个波兰角色都和法国有点牵连，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自然不在话下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冷战》和《两生花》这样的电影里会充斥着那么多的法国段落，毕竟作为导演的帕夫利科夫斯基和基耶斯洛夫斯基都是波兰人，而他们又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

再换一个角度，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向来是艺术家们的圣地，像高更、乔治•奥威尔、海明威这样的艺术巨人都曾浪迹巴黎。

帕夫利科夫斯基将本是艺术家的男女主角安排在巴黎，把《冷战》的重头戏份都放在艺术之都上演，不仅合情合理，更平添几分浪漫。

《冷战》剧照在波兰人的民族心性上，文化上的漂泊和多语系的激烈碰撞，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议题。

翻看波兰近代史，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存在身份认同焦虑的国度。

先是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后又被苏联瓜分，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当东欧解体，波兰又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

时代变幻下的体制更迭，个体漂泊不定的尴尬际遇，自然成为波兰艺术家的兴趣焦点。

回看波兰的那些银幕经典，大都没有回避或者美化这些历史问题，艺术家们在电影艺术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特地探讨整个民族以及个体在政治身份上的游离。

所以《冷战》中有这样的一幕，男主想要从法国返回波兰寻找爱人，却被波兰驻法国的外交官员劈头盖脸一顿责骂，“你不是法国人，你也不再是波兰人了，而对于我们对于波兰而言，你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你是叛徒，逃离了波兰，还欺骗了我们！

你离开了那些信任你的波兰人，你不爱波兰。

”事实上，男主自身就存在强烈的身份认同焦虑，他因为叛逃已经被波兰除名，身份却也不被法国官方承认，最终无比尴尬地沦为一个没有政治身份的边缘人。

《冷战》剧照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米歇尔·齐奥朗曾有句名言：“我们并非栖居于一方国土，而是栖居于语言之上。

没错，我们的母语才是真正的祖国。

”，语言是一个民族品性的外在，而每个人都在用母语代表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在人们的印象里，法语优美奔放，法国人浪漫又爱自由，而波兰语冷静理性，波兰人内敛又爱思辨。

《冷战》就在语言上匠心独运，电影里无需专门出现埃菲尔铁塔或者华沙美人鱼雕像，只要主角张嘴开始说话，观众就会明白这是在哪个国度。

而且，语言在主角人生境遇转变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当这对艺术眷侣无拘无束载歌载舞，尽情享受攀登艺术高峰的愉悦之时，说的几乎都是法语。

当他们被限制被监视，在各种政治符号下集体表演，以及后来男主坐牢的时候，出现的都是波兰语。

两种语言，两个政治体系。

冷战绝对不只是两大话语体系的PK这么简单，国家机器倾轧之下，处处都是被忽视被牺牲的个体幸福，自然也包括宝贵的爱情。

所以《冷战》的片尾出现了“献给我的父母”这样的字幕。

导演帕夫利科夫斯基的父母都是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被遗忘的一代人，他们被牺牲掉的幸福，多年后由儿子借电影来追忆。

而帕夫利科夫斯基自14岁离开波兰后，一直在欧洲各国游离。

片中男主角的境遇，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自己的一次投影。

《冷战》剧照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成名之作《修女艾达》类似，《冷战》整部电影的基调冷静疏离，冷色调的黑白贯穿始终，那些恍如老照片一样的怀旧镜头不时闪现。

艺术与爱情，个体与家国，漂泊与时代……都在这些考究的镜头中一一呈现。

整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现在中间的那个舞蹈场景。

女主在巴黎和男主重逢，俩人此时都已经有了另一半。

光影交错间，他们缓缓漫步舞池，随着慵懒的音乐自然扭动，轻快地挥洒每个舞步，脸上神采飞扬沉醉其中，仿佛所有伤害都不再重要，一切时代抛来的沉重都不复存在了。

这个场景就是《冷战》的海报，也是本片的高潮。

我之所以被打动，因为那种轻快的舞蹈太匪夷所思。

讲述政治迫害或者个体不幸的故事，从来都是沉重的，满腔血泪，唯独不见轻快的舞步与盈盈笑意。

这大概就是《冷战》最动人的地方，太独特的抒情，宛如黑暗中盛放的自由之花。

当然这是本不该存在的，可是却被天才的艺术家加以发挥，成为了直击人心的经典场景。

《冷战》剧照和那些讲述非常时期的爱情故事不同，《冷战》里的爱情符合所有平常爱情的公式，假如主角们不是冷战时期流亡法国的波兰难民，他们之间的爱情在现在也依然是成立的——从热烈的初恋到平淡的相处，然后开始倦怠厌弃，产生距离，接着旧情复燃，直至至死不渝。

