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二战中，日本人之于中国人，就好像纳粹党之于犹太人。

二战最惨烈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口岸，无数在波兰、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中国人接纳下来，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一直到以色列的成立，犹太人怀着对中国人的感恩离开了上海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

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高丽的子民拖家带口越过长白山，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靠着豪迈东北人的接济，躲过了日寇的追杀，他们扎根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直到他们的祖国足够的有力量保护他们，却仍不肯回家去。

多年后，日本右翼彻底否认战争中残杀的历史，杜撰了许许多多的掩饰侵华惨案的故事，华丽丽的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却只有愤慨，抗议。

我想日本是曾经辉煌过的，毕竟他攻破过中国的首都，而我们的军队却从来没踏上日本的国土。

日本学习过大唐，臣服过大明。

但却选择了在老师的家中烧杀抢掠。

日本学习英美，君主立宪迅速资本化，力争脱亚入欧。

但却选择了与世界为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同的意识形态中，相同的政党领导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就好像纳粹党的拉贝选择留在中国保护南京的难民，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丢下南京“撤退”到武汉。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人云亦云的年代，或许我们该正视历史，回顾过去不仅仅是像陆川那样把血淋淋的伤疤揭露给人看，那不该是炫耀，不该是乞怜。

应该是深刻的，震撼心灵的反省。

脸谱化的电影让我们几十年处于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这让我们的大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难道日本人就真的全部都是喊着“八嘎”留着人丹胡子的罗圈腿小矮子吗？

难道德国人就全都是穿着笔挺时髦军装，却用毒气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那些高举万字旗而活下来的中国人，犹太人会以他们为敌吗？

国破家亡的时候靠着纳粹的德国人，靠着美国人传教士，幸运的他们有了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称他为活菩萨，感恩戴德，这是拉贝应该获得的勋章。

说拉贝拯救了南京25万的难民，或许有一定的数据，但在安全区也并非的太平无事的。

史料记载东京审判中一位美国驻华记者作证说：“ 12月13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雷伯(编者注：雷伯实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间日军司令部中将谷寿夫，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乱行动，但他们的访问与恳求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部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

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实在痛楚极了。

”公诉人中国政府的起诉状中其中一句更是让人泪垂：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

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

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曾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到她所在的学院抢女子，不然就要以搜查伤兵为由进入安全区，结果“有些妓女主动站起来跟他们走了”。

活下来的国人也在万字旗的保护下积极的展开自救。

或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Heil Hitler或者Heil Shitler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乱世中活命的护身符，人都有苟全性命的本能，我们又怎么能因为他——拉贝是纳粹而绝食周粟？

堂堂中华儿女要靠独裁者的旗帜来保护，而本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呢？

老蒋当年决意死守南京，但却并未亲守，他知道南京必定沦陷。

接战第七日就着手军队进行撤退。

留兵抵抗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苏联出兵和国际声援。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

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约为五万。

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自己人的误杀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残酷的历史。

30万平民被杀害，无数妇女被奸淫，5万缴械军人被屠杀，只有几个传教士般的外国人在南京奔走，保护沦陷区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对他为之奉献大半生的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别妻子留在南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心存幻想到最后坚决的站在朝香宫鸠彦的面前，一次又一次的为安全区的中国人争取权利。

屠杀的最后一日，日军统帅下令杀入国际安全区，数百中国百姓站在安全区的出入口组成人墙，与日本人抗拒。

日本人没有进攻，请求增援，并调集来两台坦克。

中国人没有挪动脚步。

朝香宫鸠彦下令作战状态，日本兵枪栓都拉上膛，中国人虽然人群中稍稍骚动，但依然伫立。

朝香宫鸠彦下令射击，中国人哭号着脚软了，人墙立即出现缺口……是的，人都会怕死。

谁都害怕。

怕死就不要站在那里！

早早的逃到乡下去！

永远躲在阴暗角落里面向隅而泣吧！

回顾历史，我们该反思的是什么？

谴责法西斯主义？

或者要求日本低头道歉？

或让日本天皇来磕头谢罪？

局限于狭隘民族性的刻薄，继续传承阿Q精神？

抵制日货？

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典范。

他可以突破不同的种族、文化、党派、信仰，为和平做出了如此大牺牲和贡献。

我们呢？

可不可以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大国子民来正视那场惨案？

该反思，该忏悔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人。

为了万字旗下苟活的生命，为了和平，为了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也可能不会发生的，望我国人收起那打鸡血般的义愤填膺，少些口战，多些实干，国富民强的时候人家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攻破首都的。

这个标题有点诛心的说法，前提是，伟大被逼出来之前必须有一颗“真善美”的心灵，方能蕴育出伟大来。

之所以这样说，是看了《拉贝日记》后有如此的感慨，对比《南京，南京》而言，我想说的是，拉贝很伟大，南京更史诗。

拉贝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有着一颗伟岸的心灵。

之所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安全集中区，更多是被历史，被环境所逼迫出来的。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拉贝曾经要离开了。

甚为纳粹份子的拉贝将带着“希特勒万岁”的敬礼回到德国，留下来的西门子发电厂经理一职将移交给后来继任的人。

然而，半夜漆黑的上空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粉碎了他回国的愿望，在纳粹旗帜下他保护了工厂里的工人，可面对被日军团团包围的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的南京，拉贝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顺利的脱身而去。

我相信拉贝是一个善良的人，不然他何以对日军和当时国民政府存在如此天真的幻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拉贝认为一个政府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首都的。

他更加不愿意相信日军会真的进攻南京，所以他无法相信后来的屠杀，哪怕那些鲜血就在他的眼前如璀璨的桃花一般朵朵盛开的触目惊心。

他的善良蒙蔽了他的善意的揣摩，以至于看到日军违背了国际公约而血腥屠城的时候，他依然幻想通过电报告知他那个国家伟大的元首，让元首来制止这些残暴的血腥。

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他在恐惧、焦虑和愤怒中忘记了一件事情，德国已经是日本的盟国，不然何以日军没有轰炸德国纳粹旗帜下的工厂？

不然何以日军没有入侵挂着德国纳粹旗帜的保护区？

幻想终归还是幻想，但幻想破灭之后的清醒入侵大脑的时候，极度愤怒痛苦的背后必然就是幡然大悟的行为。

拉贝愿意被迫的留下来，尽自己最大可能帮助自己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这个国家首都罹难的人们，可他还是要想办法送走自己的夫人朵拉。

可以，遗憾的是，当海平面上那座鸣笛起航的轮船被日军的轰炸机团团包围，炮声隆隆中浓烟滚滚时，他刹那的心碎，与他相濡以沫的朵拉还在船上，他认为把朵拉送出这个地狱之后就可以平安了，可炮弹击碎了他的幻想。

