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多指教

上周我就看了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在豆瓣上只留下了六个字的短评：有点平，差口气。

是的，虽然片子叙事流畅，该有的都有，但看完全片，我的情绪始终没有被完全点燃。

片尾响起时的音乐悲壮悠长，大鹏所饰演的李善德骑马狂奔，眼神坚定而悲凉，身形孤绝而沉重，一切都在试图激发观众的情绪高潮。

但对我来说，它始终没能抵达。

这种“无限靠近却最终没有抵达”的观感，是一种特别难受的体验——你能看到主创试图呈现出的方向是对的，镜头是对的，意图都是对的，但唯独最后那点最该炸开的情绪，还是没有被引燃。

毫无疑问，大鹏一直是在进步的，从早期的《煎饼侠》到后来意外的《吉祥如意》，再到《缝纫机乐队》《保你平安》这样的类型练习，《热烈》的商业融合尝试，直到这次的《长安的荔枝》，他所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在持续优化，且后面几部作品都遵循着稳定的三幕戏逻辑：前段轻松诙谐，中段拉出矛盾，结尾一定要走一波“情绪高潮”。

这种类型的熟练掌控，放在国产导演里，其实已经很可贵了。

但也正因为他越来越“工整”，所以当这种技巧没有与真正足够有力量的剧作相结合时，观众反而会觉得“技巧感”盖过了真实的冲击力。

这就是我对《长安的荔枝》的主要感受：从节奏、表演到视听语言都足够娴熟，唯独缺了点真实的痛感与触底反弹的力量。

相比之下，《保你平安》就处理得更好，那份温吞背后的力量，是通过人物与群像之间的连接铺出来的，而不是靠几幕戏与BGM突袭来硬拉。

回到《长安的荔枝》的故事本身，大家都知道了，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篇幅不长，但意涵深厚。

这个设定本身极具讽刺意味——“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唐诗背后藏着多少权力荒唐与民生苦痛？

这是一个注定要指向荒诞与悲剧的历史命题，它本该是一场对“使命”与“牺牲”的反思，是一个小人物在历史巨轮下挣扎、清醒、觉醒、最终殉道的过程。

但在电影前半段里，这份本应锋利的荒诞感却被大幅度“喜剧化”了，可以说是唐代版的《年会不能停》。

各种喜剧桥段及台词极度现代化，直接把唐代的底色抽空了，人物也变得像是穿着古装说段子的当代社畜。

付航、刘仁铖、童漠男等一众喜人对主线几乎毫无帮助，且喜剧效果实在一般，你很难说这是一种有效“解构”，更像是一种对电影本身的稀释。

本质上这是一种剧作策略的错配：主创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如何用群像撑起前半段的笑料、如何让“送荔枝”变得热闹、如何照顾喜剧节奏，而忽略了这个故事原本的宿命感与崩塌感。

在故事里，除了主角李善德，其余几乎所有角色都显得极度功能化。

白客饰演的苏谅，从利用李善德到转而帮他，两人的关系推进太快了，后面的崩盘到和好也非常莫名。

杨幂饰演的郑雨婷几乎就是一个“名场面工具人”——她的戏份几乎全为最后木棉花飘落做铺垫，人物本身并未真正参与推动叙事。

而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等也很脸谱。

在这样的设定下，整部电影几乎架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脊背上。

他太孤独了，不是故事中的孤独，而是剧作逻辑的孤独：他是唯一有动机、有成长、有命运重量的人物，其余人都像是他通往命运终点路上的道具。

你可以看到大鹏演得很用力，骑马那段眼神真切、身姿悲壮，音乐也层层递进。

但情绪就是没上来——观众无法和他一起燃烧，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并没有真正和他一起同行，而是一直被隔在“看他表演”的距离之外。

所以我说，《长安的荔枝》最遗憾的，不是它哪里做错了，而是它太努力、太想对了。

主创的每一次选择你都能理解，他们想做一部有现代性、有悲剧底色、有商业节奏、又不失表达深度的电影。

但这些目标一旦无法完全兼容，就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

这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一个创作定位上的错位。

真正能击中人心的作品，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而是最真诚、最纯粹、最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一个。

