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啊“没想到围方今天中午这场结束后，还有主创演员见面和观众提问合照环节。

电影结束后，除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看到一些观众湿了眼眶电影讲的是香港残疾院舍发生的虐待跟性侵事件，可怕的是，电影所展露的只是现实世界中的冰山一角最终真相大白，可事情并没有变好。

被性侵的女孩因为创伤无法出庭作证，坏人逍遥法外，其他残障人士流离失所可追寻真相并没有错，白日之下无新事，唯有知道真相，直视残酷，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残障人士的家人送亲人去院舍也没有错。

他们出去赚钱，就没法照顾家人。

留在家人身边，就没办法维持生计。

安顿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一次次的新闻报道，一部部电影叙述，也许无法给出答案，但能一次次唤起公众的关注，一次次他们境遇的改善。

这不是绝望与压抑，而是带来希望的电影。

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就要融化这一角。

看完之后真的是五味杂陈。

这是一部很勇敢很诚恳的影片，它直面了一些真实的问题，没避讳也没托辞。

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真实和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养老问题是社会支持系统失灵、公共资源匮乏导致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和家庭抛弃了他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但真实的生活就是复杂和暧昧的，所有的社会支持都是要耗费资源的。

责任推给政府，政府需要掏钱，钱从哪里来，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怨声载道了，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整个社会无人幸免，选择就是顾此失彼。

责任推给家庭，我非常理解照顾老人和残障人士是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尤其在现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每一方都陷在困境中，政府、家庭、养老机构和院友，无一幸免。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感触颇深，希望之灯渐次熄灭，未来一片晦暗不明。

还有一处我很感慨，当养老院被关闭的时候，院友们纷纷指责记者多事，为了流量或者揭露真相的冲动而不顾院友利益。

记者悔恨也好委屈也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但这里是将矛头指向了群众内部，而社会支持系统这个最应该参与他的一方却在讨论中隐身了。

记者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揭露社会问题，接下来就应该全社会来反思和探讨解决方案，当然这很困难，但如鲁迅所说，要做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强者。

影片还讲述了养老院长借职务便利性侵智障人士的事件。

现实中哪怕是正常女性控告性侵都步履维艰了，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一个神智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的智障人士。

有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一定会使用它，挥刀向更弱者，这已经屡见不鲜了。

最后，影片叙事上克制又动情，极具渲染力。

虽然节奏上略显割裂，但瑕不掩瑜。

《白日之下》观后感说实在的，不感动，也有点无聊。

虽然设置女主角挺好，但未免也太舔老男人了。

我真的不明白，女主的妈妈有什么义务要去照管另一个男人的父亲，女主又为什么对这么个老男人一往情深，还有脸因此对妈妈发脾气？

那个水哥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从他女儿的控诉里就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了，他孙女却还要对他念念不忘？

为什么一定要描绘这些莫名对老男人亲近的年轻女性？

为什么要她们会不顾她们女性长辈的痛苦？

她们的奶奶外婆呢？

为什么不可以描绘真正的女性亲缘关系？

就好像电影描绘老年男性的苦难时是牠们失去了尊严，对女性苦难的描绘还是千篇一律的性侵，而且还是对年轻女孩的性侵，难道福利院里没有中老年的女性吗？

难道她们不会受到别的伤害吗？

还是说本身她们活着就是在不断受到压迫和侵害？

即便是性侵难道她们不会受到性侵吗？

女孩的亲属是妈妈，死掉的男孩的亲属还是妈妈，她们的父亲呢？

都不见了。

为什么中老年女性的形象永远都是母亲母亲母亲？

要么就是妻子？

看到老男人光着身子冲澡的时候，我没有多少震撼，只是感到恶心，甚至觉得护工愿意给他们洗澡真的都已经很仁至义尽了。

反正女护工虐待的也都是男的，我完全不能共情。

还有那个自杀的女孩的朋友，连人家真正受到伤害的女孩都没有自杀，他倒好，我还以为他咬断绳子是要去救女孩，结果却是自杀，为什么要在一个女孩遭受磨难的时候去刻画一个男性形象？

这不是一种对于女性苦难的转移吗？

他纯粹是自己承受能力太差才自杀的，早不自杀晚不自杀，搞得好像还和女孩感同身受一样，他根本不配。

女主角的上司是男人，受采访的有一定地位的还是男人，法官是男人，连女孩性侵官司的律师也还是男人？

男人怎么可能对女性受害者共情？

当然可以轻飘飘地撤案还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事以前不断发生以后也会不断发生的话了。

归根结底，福利机构都只是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级固化的男权社会打补丁，还会不断遭受男权社会的侵染，对于一个本身就破破烂烂的东西当然一切都会是无用功。

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推翻男权社会，由女性掌权，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共产和平等，男人是做不到的。