远景的海平面里，一艘冒着浓烟滚滚的轮船在日军飞翔的轰炸机下摇摇欲坠，站在堤口的拉贝目瞪口呆之余的锥心之痛，他孤独的身影被抛弃在大海黑烟的背后，一切显得如此的残酷和无助。

从这一刻起，电影给人诠释了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感，长镜头完美的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的卑微，开始拉开了宏伟的拉贝日记里记录的那些真实的场面。

其实，我是不愿意去讨论，诸如拉贝以一个德国纳粹份子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在战争笼罩下整日的和死亡擦身而过，在失去“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朵拉痛楚的背后，仍旧不遗余力的拯救那些难民。

这是怎样的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可拉贝意识到了吗？

他应该没有，他只是竭尽所能来保护难民区的一切，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如此的无助。

譬如他那个会说德语的司机就因为没有呆在汽车内而被拖去砍了头，而在夹缝里看到整个过程的拉贝在惊恐愤怒之余，已经没有多少的恐惧了。

但他提出要以二十名被俘的战俘换他死去的司机而面临选择时，我想那时的拉贝心里无助到了极点，他或许都想救下来，可他完全是办不到的。

因为那些被砍下来的人头就在后面，一个个死不瞑目的看着他，地上涂满了鲜血，死亡的气息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电影里处处透露了让我们深思的值得探讨的话题，救还是不救？

当医生决定救自己同事的军人儿子时，冲进来的日军以此为借口不仅枪杀了这名士兵，而是连拯救的医生和护士都毫无幸免。

为救一个人而失去了五条人命，值得吗？

还是不值得？

救还是不救？

但日军知道安全区内被偷偷的匿藏了几百名中国士兵之后，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是交出这几百名士兵还是等着日军用子弹和枪炮将这个安全区夷为平地？

这不仅挑战我们的思维，也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准绳和哲学思考范畴。

幸运的是，电影很戏剧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得到了一个都救了的虚伪的结果。

可是，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在战争年代的恐怖屠杀氛围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如此幸运的戏剧化的效果？

不管我们选择何种办法，造成了何种结果，我们事后唯一可以合理的解释的理由就是，这都是被逼出来了。

虽然说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讲述，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远远超于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伟大人士。

但不管如何，拉贝足以用伟大来评价。

他和他的团队和战友评价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能力和侵华的日军进行了竞赛，他们拯救的人数几乎对等了日军屠杀南京时罹难的人数，如果这都不伟大？

那什么叫做伟大？

可惜伟大的拉贝回到了德国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忘记这段曾经伟大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刻意的遗忘了。

因于对德国纳粹份子的仇恨让人们蒙蔽了自己的善良和敬意，刻意的遮拦了这段历史的记录，让老年的拉贝在穷困潦倒当中回忆自己的过去。

如果不是全球二战反思带来的结果，谁又能保证那些忠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得以重见天日呢？

这段日记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证明了拉贝的伟大，见证了二十多万中国人被拉贝庇护下的幸免于难。

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成为了日后佐证日军在1937年的12月31日曾对当时中国首都南京所犯下的磐竹难书的滔天罪恶的强有力的证据，成为二战最为直接和忠于史实的记录。

电影《拉贝日记》是否完全遵循了拉贝日记所拍摄，我不知，因为我没看过拉贝写的日记。

仅从电影的层面来说，讲述了一段可信的历史。

只是，电影还存在了一些莫名的硬伤。

譬如张静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何况在她后来差点被日军强暴的那段戏显然太假了一点，试问：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会拿起手枪精准的命中两位日军？

难道手枪在开枪之前是不需要打开保险盖的？

难道一个小孩子因为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对枪械的构造心领神会？

难道日军的军服本来就是为张静初定身打造，穿起来如此的合身？

女性角色的设计上面，《拉贝日记》远远不如《南京，南京》，在《南京，南京》里，每出现的一个女性都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让人印象深刻，如此的让人锥心的灼痛。

可拉贝里面，却让人心存怀疑，虽然这个怀疑和这个角色的本身设计一样，看起来如此的不靠谱。

拉贝很伟大，《拉贝日记》很真实，电影则讲述了一个让绝大数人都能接受的故事和史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加愿意垂青于《南京，南京》，那更史诗。

我想，如果《拉贝日记》是一部纪录片，会不会更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电影《拉贝日记》当作一部纪录片来看，来反思的。

本文的内容，来自报纸书刊、新闻视频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口述。

为避免让文章篇幅过长，整理的过程中，适当地删掉了一些内容。

内容尚不完整，欢迎大家补充、转载。

文章目前包括的人物：李秀英、伍正禧、潘开明、穆喜福、李世珍、丁永庆、汤英、孙有明、吴克政、王凤英、芮体和、常志强、李俊、夏淑琴……李秀英：“拉贝是一个好人”李秀英口述：“拉贝是一个商人，不是兵，但是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保护我们中国人。

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

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党员。

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只要你为他们做了一点事，他们就会给予十倍的报答。

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

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

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伍正禧口述：“我现在对拉贝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他是中国人最好的朋友。

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

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

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

历史是真实的，谁都无法否认它。

在他领导下，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团结全体领事馆成员、几个传教士和外国教师，建立了一个安全区。

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他是我们的救星”潘开明口述：“那时，我是一个人力车夫，没有亲自结识过拉贝。

但我看见过他，我们都知道他秃顶，所以我们都认识他，有时我们在上海路、山西路或宁海路上看见他。

我们只知道他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我们也知道他和其他一些外国人建立了难民区。

他们是我们的救星。

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

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

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穆喜福：“德国国旗保护了五六百人” 　 [管他叫“老毛子”]　　“那时也不知道拉贝不拉贝的，我们叫他老毛子”，现年83岁的穆喜福一直住在南京广州路4号，直到十年前广州路拓宽，才搬迁到南湖南苑新村趣园。

“当时我14岁，我家的后门就正对着拉贝家”，穆喜福用手比划着告诉记者，当年他家是栋小破楼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就63平米，他家的后门正好对着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处的大门，相距不过30米，因此经常能看到拉贝。

“那时兵荒马乱，也没打听这位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他个子很高，穿着藏青色的一套西装，戴着一副眼镜，脸上留着大胡子，所以我们都管他叫老毛子”。

　　[德国旗盖过房顶吓走鬼子]　　“老毛子家国旗救了多少人哦”，穆喜福告诉记者，1937年12月日本兵攻入南京城前，三天两头有飞机来轰炸，当时拉贝就在自家的房顶平拉起了一张巨大的德国的国旗，大概有普通国旗几十倍大，把整个房顶也遮住了，从空中看特别显眼。