《长安的荔枝》就是想要的太多，也做得太多，就如同演员表里那一长串叫得出名字的演员一样，他们轮番出场，本以为会为电影增色，但处理不当只会让电影变得臃肿而破碎，大鹏，是时候做些减法了。

题图：《长安的荔枝》海报你还可以：这根本不是超人！

姜文看了，不推荐🌇夕阳自由计划：//2022年7月初，建了个叫做“让我看看你那里的夕阳”的群（后台回复“加群”）//今日份，来自@小星星，摄于7月18日。

整部电影的人物关系全部都莫名其妙，没有一个能解释通的，李善德的老婆每次都打他耳光，李善德还爱上了他老婆的耳光，这是要宣传什么？

李善德和苏谅更加莫名其妙了，啥都没经历，李善德甚至可以说背叛了苏谅，但是苏谅最后还来救他，这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吗？

作为一部讽刺黑暗官场的剧，这不是很站不住脚吗？

李善德和侗族姑娘也是莫名其妙，小僮为什么突然就愿意帮他了？

比如说小僮在做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意砍树？

作为一个养荔枝的人，怎么可能同意砍树？

我们养花都舍不得把花摘下来啊！

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人物的帮忙，李善德如何做出转运荔枝的方案？

尤其是苏谅，这是男二的位置，却交代得这么不清不楚，不能用电影时长不够来带过吧？

如果电影时长不够就可以连最主要的配角都不用交代清楚，那电影好坏的底线在哪里呢？

整部电影人物关系莫名其妙，情节故意讨好，比如说打耳光，故意设置这样的情节来逗笑观众，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也是，想故意加一些搞笑的成分，结果不伦不类。

导演可能还想延续年会不能停那种搞笑+讽刺，结果这种严肃的古装剧和马伯庸那种严苛的细节控根本不适合，就像高考时穿旗袍的爸爸们一样又滑稽又不合时宜，既侮辱了旗袍又折损了男性的风采。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千里迢迢运抵长安的荔枝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命运，也串出了芸芸众生的悲喜。

千年之后，马伯庸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以及他在体制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

一个九品小吏的挣扎与抗争李善德，官场中最不被重视的统计吏。

在“大唐重文轻理”的时代，他这样擅长算计的“理科男”只配当个末流，无从施展才华。

虽有“铁饭碗”在手，却被同僚推诿、被上司漠视，每日疲于应付琐碎事宜。

若非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运送鲜荔枝进宫，他的人生恐怕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能体制内的运作模式古已有之，让现如今的我们看到也心有戚戚焉：领导拍脑门的一句话，执行的人跑断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领导只要求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导的随口一说，中层点赞拍马屁领命，遭殃的就是最底层。

要说社会终究还是进步了呢，这种命令放在现代，最不济也就是辞职“老子不干了”，但在唐朝，是要掉脑袋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累及家人。

面对部门领导的“拍脑门”决策，李善德被推到风口浪尖：若办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即便侥幸完成，功劳也不会归他。

他身为有家有业的普通人，为了妻女、为了按揭房贷，在杜少陵的劝说下，“死马当活马医”也生出一种豪迈之感，背负起这份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使命。

艰难路上的众生剪影李善德久在大唐的首都，自是没机会感受幅员辽阔的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

跟随李善德一路南下岭南，我们得以窥见大唐底层百姓的日常：驿站驿卒的奔波、乡野农人的辛劳、码头工人的汗水，乃至被当作货物的奴隶。

这些人，对曾经久居长安的李善德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根本不存在。

而这次他因为运输荔枝的使命，与这些人产生了交集，他们才被看到，他们才成为他生命之中真实的存在。

驿站父女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赠与的一张饼；林邑奴的“被看见”是李善德亲手倒的一碗荔枝酒；峒人阿僮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这个城人会向她请教关于荔枝的一切，与他们喝酒唱歌……

