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注意：有剧透这是一个菜鸟律师求锤得锤的故事。

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遭到枪杀，死后尸体还被进一步毁坏。

疑犯带着血迹和凶器大喇喇走出凶案现场，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

套用热血少年漫画的一句台词，这个名叫科林尼的嫌犯“浑身都是破绽”。

菜鸟律师卡斯帕被指派给科林尼辩护，而被告人一句话都不肯说。

更麻烦的是，死者汉斯迈耶还是卡斯帕的恩人。

身为土耳其移民后代的卡斯帕从小在迈耶家里长大，他从这位老人身上获得了自己本已失去的父爱。

迈耶的孙女乔安娜也是卡斯帕少年时的爱慕对象。

如今乔安娜已嫁作他人妇，她的丈夫是与雷神托尔在赛车场上互相较劲多年的泽莫男爵。

不过人妻的身份并不能阻止她与卡斯帕旧情复炽。

律师喜欢人妻有什么错！

倒不如说，对于他这个律政界的明日之星，正因为是不伦恋，才更有搞头。

迈耶死于非命，乔安娜回到故乡继承家业，并为祖父治丧。

其间她多次软硬兼施，试图让卡斯帕放弃为杀害迈耶的凶手科林尼辩护。

然而卡斯帕总是觉得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坐实了科林尼的杀人罪行。

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揭开了死者迈耶在半个多世纪前不愿被人提及的经历，以及科林尼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亲手处决迈耶的动机。

本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前半段观众的观影期待主要是好奇一桩铁案如何能在菜鸟律师手上翻盘，而看到后面才明白，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一个杀人嫌犯翻案，而是要翻出战争给国家造成的伤痕以及德国法制史上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名叫《黑塔利亚》的动画片，拟人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是非常有爱的一对CP。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力孱弱的意大利也确实一直在抱德国的大腿。

但是真实历史中，大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抱的，德国与其说是对意大利提供保护，不如说是直接出兵占领。

德国兵在意大利成了高高在上的天龙人，明明是盟友，意大利人却要处处看德国人的脸色。

于是意大利民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也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做出抵抗行动。

两个抽象的国家或许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拉郎配，可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了。

纳粹兵自己不知道自己招人讨厌吗？

大约也是知道的，但是元首已经把他们忽悠瘸了，他们也就更进一步自我催眠自己是真的天龙人、高级人种。

偶尔让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打死几个人，不能说是英勇牺牲，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然而抓不住真凶的德国军官，也就是年轻的汉斯迈耶，只好把火气撒到平民头上，说什么十条意大利人的命抵一条命，其实是真正的无能狂怒。

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查个水落石出、拿凶手的血祭奠战友，虐杀平民只是让这些孬种自以为自己有力量。

汉斯迈耶领导的屠杀平民事件发生在1944年，这时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正常思路应该是跟属下商量着如何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

可是偏有人不放弃最后的释放变态杀戮欲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了《鬼子来了》临近结尾处，日本鬼子得知战败以后，对挂甲台村民的屠杀。

有些人骨子里已经被邪恶浸透了，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之前再进行一番屠杀，就好像男人的婚前单身派对一样，是要让自己最后再彻底发泄一次，以便从今以后“收收心”，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

本片的科林尼就像是挂甲台屠村案幸存者马大三，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

不同之处在于，科林尼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曾试图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遗憾的是，德国的法律并没能还他公道。

他的父亲直接在战争中被杀害，而他的其他亲人又在战后因为德国法律对刽子手的包庇而含恨终身、相继郁郁而终。

战争直接戕害人命，这种伤痛虽剧烈，但并非完全无法愈合。

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包庇战犯，阻断受害者寻求正义之路。

如果科林尼早年的官司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也许他早就可以将人生中与二战有关的痛苦一页翻过，开始属于自己人生新的篇章。