“日本人怕这个国旗哦，好几次飞机都冲下来了，看到这么大的国旗又飞走了”，穆喜福称，后来打听才知道拉着国旗的地方，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就是由这个老毛子当家的，听说住在里头，日本人就不敢乱抓乱杀，结果人一起往里面涌。

由于穆喜福家紧挨着拉贝家，算是安全区，那时沾亲带故的亲戚姨妈、舅舅全从城南、城北跑了过来，63平方米的小破楼里竟挤了53个人。

　　[一家53人全活了下来]　　“多亏老毛子哦”，穆喜福称，有一天晚上，隔壁一位三十多岁的张叔离开拉贝家院子，回趟家看看，就被日本兵抓走了，拉贝知道后，立即开着车冲了过去，一会儿就把张叔接了回来。

穆喜福称，他当时有两个姐姐十七八岁，正是日本兵要找的花姑娘，幸好躲在拉贝家从而躲过了灾难。

“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李世珍：“如果不是他，我恐怕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　　[院子里挤了五六百号人] 　　“那时院子里全是人”，2006年79岁的李世珍是穆喜福妻子，她也是拉贝故居的见证人。

“当时我只有10岁，但很多事情还是知道的”，李世珍告诉记者，拉贝家的院子里，到处是简易棚子，有1人多高，里面铺些稻草，只能供人躺在里面睡觉的那种，当时院子里挤满了逃难的人，足足有五六百号人。

　　[他曾刀下救37人]李世珍老人说：“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

（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

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不出去是最安全的]据李世珍奶奶回忆，当年她和大量难民躲在拉贝家中，日军不敢进来，大家也都知道“不出去是最安全的”。

“后来我结了婚，家就在拉贝故居旁边，一睁眼就能看到，所以一直觉得没有离开。

再后来这里面立了拉贝的雕像，我就经常来这边看他。

最近老了，腿脚不灵便，就来得少一些了。

”[《拉贝日记》我演了一个难民]在电影《拉贝日记》中，这位82岁的老奶奶客串演出了一个难民，李奶奶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丁永庆：“他用身体挡住大门”[在院子里搭棚让人居住]　　2006年，91岁的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小粉桥12号，与拉贝住宅近在咫尺。

日军大屠杀时，丁永庆18岁，拉贝的厨师一位姓曹的天津人，让他躲进小粉桥1号避难。

丁永庆老人回忆说：“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

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

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

”丁永庆告诉记者，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

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个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

“不行！

”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你们从哪儿爬进来，就从哪儿滚出去！

”两个日本兵慑于拉贝的威严和气势，只得灰溜溜地翻墙而去。

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尽自己所能救济难民]　　那天，在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丁永庆实在饿极了，便出门想去找点吃的，可一抬头，看见竹篱笆墙上有个被日军用刺刀刺死的小姑娘，他吓得赶紧回身。

拉贝让他的助手韩师傅给他拿来了一小杯米和几片咸萝卜根。

韩师傅告诉他，“拉贝先生说了，天冷，地上又潮湿，要你们把萝卜根煮着吃，这样能去湿。

拉贝先生还说，不管怎么样，要保证给住在这儿的难民每人每天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他说虽然少，可他已经尽力了。

”丁永庆说他是幸运的，当时还有个小他3岁的弟弟，没能及时躲进拉贝家，在中山陵一带被日本兵逮住了再也没有回来。

汤英：“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多少泪，止不住流淌在拉贝小院]“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谈起往事，个头不高、身体硬朗的汤英老人眼中有泪。

谈起拉贝，老人感恩戴德：“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拉贝先生是我的邻居，他的鞋子都由我和师傅做]迈入2008年，汤英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1950年他作为汽车修理专家从南京举家迁到芜湖。

这位十分健康、精干的老人，他对有关恩人和往事记得十分清晰：“《拉贝日记》中写到他自建的小防空洞里挤了不少人，特别提到的邻居鞋匠就是指我师傅。

……我的师傅名叫吴富贵，上海人，是皮鞋店老板，会说些洋泾浜英语，专做大使馆、外侨和传教士等的生意。

拉贝先生一家人的皮鞋是我师傅包做的，我时常为拉贝先生做些鞋子的起低工序，拉贝先生对我们很友好，一点也不爱摆架子，他的亲近让我们和他常有往来。

……邻居们都习惯称拉贝为‘喇叭’先生，他身材高大，平易近人”[我有两次差点被鬼子杀了]“日本鬼子杀进南京城那年，我17岁。

”老人回忆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杀进城后，起先我和师傅仍在皮鞋店住，我曾两次险遭鬼子毒手……鬼子进城的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鬼子踢开皮鞋店的门闯进来，见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一个鬼子用刺刀对着我要‘花姑娘’，我直摇头，鬼子凶恶地用刺刀在我身上点呀点的，刺刀划到我肚皮时，忽然外面有女人哭叫声，两个鬼子急忙跑过去。

经此一吓，师傅和我立即逃进了拉贝先生家避难，一个多月没敢出拉贝防空洞大门一步。

”[拉贝一边枪指日军救人 ，一边筹粮救济我们]在汤英的记忆里，日军骚扰小院有数十次。

最惊险的是日军进城后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拉贝先生外出不久，有三个日军从围墙外翻进了拉贝小院来，身后都挂着明晃晃的刺刀，汤英老人说：“当鬼子正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围墙外时，就在这危急的时刻，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是拉贝先生回来了！

所有的难民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

当拉贝知道日军是翻墙进来抢人时，他怒不可遏，用英语大叫，鬼子老实地站着并表示想从大门溜出去时，拉贝不同意，他示意翻译让日军从哪里来的，就得从哪里出去。

当鬼子了解这一意思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跌相，仍想从大门出去。

拉贝大声吼叫，并拔出手枪，逼近日军，指着围墙赶他们爬出去。

最后爬墙的鬼子在惊恐中滑倒二次才爬了出去。

”一天上午，一对母女走在小粉桥路上时，突然遇到日军。

一个日军抓住年轻的女性就往路边拖，母亲死死拉着自己女儿的手不放，日军竟然凶狠地踢向那位老人。

当日军把姑娘拖向路边的小房子时，路上的人一个也不敢吱声。

恰逢拉贝先生从天而降解救了她们。

四个日军开了卡车来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抓抢妇女，当时虽然有美英等国外籍国际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场，但他们都被日军打趴下了，恰巧当时拉贝来此办事，日军见到身穿德国军装，头戴钢盔，足蹬军靴，臂佩“卐”字袖章，腰别短枪的拉贝，才怏怏离去。