可以看出，主创并无意夸大冷战对个体的影响。

在影片结尾，这对情人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可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冷战的时代或者高压的政局，因为彼时他们已然团聚，俩人完全可以选择逃亡继续生活在一起的。

然而他们并没有走这条路。

他们选择了永远在一起，很诗意地双双服毒殉情。

这就是他们最后的心愿，你无从妄加指责什么。

当事人的心态只有自己清楚。

其实动荡的冷战时代只是外表，真相是他们已经丧失了信心，继续活着在一起的信心。

不断的劳燕纷飞，多年的无家可归，我猜他们那时已经感到疲乏了。

他们厌倦了分分合合的流亡生涯，厌倦了俗世感情的真真假假不可捉摸，持续动荡的强权世界更让人不安……似乎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才能获得幸福，只有死亡才无法将他们分开。

《冷战》剧照片中反复出现的耶稣的双眼，就是一种明显的暗示。

那双忧郁的眼睛象征了上天的视角，冷眼注视着人世悲欢离合，却无动于衷。

在最后的殉情时刻，这对情人又去了那个被炸毁的教堂，在耶稣的祭坛前摆满了白色的小药丸，也算是对上天的一种回应。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始终忠于的只是自己的内心，彼此间纯洁的爱情，还有对神灵的精神信仰，而不是家国社会或者某种意识形态。

这样看来，情人的殉情就更具有了纯粹的悲壮意义。

那是看破之后的主动放弃，而不是无奈的被动选择。

抱着“到那边去吧，那边风景更好”的想法，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末路。

这样的疯狂只属于理想主义者，那些可以为某种纯粹的信仰坚定赴死的人。

他们的信仰就是爱情。

在我看来，他们既然抱定了死也要在一起的决心，那么这样的结局未必就是悲伤的，相反还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幸福在里面。

“还在巴黎的时候，有一夜突发兴致，从四圈外的住所驱车至巴黎圣母院后的花岸。

虽然已近午夜，冬日刚过的赛纳河岸也还没有那么暖和，但连接西岱岛和右岸的桥上依然有即兴表演的街头艺术家，每次兴致所至来此散步，总也不会让我失望。

然而那天在桥上表演的既非平日里那个动情弹奏的吉他手，也不是白天在地上摆障碍物骑着单轮子绕来绕去的杂耍人。

面前的是一对面部特征明显带着东欧长相的夫妇，看脸上刀刻般的皱纹，应该年仅60，头发花白，身材瘦削，一件白衬衣在还不算暖的春风里迎风招展，依稀可见年轻时候一袭白衫的少年模样。

他的太太（或许是他的太太吧）穿着一身巴黎常见的黑色兜帽呢制外套，年纪恐怕是要比老先生老上十多岁，坐在搬来的折椅上，怀抱一把吉他。

他们一段听不懂的东欧语言交流后，先生手里的小提起就伴着月光响了起来，太太的吉他也随之跟上。

音乐里满是苦涩，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欢快，幸福的感觉。

像是在诉说一段凄苦的历史，但他们眼中却是满满的笑意，手上是无比的默契。

一曲奏罢，老先生满意爱意的轻吻下太太的额头，太太也抬起头轻吻先生的脸颊。

”如果，女主角选择和男主角穿越边境逃到这里，他们的晚年，恐怕过的也是这样的生活吧。

从剧本的架构来看，也许和《芳华》有相似的地方，但想表达的东西却完全不一样。

《芳华》想表达的，大多是一段回不去的记忆，爱情虽然戏份也很重，但是更多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缅怀，而并非是情感。

《冷战》的核心，其实是爱情，从这点上，就算架构上和《芳华》再相同，从要表达的主题上来讲，则是完全不同的电影。

也就是说，就算你没有二战后东德西德的这段回忆，你仍然能感受到双方的爱情的深刻和扭曲。

所以两个服药自杀，可以算是大团圆的结局里吧。

全文共3000余字，首发于《中外军事影视》12月刊，谢绝转载，如发现任何形式的“洗稿”行为，必依法追究。

在凛冬的寒风中，乡间的人们唱着属于他们的歌谣，男主角维克多与另一位女音乐家伊莲娜刻录下了那些纯净而自然的歌声——电影《冷战》以这样一组“歌舞团去乡间采风”的镜头作为开始，一切都是那么的原始、那么的平和，似乎与“冷战”没有丝毫的关联，但这就是《冷战》，是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阔别影坛五年之后带来的呕心之作。