可惜法律辜负了他。

他不得不背负仇恨与绝望走完自己的一生，直到临近生命终点、遇上了不为权势、美色、人情关系所惑的菜鸟律师卡斯帕，他才总算有机会获得解脱。

影片中迈耶在临死之前平静地跪在地上接受处决，给人感觉他似乎有心忏悔。

一部分观众或许会因此对他抱有些许同情。

但是本片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初，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躲得过这次血光之灾，也没有多少时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战犯面对血债债主做了一次顺水人情。

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大老板，大概经过了一番计算，认为这波儿不亏，于是才送了人头。

在年轻时的罪行被揭露之前，迈耶大部分时间里，给观众以及故事中其他与之有过接触的角色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亲切长者。

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狼2》里面那个老日本鬼子矢志田。

他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卓越贡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精英。

弥留之际，他请金刚狼来日本一叙。

你以为他是念旧情，其实他是馋人家的身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孙女作为诱饵，来窃取金刚狼的自愈能力给自己续命。

假如汉斯迈耶也知道了世界上有某种方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在面对科林尼的枪口时，又是否还会坦然赴死呢？

我想他大概率会换回曾经披着纳粹军官那身皮时的狰狞嘴脸，像对待科林尼之父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来报仇的儿子一并解决。

而假如他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恐怕会变得像《赛博朋克2077》的荒坂三郎一样，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若干年后用比希特勒、东条英机们更隐晦的方法摧毁这个世界、残害并奴役着世人。

现今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那场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理应是丧家之犬一般的存在。

即便一般国民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手上沾染鲜血的战犯也该付出代价。

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又接踵而至。

那些战犯成了可以利用的人，因为既然他们能在战争期间有着活跃的表现，就表示他们的执行力超强。

擅长细菌战的被野心勃勃的世界霸主聘请回自己国家继续发挥所长，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擅长带兵打仗的，暂时没了用武之地，或者一时半刻不想重操旧业，就让他们把掌握生杀大权时的凶狠果决应用到商场上，成为所谓“战后经济复兴的栋梁”。

道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在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得以继续寄生在经历二战战火洗礼之后本应洁净纯粹的新世界，继续扩散遗毒。

寄生得久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了足够的能力绑架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于是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防止他们被清算。

这样的做法看似宽容，实则怯懦。

不清算不是因为想通了、放下了、原谅了，而是因为无可奈何，因为清算的对象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

而依赖这群人建设新世界，也不是什么变废为宝、改造罪人成为社会栋梁的有益尝试，其实是饮鸩止渴。

任由这些未得到彻底清算的纳粹余孽、法西斯余孽、军国主义余孽寄生，国家的伤痕没有得到治愈，只是被暂时盖住。

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他们会一个个装得儒雅随和、风度翩翩。

一旦形势恶化，附在他们身上的旧帝国的恶灵就会在社会上弥散开来，感染更多的人，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年代的人陷入狂热，去追求和享受党同伐异的快感。

前半段的节奏真的很慢，但是这样安排确实也更符合人性，一个曾经向法律寻求过帮助的绝望的“孩子”，被精心设计的法律抛弃了。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再开口，再给这些他已经不信任的人多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科林尼始终咬紧牙关保持沉默。

观众可能也会代入主角，觉得被告油盐不进觉得被告“不识好歹”。

一把枪，三声枪响。

女服务生供词里面的“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冷漠，点杯咖啡喝也不奇怪的那种”。

陪审团以及旁听的人都觉得他冷血残忍。

而当画面转回1944年，那时候的迈耶呢，放过了小科林斯，却让他指认了父亲，抱住小科林斯，让他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死去，一枪不够，第二枪，第三枪。

枪响之后确实再无赢家。

这场庭审也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等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判，科林尼等到了一句迈耶有罪，就毫无遗憾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死者不想再复仇”。