看到前面，也就是章院长准备性侵前这部分时候，我的感觉是主角应该还会跟踪报道，甚至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挖吧。

所以当时脑子里闪过《不止不休》的时候，我觉得《白日之下》应该会讲个更不错的故事。

但后面落到了性侵案，甚至视角从香港整个疗养院制度转到了彩虹之家资质和个人问题时候，我突然觉得，导演格局小了，尔冬升监制应该也不是单纯想拍个这样的着眼于一小处的题材吧。

其实主题和矛盾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不过貌似没看到有这类题材电影出现：老人是否是这个社会的负担。

而这个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答案也正在向我们不愿接受的那个方向接近。

所以在看电影前半部分的时候，无论是彩虹之家中护工短缺、护工中善良的阿姨、狠毒的护长以及帮助照顾护工，同样在彩虹之家的明仔以及章院长。

除了护长的塑造脸谱化外，个人觉得都是性格复杂的角色，同时也有着小人物的无奈。

也正是此，当琛哥说报道要讲到制度问题时候我觉得可笑，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跟议员的采访，包括给老人毫无尊严的洗澡这块，在报道出来后，我真的觉得电影要继续往制度这块深挖。

但可惜，随着章院长个人的被调查后，故事开始往彩虹之家这个小家庭的视角展示，而模糊了疗养院资源紧缺、私人疗养院化问题以及社署是否该收回监督权等问题。

短评里有人提到《不止不休》，所以到这里也不得不提《不止不休》和《白日之下》谁在哪方面做得好，谁又在另一些方面做得好。

《不止不休》中血牛帮助伪造乙肝体检证明后，在电影快结束的部分医生交代了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些，包括自己的无奈、也包括后面这些群体的苦、也有乙肝体检证明的不合理问题等。

而后便是白客的调查，采访众多乙肝患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传染性。

而在《白日之下》，这部分也仅仅在与议员的采访中有提到，（以及有一处不太明白的就是死人为什么不叫救护车和警察，这段可能是要算人头还是什么的，不太理解）但后面几乎就不再讲了。

而《白日之下》尽管被批评格局太小，但却落在了真实的个体身上，让观众能够切身体会老人的处境。

这里面包括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妈妈吐槽人老了就没用了以及周老爷子装糊涂大智若愚。

哦对了，不得不夸的还有电影里色彩处理和音乐所调动的感情。

水哥去参加婚礼，三人带出来看海，画面从冷色调的疗养院到海边夕阳下的暖色调转换，以及周老叼着烟让拍照，都告诉观众他们此时的放松。

而院长性侵小玲时候的房间、阴冷中透着浅浅的绿色，加上掏耳朵时候的诡异音乐，就算一开始不相信是要准备性侵了，在此刻已经确信接下来要做这些畜生事了。

也正是拍摄和音乐的功劳，整部影片虽然让人觉得失望，但情绪调动拉满，比起《不止不休》端着的样子反而更加真实。

也因此后面爷孙女两人假戏真做后将要离别时候的悲伤，以及晓琪最后开车时候的哭感到合情合理。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

呢齣改編自真實事件嘅《白日之下》難得都可以喺內地上畫，真係你老豆都可以變鬼佬啊！

港產片以往都拍唔少社會題材嘅戲(特別呢幾年)，監製爾東陞同主演嘅姜大衛兩兄弟都拍過，分別係《癲佬正傳》同埋《聽不到的說話》，兩套都有唔錯嘅迴響。

但呢齣簡君晉導演就用咗個唔同角度嘅切入點去做主線，就係媒體。

由余香凝飾演嘅凌曉琪呢位記者作為主軸，去尋求佢一直所追求但搵極都搵唔到嘅“公義”，單從佢嘅表演嚟講，算係僅僅交到貨。

反而啲配角就個個都好睇，姜大衛、林保怡、梁雍婷、寶珮如、修哥、周漢寧，睇得我都好肉緊。

單睇表演方面我係絕對收貨嘅，彈嘅就係編劇寫得太多好例牌嘅對白，其實可以用鏡頭語言表達到出嚟就更加好，加多咗呢啲對白，有幾part以為睇緊《毒舌大狀》啊屌你！

攝影同配樂我都幾like，特別係配樂，幾段二胡都用得好正㗎！

仆街喺呢個世界通街都係，唔好話拉唔晒，見都見唔晒啊！

自己唔做仆街已經偷緊笑啦，仲話拉班仆街？

不如等吓個天劈撚死佢哋好過啦！

PS：大家想搵公義？

睇《一代宗師》就有啦！

綜合評分：7.5/10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第25届SIFF# 3.5星线下见到了尔冬升和导演，导演有点腼腆不善言辞，尔导不愧是大导演，有思想也很健谈港版《熔炉》，真人真事改编，这类事件在东亚世界真的屡见不鲜。