唱民歌的小女孩影片以冷战时期的波兰、柏林、南斯拉夫与巴黎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艰难时期中的爱情故事。

追求自由的音乐家维克多与满怀激情的年轻女歌手一见倾心，他们被政治与形势所阻隔，但在十余年间纠缠不休，辗转各地，用尽一切追求永恒的爱情。

据导演本人所说，两位主角的名字取自他的父母，真实的维克多与祖拉去世于1989年，“二人共同生活了40年，不停地分分合合，在铁幕两边相互追随又相互惩罚”，“都是坚强且优秀的人物，但同时又是一对永不停战的夫妻”。

从父母的故事中，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获得了灵感，从而拍出了《冷战》，不过从影片中可以窥见，男主角维克多与导演本人也有高度的重合：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14岁时便离开了波兰，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生活，如今又定居在了故土波兰。

去而复回使得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同电影中的维克多一样对波兰有着独特的身份认同感，失而复得的文化根基更让导演得以形成独树一帜的影像风格。

电影《修女艾达》剧照《冷战》与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前作《修女艾达》一样，都采用了黑白摄影，与被摄影所支配的《修女艾达》不同的是，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在《冷战》中更好的平衡了视听语言与故事语言，摄影与音乐被完美融入到了《冷战》的故事中，视听语言也承担了一部分的叙事功能——这恰恰是《修女艾达》没能做到的，二者的高度统一让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获得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殊荣。

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1935年，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浮华世界》问世，从此以后，电影不仅有画面和声音，还拥有了色彩。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彩色电影占据了电影的主流，然而总有那么一群人，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仍怀念着黑白两色的质朴影像，如“德国新电影四杰”维姆·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长片处女作《追随》、姜文的《鬼子来了》等，一大批诞生于彩色电影时代的黑白电影也拥有着非凡的魅力。

电影《柏林苍穹下》剧照对彩色电影来说，色彩的搭配与碰撞尤为重要；对黑白电影来说，色彩变得单一，没有了色彩的多样性，但画面的反差绝对优于彩色摄影，光与构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摄影的质量。

在彩色电影时代，能拍好黑白电影的人越来越稀缺，一些摄影出众的黑白电影也都成为了当代观众热议的对象，如《艺术家》、《内布拉斯加》、《艾德·伍德》等，它们用黑白摄影来增强线条或者图案的表现力，也有一些文艺导演困于难以拉到足够的投资而选择黑白摄影来排除色彩的干扰。

电影《艺术家》剧照当然，这并不是在否认彩色电影，许多导演选择通过色彩的有无来照应情感的交互，我们仍然记得《辛德勒的名单》中，在昏暗的画面中那个穿着红色大衣的小女孩，她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一抹红色照亮了观众的心房；《鬼子来了》中，整个村庄都被笼罩在侵略者的阴影当中，唯有马大三的人头落地后，他才看到了彩色的世界；《欢乐谷》中，更是用色彩装点了没有希望的反乌托邦世界。

彩色与黑白摄影相辅相成，在理论发展逐渐停滞、电影界限逐渐稳固的今天，不失为一种新的方向。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电影《欢乐谷》剧照《冷战》中采用的多是生活中最稀疏平常的元素，却用高对比度的画面突出了主题，弱化了“冷战”的大环境，这与导演的极简理念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1951年的华沙，歌舞团在演出后举办了舞会，在觥筹交错间，维克多与相隔甚远的祖拉相互注视，他们的中间隔着人群，但一直望着对方。

像这样的舞会镜头在电影中比比皆是，维克多与祖拉始终游离与人群之外、政局之外、现实之外，他们渴望得到有尊严的自由与爱情——即使无尊严的生活唾手可得，他们始终没有屈服。

摄像机将他们的目光凝聚在对方，他们的眼里只有对方，可以说，维克多与祖拉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但他们无法逃离这样的世界，无法回到现实的社会，自由成了二人获取爱与永恒最大的阻碍。

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有意地忽略外部环境，让观众忘记电影发生在冷战之中，仿佛只是如美国电影《一天》一样，让男女主角在和平的年代不断错过。