“听着”魔鬼说“你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你每个案子都会赢，你也要付出你的灵魂，和你孩子的灵魂，你父母的灵魂还有五个好友的灵魂”这里设计的好漂亮，后面理查德 马丁格的名字列在通过法律的与会名单上，上面有六个人的名字。

你和你五个好友的灵魂。

迈耶孙女“我也是这种人吗”，主角回复“你就是你而已”，喜欢这个回答。

科林尼的演员诠释得非常好。

前期光靠一双眼睛来表演。

暂时先写到这

总体来说是好电影，节奏感好，镜头语言也很棒，唯一缺点就是详略不够完美。

比如被害人的儿子孙子一家的车祸事故，对剧情发展没啥推动作用啊，再比如男主的父亲和朋友们和披萨小妹可以融合成一个角色再多点剧情的。

男主和被害人孙女的感情线倒是有用的，毕竟男主要去被害人家翻东西。

有的地方太简略了，突然就找去被告的家乡，突然就找到了他的家人的墓地和在世的朋友，突然就反过来指控被害人有战争罪，“合理化”谋杀行为。

最有意思的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指控对方律师参与制定法案帮助战争犯们脱罪，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思想：反对战争和此法案，笔墨却太少了（可能这样拍出来实在是无趣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算点小反转吧，而且人物都没有脸谱化，杀人犯可以是“好人”，而那个“好人”也可以是杀人犯。

看着自己的家人倒在敌人的枪下的那一幕让我眼泪直流。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战争！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终于，科林尼开口了。

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

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

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

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

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

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

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

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

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

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

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

其二，增加故事量。

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

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

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

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

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

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

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

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

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

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

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

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

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

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

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

”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

《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

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

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冲着悬疑片去看的，悬念也的确一直绷着，但慢慢解开谜底，这其实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反战主题片。

画面是沉静的，多处的场景富有特别的美感，特别是当故事中出现往事的回忆镜头，那种在暗色滤镜下的浓厚色彩让人赞叹。

电影探讨了多方面的命题，法律与情感的冲突，法律史发展的过程，人性的善与恶的复杂，战争的残酷性。

人性的冲突，反对恶的思想，坚持善意的理念，一直贯穿着全剧。

最冲突也是最讽刺的一点是，没有把军官塑造成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作为加害者，他是主动自主参与的。

爱孩子与冷酷屠杀并存在他身上，特别是在他救下小孩后，让小孩指出其父亲后，却转身把其父拉到了待屠杀的人群，让孩子亲眼目睹其父是怎么因他被屠杀，还告诉他要勇敢。

德国人的反战思想地区很到位，对战争的反思也很好。

在这一点，就又想拉踩日本，连战败都不承认，只说是发起战争，结束战争，更不要提忏悔，他们心里只为失败羞耻，从不为侵略屠杀感到罪孽。

这是一部话题比较沉重、角度比较特别的审判电影，凶手柯里尼杀人即成事实，但却拒绝配合调查，以致于动机、线索、证据等都需要一一剖析。

柯里尼犯案后没有逃走，而是一副如释负重的状态，随后保持缄默等待审判。

若是常规设计，警察和律师各种手段齐出，相互辩证，以制造凶手另有其人的悬疑感。

但这部电影也很纯粹，简单粗暴地指出凶手无可疑，就看怎么阐述真相了。

首先，柯里尼杀死的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富商麦尔，头部被击中三枪，头骨鼻骨断裂双耳损伤，死后遭受暴力对待。

由此可见，柯里尼与麦尔之间是深仇大恨，人赃并获之下，一级谋杀罪名也根本洗不掉。

一个新手律师莱恩作为辩护律师，同时还是麦尔孙女约翰娜的老情人，一上来就是友情和职业道德的艰难选择，对手还是业界大佬马汀格，这新手村开局很不友好。

影片屡有提及国家和政治，说明它会有一个关键历史背景。

而且马汀格还套路莱恩让柯里尼认罪，并说要懂得见风使舵，给他介绍丰厚的工作，瞬间大佬就不像好人了。

莱恩一心为求真相，终于查出麦尔曾在二战时驻扎在意大利，当时头衔是纳粹军官。

他下令在柯里尼老家枪击了20名平民，造成了一桩当地惨案，死者包括柯里尼的父亲。

柯里尼成年后告到军事法庭无果，完全是因为一群人的谋划才得以让麦尔这类人逍遥法外，这或许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却成为了打感情牌的最佳砝码。