残障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宛若包袱，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很艰难，更别说作为人的被尊重。

被护工虐待、吃过最佳食用期的食品、被变态院长性侵等等，他们也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是无奈得有瓦遮头，有铺可睡即可。

谁不想好一点，最后只能去接受变通也是妥协，说得再好听，还是屈服于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新传系学子，真的有点感触记者这块。

记者的使命感是挖掘真相并报道给大众，可是连这个极具社会意义的职业，也变成博取流量or讨好老板。

当发现问题and传播真相的职业也变成这样，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电影也好新闻报道也好，公众只能探索真相发现问题，靠个体的确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这个时候需要ZF相关部门去解决问题。

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最后却责怪那个捅破表面宁静的那个人「不要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感到愧疚。

」雨过会天晴的，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就总会变好的整部电影很平淡如白开水，最后也没有爽片那种高潮时刻，最后的结局其实很现实。

恶人并没有怎样的恶报。

相比《熔炉》差了许多，为数不多的亮点可能就是讲述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

最后的结局70多位残疾院舍院友家属对女主的指责，反倒异常中国式现实。

我们不去指责不解决问题的机构，不想着解决问题，却去苛责那个提出问题打破表面宁静的人，很血淋淋的现实电影不能改变世界，个体无法逆转社会，不过是将原本回避的问题暴露出来，正视它并推动社会立法和改革这个世界会变好吧，就算慢一点

一如上届的《正义回廊》，十六项提名在手，《白日之下》诚然是本届金像奖热度最高的一部。

这热度，简君晋时隔十年才拍出第二部自编自导的长片，非常需要，金像奖影响力总被判为式微，自然也需要。

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催热关系外，还有另一重相互成全。

《白日之下》所取的材，乃是曾经轰动全港的安老院系列恶性事件，包括2015年，剑桥护老院的老人家被脱光后露天冲洗，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性侵女性智障人士，十四岁自闭症智障男孩跳楼，统共六位院友在大半年间离奇死亡等等。

相对应的则是，正因为电影叫好又叫座，当年这些不乏不了了之的事件得以重回公众视野，并且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最终，哪怕受害者家属持续上诉却依然能够置身事外多年的张健华，上周被定了罪。

现实往往比电影残酷，但现实偶尔也可以比电影解恨。

哪怕现阶段只治了一个小小的「标」，距离「本」的疗愈仍有漫长距离。

而这对于导演曾经构想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事实上起码进了一步。

康桥之家改成彩桥之家，张健华改成章剑华，如此显白的控诉，正是郁结在心的导演，对迟滞现状提出了理应尖锐的质问。

这也是对人人或真或假健忘的网络时代，做出一次打捞、归档、质询的重要动作。

而这样的动作，哪怕是对事件外沿的我们，不对，应该说，尤其是对同在漩涡当中的我们，展现出极富人性的示范，并且提醒我们，很多已经消失在视野的公义、抗诉、记忆，依然有在开花，也有在结果。

概念先行，却又做到不负众望，继而众望所归，《白日之下》并不简单。

特别是，它本身并不容易控制的矛盾性，有被处理得颇为漂亮，或至少是让人信服、叫人动容的。

它首先是个野心很大的电影，要囊括长者、病患、残障人士、女性等弱势群体面临的诸多议题，有适才提及的虐待、侵犯，就有施虐者的明知故犯与逍遥法外，这当中有关乎权欲、色欲、利欲熏心的人性扭曲，也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制度保障明显滞后、司法漏洞无从填补等等结构问题。

更需要彰显的，是当下媒体持续娱乐化、流量化之后的严重倾斜，严肃社会新闻被一再挤压、遮蔽乃至抹煞，心灰意冷的记者由无从在场，渐渐变成不愿在场。

由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万马齐喑，是《白日之下》竭尽全力在呈现的悲哀。

电影的源起固然是简君晋对往事的念念不忘，但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有参与。

余香凝扮演的女主角，「A1新闻社」侦查组记者凌晓琪，还有同事阿亮，主管Eric，原型分别是当时任职《香港01》侦查组的记者龙婉琪、劳显亮和采访主任蔡传威。

可以说，这是不甘消失的记者借助电影这另一种媒体在留痕，甚或翻案，哪怕依然不在起初怀抱多大希望。

而简君晋和《白日之下》，则成了另一种记者与新闻报道。

无论是这些记者，还是导演，在声量早被调低的行业里，本来都是声量较小的存在。

小人物孜孜不倦地借助比社会新闻受众更广的电影观众，还有知名演员、知名奖项提名等等来放大声音，很聪明，也很不易。

有时候电影人就是需要这些野心，但这句话不是对霸占资源的财奴、小丑和庸才说的。

野心给到依然善良且依然相信正义的能人，才是好的，他们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大的舞台，更多的发声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改变。