直到影片最后，维克多的手指扭曲到不能再弹钢琴、祖拉为了让维克多自由而献出自己时，我们才恍然醒悟：不是现实不残酷，而是导演借摄影机的眼睛，让观众看到了最美好的一面。

《冷战》的摄影风格与《修女艾达》是一脉相承的，但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并没有一味地重复自己，在本片中导演在特定的地点用了更多的运动镜头，例如当男女主角相聚在波兰时，摄影多用固定镜头来展现波兰社会转变过程中政局的不稳与环境的压抑；而当二人在巴黎相遇时，运动长镜头占据了主导，维克多与祖拉漫步于巴黎的街头、游走于巴黎的舞会，在塞纳河上掠过巴黎的街道与建筑、在俱乐部中唱响曾经的歌曲，自由与浪漫的气息从屏幕中蔓延开来。

隐晦的镜头变换与主角状态有着高度的重合，让人不得不赞叹导演对于电影整体的把控，即使电影的故事是割裂的、碎片化的，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镜头依然承担着一部分的叙事功能。

《冷战》的摄影有意地忽略了世界局势，音乐没有，作为一部以音乐为主要线索的电影，《冷战》的音乐选择更加明显的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

在电影开头时，我们看到歌舞团的成员结伴去乡下采风，在大雪纷飞的季节录下一首首朴实的歌曲，而在第一次演出过后，却被要求唱一些“关于土地改革、世界和平和对和平的威胁”的歌曲，意识形态的冲击与政治环境的介入改变了歌舞团建立的初衷，那些质朴的歌曲也失去了活力与根基，变成了政治宣传与走向世界的产物。

“冷战”的大环境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柏林，幕布变成了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在巴黎，祖拉在维克多的俱乐部中为观众演唱了爵士版的民歌；最终回到柏林时，女主角祖拉带着黑色假发，身着露背礼服，醉醺醺的唱了一首墨西哥风味的歌曲。

曾经的民谣如今被改编的面目全非，彻底沦为了政治博弈与体制宣传的产物，音乐的艺术性被完全磨灭在了社会变革之中。

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用同一首音乐在不同时期的唱法突出了环境的变革，与冷战前后的世界形态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冷战》用影像蒙蔽现实的压迫，又用音乐点破理想的世界。

当维克多与祖拉的个人世界被现实的长矛戳至遍体鳞伤时，那一首首畸形的音乐直接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可现实世界中他们可以得到自由吗？

不，他们得到的只有更大的阻力与更紧的束缚。

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冷战》是静止的，维克多与祖拉自知无法在动荡的现实世界得到自由与永恒，他们静默的回到了乡间破败的教堂中，在十余年的颠沛流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无顶的教堂、扭曲的手指二人坐在大树边的长椅上，望着远方的风景，他们的心中在想什么呢？

维克多是否在想那个扎着马尾辫、留着齐刘海的年轻姑娘？

祖拉是否在后悔当初没有随着那个向往自由的男人一起流亡？

我们不知道，但在那一刻，动荡的世界仿佛得到了片刻的宁静，在那一刹那间他们真的得到了永恒的爱与自由。

画面似乎就在此定格，静止于这动荡的宁静，静止于这刹那的永恒。

“到另一边去吧，那边的风景更美。

”祖拉的声音打破了宁静与永恒，维克多与祖拉寻到了向往的、没有约束的世界，但我们看不到更美的风景，也去不到“另一边”，我们所能看到的仍然是他们坐过的长椅、枝繁叶茂的大树，像是亘古不变的影像，像是他们从没出现过一样。

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了这动荡中的宁静与刹那间的永恒，他们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首先，这部电影，在国内的解读充满争议。

有的人说是什么“PPT电影”，有的人又说不是。

其中有两名豆瓣资深“电影理论学者”的论战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两名不约而同都是法国电影理论家德勒兹的粉丝。

其中一位是武汉的Teorema。

在他的影评中，他认为这部电影是一部“PPT电影”。

他认为“现代电影通过主动制造‘断裂’，达到间离效果，完成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超越，以摆脱观众对电影的梦幻沉浸式依赖，” 所以一部好的现代电影需要通过 “不同手段完成影像裂缝的填补：动作的衔接、画外空间的营造、情感（心理空间）的建构。