在之后，李善德所有的抉择之中，他的所有为难和不忍，几乎都是因为他曾经和这些“被看见”的人有过交集，他曾经和他们喝过酒、唱过歌、跳过舞、一同哭过笑过，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面对的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回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荔枝运输途中，他见证了瓮中果实被摔落、被践踏的一幕幕，每一颗荔枝背后都凝聚着农人的汗水、马匹的牺牲和无数税赋之下人们的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深深触动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小吏用心感受世界、同情众生的柔软与勇气。

高层的冷眼与权力的傲慢当最终寄托着无数人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几颗荔枝，被盛于一个小小的托盘之上，似是万众瞩目被献到贵妃面前，可惜，没有想象之中成为主角被品尝、被赞叹，相反，仅仅是被纤纤玉手触碰一下，随着镜头拉开便淹没在满桌的果品之中，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如此落差，让人产生巨大的空虚感——之前所有的撕心裂肺和惊心动魄，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这样的“巨额投入”于旁观者看来毫无性价比，却又无法拒绝，更无处说理。

上层政治斗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让多少人流离失所、让多少人丢掉性命？

为官者高踞九重，在他们眼中，黎民百姓不过是冰冷的符号，既不可见，亦不被承认——无关己者，犹如浮云散去。

李善德能跪在杨国忠面前几乎泣血诉说投入产出比，陈述人民被压迫的惨状，已属大不敬，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当头棒喝。

他可能以为杨国忠不知道这代价，所以要陈述，要质问。

但杨国忠真的不知道这代价吗？

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

是不介意，还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还是不屑？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而开创贞观盛世。

然而数代光阴流逝，至李隆基时，此古训已抛却脑后。

此次征调荔枝的劳民伤财之举，实为帝国动荡的前夜序曲；安史之乱的风声，早已在车马嘶鸣中隐隐酝酿。

权贵们所跪拜的“佛眼”高高在上，却不曾真正看见芸芸众生。

他们只对自己欲求和政绩负责，底层百姓仿佛不存在一般。

如此高低落差，正是权力结构对小人物命运的一次赤裸裸的剥夺和碾压。

你我同样渴望“被看见”透过《长安的荔枝》，我看到李善德拼命保全家人的勇气，也看到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若当时他们被看见，命运或许截然不同；而我们今日何尝不是在为“被看见”而奔走？

孩子想用听话和优异被家长表扬；学生渴望以成绩赢得老师与名校的肯定；职场人希望以才华与创意获得上司的赏识；创业者要让品牌为世人熟知，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夫妻之间更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独特，渴望被包容，确认自己被爱。

我们渴望被看到，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记住。

从而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长安的荔枝》用一场荔枝的远征，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悲欢与抗争，也让我们反思：在体制洪流中，谁在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又如何成为自己人生主角，让世界真正“看见”自己？

千年之后，这些疑问依旧鲜活，正等待着每一个渴望被看见的人，书写答案。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

先看看它的创作思路。

情绪驱动而不是叙事驱动。

在李善德奔赴岭南一段，按常规编剧逻辑，创作者需要展开情节，来呈现路上的艰难，可能是讲如何与猛虎恶斗，也可能是讲和劫匪之间的某些交集。

然而观众看不到主角是如何从虎口逃脱的，替代的是在一首RAP之下，以极快的剪辑节奏，堆叠地形、劫匪、猛虎多个情境，把艰难作为一种情绪输出给观众。

这样做的后果，是弱化了观众以观看和思考的方式进行理解，等同于减少了观众的参与。

人物关系是功能关系，而非情感关系。

配角演员戏份零零散散，大多不是独立角色，只功能性地辅助建设主角弧光。

商业片群星参与影响了创作，以至于故事需要在主线里加太多波折。

它的后果是：为了加快节奏，电影没有更多时间来呈现配角情感的递进与变化，林邑奴、苏谅、阿僮和主角之间的信任的建立，便没有足够多铺垫。

故事一旦未能建立配角和主角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心便全部倾斜在了主角身上，主角则依赖于大鹏脸上的情绪表演，翻来覆去、模棱两可，不知道他笑什么，也不知道他哭什么。