汤英老人回忆道，拉贝先生的家为独式花园式小洋房，本不是收容难民的场所，但随着日军烧杀越来越厉害，逃进他小院来避难的人激增到600多人，地上坐的都是人，当时正值寒冬，拉贝先生在极端困难下，不仅搞来米给难民在小院内做饭充饥，还找到芦席、稻草、布篷等给难民御寒，为了防止日军进来骚扰，拉贝先生专门组织人员日夜在围墙边注意日军的去向，一旦有鬼子翻墙进来，就吹哨报告他，由他来驱赶。

孙有明：“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后来被全世界视作洪水猛兽的纳粹党徽，在1937年的严冬却保护了20万南京的中国人。

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

“四只角都绷得紧紧的，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孙有明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面旗，他当年曾经为拉贝做过衣服。

很多人和他一样，靠拉贝的保护，活过了他们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冬天。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拉贝日记》里被经常提起的鞋匠的儿子吴克政记得，“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

希特勒！

’，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王凤英老人曾在国际安全区避难过，2007年她已经82岁，回想起当年的那段历史，仍感到一种默名的恐慌。

1937年，当时王凤英只有12岁，家里有5口人，原先一家住在珠江路，日军攻城后，父母听邻居说广州路这边有个安全区，就带着自己和姐姐弟弟一起过来了，因此，拉贝是全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她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前来参加纪念活动。

王凤英回忆道：“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拉贝故居门厅内的桌上，放着一本留言簿，上面写满来访者的参观感言，留言者上至年过八旬的老翁，下有七八岁的孩童，许多外国友人也留下对拉贝的钦佩之言。

　　一串长长的笔迹引起记者的注意。

那是一则2007年1月26日的留言，落款是大屠杀见证人芮体和。

“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

拉贝先生我见过，那年我13岁，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汉口路17号。

我今年已经83岁，当时看到一位高个子外国人，正是拉贝先生。

参观后，又使我回想起1937年12月13日血腥大屠杀的场面。

感谢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平使者，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常志强：“弟弟们都被日本人杀了”住在夫子庙附近的常志强老人，则讲述了他们一家在日军进城的前一天准备到安全区避难，路上被守城军队拦住未能赶到安全区，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就把他们全家六口当场杀死（最小的弟弟当时才两岁），他和姐姐幸存下来后立即跑到安全区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避难后才活了下来，而姐姐因被日军刺了五刀虽然当时未死，但几年后因体弱感染伤寒死去……常志强说：“从那以后，我和姐姐成了孤儿了，为了生存，我们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童工，什么苦都受过。

日本投降以后，日本鬼子飞机喷洒药雾，我们住的地方离飞机场不远，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得了瘟病，我姐姐开始发高烧，烧了好多天不能吃，就喝水，拼命要喝水，要喝烫的，冷得不行，滚开的水她就这样喝下去，七天七夜后，相依为命的姐姐也死了，死的时候身上全是红点子。

”李俊：“拉贝是活菩萨”85岁的李俊、80岁的丁正兰老夫妇家住孝陵卫，昨天他们也特地赶到拉贝纪念馆与托马斯·拉贝夫妇见面。

一见到托马斯·拉贝，李老先生立即紧紧握住他的手接连说，“谢谢，谢谢！

”而托马斯·拉贝尽管与李老先生从未见过面，却对他一点不陌生。

他拿出自己编著的德文版《拉贝传记》，很快翻开其中一页指给李老先生看，里面记录的是曾经在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避难的幸存者情况，当时拉贝在自己的家中保护下来的南京平民就有600多位，李俊正是其中的一位，他与另外几位幸存者的照片与回忆都被收进了这本德文传记。

“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李老先生指着故居旁边的草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

”李老先生说，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

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她抚摸着纪念馆内拉贝的照片，“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现在他的孙子来到南京看望我们，我特别高兴”，她还向托马斯·拉贝讲起了自己与拉贝先生的一段渊源：“那时我8岁，拉贝先生特别喜欢我，1938年他要回国了，又是雨又是雪，他把我和我舅舅找来，我那时特别狼狈，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我，我那时头上身上都有虱子，可他竟不嫌脏，还抱着我……他说想把我带回国去，可因为当时我家人都被杀了，妹妹已被送孤儿院，舅舅觉得要留一个小孩，舍不得我就没同意”。

对于拉贝日记帮助夏淑琴告倒了日本右翼，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非常欣慰：“这是应该的，就像当年德国人也赔偿了犹太人”。

身为医生的托马斯·拉贝还特别谈到了80岁的夏淑琴老人的健康状况，“我特别高兴跟你见面，尤其看到经历过苦难的你现在这么健康，你太了不起了！

”本文只整理那些有名有姓的幸存者，如果要算上那些名字没有在报纸上被写出来的人，那么就更多了。

这几天整理幸存者回忆的过程中，深深的感到，电影《拉贝日记》的确不够真实，不是把拉贝捧高了，而是捧得不够高，现实中拉贝的某些事迹，简直比电影还要夸张，但这些电影都没有表现出来，整体上，电影版还算比较冷静的，很多没有亲身体验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认为电影拔高了拉贝，但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这部两个多小时（原版五个小时）的电影，还没能完整地表现出拉贝的全部事迹

我不会因为一部电影的平庸而否认拉贝的伟大，而同样我也不会拉贝的伟大而却去承认一部平庸的电影。

虽然《拉贝日记》在德国获得大奖，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好电影。

《拉贝日记》给我带来的失望超出了我的预期，在这部影片里我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震撼，甚至没有什么感动。

这部拍给西方人看的“拉贝小传”虽然也只有两个小时的片长，却让我感到是如此冗长，我不知道在影片的播放过程中看了多少次时间，《拉贝日记》“循规蹈矩”到没有任何惊喜，甚至没有一个高潮点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影片如同流水账一样，平庸到没有让人想重看一遍的欲望，而在走出影片后，脑海里那刚刚看过的影像也正立刻慢慢消散，《拉贝日记》给我便是这样一种极度模糊的印象。

背景般的中国人说到刻画那场浩劫中真正的主角中国人，我就不能不提到《南京！

南京！

》。

导演陆川在接受杨澜时采说道，那一个个特写的中国人的脸庞是他照着真实的照片尽量寻找长相相似的群众演员来化妆扮演，而这便使《南京！

南京！

》里那一张张茫然、无助却带着点刚毅的脸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在《拉贝日记》中，导演罗瑞·加仑伯格却依然采用了一种最为平庸的手法来塑造中国人。

只有在拉贝选择那20名士兵时，镜头了给了那些士兵一些镜头特写之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完全沦落为了这部影片中的道具。