当人们意识到，柯里尼杀麦尔不过是报当年战争的仇，至少从情感上能够让大众接受。

而马汀格亲口承认当年的法律有失公允，让柯里尼得到了迟来的尊重与公平，然后再无留恋地在狱中自杀。

对于战犯来说，受害者一直在等待一个公平的审判，这是难以磨灭的心愿。

柯里尼不需要同情、不需要理解、不需要自辩，当真相大白之后，甚至不需要减刑，敢于直面死亡承担起自己的错误。

这种报复方式自然不应被提倡，但通过此类电影引发人们对于战争、对于历史、对于法律的关注和重视，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电影能取得一个不错的评分，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讨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电影本身。

前半段的节奏真的很慢，但是这样安排确实也更符合人性，一个曾经向法律寻求过帮助的绝望的“孩子”，被精心设计的法律抛弃了。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再开口，再给这些他已经不信任的人多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科林尼始终咬紧牙关保持沉默。

观众可能也会代入主角，觉得被告油盐不进觉得被告“不识好歹”。

一把枪，三声枪响。

女服务生供词里面的“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冷漠，点杯咖啡喝也不奇怪的那种”。

陪审团以及旁听的人都觉得他冷血残忍。

而当画面转回1944年，那时候的迈耶呢，放过了小科林尼，却让他指认了父亲，抱抓住小科林尼，让他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死去，一枪不够，第二枪，第三枪。

枪响之后确实再无赢家。

这场庭审也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等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判，科林尼等到了一句迈耶有罪，就毫无遗憾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死者不想再复仇”。

“听着”魔鬼说“你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你每个案子都会赢，你也要付出你的灵魂，和你孩子的灵魂，你父母的灵魂还有五个好友的灵魂”这里设计的好漂亮，后面理查德 马丁格的名字列在通过法律的与会名单上，上面有六个人的名字。

你和你五个好友的灵魂。

迈耶孙女“我也是这种人吗”，主角回复“你就是你而已”，喜欢这个回答。

科林尼的演员诠释得非常好。

前期光靠一双眼睛来表演。

暂时先写到这

本来想给三星，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庭审决定给多一颗星。

最后一场庭审，案件探讨了更多关于正义和法律的问题，影片借助了两个律师去讨论正义和法律的问题，给出答案，最后卡帕斯的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吗？

”感觉也是让马丁格选择，身为一名律师是否伸张正义，但这样设置更多的是回答问题。

我喜欢后半段的原因是后半段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表现了在这个案子里的感受，我不禁代入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最后马丁格的证词、宣判之后拉那的动容和反思、作为旁听者的披萨小姐姐、被告科林尼等等都有表现到。

不过可能是整部电影的案件影响比较大，所以卡帕斯的人物弧光是比较弱的，能看出影片想表现他对科林尼的感情变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感情变化，和“菜鸟律师”的成长。

但是最后整个重点在案件了，对他的刻画就少了，前半部分埋下案件伏笔，并且对“初出茅庐”“当事人不吐露动机”等方面做了很多铺垫（毕竟故事前半段就是靠这两个因素作为卖点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矛盾点），但是后面把重点放在案件上了，多少让前面对卡帕斯的铺垫落地不够，前半段的主角是卡帕斯，后半段主角是案子，多少有点割裂。

最后，听说原著对正义和法律的讨论会更为深入一些，这可能是影片有点欠缺的地方，如果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可能会更具讨论性。

但是在对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