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鹏的表演单场是准确的，但整体变化太少，影响了李善德纵深层次。

————对比大家都说及的年会无论演还是导，大鹏过往的电影都在采用这种创作思路。

除了他导演的电影之外，以观众最爱提的《年会不能停！

》为例，通过前两幕呈现打工牛马的残酷困境，试图以情绪引发观众的共鸣，到了第三幕，由于故事缺少细节羽翼，董事长带着青天的光环出场，被当作情绪的宣泄口，影片罗织的荒诞力量便犹如一幢危楼走向了坍塌。

其实，直面现实的是观众，与现实周旋的是观众，备受现实折磨的也是观众，《年会不能停！

》和《保你平安》这样的故事，打的是现实题材的招牌，观众识破它们的面具并不难。

不过，这种创作思路放在《长安的荔枝》有另一种情况。

其一，故事设定在唐朝，观众无法用当下的逻辑审视它，对现实的隐喻能强烈引发观众的联想解读。

其二，影片表面看起来是唐朝职场故事，若只把它理解为古装版“年会不能停！

”又不免偏颇，因为官场不同于职场，观众的观感也有参差。

————为何情绪没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职场元素被挪用在了唐朝：从一个煎字到一个鲜字，是PPT和WORD游戏；圣人荒唐话，小吏跑断腿，是大厂的上听下达；算法是执行的工具，也能计算赋税徭役的重量；大厂做项目常用的甘特图、执行流程表也被化用了。

另一方面，它试图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触碰政治。

“国忠”二字既是人名也是象征，承担了一切原罪；贵妃没有露脸也并未吃荔枝，这个细节似乎把根源直指圣人，但圣人隐身了。

主角李善德科举入仕脱离了底层，与其说电影讲的是底层的牛马，不如说是拍给公务员看的公务员故事，片方瞄准了公务员的钱袋子。

大鹏大概知道观众对《年会》的批评。

影片没有照搬《年会》，修改了跪青天的第三幕，让这位公务员从下跪质问到站起，是一个讨巧的落点。

在文化复兴语境里，“唐朝”既是古代的盛唐，也是一种未来的宏愿。

离开体制，戳破锦绣长安的假象，算有一点反思的姿态，观众会自发解读。

然而，这种反思不经琢磨，很有局限。

“花花轿子众人抬”导向的是人性/人情之恶，这替代了对结构的揭露，简化了对唐代三省六部行政流程的呈现；后期渲染主角的悲情与浪漫，令前面林邑奴、阿僮、驿民遭受的苦难被辜负。

藏在悲情叙事和煽情技巧之间的割裂感来自于：木棉花到了长安尚能如此鲜艳，荔枝保鲜又有何难？

————问题在哪儿？

影片最大的问题，叙事视角糟糕。

比如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个观众以为杜少陵会跟大鹏一起去送荔枝，结果没去。

这个说法很有趣，她之所以有这个预判，正是因为影片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暗示。

林邑奴被一碗酒感动那里，视角更多是在表现李善德貌似诚恳的脸。

刘俊谦可以只靠肢体表情来传递信息，但对手戏演员大鹏必须靠嘚吧嘚表达。

第二大问题是视听。

如果创作太过于依赖台词，表达便会受台词和文字限制，毕竟文字比图像更直白。

聪明的创作者还会用文字玩弄文字游戏。

政治表达不一定靠台词讲出来、情节演出来，也可以通过美学，通过摄影机运动和空间秩序来呈现。

剧组既然搭建了一座佛寺，就应该再多再多再多利用它的空间才对。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视听是一名导演的立身之本。

视听不好，难免遗憾。

————总之，如果商业电影是一幢木构建筑，好电影撤掉一条木头倒不了，但不好的商业电影只要撤一条木头就会不成立。

好电影讲命运，不好的电影只能在逻辑上苛求情节顺畅。

另外，像大鹏这样的导演，不是一个人的导演，是一群人出力的团队型导演厂牌。

厂牌就是流水线，是大鹏还是董润年领衔都没区别。

一旦制作上没有作者性的电影风格可看，情绪型的编剧就成了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前几天去电影院看了电影《长安的荔枝》，一个几十岁的男人，在偌大的电影院里，差点哭成了梨花带雨。