除了张静初这个所谓的主演和拉贝先生的司机之外，我几乎想不起电影中有哪张让我难忘的中国脸庞。

当影片中的中国人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影片中浩劫给人所带来的震撼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或者说，《拉贝日记》的故事核心是完全转移到了拉贝此人身上，因此甚至可以说这场浩劫中在《拉贝日记》中已经完全成了成就影片中那个拉贝的光辉形象的一个活动的背景板。

而同样的问题也在屠杀桥段中可以看到。

在预告片中被大肆渲染的“多米诺骨牌屠杀”桥段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最为难受的桥段之一。

但这并不是因为屠杀的残忍，而是对该桥段中所表现出的造作感到难受。

在桥段中，那些中国士兵已经完全彻底地被道具化，在机枪扫过之时，居然没有一丝要躲避反抗的意思，完全按照导演的意思在特定的时间并以相同的姿势倒下，毫无生命的道具也不过如此了。

当有的电影试图还原那张浩劫中的每张脸，而有的电影却用粗糙的大笔将中国人一笔画过。

《拉贝日记》中的中国人都在拿着聚光灯，只不过他们都站在聚光灯的背后，光芒全部落在了电影中的拉贝身上。

由此不得不说，有时比比，才知道哪部影片更有诚意。

恶俗桥段的放肆堆砌陆川在将五个小时的电影剪到了两个小时之后，原本剧本中存在着三角恋剧情被完全删除，以至于我们在现在公映的《南京！

南京！

》里完全看不到有几个角色之间原本存在的感情纠葛。

事实证明，删除比保留更加困难。

诚然，加入几个主角的感情纠葛后，会让影片显得更商业更吸引观众一点，然而这必须要看是什么影片。

将这种无谓的感情戏掺杂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中，便怎么看怎么让人觉得腻味。

商女不知亡国恨，老外不知屠城痛。

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眼中似乎仍然太过遥远，从他们彻底将中国人沦落为一个个只会呼吸的道具可以看出，他们似乎还远远没有了解到这场浩劫给中国人带来那种难以抹灭的痛，而是在用一种纯国外的思维来打量这场浩劫，因此他们更关注这场浩劫上的外国人，对发生在这场浩劫上的莫须有的异国恋则更加有兴趣点。

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态度甚至是霸道不负责任的，这不禁让我对《拉贝日记》的诚意表示怀疑。

因为在影片中将张静初的爱情戏份删除，对影片的剧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会让剧情更加紧凑点。

而偏偏就是这对表现影片主题毫无帮助且和历史完全无关的恶俗剧情，在影片中以“战场中的浪漫”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游荡在血和尸体之上。

而影片中的恶俗之处远不止这一处。

我不明白外国人是否真的能理解在这场浩劫中出现所谓的欢呼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劫后余生固然可喜，但远远不会达到影片中那样欢呼雀跃的程度。

这种将人从死亡线上拉回的激动更多的是一种悲乐，而不是影片中那种没心没肺的狂欢。

然热这种欢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影片中出现。

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便是最后拉贝离开南京的桥段，且不论这场戏是否符合史实，单单那些那些衣冠鲜亮的且满脸红光的群众演员，就让我难以感受到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死掉无数中国人且缺乏充足食物的浩劫。

无论拉贝拯救了多少人，但在这场死了30万人的浩劫中，任何的欢呼都是刺耳的。

至此，这部影片中的中国人已经完全成为衬托拉贝光辉形象的元素了。

《拉贝日记》的结尾，必然成为最恶俗的桥段之一。

毫无亮点，平庸到底“毫无亮点，平庸到底”——这八个字就是我对《拉贝日记》最直接的印象。

这是一部无论从尊重史实的程度上还是从一些虚构的剧情上来看，都有着太多太多瑕疵的影片。

这部耗资2000万美元的“大片”，空有还原历史的想法，却缺乏还原历史或者是传达真相的能力。

对浩劫缺乏足够尊敬的描述，而影片里和日军的交涉以及安全团内部的矛盾这些本可展开的剧情又浅尝辄止。

这部平庸到极点的影片甚至比不上好莱坞标准流水线的作品，至于比肩《辛德勒名单》那更是天方夜谭。

虽然影片中的演员都有着出色的演出，尤其是扮演香宫鸠彦的香川照之更是令人尊敬。

如果没有这些演员，那么这部影片甚至连平庸都谈不上。

拉贝是伟大的，但这部《拉贝日记》却离伟大有着太过遥远的距离。

虽然取了这样的题目，但本文并不想回顾或普及那次会议上某篇著名讲话的内容。

那篇讲稿中确立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观念，直到现在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电影的评价方式。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如今已经不再是样板戏的年代，主流视野的赞誉和崇拜，也不会停留在高大全式人物的身上。

表面看来，只要不触及剪刀手的红线，文艺创作的内容正呈现出无比异彩纷呈的景象。

中国电影逐渐打碎数十年来占据荧幕的一个个刻板符号，敢于在正面人物身上设置缺陷，也敢于为反面人物增加性格闪光点。

比如最近时常得到肯定的，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历史定位；或是具体到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塑造方式。

这并非《南京！

南京！

》或《拉贝日记》的创造，至少在犹有余温的《梅兰芳》中，同样安排了一位自杀的日本人。

看起来，持续六十多年的思维定势正在被逐渐破除。

然而，这却无意间使得所有人都安然落座，对另一道思维桎梏安之若素。

中国人怎样拍电影？

中国人怎样看电影？

或者，怎样评价涉及中国和中国人的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看今天的第一场《拉贝日记》时，这三个问题几乎一瞬间跳出脑海。

我们都以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代早已遥远。

但设若重温其中的一些论断，便会发现情形远非如此。

《讲话》在涉及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政治正确这个论调，除了剪刀手和某些民间政治狂人外，大概不会有人再时刻挂在嘴边。

然而对一部电影来说，宣传哪种主义，支持某个党派，如何评价历史，都不过是其政治立场的表象。

观众对这类植入性行销早已具备一定免疫力。

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导向性，是以一种潜在方式呈现的。

所谓文艺作品中的符号，不仅是某些带有特定身份、主张、立场、行为方式、性格特征的人，而应该呈现为一个公式。

亦即“角色*角色结局=符号意义”。

适用这个公式，我们甚至可以理解辱骂《色戒》为汉奸文艺的那些人。

易先生这种彻头彻尾的汉奸角色，居然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王佳芝这种出卖组织的特务，居然好似被歌颂和同情。

角色是个负值，结局却带着正号，二者相乘，自然得到违背文艺先进性方向的结果。

这样的作品，当然代表汉奸文艺的政治立场。

于是，再带着公式回到抗战题材电影中的日本人，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进步，但同样也会意识到局限和妥协。