” 那在这部电影中，他认为这些不同层面上得裂缝没有得到及时的填补，导致电影的节奏感失常，有兴趣可以读其撰写的《冷战：未经填补的影像裂缝》。

另外一位是把噗（已收了其创作的《空间—影像》一书，在以后如果教电影理论课，甚至德勒兹的时候，可以作为补充材料拜读），他强调电影中的音乐。

他认为“ 电影中的音乐提供了一种时间厚度。

作为一种时间运动，声音在空间中能催化出立体的体验效果。

” 他认为“摄影机的微型运动、浅景深、音乐和歌声，还有历史时空” 构成了一种影像的“深度”。

另外，他认为“《冷战》里有可以体验的情境。

我想原因是这些动作并非接续要创造出蒙太奇式的意义，不如说它们改变了爱情的进程，乃是一个个事件，留下了需要想象去填补的间部空间，这成为影片的另一种隐性空间。

” 有兴趣，也可以去读把噗撰写的《《冷战》为什么不是“PPT电影”？

》搞电影批评的人都有一种形式主义的信仰，有一种对电影作为 “某种绝对的艺术” 的追求。

这些人往往喜欢大卫波德维尔与德勒兹，认为这些东西作为某种至上的，具有普遍性的坐标轴，引导我们观察历史上的以及当下电影的形式。

这些范式没有什么理论错误，但是在我这个看电影老是从中观察历史的某位不知名的天天坑在档案馆，图书馆的，读的书也都是什么Jean Louis-Comolli，Douglas Gomery还有各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大神的某位三流电影历史学者或者电影文化学者。

在我看来，德勒兹和波德维尔的专著或许都有背后的语境，这些语境值得更具体地深思。

而我看电影，总是觉得某种创作的语境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涉及创作者的个人史语境，还涉及电影传播的一种宏观的全球范围或者微观的具有当地性的语境。

当然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历史主义或者语境主义这两个词（豆瓣告诉我有，谢谢豆瓣）。

不过，意识形态先于形式，在我看来就跟萨特那句 “存在先于本质” 一样是我内心的真理，我也希望慢慢读书，构建我自己对于电影和历史以及社会之间的网。

然而对于我这套批判的模式还没成熟前，躺平任嘲躺平任嘲要说语境，我在维基上找到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一个简短的介绍。

它的童年和青春三个词就被概括了，a permanent exile (一位永久的流放者)。

在他14岁的时候，也就是1971年，波兰1970年十二月爆发大规模罢工（该罢工引发了全国物价难以控制的持续攀升）的转年，他与他的母亲做了一件与片中相似的事情，逃出了波兰国境，流浪于意大利，德国等地，最后他在英国安家落户，就读牛津大学，并且在牛津的Oxford Brookes 大学当了一个老师，之后也曾在英国的国立电影学校任教。

他个人的经历，或许也印证了在电影的结束之后，他用一句话所概括的这部电影对于他本人的意义：献给我的父母。

当然如果要在深入解读一下，或许献给自己在父母的带领下，流放于祖国之外的那段四十年前记忆深处深藏的，但只剩下些许瞬间的少年和青春。

这也说明了这部影片拥有某种美学的断裂和破碎。

然而它在利用尽可能最佳的形式去重组破碎的空间与 时间，去释放美好的爱情。

影片开始于一个缓慢的摇镜头，我们看见的是一些乡间音乐家的脸庞和双眸。

他们唱着农夫的民谣，最后摇到了一个无知的少年，它或许在望着这些音乐家的演奏，或许在这里，还有一些人在做着这个乡间小孩完全没见过的事情。

在这段开场唯一出现的镜头运动之后，就出现了“冷战”的标题，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如果知道这部电影是来自波兰的话，一个自然的反应必定是这绝对是讲冷战下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

在影片第一个波兰的章节里，故事开始于一种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

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人公是名音乐家，而他抱着巨大的多路录音机，拿着话筒，在波兰的乡间地头去纪录这些“民间”的声音。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子孙，我们知道他做的事情是采风，在他身旁还有应属于“干部”级别的国家剧团的团长，还有舞蹈家，但同时或许也是他当时的妻子。

不得不说，采风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一种集体主义的创作素材的收集方式。

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也有采风，但是它的实践方式都是以个人的意愿为中心的，不会有一个代表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层面的管理者去监督。

在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家们可能只算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工具，他们没有创作的自主性。