看到耗尽心力、白发苍苍的李善德在空荡荡的长安宫城内独自奔袭，背后挡一刀的包袱缝中一路飘出的红色木棉花如他走过的血路一条，说不出是同情还是怜悯，抑或是其他更复杂的情绪，只是眼泪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如果说去年的《年会不能停》是用戏谑和嘲笑来表达对现代职场的莫大讽刺，那么今年的《长安的荔枝》则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混沌环境的一纸控书。

大鹏导演在现实主题的电影中极大升华，诚然，这离不开马伯庸的精彩小说。

无论是《年会不能停》还是《长安的荔枝》，大鹏关注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为什么小人物容易引起共鸣？

因为这便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的遭遇。

你我年少时都曾意气风发，憧憬着闯出一番天地，梦想着改变世界；你我努力工作、耗费半生，终在这城市间可有地立足；你我本都是堂堂正正、正直勇敢，却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活出了不同的模样。

有人活成了高高在上的杨国忠，有人变成了不阴不阳的鱼朝恩，有人是欺上瞒下的刘署令，有人是置身于外的杜少陵，但更有人是兢兢业业的李善德。

这个曾经的城门少年郎，为人正直、一生坦荡，他不作恶、不为祸、不欺人、不媚上，在工作上勤恳务实，工有所偿，学有所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小康安居。

可即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因为被摊派设计的不可能的任务，改变了一生。

无意义的任务，因为媚上而无人敢于反驳；设计陷害，无能上级为求自保借机排除异己；尸位素餐，相关部门最擅长的就是动动嘴皮将皮球从手上踢出去；成果收割，论功行赏时无关之人个个奋力表现；暗渡陈仓，掌握权力方趁机大肆敛财。

只有李善德，他一心成事，在这个不公平的泥沼潭中苦苦挣扎。

他虽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也曾在朋友的提点下向权势低头，在杨国忠所谓“强者无需遵循任何流程”的授权下尝到了掌握强权的滋味。

但看到大片大片种植多年的荔枝树被砍伐，看到无辜的平民被迫逃亡流离失所，他终究无法违心去成为染黑清白的那个织网人。

这也许是所谓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在这场考验人性的修罗场中，李善德终不愿同流合污，终选择跟从内心，更敢于执仗言辞揭露黑暗之不公、斥责魑魅与魍魉，这是他问心无愧的勇敢，是他正直内心的倔强。

可悲的是，这耗尽数月之久的任务，砍尽了岭南的所有荔枝树、榨干了沿途平民每一滴血汗、奉献了百里奔赴却丧命于权斗刀下的无辜送货郎、倾尽了举国上下官民全力终能保得能及时送达的仅存的一瓮荔枝，在一桌琳琅满目的果香菜品中，黯然失色。

这一场浩劫所获的，只是一道无人问津的盘中水果。

控诉多于讽刺！

而我们日常大费周章所做之事中，又有多少正如这一盘荔枝一般，无意也无义？

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那些尔虞我诈的算计、冠冕堂皇的虚妄堆出的庙宇高堂，终不如岭南山下种一株果树收一颗荔枝更踏实自在。

身在官场的李善德身不由己，被押上妻女性命的处境下只能背水一战。

所幸的是，你我都还有选择……

看完《长安的荔枝》，对大鹏的认知变得更加明确了。

一直以来，他都被许多人视作“接地气的创作者”、“真诚的表达者”，但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大鹏其实更像一位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他和陈思诚——这两位常被拿来对比的“票房赢家”——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

之所以大鹏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他不像陈思诚那样频繁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个人趣味与审美偏执，观众不会在银幕前被突如其来的男性凝视、古怪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骚动刺激得出戏。