过去，日本兵一向歪瓜裂枣，凶神恶煞，最后会被横眉怒目的人民群众进行正义裁判；现在，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有良知和人性，一切都归罪于时代，在人性和军纪的挤压下，他们只得逃避最后的抉择。

《梅兰芳》的戏迷自杀了；《南京！

南京！

》的处男也自杀了。

在角色形象上，我们的确进步了；但在角色结局上，我们依然原地踏步。

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恶贯满盈死在中国人之手，还是良心发现地自我了断。

我们可以让背负罪恶标签的角色一切归零，从而使他们无比光辉。

但若想消弭负面人物的罪孽，就必要以推翻其人生为手段。

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日本人，也适用于一切“反派”角色。

《南京！

南京！

》中，江一燕是妓女，她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她崇高了；范伟是汉奸，他主动牺牲自己去死，所以他也崇高了。

刘烨和高圆圆本就是正面角色，死一下当然更加崇高。

当然，那些执迷不悟的反派之所以会死，则是为了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一锤定音，盖棺定论。

看样子，在中国编剧和导演脑中，死亡的绝对值是无穷大，但有正无穷和负无穷的区别。

这种符号屡试不爽，或者用个更亲民的词汇，叫桥段。

他们将桥段化了的价值导向融入电影，再贩卖给广大观众。

这可以归纳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现状。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

其实看一看豆瓣或其他网站的影评就能明白。

在当今社会，独立思维和不盲从官方口径几乎已成为新兴阶层的共识。

与此同时，很多人却仍然不知不觉地遵循《讲话》的思路评价文艺作品。

“《讲话》指出，必须通过典型形象体现出党性原则，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特定的战斗功能。

只有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了的文艺作品，才能通过艺术的感受，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摘自百度百科词条）这个思路，直接指向小学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后感。

“通过观看这部电影，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某某某某就会带来某某某某的结果”，“在某某某身上，我看到了某某品质”，“今后我一定要发扬某某精神，在今后的生活中某某某某”……类似的逻辑在影评中时刻闪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中国观影人群中的一部分，仍在以仰视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坐在屏幕前，等待电影讲述某个故事，归纳某些道理，引发某种思考。

观众或许会为这些道理的幼稚而不满，但只要寻找到更好的道理，依旧会成为导演和编剧的灌输对象。

这种评论方式，并不是足以砥砺中国电影水准不断提升的力量。

导演始终秉持老师心态，观众则自居电影的学徒，只要二者之间的心理高度不平等，老师就不会真正倾听学徒的意见。

在《讲话》中正是这样描述的。

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作品，从而惊醒群众，推动他们进步。

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进步？

我们还有剪刀手在。

当《拉贝日记》中出现一位年轻日本军官时，我立刻屏住了呼吸。

而当他的良知被屠杀场面唤醒时，我的恐惧瞬间达到最高点。

——怎么办？

如果他最终也选择自杀怎么办？

然而他终于没有自杀，甚至都没有死。

到达尾声时，除拉贝外，片子中的其它主要角色完全没有被交代结局和去向。

我才忽然想起来，原来这是一部德国导演拍摄的电影。

平心而论，这部电影在保持剧作水准的基础上，具有很多缺点。

有些感情戏莫名其妙，结尾更是俗套如主旋律电影。

但是，它的感发力量绝不根植于哪些特定角色的结局，而在于故事发生的背景，镜头中传递出的历史时空，和真正触及人性普遍意义的侧面。

从这个角度讲，它好于《南京！

南京！

》，和一切用《南京！

南京！

》的姿态与思路拍摄而成的中国电影。

导演陆川早已坦认设在《南京！

南京！

》中的最大一处符号。

当公式里的“角色”项替换为“中国人”时，所有使用这一公式的人，都再也无法认为《南京！

南京！

》不是一部好电影。

这也是《拉贝日记》与《南京！

南京！

》的最大不同点。

在《拉贝日记》中，有懵懂麻木的中国民众，软弱无能的中国军队，甚至冒充会讲德语希望活命的中国俘虏。

这部片子没有为了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而回避此类内容，而是选择客观地呈现。

它的导演并未使用上文的符号公式，自然也不会带有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主观目的，或是政治导向。

那么中国的观众会如何评价？

他们会使用那条公式吗？

拉贝无疑是一个好人，他在南京设立的安全区，保护了南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在看这部电影时，不时的会想起《辛德勒的名单》。

伟大的人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普通人，会因为自身安全和幸福而犹豫，但是最终他们会伸出援助之手。

张静初的短发造型让人怜悯，南京沦陷的险境下，拉贝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因为我看的是中文配音版本，对里面的配音很不满意，人物说话生硬没有任何的情绪色彩，片中那个《落水狗》里的棕先生越看越亲切，尤其是那一对大眼袋。

end

25号，南京！

南京！

29号，拉贝日记。

短短的5天内，我的神经接受了两次强烈的冲击。

很意外的是，这两次观影竟然都是免费的，前者是友人请的，后者则是《新京报.星期五》举办的活动。

我有点愧疚，觉得多少应该为这两部有意义的电影贡献点什么。

银子已经有人掏了，那我也就只能献上拙作一篇。

南京大屠杀作为我们民族记忆篇章中不可磨灭的一页，已经被多次搬上银幕，那些血腥、残忍的影像强势地占据着我们沉重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忘却。

可是对于这场浩劫，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30万这个数字，因为那么多年来我们和日本人争的不就是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这个数字的大小吗！

看之前我一直期待能看到震撼的、写实的屠杀场面，幻想通过这些画面触动我日益麻木的神经，幻想由此唤起我对小日本更入骨的仇恨。

然而等到真正放映到那些刺激感官的画面时，我还是忍不住战栗，恍如惊弓之鸟，真的是很矛盾的心态。

南京！

南京！

中的成片机枪扫射，拉贝中的“喝热汤”和百人斩都让我紧闭双眼，即使这样也无法控制夺眶的泪水。

观影多年，战争、暴力、恐怖题材也看了很多，从来不会有过于不适的反应，只是一到抗战题材，我就无法自拔，因为那里面杀的都是中国人！

我的民族性决定了在这段历史上无法保持绝对的客观。

对这段历史的细节我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的历史教育只教会了我一辈子记住了30万这个数字，记住了中日民族间的血海深仇。

至于其他的真相，是靠自己一点一点了解的。

我深信两部电影的主创都做了大量的资料检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

当然，角度不同，表述手法的差异，都可能与我们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

仔细想想，其实不管是南京还是拉贝，它们都是商业片。

南京！

南京！

中的角川是个半虚构人物，他的作用就是替陆川说出他想说的话，拉贝日记中琅书和罗森博士之间暧昧的情愫，这些都是商业片的元素，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不真实而诟病整部电影。