反过来则是，合该让这些人尝到名利的甜头，这样很多事情才会连带着不再蒙尘。

完成了这种闭环的《白日之下》，野心所对应的落脚实体，其实容易被指摘为简单。

本土历历在目的真人真事作为骨架撑着，电影在凸显真实的力量时，并没有太多出人意表的改写，最多是把坠楼者的年龄加大，给人物关系增添必要的戏剧性联动这些。

说实在的，很多人与事，至少在大的走向上，观众可以判断个七七八八。

放在一般的悲情电影里，那就是套路过深，人物太平，情感太滥。

但这些评语，我们不太会关联到这部电影。

《白日之下》所传递的焦虑与揪心，构建在曾经的罪行上，也构建在依然发生的苦难里。

它潜在地吻合了大众的认知，甚至重申了大众的惊恐。

它的简单恰恰在这样一个先天熟知的方向里，强化了现实的避无可避，以及改变的迫在眉睫。

简单点说，它很通俗、迅疾地取得了最广大受众的信赖。

先天的题材优势拿到了，《白日之下》又需要在另一组矛盾的拉力间，打破简单带来的廉价，即质朴得来，也要高级。

电影名为「白日之下」，用导演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总觉得罪恶发生在黑夜，但其实很多时候，那也会发生在光天化日中。

相对片名带来的明亮，电影调光恰恰是偏灰偏暗的。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座不再具象的罪恶都市的阴影里。

它本身的审美偏好，带有刻意的病态寓意，那种灰暗，既是现实难以割舍的压抑氛围，也是身为发声者乃至英雄的凌晓琪们，长期目睹怪现象后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

电影虽然遍布寻常碎片，但是组装起来，往往喜欢在反差对比中寻找一些出乎意料的拐点。

如果说「驯服」黄小铃的法宝，她母亲不愿上诉的顾忌，明仔决心自尽的契机，潘律师拿到证据后的作为，各有触动情绪的预判，那么，院长章剑华应对公众的话术，院友周健通应对环境的装疯卖傻，则是跳出窠臼更强的推力。

从记者到导演，诚然都在以正义之士的立场，为弱者维权。

林保怡饰演的施虐者章剑华得以逃脱罪名，恰恰在于利用这两个身份，他既是被抛弃的残障人士，也是所谓避免院友流落街头的监护者，通过狡辩，钻了体制漏洞，打破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成为电影控诉与反思的双重落点。

至于姜大卫饰演的周健通，看透世事，也知晓运作方式。

他在电影里成为带领凌晓琪，也带领所有「好人」走出所谓道德困境的灵魂人物。

当安老院被吊销牌照，院友齐声责骂凌晓琪的时候，他说出了导演借机表达的关键意思，「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前阵子大热的港剧《新闻女王》，也有对天台冲洗这些虐老事件的披露，但是终点止于记者忍受千夫所指。

周健通这句话的重要，不只是推动电影境界更上一层，而且是在升华里，为早该平反的公正、正义平反，重新召唤记者，召唤新闻，召唤监管与呼喊。

在这些基础上，人事编排，戏骨支撑，再加上反高潮的设置，对冰山一角的叹谓，戏里戏外的紧密呼应，《白日之下》确实是港片当中相当老道且出彩的。

无独有偶，《白日之下》与本届劲敌《年少日记》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点。

它们都取材自曾经轰动且依然延续的社会民生事件，都在关注受难者本身，又通过受难者观看整个外在环境，最终通过事件本身的残酷性、紧迫性，对比事件解决的可能性、迟滞性，拓开非常广阔的审判、反思空间。

尤其是，两部电影的导演，都相对年轻，都处在创作的开端，都很无畏与赤诚，都还愿意相信黑暗里仍有一线希望，而且，都因为地位与题材面临募资的困难，又都在香港影坛前辈的帮助下，出色完成作品，反哺影坛。

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电影没落的这些年，除却票房相对较高的动作片、警匪片与喜剧片，很多时候能够拿来印证生生不息的，往往是这些新锐人马通过冷静的触角，考究的编排，对老弱病残、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一叶知秋的普世体恤、整体观照。

过去的十年里，这一特色颇为突出。

从《踏血寻梅》《幸运是我》《一念无明》《黄金花》《沦落人》《翠丝》《叔·叔》《浊水漂流》《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等等电影，一直到《白日之下》《年少日记》，都是年轻创作者初执导筒的出色作品。

不是说无可挑剔，但恰恰是不惮出错的「冒进」，在颓唐的港片序列里展现出更多可能，更多火力。

我们见证了这些现实题材创作的兴盛，而它们也成了我们再度从港片里寻找新希望的坐标。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