而个人/国家的分歧和矛盾或许是艺术家想要逃离波兰国土的一种解释，它约束了艺术家，不仅在艺术创作层面的，或许也是一种体制上的。

我们在波兰的片段中，几乎见不到太多的镜头运动，除了演员们，当然以及这位音乐家新欢Zula排练时的舞姿时，创作者用一些微小的镜头运动去展现某种舞蹈的美丽。

然而在这种展现中，观众被拖入到一种波兰民族文化的舞台。

我们看到了艺术家们从民间收集来的素材被重新改编，由这些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演员进行表演。

这种演出对于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我们熟悉的是这种Socialist sense (社会主义感官)，然而陌生的却是波兰特有的当地文化：它是马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演员们跳的舞是波伏尔涅克舞，等等。

然而在社会主义热衷于互通友谊的跨国网络中，五十年代，这个舞蹈团曾经多次造访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国人民也结下过不俗的情谊。

而影片所表现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社会转型重要的历史时刻。

在音乐家选择从柏林逃离到法国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953年。

如果最近看过一个英国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或许你有所耳闻，这个年份就是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

在这个节点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将斯大林作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楷模和共同领袖，社会主义国家常常组织青年节这样的活动，将艺术家们聚集在一起。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50年代初，如同苏联大陆外围的群岛，众星捧月般。

艺术家们唱着国际歌或者苏联民歌，以称颂苏联老大哥和社会主义的光辉。

这或许就是最纯粹的Socialist Sense, 在它即将走下坡路之际的顶峰前最后的喘息。

这也是影片的波兰段落给我们带来的讯息，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下对人心的制约和环境的严肃，为了还原创作者回忆中的那片波兰的现实，这段片段也只有在展现演员的舞姿和音乐家的钢琴演奏时会有镜头运动，而在其他展现社会现实的时候，镜头运动都是难以寻觅的。

随着波兰民族从斯大林主义的桎梏解脱出来，走向格莫尔卡作为国家领导人之后的去斯大林的解冻。

波兰虽然仍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周旋于与西欧诸国的角力，但它逐渐与西方世界接轨。

男主人公的流放在那么一个时刻也有些生不逢时。

影片没有给予过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描述，淡化了一个平庸的对历史事件的铺陈，甚至将重要的时间点一一遮蔽。

创作者或许也不希望将个人作为嵌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一个agent，去延展出一个线性的历史。

在这里，历史只是一种个人的存在。

创作者设置的是，一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那些更像是记忆中瞬间的人生足迹与情爱琐事。

音乐家在逃离波兰后，选择了巴黎这座城，这座属于艺术家的城市。

Zula在社会的解冻下，可以自由得来访巴黎，与自己喜欢的人一同生活。

当影像走入巴黎的大街小巷，电影的运动镜头增多了。

或许因为巴黎是一个适合flaneur的城市，男主人公和爱人之间在巴黎城的穿梭被摄影机紧密得跟踪。

当男主人公与爱人相拥而舞，摇曳的镜头让我们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法国新浪潮早期所展现的巴黎，我们能在男女的漫步和相拥中，找寻到那么一点戈达尔《气喘吁吁》的影子。

而再一次，当Zula在L‘eclipse的酒吧里用忧郁的音色再次唱起波兰充满爱意的民谣《Dwa Serduszka Cztery Oczy》，贴身的特写和360度的摇镜头让我们感受到Zula是瓦尔达黑白影像下那悲挽歌唱的Cleo。

一首歌曲的诠释方式，逃离了波兰的民间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族主义的本地语境，成为一种更通感的巴黎摩登下的痴情蓝调。

影像和音乐跨越了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分界，跟随着流放于异国他乡的迁徙者，共同再现他们一种即时的环境和体验。

这部电影最有机的地方，在于创作者知道在什么样的空间，在什么样的情境去选择最合适的视觉表现方式。

但这种语境主义下的成功或许在其他人看来是形式主义的不成功。

即使这样，我绝对不会同意冷战是一部“PPT电影”，当然我不会承认它在形式上是统一的。

我想说的是，它的那些形式上的断裂和破碎，或许映衬了一个流放者不断迁徙下被迫体验到的断裂和破碎。

在疯狂的冷战语境里，男主人公的身世被历史戏剧性的变化，裹进了一种不可控的状态。

然而在那种人们无情得被国界，被意识形态异化的时代，在爱情的体验和对身份的认同都被撕得四分五裂的时代里，这部电影仍然告诉我们，爱成为了这个世界最珍贵的力量，它能消解时间与空间的离散，成为一种神圣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