相反，大鹏在创作中极力控制自我表达的分寸，他的作品很“懂事”——在视觉节奏上迎合当下主流的快感需求，也乐于调配催泪、燃情、逆袭等情绪爆点，确保观众在单位时间内情绪被最大程度调动。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电影在情绪的操控上有时显得过于工整而缺乏留白——像一个“精算师”，将爽感与感动的剂量配比得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真正出人意料的灵魂触动。

大鹏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热烈》、《年会不能停》、包括这次的《长安的荔枝》都可算在这个套路之下，可以看出他在不断打磨一套非常保险的创作模式：选题不出错，情绪要对路，角色必须讨喜，冲突最终都会被感动所中和。

和陈思诚不同的是，大鹏更善于把握社会的主流情绪。

他的电影就像时代滤镜下的热搜剪辑，把观众容易共情的部分挑选出来，拼贴成一个爽点密集的通俗叙事。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作品真的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

还是只是在精准共情后产生了某种惯性的好评？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作为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它原本有机会在古装轻喜剧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结构与阶层通达，但大鹏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在意观众是否“看爽了”。

相比原著中更具层次的角色塑造，电影中人物变得更为扁平、脸谱化，他们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服务于观众的情绪释放而非内在逻辑的递进。

剧情安排上也显得过于顺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像提前设计好的KPI，目的明确，情绪无误。

结果是，观众的情绪确实“到了”，但电影本身是否真的抵达了一定层次和深度？

大鹏本人的表演在最后是否真的承接住了影片情绪的高潮？

当人物到达情感的极值，银幕上的大鹏究竟是匹配了这个强度，还是仅仅完成了功能性的剧情完结？

这是我对大鹏创作的担忧。

他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品的完整与多义。

他在努力做出“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通俗电影教科书式的示范”，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能成为值得反复咀嚼的作品。

说到底，大鹏没问题，他只是太懂观众了。

而电影这件事，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点不懂的勇气。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到底是被忽悠进去说是喜剧 啊啊啊啊啊 但是貌似有时代性错误，杜少陵青年时期，李白在儿童时代说长风破浪会有时？

（如有不对别喷我 只能解释在背诗 但后面长辈的赞扬是在？

给五分的原因是真的沉重，情节设置暂且不提。

如鹅毛飞散的几十年，一辈子就过去了。

如鲠在喉完全哭不出来，一家人团聚甚至成了奢求。

真是应了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像甜只甜了一瞬，苦却苦了很多年。

你说大傻子老李幸福吗，虽然有算数才能却不受重用，满腔热血却堪堪一介小官，置办房产还要借贷佛庙，但是在那无限接近的，开满桂花的明天，一切都是有盼头的。

说到桂花，树的意向很多，木棉，朴素的名字，却有艳红大体量的花，白头的赤子从客乡赶回有妻女的“客乡”，木棉遍地。

寄托着父母传承的荔枝树，被逐棵砍掉真的很可惜，想到之前外公辛苦了半辈子培养的园子拆迁没了，因为总是觉得可以拖，可以等，等到一年的桃子熟了，也没有去找讨树的谈个好价钱，一个煮碗面都要向外婆寻求夸奖的人，将高过房檐的黄杨草草交与别人，扛着自己亲手种的树移到车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最终也没有等到那年的桃子成熟，园子没了。

影片自认为最好的一段感觉就是从老李抵达长安开始的。

从未想过，一生被冠以沉郁底色的杜甫也能有如此豪情之时，长镜头推远几颗荔枝被抬上，没有出现杨贵妃的整张脸，一个红妆的嘴角，一只精致的巧手，抵在荔枝上，又轻轻放下，我个人认为这里缺掉的一个是被杨国忠吃的，祸国的妖妃从来是为无能的统治者专门定制的华丽遮羞布，但是正因艳丽，你的所作所为更无处遁形。

在极其失败的剧版映衬之下，影版的《长安的荔枝》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般，虽然看着经费贫穷，但仍以极其尊重原著的态度与大鹏足以令人信服的演出（远胜白客庄达菲杨幂等角色）让本片有了上佳的观感。