南京！

南京！

的出现唤起了国人重新对这段历史展开热议，拉贝的上映更有可能引起全世界对真相的探索和思考，就凭这些社会效应，我就要向各位主创致敬。

南京！

南京！

的结尾打出了小豆子还活着的字幕，全场一阵欣慰的拍掌，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场灾难的其他受害者呢？

那些慰安妇们，那些奴隶劳工们，那些毒气战受害者们，等等。

7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直在为自己讨回公道，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看到施暴者受到正义的惩罚。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百般阻挠，身后则是广大漠然无视的同胞！

在拉贝日记的最后也打出了字幕，拉贝在南京捐出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帮助了20万的中国人，战后他想退出纳粹党籍，遭到同盟国的拒绝，在贫困中于1950年病逝，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他与辛德勒本人竟然也是相同的结局。

我注意到放这段字幕的时候，底下并无多少唏嘘，我们果真是与同盟国一样，有选择性地施舍同情和宽恕。

人类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讽刺的是，我们都习惯性选择了更容易学会的偏执的仇恨。

面对大是大非我们都是一元的价值判断，要么全盘否定，要么过于理性地思考，人们总是忽略了真正需要去关注的人和事。

一时的愤怒或思考只能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释然，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得到我们的援手。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各位回想一下，你对此历史事件关注过多久？

给那些灾区的同胞提供过多少帮助？

是不是琐碎的生活让你逐渐淡忘了当时的眼泪？

是不是麻木的神经重新占据了你的心灵？

让我们停止无谓的争吵，停止一味的仇恨，放眼当下，认真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关注、帮助身边真正遇到困难的人们，而不是轻轻松松动动上下嘴唇。

只有大家都团结起来，国家才能更加强大，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一时的热血或许还值得敬佩，长期的淡忘和漠视则是彻头彻尾的可怕。

利用某个空隙，打车去了电影院，看了回和谐版《拉贝日记》。

据小道消息称，原版长达五小时，大陆版能够和谐三小时，电影局真是无限的牛逼。

放映厅人少得可怜，与《南京！

南京！

》的火爆场面相比，《拉贝日记》真是属于那些寒片。

说句实话，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没有拉贝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拉贝是谁，我也不了解当时南京还有个一帮外国人搞的“国际安全区”，我甚至以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真的没有抵抗，将南京变成无兵之城，任凭日军蹂躏摧残。

但是，很明显，我错了。

拉贝如此伟大，国际安全区如此可歌可泣，南京巷战也值得大书特书。

但是，很明显，教科书没有将这些写上。

黄皮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下）》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介绍如下：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战时的陪都。

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三十多万人被害。

”（P.29） 然后是一段小字资料，引述一个日本记者的文字，介绍尸体之惨状。

黄皮人教课标版《历史（必修1）》里这样介绍：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对南京的和平居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六周之内，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军人超过三十万。

他们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刀刺，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活活烧死……屠杀手段极其残忍。

”（P.75） 岳麓课标版《历史（必修1）：政治文明进程》里这样说道：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以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大竞赛’。

在持续六周的屠杀中，被害的中国人达30万以上。

日军滔天罪行罄竹难书，震惊了世界，被中外舆论界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酷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P.88） 这就是全国范围内最常用的三套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内容。

教科书没有告诉你，南京沦陷是在1937年12月13日，也没有告诉你逃跑的南京守军将领名叫唐生智，更没有任何关于约翰·拉贝与南京安全区的文字。

一个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被当做证据与耻辱时常挂在嘴边的史实，就合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与德智体美音全面发展的动人旋律，去除大量事例，直接以一句话了结，真是和谐。

在高声痛骂那个邻国的一切时，我们所知的历史又有多少。

反思比宽容、比训斥都要重要。

从这一点而言，需要感谢这部电影，至少它告诉了我们一个被忽略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一个别样的历史事实。

虽然这部电影拍得煽情，但就凭那一点，还是给它个推荐。

没了。

　4月底，中德合拍影片《拉贝日记》将在国内各大影院陆续上映，值此之际，10多年前“拉贝日记”的发现以及所引起海内外震撼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眼前。

　　1996年10月9日，一个标有“拉贝关于南京战争资料”的邮包，从德国柏林寄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件人是作为馆长的我。

我当时心生纳闷，甚至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原因是约翰·拉贝这个名字虽然在纪念馆征集、收藏和展出的资料中多次出现，但1938年5月，拉贝在德国作南京大屠杀演讲时曾受到纳粹党的迫害，后以身份不便为由，婉言谢绝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此后下落不明。

他是否留下文字或照片等资料，一直是个谜。

　　这份寻找了58年，能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提供有力佐证的珍贵史料，又是如何从德国直寄本馆的呢？

　　原来，1995年8月，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南京大屠杀一书专程来本馆采访，我曾委托她代为征集当年留在南京的美国、英国、德国等外籍证人的资料，其中就有拉贝先生。

1996年，张纯如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网络，查访到曾在柏林某中学担任过英语教师的拉贝的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才知道拉贝已于1950年在柏林去世，但幸运的是，“拉贝日记”则完好无损地保留在其子女手中。

经张纯如劝说，赖茵哈特夫人亲自将87页的“拉贝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复印件寄给了我。

　　1996年12月12日，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邀请赖茵哈特夫人访美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了拉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引起世界关注。

人民日报等媒体迅速报道了这则消息。

我应约写了《约翰·拉贝其人其事》、《日军屠城铁证》、《珍贵的历史证词》等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拉贝及“拉贝日记 ”，一下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

　　拉贝于1908年来中国，1938年4月回柏林。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任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

由于德国人的特殊身份,他被推举为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主持3.86平方公里安全区保护工作，最多时保护着25万中国难民。

当时，拉贝每天不分昼夜，奔走在日军暴行发生地点，阻止日军施暴，还每天将日军暴行写出详细报告，同日本大使馆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500多件惨案，详尽记录了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下的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德国发现拉贝亲属和日记，南京人民开始了一系列铭记拉贝的活动。

　　1997年1月5日，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本馆正式接受了拉贝亲属捐赠的“拉贝墓碑”。

同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派人专程去柏林，联系购买“拉贝日记”中文版权，随后在南京编印出版《拉贝日记》，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前所未有的共鸣和好评，而德文、英文和日文版的《拉贝日记》相继出版，更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同年9月，我们举办了“拉贝先生文献资料展”，专门邀请赖茵哈特夫人和她的丈夫来南京参加。