不得不说马伯庸的这部作品，以一个小小荔枝使的视角，在精算路途花销之间，上观圣上权贵，下察民生之多艰，个人的命运无常置身于王权将倾之刻，确然精彩。

在《超人》的失望之后，《长安的荔枝》也算让我解了解毒，虽还不知《东极岛》成色如何，好歹暑期档国产影片不至于全军覆没。

如下内容包含少量剧透影片里有一镜头我念念不忘，那就是一盘岭南荔枝摆放装盘，送到贵妃面前，其后镜头几度迁移，最后回到这无人问津的荔枝之上。

这个镜头我想了很久，纵然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李善德为民慷慨发声，比如李善德一家被贬岭南，比如一年后长安沦陷他们因祸得福，比如北望长安，嘴里塞满了长安望而不得的荔枝鲜...但我觉得，既然名曰《长安的荔枝》，不如就稍改这一桥段，以此做结，反倒更有感觉。

下面是一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镜头对准骑马入城的李善德马背上的一瓮荔枝。

这一瓮在马歇后立刻被宫内人团团围住，七手八脚扛入御膳房内，掀开瓮盖，清理覆盖的黄泥，从中掏出仍然新鲜的荔枝一串。

镜头继续跟在这一串荔枝之上，几双巧手剪除荔枝枝叶，用水濯洗后，排布整齐，挑出里面最为饱满，色泽亦最为鲜亮的十三颗，剩余之荔枝被剥开品尝以验证滋味是否变化。

这精挑细选的十三粒荔枝，被置入早已准备好的冰鲜承盘之上，一四八垒至三层，所谓“步步高”之寓意。

这三层塔的荔枝，被交由宫内办事最稳妥的太监，让其托着送至贵妃寿宴。

接下来便如电影一样，这几颗荔枝穿越胡旋的西域舞姬，穿过献艺的西洋异士，穿过戒卫森严的禁军将士，穿过前来贺喜的文武百官，最终呈递到了桌面之上。

此时镜头稍微拉远，只见桌面上左右琳琅瓜果，哪个不是平日皇城少见之品种。

镜头继续对焦至荔枝之上，只听一画外音说：“这是右相与鱼总管合力从岭南转运的荔枝鲜十三枚，请贵妃品尝。

”听见银铃般的笑容，只见画面上方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就将拿起那顶层的一颗荔枝。

又一声画外音传来“这是安禄山带来的节目，请贵妃过目。

”那只手缩走了。

而后歌舞升平喧闹之声，而画面一直对着这三层荔枝孤塔。

画面上荔枝周围的空间，字幕尽可打上这十三枚荔枝转运前前后后之价格，收于民脂民膏，填于大唐国库。

字幕尽可说李善德一家之后贬谪岭南之事，重新种上荔枝树，也算求得了内心平静。

字幕尽可再说一年之后安禄山起兵，长安沦陷。

此时那承荔枝小盘中的冰块稍融，撑不住这荔枝塔，顶上的那枚荔枝悄然滚落。

此为结局，现标题：长安的荔枝

至于其余需要讲述之事，用彩蛋等方式周知观众亦不唐突。

既然是《长安的荔枝》，那就让这十三颗长安的荔枝，成为本片的结尾吧。

ps：前些日公司购置桂味荔枝发给每个员工一箱，家中人丁不兴，荔枝吃多亦容易上火，只敢日啖五枚，不几日那荔枝纵然存于所谓零度保鲜冰箱之内，亦不免色变，香变，乃至味变不可食用，一箱荔枝，最终扔之大半，不免心有所惜。

之前也读《长安的荔枝》，顿感时代不同，当年大费周章转运的荔枝，如今已是遍地都是，不再稀奇，只是这巧立名目，剥削民脂民膏之事，似乎从未绝断。

为了这浩大帝国的颜面，为了龙颜一悦，今日用谎言粉饰太平，明日穿大洋挑起争端，大事小事皆要占点便宜，赢而不麻，赢而不倦，如此之帝国，倾倒不也在须臾之间吗？