赖茵哈特夫人亲手将“拉贝日记”全套复制件，以及80张当年美国人约翰·马吉和德国人克鲁茨现场拍摄、由拉贝亲笔注明时间、地点和内容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交给了我。

我陪同赖茵哈特夫妇参观了拉贝在南京的故居，她一眼就认出来，并回忆说1937年她6岁，曾趴在楼上的小窗户看南京的城墙，只因日军侵华战争开始，她和外祖母多拉才离开了南京，她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一起前往西门子公司南京分部，为拉贝先生的铜像揭幕。

这是拉贝亲属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对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十分激动，认为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拉贝。

　　1998年12月6日，我去德国访问，赖茵哈特夫妇冒着大雪到柏林机场迎接，然后带我们直奔拉贝墓地。

在那里，我们恭恭敬敬地向拉贝先生鞠躬献花。

在赖茵哈特家里，我们接受了她捐赠的3只木箱，据说这是拉贝当年从南京装行李用的，“拉贝日记”就是存放在这些木箱里带回德国的。

　　此后，拉贝的亲属与南京之间仿佛架起一座桥梁，他们多次访问南京，纪念馆与拉贝亲属也经常通信。

现在，3只木箱以及拉贝先生当年在南京使用的信笺、雪茄烟铜套、难民赠给拉贝的条幅等文物，在本馆史料陈列厅对公众展出，每年有500万以上的观众从写有“ 可以宽恕，但不可忘记”这一精辟话语的展板前走过，“拉贝日记”精选的片段也制作成中英日三种语言的展板，呈现人们面前。

2006年12月1日，拉贝故居重新修缮，辟为拉贝纪念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南京还准备资助拉贝亲属，在拉贝故土德国汉堡修建一座拉贝纪念馆，让拉贝精神长存世间。

　　 2005年8月，我曾应邀在德国电视二台北京办事处接受了关于“拉贝日记”的采访。

当时，德国北德意志电视台正在播放他们根据“拉贝日记”制作的纪录片《南京1937》。

采访间隙，他们告诉我，德国电视二台计划拍摄一部这一题材的电影，并告诉我拍摄进程会持续3至5年。

5年过去了，这部影片终于面世。

我坚信，这部由中、德、美、英、日等国演员合作参与精心拍摄的历史巨片，一定会让更多的人认识拉贝，了解拉贝，铭记拉贝！

一个月前在香港看了这部《拉贝日记》，由于英文对白部分没字幕，自己的英文听力又没太过关，可能干扰了一点对此片的感受。

但总的来说，这部彻底好莱坞化的南京大屠杀题材，并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同样有问题的《南京！

南京！

》。

换言之，拉贝的故事可以放在波兰、卢旺达、波斯尼亚，这对好莱坞来说只不过是换了角色的新型类型片，就连日本人都拍过自己的辛德勒，一个从纳粹手里拯救犹太人的驻波外交官。

在此，只简单“列一下”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供对比参考。

以下原文原载南都周刊——————————————————————————————回眸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规律和趋势：纪录片先行，各种样式的剧情片就随之跟上。

对新闻事件和重大历史，纪录片总或以力求客观的态度或告诫世人的用心率先介入，与观众形成一个最直接的观视角度；剧情片以其商业需要，选择纪录片局部素材并以表演形式放大，在观众形成以其经验并无关联的煽情氛围，当然，在南京大屠杀题材面前，言说商业意图是不合时宜的。

此种从纪录到剧情的传递关系，有如下实证：1982年，新影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以库存的翔实资料，整合剪辑后，掷地有声地抛出日军屠杀30多万同胞的铁的事实。

1987年，南京大屠杀50周年，内地和台湾，分别推出《屠城血证》和《旗正飘飘》，陈道明、雷恪生、归亚蕾、林青霞等分别扮演了这段历史中的大小人物，有虚构如医生、摄影师和东北女生，也有真实如间谍川岛芳子、弃城军官唐生智，遵循的都是步步紧迫的惊险片叙事方式。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吴子牛完成《南京1937》，秦汉、早乙媛、刘若英精彩地“表现”了一种黑暗时代的强烈个人勇气。

同年，香港导演牟敦芾“黑太阳系列”的第二部《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在内地以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面目上映，而这部电影因其极端血腥恐怖的画面，在香港是被列为三级片的。

从87年开始，一个日本老头频频进入国内新闻里，他就是曾作为日军十六师团士兵，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并在晚年一直坚持谢罪和作证的东史郎。

他的个人行为，除激怒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外，也让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开始关注这场大屠杀。

2002年，专门制作历史纪录片的美国人陆达路，拍成了耗时多年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片中走访了东史郎和研究此段历史的中日美学者，更首次公开了很多来源于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珍贵影像材料。

2002年，叶童主演了《五月八月》，却遭“一部首次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影片”这样的低级海报宣传染污；2005年，通过传真法师多年来跑企业“化缘”，《栖霞寺1937》这部没任何名导明星的小成本电影，在宗教界的交口称赞中上映。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三部表达第三方立场的纪录片陆续出现，它们是受内地院线器重的《南京》、在些许纪录片活动中露面的《张纯如》以及不幸被淹没的《南京梦魇》（该片导演约瑟夫一直抱怨其中有市场运作的阴谋）。

这几部纪录片都跳出长期以来在探讨屠杀问题时所陷入的人类行为逻辑死胡同，而将悲痛的承受者还原给那存世不多的一个个破碎的个人；也避免开由中国这样的受害者在陈述历史时，可能被激愤感影响的清晰度。

它们让观众暂且离开冰冷的数字，而重新审视那些也曾鲜活过的生命个体，甚至意识到大屠杀还制造了其他非直接的受害者，如目击暴行的沃特林和在追述过程中不能自己的张纯如。

第三方的“中立讲述”多了，就被好莱坞相中了，2009年，一个有着一切史诗片架构的《约翰•拉贝》出现了，他拉开巨大的纳粹党旗，把像小鸡般可怜的中国难民塞了进去，躲过轰炸，而这样矛盾戏剧化的场面在这部“好莱坞制作”中比比皆是。

只可惜我们不是《辛德勒名单》的旁观者，而是有着沉痛民族记忆的当事人之后，难以接受这样“刺激好看”的故事。

于是，削发明志的陆川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与诸多明星们撑起中国人自己方式讲述的大屠杀故事《南京！

南京！

》，但这部电影最突破性的尝试（以日军视角拍摄）反倒也成了最大的问题所在——叙事的情感逻辑难以表现，而只能依赖于形式化的宗教仪式感。

电影，究竟该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

在民族疼痛感面前，轻浮随意和商业野心显然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